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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恪守的人生训条是“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多用钱”。这“三怕”其实贯穿着一条红线——心里只装着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为革命、为人民公而忘私，不怕含辛茹苦，宁愿艰苦朴素、勤俭节约。
今年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任弼时同志逝世70周年。任弼时的小女儿任远芳，今年已82岁了，在接受采访时，她一直重复着这样一句话：“我和父亲共同生活总共不超过一年零七个月，对父亲了解得非常少。”尽管任远芳没有和父亲相处多少时间，但当年和父亲在一起的快乐时光，任远芳记忆犹新，特别是通过以后的学习，使她对父亲的高尚品格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
堅持实事求是的作风
1931年4月，任弼时与王稼祥、顾作霖等，作为中央代表来到中央苏区，任弼时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这时，苏区中央局正在长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肯定了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前委在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政权和创造红军等方面是执行了“六大”的正确方针，批评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和三中全会的“调和”作法。会议也讨论了第二次反“围剿”的打法，但在作战方针问题上有争论。毛泽东主张把部队从江西、福建边境向西拉回到富田、东固一带，从富田、东固向东横扫，这样打，回旋余地大。但有的同志主张由东向西打。争论结果，会议同意了毛泽东的作战方针。会议改选毛泽东为苏区中央局书记。任弼时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不久，他来到江西瑞金的叶坪。
在党的组织工作上，任弼时不仅抓党的领导机关建设，而且非常重视基层支部建设。他常说：“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是党与群众的连接环。党的一切决议，必须经过支部的执行。因此，必须健全党的支部。”他批评了那些不重视支部作用的党组织负责人，提出：我们一定要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要严厉纠正那些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形而上学的形式主义、强迫命令的机会主义的工作作风，必须创造新的布尔什维克工作方法与作风，切实做到面向支部、面向群众。他要求各级党部的负责同志，都必须亲身到群众中了解和指导工作。只有一刻不放松去检阅和督促每个组织，每项工作具体执行情况，才能提高党员的积极性，推动整个工作的进步，才能从新的实际经验中创造出新的工作方式和作风。
关心爱护群众
1940年，任弼时回延安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从人事安排到谁吃大灶、中灶、小灶，事无巨细，他都得管，十分辛苦。由于能够坚定地维护党的团结，关心爱护干部，能够设身处地为他们考虑，所以很多同志遇到问题都愿意来找他解决。
抗战胜利后，中央决定派出东北干部团日夜兼程挺进东北。时任延安市青年救国联合会宣传部部长兼青年俱乐部主任的东北人褚志远是干部团的成员。接令几天后，褚志远去枣园向任弼时辞别。任弼时询问了他的近况，关切地说：“去东北的路程很远，相隔这些年，那里的情况你已经不甚了解，把孩子交给党中央和我，别带了。等到那里打开局面，站稳脚跟，中央再负责把孩子给你们送去。”褚志远的儿子当时还不满两岁，带去东北确实有困难，任弼时细致入微的关心使褚志远十分感动。临走时，任弼时还语重心长地叮咛：“你是东北干部，又是青年人，10年没回家了。到家乡后，要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要戒骄戒躁，万不可有衣锦还乡、荣归故里的想法。我党在那里的威望很高，要为党多做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任弼时非常关心身边的工作人员，体恤民情的作风也一如既往。一天傍晚，保健医生刘佳武和卫士陪任弼时到附近田野里散步。薄暮中，只见一位老农拿着竹竿伫立在水塘边。任弼时上前问老人：“吃晚饭没有？”老人说：“没有，这两天得看庄稼，不然就被休养所的鸭子给糟蹋了！”任弼时回头问卫士：“鸭子是哪儿来的？”卫士说：“是伙房放养在水塘里的。”任弼时明白了，原来是鸭子侵害了群众的庄稼。他当即向老农表示了歉意，马上吩咐卫士通知管理员，不得再把鸭子放养在水塘里。第二天一早，他又到塘边去散步，为的是检查鸭子是否还放养在那里，结果未见到一只鸭子，这才放下心来。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任弼时恪守的人生训条是“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多用钱”。这“三怕”其实贯穿着一条红线——心里只装着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为革命、为人民公而忘私，不怕含辛茹苦，宁愿艰苦朴素、勤俭节约。
在中央苏区，任弼时和战士们一起上山挖野菜，过一样艰苦的生活;在长征途中，任弼时拖着重病而虚弱的身躯，吃力地扶杖前进，有担架也不坐;在转战陕北中，任弼时多次摔倒在地上，他爬起来，不让人搀扶，一直走到目的地。新中国成立后，任弼时在30年代所用的一条毯子还在用着，这是组织上发给他的战利品;他的爱人陈琮英用自己的毛围巾为他改织的毛衣，穿了10多年，早已破得不能再穿，他照样穿着。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到北平时，有关部门建议给书记处的同志每人做一套新衣服，以便穿着参加入城阅兵式。经请示任弼时，他不同意，说：“我们是穿着这身衣服打天下的，也能穿着这身衣服进北平。”
进城后，他制止了工作人员想将他的旧被子、旧衣服换掉的做法，并诚恳地对工作人员说：“你们不要以为现在进城了，应该阔气一些了，这样想就不对了，不能忘记目前我们国家和人民还有困难，什么东西也不准给我领，那些被褥和衣服补一补还可以用嘛。”他特别注意节约用电，时常告诉孩子们和工作人员，“人走灯灭”，并在每个房间电灯开关处写上“人走灯灭”的字样以提醒大家。
任弼时对自己严格要求，对亲属的要求也很严格。他从未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子女和亲属谋取半点私利，也不允许他们搞特殊。他经常询问陈琮英菜钱有没有超过标准，生活用品是不是按制度领的。孩子们的衣服破了，他让陈琮英把大人的破旧衣服改做给他们穿。孩子们回家，就让他们到大灶去吃饭，处处注意不让他们有特殊感。他对孩子们常说：“吃了人民的小米，不能辜负人民对你们的希望，将来一定要为人民做事。”
（《团结报》2020.11.6 叶介甫/文）
今年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任弼时同志逝世70周年。任弼时的小女儿任远芳，今年已82岁了，在接受采访时，她一直重复着这样一句话：“我和父亲共同生活总共不超过一年零七个月，对父亲了解得非常少。”尽管任远芳没有和父亲相处多少时间，但当年和父亲在一起的快乐时光，任远芳记忆犹新，特别是通过以后的学习，使她对父亲的高尚品格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
堅持实事求是的作风
1931年4月，任弼时与王稼祥、顾作霖等，作为中央代表来到中央苏区，任弼时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这时，苏区中央局正在长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肯定了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前委在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政权和创造红军等方面是执行了“六大”的正确方针，批评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和三中全会的“调和”作法。会议也讨论了第二次反“围剿”的打法，但在作战方针问题上有争论。毛泽东主张把部队从江西、福建边境向西拉回到富田、东固一带，从富田、东固向东横扫，这样打，回旋余地大。但有的同志主张由东向西打。争论结果，会议同意了毛泽东的作战方针。会议改选毛泽东为苏区中央局书记。任弼时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不久，他来到江西瑞金的叶坪。
在党的组织工作上，任弼时不仅抓党的领导机关建设，而且非常重视基层支部建设。他常说：“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是党与群众的连接环。党的一切决议，必须经过支部的执行。因此，必须健全党的支部。”他批评了那些不重视支部作用的党组织负责人，提出：我们一定要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要严厉纠正那些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形而上学的形式主义、强迫命令的机会主义的工作作风，必须创造新的布尔什维克工作方法与作风，切实做到面向支部、面向群众。他要求各级党部的负责同志，都必须亲身到群众中了解和指导工作。只有一刻不放松去检阅和督促每个组织，每项工作具体执行情况，才能提高党员的积极性，推动整个工作的进步，才能从新的实际经验中创造出新的工作方式和作风。
关心爱护群众
1940年，任弼时回延安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从人事安排到谁吃大灶、中灶、小灶，事无巨细，他都得管，十分辛苦。由于能够坚定地维护党的团结，关心爱护干部，能够设身处地为他们考虑，所以很多同志遇到问题都愿意来找他解决。
抗战胜利后，中央决定派出东北干部团日夜兼程挺进东北。时任延安市青年救国联合会宣传部部长兼青年俱乐部主任的东北人褚志远是干部团的成员。接令几天后，褚志远去枣园向任弼时辞别。任弼时询问了他的近况，关切地说：“去东北的路程很远，相隔这些年，那里的情况你已经不甚了解，把孩子交给党中央和我，别带了。等到那里打开局面，站稳脚跟，中央再负责把孩子给你们送去。”褚志远的儿子当时还不满两岁，带去东北确实有困难，任弼时细致入微的关心使褚志远十分感动。临走时，任弼时还语重心长地叮咛：“你是东北干部，又是青年人，10年没回家了。到家乡后，要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要戒骄戒躁，万不可有衣锦还乡、荣归故里的想法。我党在那里的威望很高，要为党多做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任弼时非常关心身边的工作人员，体恤民情的作风也一如既往。一天傍晚，保健医生刘佳武和卫士陪任弼时到附近田野里散步。薄暮中，只见一位老农拿着竹竿伫立在水塘边。任弼时上前问老人：“吃晚饭没有？”老人说：“没有，这两天得看庄稼，不然就被休养所的鸭子给糟蹋了！”任弼时回头问卫士：“鸭子是哪儿来的？”卫士说：“是伙房放养在水塘里的。”任弼时明白了，原来是鸭子侵害了群众的庄稼。他当即向老农表示了歉意，马上吩咐卫士通知管理员，不得再把鸭子放养在水塘里。第二天一早，他又到塘边去散步，为的是检查鸭子是否还放养在那里，结果未见到一只鸭子，这才放下心来。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任弼时恪守的人生训条是“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多用钱”。这“三怕”其实贯穿着一条红线——心里只装着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为革命、为人民公而忘私，不怕含辛茹苦，宁愿艰苦朴素、勤俭节约。
在中央苏区，任弼时和战士们一起上山挖野菜，过一样艰苦的生活;在长征途中，任弼时拖着重病而虚弱的身躯，吃力地扶杖前进，有担架也不坐;在转战陕北中，任弼时多次摔倒在地上，他爬起来，不让人搀扶，一直走到目的地。新中国成立后，任弼时在30年代所用的一条毯子还在用着，这是组织上发给他的战利品;他的爱人陈琮英用自己的毛围巾为他改织的毛衣，穿了10多年，早已破得不能再穿，他照样穿着。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到北平时，有关部门建议给书记处的同志每人做一套新衣服，以便穿着参加入城阅兵式。经请示任弼时，他不同意，说：“我们是穿着这身衣服打天下的，也能穿着这身衣服进北平。”
进城后，他制止了工作人员想将他的旧被子、旧衣服换掉的做法，并诚恳地对工作人员说：“你们不要以为现在进城了，应该阔气一些了，这样想就不对了，不能忘记目前我们国家和人民还有困难，什么东西也不准给我领，那些被褥和衣服补一补还可以用嘛。”他特别注意节约用电，时常告诉孩子们和工作人员，“人走灯灭”，并在每个房间电灯开关处写上“人走灯灭”的字样以提醒大家。
任弼时对自己严格要求，对亲属的要求也很严格。他从未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子女和亲属谋取半点私利，也不允许他们搞特殊。他经常询问陈琮英菜钱有没有超过标准，生活用品是不是按制度领的。孩子们的衣服破了，他让陈琮英把大人的破旧衣服改做给他们穿。孩子们回家，就让他们到大灶去吃饭，处处注意不让他们有特殊感。他对孩子们常说：“吃了人民的小米，不能辜负人民对你们的希望，将来一定要为人民做事。”
（《团结报》2020.11.6 叶介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