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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梁金生,1948年生,祖籍河北大成,原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处处长。从其高祖父起,梁家连续五代人都在故宫供职,这一传奇经历已成为一段佳话。
早上8点,67岁的梁金生都会骑着自行车从北京东四环外的家准时赶到故宫——这是他坚持了36年的习惯。梁金生退休前是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处处长,人称“大内总管”,负责180多万件文物的保管、征集和抽查。退休后,他被返聘回來。
梁金生的办公室位于故宫东华门附近一处僻静的院落。房间不大,一张办公桌、一个书架、一组沙发,就已经装得满满当当。平日这里很安静,不过最近,他的办公室突然热闹起来——今年10月10日是故宫博物院成立90周年纪念日,吸引人们纷至沓来的,正是梁家五代人在百余年间书写的一段与紫禁城的传奇故事。
三代宫廷画师
梁金生曾在故宫藏品里见过高祖父梁德润和曾祖父梁世恩的画作,百十来件作品,以花鸟鱼虫为主,隔着玻璃远远望去,很难看清楚。梁家自己倒没藏有这些传世之宝,整个家族曾随故宫文物几度迁移,祖辈们的画作早已散落,一件都没有留下。
梁家与紫禁城的缘分始于清朝咸丰年间。梁金生的高祖父梁德润通过选拔,进入内务府宫廷画院如意馆,担任咸丰皇帝的宫廷画师。光绪年间,曾祖父梁世恩也进入宫廷就职,担任如意馆的掌管。祖父梁廷炜这一辈同样是承袭祖业,可就在他进宫担任画师不久,一场大变革发生了。
1912年,清王朝灭亡,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大清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被逐出紫禁城。为了防止国宝损失或外流,民国政府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梁廷炜也由画师变成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1925年“双十节”,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梁廷炜被分配在图书馆,进行图书的编目整理。“我爷爷经历了紫禁城从皇宫到故宫的变迁,他后来的命运也随着故宫文物的迁移发生了巨大改变。”梁金生向《环球人物》记者感慨道。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告急,一些专家提出“文物南迁”,随即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认为国家风雨飘摇之际,文物南迁必然动摇人心;且文物“一散不可复合”,一旦离开故土,重归之日将不可预知。为此一些民众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更有甚者对故宫的工作人员进行威胁恐吓。为了避免招惹麻烦,梁廷炜不得已把挂在家宅大院门口的牌子“梁宅”改成了“杨宅”。
但随着时局愈加动荡,文物南迁势在必行。1933年2月5日夜,从故宫到前门火车站全线戒严,一大批板车停在了神武门广场上,第一批两千多箱文物起运。3个多月里,共有13491箱珍稀文物分批登上开往上海的列车,世界文物史上绝无仅有的“国宝长征”就此拉开帷幕。梁廷炜也带着家人一同上路,开始了押运国宝辗转各地的漫漫征程。
祖父护送文物南迁
梁金生说,关于文物南迁的这段历史,媒体很少报道,父亲梁匡忠在世时也不愿多提。梁金生出生在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当时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随国宝南迁而来的,从他们的聊天中,梁金生才了解到一些祖父护送文物的故事。
故宫文物运抵上海后一直存放在法租界一座天主教堂,直到1936年,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才被运往南京冶山一座3层楼的库房保存。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响起,抗战全面爆发。11月,上海沦陷,南京已经袒露于日军的炮火之下。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故宫文物也开始分3路向后方运送:一路从汉口,转长沙、贵阳,保存在贵州安顺的“华岩洞”;一路经宝鸡、汉中、广元、成都,保存在四川峨眉,梁廷炜负责护送的正是这条线路;还有一路沿长江而上,经汉口、宜昌、重庆、宜宾,保存在四川乐山。由于当时交通工具紧张,还有2900多箱文物留在了南京,抗战胜利后才被交接回来。
虽然押运途中没有与日军发生正面冲突,但几次躲避飞机轰炸的经历还是险象环生。“我爷爷在汉中的时候,一天,他正与运送文物的运输公司结账,突然空袭警报拉响了。他赶紧往城外的菜地跑,还没跑到,日军就开始了轰炸,他只好躲在一个桥洞底下。轰炸过后,他发现那片菜地被炸了,死了不少人。”还有一次,梁廷炜从乐山沿大渡河押运文物至安谷的途中,因为逆水而上,加上事态紧急,船撞到巨石,他不慎落水,还好并无大碍。
梁金生说,故宫的文物是有灵性的,每次都能化险为夷。“1939年8月19日,日军飞机轰炸完重庆,转了个弯又开始空袭乐山。当时文物正从乐山运往安谷的途中。在那次轰炸中,半座乐山城化为灰烬。但安谷上空却因为有厚重的云团,日军飞机根本没法靠近,而保得平安。再比如,去贵州的那80箱文物,在长沙大学图书馆存放了好些日子,因为觉得不安全就往贵州安顺方向转移,走了不到一个星期,长沙大学图书馆就被炸了。”在那段黑暗的岁月里,故宫护宝人经历了一次次生与死的考验,无数次与险隘擦肩,无数次化险为夷,终于保住了大批文物。
无论文物南迁还是西迁,梁金生的父亲梁匡忠都一直跟在祖父梁廷炜身边。1941年,17岁的梁匡忠开始负责库房管理工作。“北方的东西到了南方,受不了潮,尤其是书籍、画作、丝织品这类古物,所以防潮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天气好的时候,我父亲和爷爷就要打开箱子进行晾晒。到了四川,不仅天气更加潮湿,还有白蚁,所以他们的工作又增加了查白蚁,防鼠。” 抗战胜利,内战硝烟又起。随着蒋介石军队在大陆战场节节败退,国民政府密谋将部分故宫文物分3批运往台湾。1949年1月,祖父梁廷炜接到密令,押送其中一批赴台,随他一同前往的还有梁金生的祖母、大哥、二叔、三叔。梁金生的父亲梁匡忠则奉命留在了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
谁都未曾料想,这匆匆一别竟是数十载,再相聚时有的亲人已是阴阳永隔。
就算當泥水匠也要进故宫
尽管当年运送故宫文物去台湾属于政府行为,但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此事被定性为“蒋介石盗运古物”,这层关系自然给留在大陆的梁家带来不小的麻烦。
“我在北京十三中读初中,当时一年级有四五百人,只有两个预备团员,我是其中之一。后来班里都有团支部了,我还是预备团员。”梁金生笑着回忆。1968年,20岁的梁金生到内蒙古通辽插队。插队11年,入党、提干、招工、招生等,统统与他无缘。“当时农村还有民兵,可我一直都不是,人家都发枪,我也没有。”最后经人介绍,梁金生进了一家民办小学当老师。
1979年,知青大返城,分配工作要统一参加考试。从小在故宫大院里长大的梁金生第一个想要填报的就是故宫。可在故宫的各招工部门中,只有工程队接收30岁以上人员。当时已经31岁的梁金生二话不说就报了名。“梁家几代人的故宫情结,让我特别坚定,就算当泥水匠也要进故宫。”就这样梁金生从工人做起,5年后才调到保管部总保管组,负责文物总账、文物征集以及库房保管。
时至今日,梁金生依然秉持着老故宫人的原则——“搞文物的不收藏文物”。研究了一辈子文物,他却从不逛古玩市场,用他的话说“看惯了皇家的东西,再看别的都觉得不起眼”。偶尔会有朋友找他去帮忙鉴宝,梁金生也是点到为止。
虽然兄弟姐妹中,只有梁金生一人在故宫工作,但梁家几个孩子都与故宫有着一种密切联系——他们的名字都以国宝押送储藏之地取名。“我的大哥是1944年在四川峨眉出生的,因此取名叫梁峨生。大姐是1946年在乐山出生的,乐山古时叫嘉定府,因此取名叫梁嘉生。弟弟妹妹的名字也是如此。”梁金生说,给孩子取名的主意来自祖父梁廷炜,他希望孩子们长大后记住这段历史。
梁金生与海峡对岸的亲人取得联系,还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位黄先生从美国来到北京故宫参观,听闻他之前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工作,梁金生立即与他见了面。当时两岸还没有“三通”,梁金生只能写好家书,托付黄先生带回美国,再从那边把信转给台北故宫博物院。彼时,祖父梁廷炜已过世多年,台北故宫又将信转给在台南居住的梁金生的大哥。至此,梁家人中断了近40年的联系才又重新恢复。
梁金生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故宫,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至今,他都没想好要如何回答。这座红墙深院曾经主宰了家族五代人的命运,个中情愫怎是一两句话就说得清楚的。2008年,梁金生的父亲梁匡忠去世,海峡两岸两个故宫博物院最后一个见证文物南迁的老故宫人也走了。也是在这一年,梁金生到了退休的年纪。退休前,他终于完成了几十年来的心愿——入党。故宫有规定,不主张员工连带亲属关系,但大家还是希望梁金生唯一的儿子能来故宫工作,谁都不希望梁家与这里的缘分就此中断。
梁金生,1948年生,祖籍河北大成,原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处处长。从其高祖父起,梁家连续五代人都在故宫供职,这一传奇经历已成为一段佳话。
早上8点,67岁的梁金生都会骑着自行车从北京东四环外的家准时赶到故宫——这是他坚持了36年的习惯。梁金生退休前是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处处长,人称“大内总管”,负责180多万件文物的保管、征集和抽查。退休后,他被返聘回來。
梁金生的办公室位于故宫东华门附近一处僻静的院落。房间不大,一张办公桌、一个书架、一组沙发,就已经装得满满当当。平日这里很安静,不过最近,他的办公室突然热闹起来——今年10月10日是故宫博物院成立90周年纪念日,吸引人们纷至沓来的,正是梁家五代人在百余年间书写的一段与紫禁城的传奇故事。
三代宫廷画师
梁金生曾在故宫藏品里见过高祖父梁德润和曾祖父梁世恩的画作,百十来件作品,以花鸟鱼虫为主,隔着玻璃远远望去,很难看清楚。梁家自己倒没藏有这些传世之宝,整个家族曾随故宫文物几度迁移,祖辈们的画作早已散落,一件都没有留下。
梁家与紫禁城的缘分始于清朝咸丰年间。梁金生的高祖父梁德润通过选拔,进入内务府宫廷画院如意馆,担任咸丰皇帝的宫廷画师。光绪年间,曾祖父梁世恩也进入宫廷就职,担任如意馆的掌管。祖父梁廷炜这一辈同样是承袭祖业,可就在他进宫担任画师不久,一场大变革发生了。
1912年,清王朝灭亡,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大清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被逐出紫禁城。为了防止国宝损失或外流,民国政府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梁廷炜也由画师变成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1925年“双十节”,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梁廷炜被分配在图书馆,进行图书的编目整理。“我爷爷经历了紫禁城从皇宫到故宫的变迁,他后来的命运也随着故宫文物的迁移发生了巨大改变。”梁金生向《环球人物》记者感慨道。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告急,一些专家提出“文物南迁”,随即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认为国家风雨飘摇之际,文物南迁必然动摇人心;且文物“一散不可复合”,一旦离开故土,重归之日将不可预知。为此一些民众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更有甚者对故宫的工作人员进行威胁恐吓。为了避免招惹麻烦,梁廷炜不得已把挂在家宅大院门口的牌子“梁宅”改成了“杨宅”。
但随着时局愈加动荡,文物南迁势在必行。1933年2月5日夜,从故宫到前门火车站全线戒严,一大批板车停在了神武门广场上,第一批两千多箱文物起运。3个多月里,共有13491箱珍稀文物分批登上开往上海的列车,世界文物史上绝无仅有的“国宝长征”就此拉开帷幕。梁廷炜也带着家人一同上路,开始了押运国宝辗转各地的漫漫征程。
祖父护送文物南迁
梁金生说,关于文物南迁的这段历史,媒体很少报道,父亲梁匡忠在世时也不愿多提。梁金生出生在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当时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随国宝南迁而来的,从他们的聊天中,梁金生才了解到一些祖父护送文物的故事。
故宫文物运抵上海后一直存放在法租界一座天主教堂,直到1936年,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才被运往南京冶山一座3层楼的库房保存。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响起,抗战全面爆发。11月,上海沦陷,南京已经袒露于日军的炮火之下。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故宫文物也开始分3路向后方运送:一路从汉口,转长沙、贵阳,保存在贵州安顺的“华岩洞”;一路经宝鸡、汉中、广元、成都,保存在四川峨眉,梁廷炜负责护送的正是这条线路;还有一路沿长江而上,经汉口、宜昌、重庆、宜宾,保存在四川乐山。由于当时交通工具紧张,还有2900多箱文物留在了南京,抗战胜利后才被交接回来。
虽然押运途中没有与日军发生正面冲突,但几次躲避飞机轰炸的经历还是险象环生。“我爷爷在汉中的时候,一天,他正与运送文物的运输公司结账,突然空袭警报拉响了。他赶紧往城外的菜地跑,还没跑到,日军就开始了轰炸,他只好躲在一个桥洞底下。轰炸过后,他发现那片菜地被炸了,死了不少人。”还有一次,梁廷炜从乐山沿大渡河押运文物至安谷的途中,因为逆水而上,加上事态紧急,船撞到巨石,他不慎落水,还好并无大碍。
梁金生说,故宫的文物是有灵性的,每次都能化险为夷。“1939年8月19日,日军飞机轰炸完重庆,转了个弯又开始空袭乐山。当时文物正从乐山运往安谷的途中。在那次轰炸中,半座乐山城化为灰烬。但安谷上空却因为有厚重的云团,日军飞机根本没法靠近,而保得平安。再比如,去贵州的那80箱文物,在长沙大学图书馆存放了好些日子,因为觉得不安全就往贵州安顺方向转移,走了不到一个星期,长沙大学图书馆就被炸了。”在那段黑暗的岁月里,故宫护宝人经历了一次次生与死的考验,无数次与险隘擦肩,无数次化险为夷,终于保住了大批文物。
无论文物南迁还是西迁,梁金生的父亲梁匡忠都一直跟在祖父梁廷炜身边。1941年,17岁的梁匡忠开始负责库房管理工作。“北方的东西到了南方,受不了潮,尤其是书籍、画作、丝织品这类古物,所以防潮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天气好的时候,我父亲和爷爷就要打开箱子进行晾晒。到了四川,不仅天气更加潮湿,还有白蚁,所以他们的工作又增加了查白蚁,防鼠。” 抗战胜利,内战硝烟又起。随着蒋介石军队在大陆战场节节败退,国民政府密谋将部分故宫文物分3批运往台湾。1949年1月,祖父梁廷炜接到密令,押送其中一批赴台,随他一同前往的还有梁金生的祖母、大哥、二叔、三叔。梁金生的父亲梁匡忠则奉命留在了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
谁都未曾料想,这匆匆一别竟是数十载,再相聚时有的亲人已是阴阳永隔。
就算當泥水匠也要进故宫
尽管当年运送故宫文物去台湾属于政府行为,但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此事被定性为“蒋介石盗运古物”,这层关系自然给留在大陆的梁家带来不小的麻烦。
“我在北京十三中读初中,当时一年级有四五百人,只有两个预备团员,我是其中之一。后来班里都有团支部了,我还是预备团员。”梁金生笑着回忆。1968年,20岁的梁金生到内蒙古通辽插队。插队11年,入党、提干、招工、招生等,统统与他无缘。“当时农村还有民兵,可我一直都不是,人家都发枪,我也没有。”最后经人介绍,梁金生进了一家民办小学当老师。
1979年,知青大返城,分配工作要统一参加考试。从小在故宫大院里长大的梁金生第一个想要填报的就是故宫。可在故宫的各招工部门中,只有工程队接收30岁以上人员。当时已经31岁的梁金生二话不说就报了名。“梁家几代人的故宫情结,让我特别坚定,就算当泥水匠也要进故宫。”就这样梁金生从工人做起,5年后才调到保管部总保管组,负责文物总账、文物征集以及库房保管。
时至今日,梁金生依然秉持着老故宫人的原则——“搞文物的不收藏文物”。研究了一辈子文物,他却从不逛古玩市场,用他的话说“看惯了皇家的东西,再看别的都觉得不起眼”。偶尔会有朋友找他去帮忙鉴宝,梁金生也是点到为止。
虽然兄弟姐妹中,只有梁金生一人在故宫工作,但梁家几个孩子都与故宫有着一种密切联系——他们的名字都以国宝押送储藏之地取名。“我的大哥是1944年在四川峨眉出生的,因此取名叫梁峨生。大姐是1946年在乐山出生的,乐山古时叫嘉定府,因此取名叫梁嘉生。弟弟妹妹的名字也是如此。”梁金生说,给孩子取名的主意来自祖父梁廷炜,他希望孩子们长大后记住这段历史。
梁金生与海峡对岸的亲人取得联系,还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位黄先生从美国来到北京故宫参观,听闻他之前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工作,梁金生立即与他见了面。当时两岸还没有“三通”,梁金生只能写好家书,托付黄先生带回美国,再从那边把信转给台北故宫博物院。彼时,祖父梁廷炜已过世多年,台北故宫又将信转给在台南居住的梁金生的大哥。至此,梁家人中断了近40年的联系才又重新恢复。
梁金生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故宫,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至今,他都没想好要如何回答。这座红墙深院曾经主宰了家族五代人的命运,个中情愫怎是一两句话就说得清楚的。2008年,梁金生的父亲梁匡忠去世,海峡两岸两个故宫博物院最后一个见证文物南迁的老故宫人也走了。也是在这一年,梁金生到了退休的年纪。退休前,他终于完成了几十年来的心愿——入党。故宫有规定,不主张员工连带亲属关系,但大家还是希望梁金生唯一的儿子能来故宫工作,谁都不希望梁家与这里的缘分就此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