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通过阅读大量关于反倾销经济效应的文献，本文发现：反倾销措施的实施会引发贸易抑制及转移效应、产业链的继发性保护效应、投资跨越效应和福利损害效应。
近年来，随着经济一体化和贸易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正在变得越来越密切，同时各国的贸易摩擦也日趋激烈，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法律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反倾销守则，正在被WTO各成员国越来越频繁地使用，世界各国学术界开始了对出口商品反倾销问题的研究，出现了大量的经济学文献。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反倾销会产生以下四种经济效应：
一、贸易抑制转移效应
Krupp&Pollard(1996)通过考察1976年至1988年问美国化工行业反倾销对进口来源的影响，发现该行业存在贸易转移效应。Prusa(1997)收集了1980-1988年美国全部具有终裁结果的反倾销案件中涉案品的贸易数据，研究表明，针对所有类型的涉案产品，依然存在非常显著的贸易转移效应。Staiger和Wolak(1994)基于美国1980-1986年的进口量和价格变化数据，考察了这期间所有反倾销案例的起诉时间点以及调查的结果，测量了起诉、裁决对国内生产的影响，得出结论：
第一，搁置效应导致了贸易流的减少，而且国内竞争产业的产出增加，这与征收反倾销税的结果是一样的，而且从量上也几乎相当。
第二，调查效应更为明显，在调查初期进口数量的减少就已基本达到了若在初期征收反倾销税进口数量减少的一半。
第三，撤诉效应统计上不显著。他们是以提出反倾销指控后第一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的，因此其研究结果仅代表了反倾销调查的短期效应。
二、产业链的继发性保护效应
国外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开始于Hoekman与Leidy(1992)对继发性保护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文章不仪指出反倾销措施会从上游行业向下游行业扩散，同时还强调，下游产业的继发性保护的存在可能会引发上游产业提起更多的诉讼。如果这种对下游产业造成的损害，加大了下游产业提起并获得反倾销保护的可能性，并且这种保护足以补偿损失的话，上游产业的保护实际上反倒使下游产业“受益”。Feinberg和Kaplan(1993)在ftoekman与Leidy(1992)提出的理论分析基础上，研究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化工及金属行业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案例，发现在这两个部门对上游的保护延伸到对下游的保护是存在的，其中继发性反倾销发生的概率化工行业为72％，金属行业为39％。Sleuwaegen等(1998)的研究也表明下游产业的继发性保护可能又反过来促使上游产业寻求进一步保护。
三、投资跨越效应
Haaland与Wooton(1998)的研究表明，反倾销能激励国外企业进行突破贸易壁垒型的直接投资，在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国家设厂进行生产销售，以规避反倾销税。这种行为的结果会导致进口国国内竞争的加剧，从而可能使得国内生产商面临更加糟糕的境况。Belde rbos(1997)以及Belderbos与Sleuwaegen(1998)考察了日本电子企业对欧盟和美国反倾销措施的跨越性直接投资。结果得出，肯定性的反倾销裁定使得日本电子企业对欧盟进行直接投资的概率从19.6％上升到71.8％；对美国进行直接投资的概率从19.7％上升到35.95％。Blonigen，B ruce A andKaSaundra Tomlin，and Wesley W.Wilson(2004)研究了美国提出反倾销诉讼、请求贸易救济的企业的市场效应，以及他们的国外竞争对手宣告转出口为直接投资时的影响。认为如果不存在Tariff Jumping FDI，申诉成功的反倾销案例会给申诉企业带来平均3％的额外利益，否则可能额外利益为零大致从20世纪70年代初起，美日欧在国际贸易中的摩擦开始尖锐化，贸易战不断爆发。这些贸易战主要是美欧针对日本发起的，其平息主要是由美国、欧共体迫使日本接受“自动出口限制”等数量限制，或“起动价格”等价格限制，或对日本进口产品征收反倾销税等惩罚性关税。这些贸易保护措施的实施，对于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作用。
四、福利损害效应
Devault(1996)对美国1987-1992年首次实施的30项反倾销税的研究表明，每年给消费者造成的损失达5-8亿美元。国内生产商通过反倾销税保护每增加1美元收入，消费者付出的代价为3.2美元。Blonigen与Haynes(2002)考察了美国1992-1993年对加拿大钢铁产品进行反倾销前后有关产品价格的变化，发现反倾销税的160％转嫁到加拿大钢铁产品在美国的售价中，由消费者承担。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1995)对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政策进行系统研究，估算结果显示反倾销税与平衡税命令如遭撤除，美国整体经济将增加净福利15.9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03％，但对个别产业之影响，发现贸易行为及救济措施对产出影响均大于对价格之影响。从总体上看，反倾销使国内进口竞争产业生产商受益，消费者利益受损。如果生产者利益的增进超过消费者福利的损失，整个国家则会获得净福利改善；反之，国家总体福利恶化。
近年来，随着经济一体化和贸易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正在变得越来越密切，同时各国的贸易摩擦也日趋激烈，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法律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反倾销守则，正在被WTO各成员国越来越频繁地使用，世界各国学术界开始了对出口商品反倾销问题的研究，出现了大量的经济学文献。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反倾销会产生以下四种经济效应：
一、贸易抑制转移效应
Krupp&Pollard(1996)通过考察1976年至1988年问美国化工行业反倾销对进口来源的影响，发现该行业存在贸易转移效应。Prusa(1997)收集了1980-1988年美国全部具有终裁结果的反倾销案件中涉案品的贸易数据，研究表明，针对所有类型的涉案产品，依然存在非常显著的贸易转移效应。Staiger和Wolak(1994)基于美国1980-1986年的进口量和价格变化数据，考察了这期间所有反倾销案例的起诉时间点以及调查的结果，测量了起诉、裁决对国内生产的影响，得出结论：
第一，搁置效应导致了贸易流的减少，而且国内竞争产业的产出增加，这与征收反倾销税的结果是一样的，而且从量上也几乎相当。
第二，调查效应更为明显，在调查初期进口数量的减少就已基本达到了若在初期征收反倾销税进口数量减少的一半。
第三，撤诉效应统计上不显著。他们是以提出反倾销指控后第一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的，因此其研究结果仅代表了反倾销调查的短期效应。
二、产业链的继发性保护效应
国外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开始于Hoekman与Leidy(1992)对继发性保护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文章不仪指出反倾销措施会从上游行业向下游行业扩散，同时还强调，下游产业的继发性保护的存在可能会引发上游产业提起更多的诉讼。如果这种对下游产业造成的损害，加大了下游产业提起并获得反倾销保护的可能性，并且这种保护足以补偿损失的话，上游产业的保护实际上反倒使下游产业“受益”。Feinberg和Kaplan(1993)在ftoekman与Leidy(1992)提出的理论分析基础上，研究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化工及金属行业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案例，发现在这两个部门对上游的保护延伸到对下游的保护是存在的，其中继发性反倾销发生的概率化工行业为72％，金属行业为39％。Sleuwaegen等(1998)的研究也表明下游产业的继发性保护可能又反过来促使上游产业寻求进一步保护。
三、投资跨越效应
Haaland与Wooton(1998)的研究表明，反倾销能激励国外企业进行突破贸易壁垒型的直接投资，在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国家设厂进行生产销售，以规避反倾销税。这种行为的结果会导致进口国国内竞争的加剧，从而可能使得国内生产商面临更加糟糕的境况。Belde rbos(1997)以及Belderbos与Sleuwaegen(1998)考察了日本电子企业对欧盟和美国反倾销措施的跨越性直接投资。结果得出，肯定性的反倾销裁定使得日本电子企业对欧盟进行直接投资的概率从19.6％上升到71.8％；对美国进行直接投资的概率从19.7％上升到35.95％。Blonigen，B ruce A andKaSaundra Tomlin，and Wesley W.Wilson(2004)研究了美国提出反倾销诉讼、请求贸易救济的企业的市场效应，以及他们的国外竞争对手宣告转出口为直接投资时的影响。认为如果不存在Tariff Jumping FDI，申诉成功的反倾销案例会给申诉企业带来平均3％的额外利益，否则可能额外利益为零大致从20世纪70年代初起，美日欧在国际贸易中的摩擦开始尖锐化，贸易战不断爆发。这些贸易战主要是美欧针对日本发起的，其平息主要是由美国、欧共体迫使日本接受“自动出口限制”等数量限制，或“起动价格”等价格限制，或对日本进口产品征收反倾销税等惩罚性关税。这些贸易保护措施的实施，对于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作用。
四、福利损害效应
Devault(1996)对美国1987-1992年首次实施的30项反倾销税的研究表明，每年给消费者造成的损失达5-8亿美元。国内生产商通过反倾销税保护每增加1美元收入，消费者付出的代价为3.2美元。Blonigen与Haynes(2002)考察了美国1992-1993年对加拿大钢铁产品进行反倾销前后有关产品价格的变化，发现反倾销税的160％转嫁到加拿大钢铁产品在美国的售价中，由消费者承担。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1995)对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政策进行系统研究，估算结果显示反倾销税与平衡税命令如遭撤除，美国整体经济将增加净福利15.9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03％，但对个别产业之影响，发现贸易行为及救济措施对产出影响均大于对价格之影响。从总体上看，反倾销使国内进口竞争产业生产商受益，消费者利益受损。如果生产者利益的增进超过消费者福利的损失，整个国家则会获得净福利改善；反之，国家总体福利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