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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作《浦著〈施耐庵传〉指瑕》《为浦著〈施耐庵传〉正本清源》在《博览群书》2014年第8期、《水浒争鸣》第15辑（万卷出版公司2014年版）先后刊发后，浦玉生在其主编的《水浒争鸣》第16辑（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撰《在为〈施耐庵传〉正本清源的幌子下》予以回应，读后令人失望，以至于对中国当下的文学和学术生态颇为悲观。近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顿觉拨云见日，豁然开朗，油然而生诸多反思。
文学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和吹捧
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作家艺术家要敢于面对批评自己作品短处的批评家，以敬重之心待之，乐于接受批评。”区区在两篇拙作中直率地指出浦玉生记述传主里籍的弄虚作假及知识点存在的若干瑕疵之处，本属正常的文学批评和学术争鸣，而浦先生开篇就出言不逊：“……写了一本《草泽英雄梦——〈施耐庵传〉》，一霎间誉我、捧我、毁我、棒我的如潮。”“我深知我还不如捧我的全国顶级专家说得那么好，也不像棒我的学术政敌说得那么差。”浦先生将公开评论他的文章视为“毁”与“棒”，将批评者谓之“学术政敌”，作为一名传记作家，如此对待文学批评和学术争鸣的胸襟，与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大相径庭。难道如今真的只流行“表扬与自我表扬”，容不得批评和争鸣吗？为什么一些作者总是听到谄媚的“诺诺”之声就很高兴，听到忠诚的“谔谔”之谏就非常不满甚至仇视批评呢？当今正常的文学批评和学术争鸣真是难啊！
学术争鸣应该“及物”“中的”，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拙作指出浦著中三处谬误，每处都是“及物”“中的”，文中涉及知识点20余处，也是逐一展开，并不像浦先生的反批评文章，以“截清流”“搅浑水”“泼污垢”为题，东拉西扯。其反批评文章之标的，正如其在篇首中指出的是刊发在《水浒争鸣》第15辑上的《为浦著〈施耐庵传〉正本清源》，而不是发在《博览群书》2014年第8期上的《浦著〈施耐庵传〉指瑕》。而浦文第一部分“截清流”中又扯上了后者中的内容，出现了两个标的，文不对题，前后不符，此乃文学批评和学术争鸣之大忌！
浦先生指责拙文对其著作所谓“截清流”问题，是不实事求是的。拙作是文学批评文章，主旨是指瑕，正本清源，不需要表扬和吹捧。何况，两篇拙作开篇分别在肯定“作者力图破解施耐庵之谜，其学术勇气和刻苦精神着實可嘉”“浦著《施耐庵传》能够知难而进，率先问世，实属不易”的前提下，指出其中虚假不实及知识点存在的诸多谬误，完全是实事求是，一分为二。
非虚构写作中一个重要文体即是传记写作。在上海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和作家出版社2016年6月联合主办的传记写作研讨会上，中国文联副主席周涛谈到《剑魂萧韵：龚自珍传》具有的三个价值时，首先强调这部作品具有的史学价值。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这是治学的基本准则。马成生在《明清小说研究》2015年4期撰《疑而难信的传记——读〈草泽英雄梦——施耐庵传〉》指出：“阅读这部《施耐庵传》，感到有多处与‘说明’并不相符。所谓‘纪实’传记，实乃疑而难信。”
文学批评和治学都必须严谨，“说真话、讲道理”
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而浦先生对拙作“说真话、讲道理”指出其文章弄虚作假和写作惶恐的问题，认为是对他“泼污垢”，令人咋舌。我们不妨将其回应文章中所列举的论据“九看”白驹场的归属，逐一予以分析，看看究竟有几分成色？
浦先生的“一看”“二看”，援引2006年8月方志出版社出版的《大丰市志》、1983年5月大丰县地名委员会编辑的《江苏省大丰县地名录》关于白驹行政隶属泰州东西乡三十五都的记载，这些资料名不副实，不足为凭。明嘉靖《两淮盐法志（卷之八）·人物志第九》（荀德麟、周平、刘功昭等点校本，方志出版社2011年版）记载：“洪武初，略视汉辟孝廉诸法，以经明行修举者：……白驹一人。曰：秦珊，珊母杨氏喉生余肉，拥塞弗不能食，医不能疗。珊乃露香默祷，割膺肉寸许，刃痕无血，烹以进母，诈称为汤药。母饮之，越明日，余肉遂化，吐出小骨即愈。谕长王珊以其事告于兴化尹，尹为奖其孝。二运陈公文浩署曰：‘孝义所感，未沾旌典，岂宜令其煎办，以防养哉？’遂减额课之半。”可见，明初白驹场地方行政归属兴化县管辖是不争的事实。
浦先生的“三看”，援引1934年（民国版）《兴化县续志》卷十三补遗记载施耐庵“白驹人，祖籍姑苏”的史料，无可辩驳地说明，正因为白驹人施耐庵为兴化籍人，《兴化县续志》才得以将其载入。
浦先生的“四看”，援引《吴王张士诚载记》引袁吉人编《耐庵小史》云“施耐庵，白驹场人，与张士诚部将卞元亨相友善”的史料，并不能否证白驹场人施耐庵不是兴化人。
浦先生的“五看”“六看”“九看”，引用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关于白驹场址的标记，不足为凭。这里有时任《中国历史地图集》分主编、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的老专家赵永复先生的复函可证：“《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清图按体例只画路、府、直隶州界，不表示属州、县级界线，县级以下地名，不能反映其属县。”事实上，《中国历史地图集》在这方面确实存在着一些瑕疵，亟待勘误。
浦先生的“七看”，并没有完整引用《嘉庆重修扬州府志（一）》中的有关内容：“明泰州……何垛场、白驹场、东台场、丁溪场、草堰场、小海场、刘庄场”，如此以省略号处理，其谓语等关键性语句缺失，且未标注页码出处，含混不明，未能有效表达，不能说明问题。
浦先生的“八看”，引用的嘉靖《兴化县志》图，所谓“兴化的版图抵串场河，将白驹场街市排斥在外，显然此处属泰州管辖范围（今属盐城管辖）”，结论明显错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兴化的版图明明将白驹场、刘庄场、草堰场、小海场、丁溪场画在域内，怎能说将白驹场街市排斥在外？如果排斥在外，白驹场等就不应该标入“兴化疆域之图”。 我们首先看，《兴化县志·卷之一·疆域》记载得非常清楚：兴化县疆域“东南到泰州西溪镇一百二十里，西南到泰州樊汊镇八十里，东北到白驹场一百二十里，西北到盐城县沙沟镇六十里”。西溪镇、樊汊镇、沙沟镇不属于兴化，因此在三镇前面分别冠以归属地泰州、盐城，而白驹场前面却没有冠以归属地，显而易见属于兴化，浦先生怎可得出“白驹场街市属泰州管辖范围”？
我们再看，扬州广陵书社2006年12月版的《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之十·河渠二》P185记载得更明确：“今逐段测量，自泰州之富安场至兴化之白驹场南段九十馀里。”可见，白驹场属于兴化明白无疑矣。
我们三看，前述的明嘉靖《两淮盐法志（卷之八）·人物志第九》所载关于“洪武初白驹孝子秦珊割膺肉寸许烹以进母，诈称为汤药治愈母喉疾，兴化尹为奖其孝减额课之半”之事，确证明初白驹场地方行政归兴化县管辖。
我们四看，清张廷玉等撰、中华书局1974年版的《明史·地理志》P918所载：“兴化，州（按：指高邮州）东。南有运河，东有得胜湖，东北有安丰巡检司，又东北有盐场。”从“又”字完全可以看出，在洪武初兴化归高邮州所辖时，东北的盐场（即白驹场、刘庄场）归兴化县管辖。
我们五看，清顾祖禹撰，贺次郎、施和金点校的《读史方舆纪要》卷八P360载述：“张士诚据浙西，史略：至正十三年，泰州白驹场亭民张士诚兵起，白驹场，在今高邮州兴化县东北百二十里，陷泰州及兴化，即今兴化县，进据高邮，称王。”明白无误地载明，白驹场在兴化县境内东北一百二十里。
我们六看，1955年秋大丰县白驹公社爱民大队社员陈远南、杨春涛、王宝宣三人在白驹镇北、串场河东、通榆公路西（狮子口大队第九生产队）平田整地时，挖出地下文物“施奉桥地券”（按：施奉桥是施耐庵的九世孙）一块和陪葬品陶罐两只。“施奉桥地券”首、尾写道：
今据大明国直隶扬州府高邮州兴化县白驹场街市居住
万历四十七年岁次己未季冬月庚午吉旦 立券
“施奉桥地券”清楚地表明，白驹场街市归属大明国南直隶扬州府高邮州兴化县。当时的白驹场在兴化县境内，显而易见。这与《明史·地理志》中有关扬州府、高邮州、兴化县的记载完全一致。可见，明代白驹场属于兴化县管辖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浦玉生说什么“兴化莫其康曾引《大丰县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的文章说，元代‘白驹场、刘庄场隶扬州府兴化县’。其实这是一个孤证”。现在我們可以得出，上述六条史料组成的证据链充分说明，《大丰县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所载元代“白驹场、刘庄场隶扬州府兴化县”，并不是孤证，是完全符合历史真相的。浦先生认为施耐庵是“泰州海陵白驹场（今天大丰市白驹镇）人”的说法，显然不实。
治学必须选用确凿可靠的史料
林国华在《关于史事考证中如何鉴别和使用史料的一些浅见》（《历史的真相———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中认为：“为了有利于对史料区别对待，提高史学的可靠性，我主张把史料划分为三类：（1）原始史料，或称第一手史料；（2）派生史料；（3）无根史料。”“……切忌引用格调较低的史料，特别切忌使用无根史料。”浦先生在考证“施耐庵出生于大丰白驹”时，使用的2006年出版的《大丰市志》和1989年内部印行的《白驹镇志》等载体关于施耐庵故居的记述和个人的寻访，这些绝不是原始史料，在那个功利思想盛行的年代，编写人难免不带有简单的家乡情结，使史料的真实性受到很大影响，不足凭信。据引的徐敬高的《昭阳二杰》，是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江苏通俗文化丛书》五本民间故事集中的一本。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都是根据笔者之父徐钟文先生的讲述及吸收民间传说整理成文。”“由于笔者文化水平不高，书中不妥甚至错误在所难免。”浦先生引据这种可靠度较低的“史料”，怎能与清咸丰五年施埁（峻峰）所撰《建祠记述》所载“其祠由国朝乾隆戊申，先君文灿公与族伯美如公侭族祖奠邦公宅所改建者也”的原始史料价值相提并论？仅引的一条原始史料是施耐庵的儿子《施让墓志铭》中“鼻祖世居扬之兴化，后徙海陵白驹”的记载。浦先生认为：“将‘扬之兴化’与‘海陵白驹’对举，指明兴化、白驹是两个不相隶属的地方。”这显然是曲解。施耐庵是元末明初人，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海陵县属于扬州路，明洪武元年海陵县省入泰州，明代即不存在海陵县了，而“海陵”已习惯成为泰州、兴化等地的雅称，就如同称扬州为“广陵”、南京为“金陵”一样，兴化县衙前曾有匾额“海陵旧址”“昭阳采邑”即是此意。“海陵白驹”并非是“海陵县”的“白驹”，而是使用的兴化县雅称，此时白驹属于兴化应无疑。在这样的语境下，海陵作为扬州的属县，配得上与扬州对举吗？只有将“扬之兴化”与“海陵（兴化）白驹”并用，方可避免语意重复，相得益彰。浦先生引据的上述史料，大多属于无根史料，有的格调较低，有的意思不明，有的故意曲解，其效用和价值几何？
1943年抗日民主政府兴化县县长蔡公杰在施耐庵古墓前建坊所撰碑文中记述：“邑之东北隅有施家桥者，施氏之故庐也。”丁正华、苏从麟的《施耐庵生平调查报告》（1952年第21号《文艺报》）篇首就指称“施耐庵故乡——兴化县老圩区施家桥”。徐放的《再次调查有关施耐庵历史资料的报告》（《明清小说研究》1986年第2期）开篇亦认为“施氏故乡兴化县”。《钱锋谈1952年施耐庵身世调查》（《博览群书》2012年第6期）说得更明白：“兴化施耐庵墓我们去看过……施耐庵脚印的具体地点回忆不起来了，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有一家房子很旧，据说施耐庵在这住过（按：即施家桥‘砚台地’施耐庵故居遗址），正好走到那，有个街道，我们也把脚印伸进去量一量，记得当时是聂绀弩先量脚印的，我是最后一个量的。我记得量过后还风趣地说：‘乖乖，施耐庵大文豪脚也大，我是小作家所以脚不大。’”“施耐庵在兴化一带，有子孙后代，有宗祠，有坟墓，我们认为施耐庵确实是兴化人。”“施耐庵是兴化人”，无论从籍贯，还是从故里来考证，都有可靠依据。北京大学侯忠义教授所撰《施耐庵的故里在兴化》和上海大学朱恒夫教授所撰《〈水浒传〉作者为江苏兴化人》，均持论公允。 诚然，我们需要全息思维，然而我们更需要从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原始史料始终比派生史料、无根史料具有强烈的说服力。人物传记的生命贵在真实，传说岂能当信史？尤其是缺乏可靠文物史料佐证的民间传说，怎能采入人物传记？“兴化一带”有什么不可以说？徐放的《再次调查有关施耐庵历史资料的报告》（《明清小说研究》1986年第4辑）第四部分的题目就是“苏北兴化一带有关施耐庵的轶闻和传说”。而浦先生将大纵湖、得胜湖都说成“白驹场一带”，显然离谱了。白驹场与大纵湖、得胜湖是各不相连的区域，怎可说成“白驹场一带”？“兴化大纵湖”之说何错之有？大纵湖位于兴化市与盐城市盐都区之间，各自均以湖中心为界一分为二。“兴化大纵湖”“盐城大纵湖”的说法在网上网下比比皆是，无可厚非。
治学理应坚守学术良知
1.关于浦先生说施耐庵出生于大丰白驹，有三重证据法（地下文物、地上材料、民间口碑）的问题。这是牵强附会。林骅、章琦在所撰《纪念文化部关于施耐庵身世调查60周年暨〈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报告〉发表30周年学术座谈会述要》（《明清小说研究》2012年第2期）中指出：“从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角度看，兴化位于江淮之间里下河地区腹部，四面环水，具有‘水浒摇篮’赖以产生的锅底洼、荷叶地、芦苇荡、水浒港等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有着丰富的与施耐庵有关的民间传说。用系统研究的方法来分析，《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施让地照》是‘地下之材料’，《施耐庵墓志》《故处士施公墓志铭》是‘纸上之材料’，山东、江苏、浙江绵延千里、流传百年的施耐庵轶闻传说是‘口述史料’，它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支持，是有机的整体。历次调查所获取的出土文物、家谱和民间传说等多重证据，在兴化白驹场施耐庵身上，大体上都能合榫，可以判定元末明初的兴化人施彦端即施耐庵，就是《水浒传》的作者。这是运用文化生态学和系统方法取得的研究成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孙一珍所著的《明代小说史》，在《水浒传》一章中径署作者施耐庵是兴化人，可见这已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也是历史的抉择和肯定。浦先生所谓的“施耐庵出生于大丰白驹”，是完全没有史实依据的无稽之谈。大丰建置还不足百年，施耐庵诞辰已经700多年，彼时哪来的“大丰”白驹？只能是兴化县白驹场无疑。
2.关于河南江北行省问题。《互动百科》解释得很清楚：“河南江北行省为中国元朝（1206-1368年）时直属元朝中央政府的一级行政区。辖境包括今河南省及湖北、安徽、江苏三省的长江以北地区。”浦玉生望文生义，自己连“河南江北行省”这一历史地理常识都搞不清楚，还指责我“将一个省说成两个省”，岂不贻笑大方？
3.关于《白驹镇志》引用“妄言惑人”问题。我们并不否认《白驹镇志》绝大部分史料的真实性问题，而是《白驹镇志》在记述施耐庵曾常住在茅家园时，两处用了“相传”的字眼，说明这仅仅是个传说而已，而且这样的传说又早已被徐放的调查报告所否定。徐放在《再次调查有关施耐庵历史资料的报告》（《明清小说研究》1986年第4辑）“访茅家园子施子垛的施家后人”中记述：“茅家园子共十多户人家，并无施耐庵的传说。”“施子垛共三户人家，都姓施，但这里的施姓人家连施耐庵这个名字都不知道。”浦著中多处记述“施耐庵出生在茅家园”，根据何在？
4.关于胡瑞亭的《施耐庵世籍考》原文中的“东台白驹镇”改成“兴化白驹镇”的问题。这是我据引的大丰市施耐庵研究会清丰2015年12月所编《耐庵学刊》第16辑p38的原文，只字未动。鄙以为，大丰市施耐庵研究会清丰所改，纯属对胡瑞亭《施耐庵世籍考》中白驹镇隶属关系的勘误。
5.关于浦先生说“白驹”与“合塔圩内施家桥”是两个不相隶属的行政区域问题。拙作《“白驹场”释义指瑕》（《盐业史研究》2013年第3期）已表述得很清楚。从明嘉靖《兴化县志（卷一）·地理》所列《兴化疆域之图》可以看出，白驹场俱在兴化版图。《白驹镇志》亦记述：修筑捍海埝（范公堤）是为了“遮护民田，屏蔽盐灶”。“宋元时期地方文献无征，白驹场西部具体边界不可考。但白驹场西部有盐灶应属于白驹场，是大体可信的。”据清咸丰《重修兴化县志（卷一）·四境全图》标记，范公堤以西的上五灶、下四灶皆在今兴化市境内。除当年白驹场街市一部分现属大丰市白驹镇外，今串场河以西，新垛镇施家桥一带的大片乡村皆在白驹场域之内。白驹场域今分属兴化、大丰两地，且大部分今天仍在兴化地界。浦先生说“‘白驹’与‘合塔圩内施家桥’，是两个不相隶属的行政區域”，显然与事实不符。
施耐庵究竟是哪里人，主流学界和政界均已做出公允的论断。拙作《施耐庵到底是哪里人？——读回良玉论述“施耐庵是兴化人”感发》）（《中华读书报》2014年12月10日第5版）已作考述。其实，盐城前辈学者、国学大师章太炎弟子周梦庄早在上世纪所著《〈水浒传〉事物杂考》中就认为“施耐庵是兴化人可无疑”。凤凰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江苏通史·明清卷·导论》载明“《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是兴化人”。中共江苏省委原书记梁保华在所著由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大道先行》一书中认定“兴化人施耐庵创作了《水浒传》”。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于2014年9月8日《新华日报》所发表的《我所认知的水乡情韵》一文中对“施耐庵是兴化人”予以进一步确认。拙作《〈辞海〉“施耐庵”辞条释义指瑕》先后在《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和《辞海通讯》第209期（2017年4月30日）刊发，“施耐庵是兴化人”的观点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可，已成为学界、政界的主流观点。可喜的是，浦先生在“2016年盐城与水浒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水浒文化高层论坛”会议闭幕式发言中一改前非，公开承认“施耐庵是元末明初兴化白驹场人”，难能可贵，值得点赞，诚望在今后的著述和发言中一以贯之。
（作者系泰州市历史学会副会长、泰州历史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文学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和吹捧
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作家艺术家要敢于面对批评自己作品短处的批评家，以敬重之心待之，乐于接受批评。”区区在两篇拙作中直率地指出浦玉生记述传主里籍的弄虚作假及知识点存在的若干瑕疵之处，本属正常的文学批评和学术争鸣，而浦先生开篇就出言不逊：“……写了一本《草泽英雄梦——〈施耐庵传〉》，一霎间誉我、捧我、毁我、棒我的如潮。”“我深知我还不如捧我的全国顶级专家说得那么好，也不像棒我的学术政敌说得那么差。”浦先生将公开评论他的文章视为“毁”与“棒”，将批评者谓之“学术政敌”，作为一名传记作家，如此对待文学批评和学术争鸣的胸襟，与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大相径庭。难道如今真的只流行“表扬与自我表扬”，容不得批评和争鸣吗？为什么一些作者总是听到谄媚的“诺诺”之声就很高兴，听到忠诚的“谔谔”之谏就非常不满甚至仇视批评呢？当今正常的文学批评和学术争鸣真是难啊！
学术争鸣应该“及物”“中的”，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拙作指出浦著中三处谬误，每处都是“及物”“中的”，文中涉及知识点20余处，也是逐一展开，并不像浦先生的反批评文章，以“截清流”“搅浑水”“泼污垢”为题，东拉西扯。其反批评文章之标的，正如其在篇首中指出的是刊发在《水浒争鸣》第15辑上的《为浦著〈施耐庵传〉正本清源》，而不是发在《博览群书》2014年第8期上的《浦著〈施耐庵传〉指瑕》。而浦文第一部分“截清流”中又扯上了后者中的内容，出现了两个标的，文不对题，前后不符，此乃文学批评和学术争鸣之大忌！
浦先生指责拙文对其著作所谓“截清流”问题，是不实事求是的。拙作是文学批评文章，主旨是指瑕，正本清源，不需要表扬和吹捧。何况，两篇拙作开篇分别在肯定“作者力图破解施耐庵之谜，其学术勇气和刻苦精神着實可嘉”“浦著《施耐庵传》能够知难而进，率先问世，实属不易”的前提下，指出其中虚假不实及知识点存在的诸多谬误，完全是实事求是，一分为二。
非虚构写作中一个重要文体即是传记写作。在上海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和作家出版社2016年6月联合主办的传记写作研讨会上，中国文联副主席周涛谈到《剑魂萧韵：龚自珍传》具有的三个价值时，首先强调这部作品具有的史学价值。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这是治学的基本准则。马成生在《明清小说研究》2015年4期撰《疑而难信的传记——读〈草泽英雄梦——施耐庵传〉》指出：“阅读这部《施耐庵传》，感到有多处与‘说明’并不相符。所谓‘纪实’传记，实乃疑而难信。”
文学批评和治学都必须严谨，“说真话、讲道理”
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而浦先生对拙作“说真话、讲道理”指出其文章弄虚作假和写作惶恐的问题，认为是对他“泼污垢”，令人咋舌。我们不妨将其回应文章中所列举的论据“九看”白驹场的归属，逐一予以分析，看看究竟有几分成色？
浦先生的“一看”“二看”，援引2006年8月方志出版社出版的《大丰市志》、1983年5月大丰县地名委员会编辑的《江苏省大丰县地名录》关于白驹行政隶属泰州东西乡三十五都的记载，这些资料名不副实，不足为凭。明嘉靖《两淮盐法志（卷之八）·人物志第九》（荀德麟、周平、刘功昭等点校本，方志出版社2011年版）记载：“洪武初，略视汉辟孝廉诸法，以经明行修举者：……白驹一人。曰：秦珊，珊母杨氏喉生余肉，拥塞弗不能食，医不能疗。珊乃露香默祷，割膺肉寸许，刃痕无血，烹以进母，诈称为汤药。母饮之，越明日，余肉遂化，吐出小骨即愈。谕长王珊以其事告于兴化尹，尹为奖其孝。二运陈公文浩署曰：‘孝义所感，未沾旌典，岂宜令其煎办，以防养哉？’遂减额课之半。”可见，明初白驹场地方行政归属兴化县管辖是不争的事实。
浦先生的“三看”，援引1934年（民国版）《兴化县续志》卷十三补遗记载施耐庵“白驹人，祖籍姑苏”的史料，无可辩驳地说明，正因为白驹人施耐庵为兴化籍人，《兴化县续志》才得以将其载入。
浦先生的“四看”，援引《吴王张士诚载记》引袁吉人编《耐庵小史》云“施耐庵，白驹场人，与张士诚部将卞元亨相友善”的史料，并不能否证白驹场人施耐庵不是兴化人。
浦先生的“五看”“六看”“九看”，引用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关于白驹场址的标记，不足为凭。这里有时任《中国历史地图集》分主编、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的老专家赵永复先生的复函可证：“《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清图按体例只画路、府、直隶州界，不表示属州、县级界线，县级以下地名，不能反映其属县。”事实上，《中国历史地图集》在这方面确实存在着一些瑕疵，亟待勘误。
浦先生的“七看”，并没有完整引用《嘉庆重修扬州府志（一）》中的有关内容：“明泰州……何垛场、白驹场、东台场、丁溪场、草堰场、小海场、刘庄场”，如此以省略号处理，其谓语等关键性语句缺失，且未标注页码出处，含混不明，未能有效表达，不能说明问题。
浦先生的“八看”，引用的嘉靖《兴化县志》图，所谓“兴化的版图抵串场河，将白驹场街市排斥在外，显然此处属泰州管辖范围（今属盐城管辖）”，结论明显错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兴化的版图明明将白驹场、刘庄场、草堰场、小海场、丁溪场画在域内，怎能说将白驹场街市排斥在外？如果排斥在外，白驹场等就不应该标入“兴化疆域之图”。 我们首先看，《兴化县志·卷之一·疆域》记载得非常清楚：兴化县疆域“东南到泰州西溪镇一百二十里，西南到泰州樊汊镇八十里，东北到白驹场一百二十里，西北到盐城县沙沟镇六十里”。西溪镇、樊汊镇、沙沟镇不属于兴化，因此在三镇前面分别冠以归属地泰州、盐城，而白驹场前面却没有冠以归属地，显而易见属于兴化，浦先生怎可得出“白驹场街市属泰州管辖范围”？
我们再看，扬州广陵书社2006年12月版的《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之十·河渠二》P185记载得更明确：“今逐段测量，自泰州之富安场至兴化之白驹场南段九十馀里。”可见，白驹场属于兴化明白无疑矣。
我们三看，前述的明嘉靖《两淮盐法志（卷之八）·人物志第九》所载关于“洪武初白驹孝子秦珊割膺肉寸许烹以进母，诈称为汤药治愈母喉疾，兴化尹为奖其孝减额课之半”之事，确证明初白驹场地方行政归兴化县管辖。
我们四看，清张廷玉等撰、中华书局1974年版的《明史·地理志》P918所载：“兴化，州（按：指高邮州）东。南有运河，东有得胜湖，东北有安丰巡检司，又东北有盐场。”从“又”字完全可以看出，在洪武初兴化归高邮州所辖时，东北的盐场（即白驹场、刘庄场）归兴化县管辖。
我们五看，清顾祖禹撰，贺次郎、施和金点校的《读史方舆纪要》卷八P360载述：“张士诚据浙西，史略：至正十三年，泰州白驹场亭民张士诚兵起，白驹场，在今高邮州兴化县东北百二十里，陷泰州及兴化，即今兴化县，进据高邮，称王。”明白无误地载明，白驹场在兴化县境内东北一百二十里。
我们六看，1955年秋大丰县白驹公社爱民大队社员陈远南、杨春涛、王宝宣三人在白驹镇北、串场河东、通榆公路西（狮子口大队第九生产队）平田整地时，挖出地下文物“施奉桥地券”（按：施奉桥是施耐庵的九世孙）一块和陪葬品陶罐两只。“施奉桥地券”首、尾写道：
今据大明国直隶扬州府高邮州兴化县白驹场街市居住
万历四十七年岁次己未季冬月庚午吉旦 立券
“施奉桥地券”清楚地表明，白驹场街市归属大明国南直隶扬州府高邮州兴化县。当时的白驹场在兴化县境内，显而易见。这与《明史·地理志》中有关扬州府、高邮州、兴化县的记载完全一致。可见，明代白驹场属于兴化县管辖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浦玉生说什么“兴化莫其康曾引《大丰县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的文章说，元代‘白驹场、刘庄场隶扬州府兴化县’。其实这是一个孤证”。现在我們可以得出，上述六条史料组成的证据链充分说明，《大丰县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所载元代“白驹场、刘庄场隶扬州府兴化县”，并不是孤证，是完全符合历史真相的。浦先生认为施耐庵是“泰州海陵白驹场（今天大丰市白驹镇）人”的说法，显然不实。
治学必须选用确凿可靠的史料
林国华在《关于史事考证中如何鉴别和使用史料的一些浅见》（《历史的真相———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中认为：“为了有利于对史料区别对待，提高史学的可靠性，我主张把史料划分为三类：（1）原始史料，或称第一手史料；（2）派生史料；（3）无根史料。”“……切忌引用格调较低的史料，特别切忌使用无根史料。”浦先生在考证“施耐庵出生于大丰白驹”时，使用的2006年出版的《大丰市志》和1989年内部印行的《白驹镇志》等载体关于施耐庵故居的记述和个人的寻访，这些绝不是原始史料，在那个功利思想盛行的年代，编写人难免不带有简单的家乡情结，使史料的真实性受到很大影响，不足凭信。据引的徐敬高的《昭阳二杰》，是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江苏通俗文化丛书》五本民间故事集中的一本。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都是根据笔者之父徐钟文先生的讲述及吸收民间传说整理成文。”“由于笔者文化水平不高，书中不妥甚至错误在所难免。”浦先生引据这种可靠度较低的“史料”，怎能与清咸丰五年施埁（峻峰）所撰《建祠记述》所载“其祠由国朝乾隆戊申，先君文灿公与族伯美如公侭族祖奠邦公宅所改建者也”的原始史料价值相提并论？仅引的一条原始史料是施耐庵的儿子《施让墓志铭》中“鼻祖世居扬之兴化，后徙海陵白驹”的记载。浦先生认为：“将‘扬之兴化’与‘海陵白驹’对举，指明兴化、白驹是两个不相隶属的地方。”这显然是曲解。施耐庵是元末明初人，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海陵县属于扬州路，明洪武元年海陵县省入泰州，明代即不存在海陵县了，而“海陵”已习惯成为泰州、兴化等地的雅称，就如同称扬州为“广陵”、南京为“金陵”一样，兴化县衙前曾有匾额“海陵旧址”“昭阳采邑”即是此意。“海陵白驹”并非是“海陵县”的“白驹”，而是使用的兴化县雅称，此时白驹属于兴化应无疑。在这样的语境下，海陵作为扬州的属县，配得上与扬州对举吗？只有将“扬之兴化”与“海陵（兴化）白驹”并用，方可避免语意重复，相得益彰。浦先生引据的上述史料，大多属于无根史料，有的格调较低，有的意思不明，有的故意曲解，其效用和价值几何？
1943年抗日民主政府兴化县县长蔡公杰在施耐庵古墓前建坊所撰碑文中记述：“邑之东北隅有施家桥者，施氏之故庐也。”丁正华、苏从麟的《施耐庵生平调查报告》（1952年第21号《文艺报》）篇首就指称“施耐庵故乡——兴化县老圩区施家桥”。徐放的《再次调查有关施耐庵历史资料的报告》（《明清小说研究》1986年第2期）开篇亦认为“施氏故乡兴化县”。《钱锋谈1952年施耐庵身世调查》（《博览群书》2012年第6期）说得更明白：“兴化施耐庵墓我们去看过……施耐庵脚印的具体地点回忆不起来了，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有一家房子很旧，据说施耐庵在这住过（按：即施家桥‘砚台地’施耐庵故居遗址），正好走到那，有个街道，我们也把脚印伸进去量一量，记得当时是聂绀弩先量脚印的，我是最后一个量的。我记得量过后还风趣地说：‘乖乖，施耐庵大文豪脚也大，我是小作家所以脚不大。’”“施耐庵在兴化一带，有子孙后代，有宗祠，有坟墓，我们认为施耐庵确实是兴化人。”“施耐庵是兴化人”，无论从籍贯，还是从故里来考证，都有可靠依据。北京大学侯忠义教授所撰《施耐庵的故里在兴化》和上海大学朱恒夫教授所撰《〈水浒传〉作者为江苏兴化人》，均持论公允。 诚然，我们需要全息思维，然而我们更需要从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原始史料始终比派生史料、无根史料具有强烈的说服力。人物传记的生命贵在真实，传说岂能当信史？尤其是缺乏可靠文物史料佐证的民间传说，怎能采入人物传记？“兴化一带”有什么不可以说？徐放的《再次调查有关施耐庵历史资料的报告》（《明清小说研究》1986年第4辑）第四部分的题目就是“苏北兴化一带有关施耐庵的轶闻和传说”。而浦先生将大纵湖、得胜湖都说成“白驹场一带”，显然离谱了。白驹场与大纵湖、得胜湖是各不相连的区域，怎可说成“白驹场一带”？“兴化大纵湖”之说何错之有？大纵湖位于兴化市与盐城市盐都区之间，各自均以湖中心为界一分为二。“兴化大纵湖”“盐城大纵湖”的说法在网上网下比比皆是，无可厚非。
治学理应坚守学术良知
1.关于浦先生说施耐庵出生于大丰白驹，有三重证据法（地下文物、地上材料、民间口碑）的问题。这是牵强附会。林骅、章琦在所撰《纪念文化部关于施耐庵身世调查60周年暨〈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报告〉发表30周年学术座谈会述要》（《明清小说研究》2012年第2期）中指出：“从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角度看，兴化位于江淮之间里下河地区腹部，四面环水，具有‘水浒摇篮’赖以产生的锅底洼、荷叶地、芦苇荡、水浒港等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有着丰富的与施耐庵有关的民间传说。用系统研究的方法来分析，《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施让地照》是‘地下之材料’，《施耐庵墓志》《故处士施公墓志铭》是‘纸上之材料’，山东、江苏、浙江绵延千里、流传百年的施耐庵轶闻传说是‘口述史料’，它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支持，是有机的整体。历次调查所获取的出土文物、家谱和民间传说等多重证据，在兴化白驹场施耐庵身上，大体上都能合榫，可以判定元末明初的兴化人施彦端即施耐庵，就是《水浒传》的作者。这是运用文化生态学和系统方法取得的研究成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孙一珍所著的《明代小说史》，在《水浒传》一章中径署作者施耐庵是兴化人，可见这已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也是历史的抉择和肯定。浦先生所谓的“施耐庵出生于大丰白驹”，是完全没有史实依据的无稽之谈。大丰建置还不足百年，施耐庵诞辰已经700多年，彼时哪来的“大丰”白驹？只能是兴化县白驹场无疑。
2.关于河南江北行省问题。《互动百科》解释得很清楚：“河南江北行省为中国元朝（1206-1368年）时直属元朝中央政府的一级行政区。辖境包括今河南省及湖北、安徽、江苏三省的长江以北地区。”浦玉生望文生义，自己连“河南江北行省”这一历史地理常识都搞不清楚，还指责我“将一个省说成两个省”，岂不贻笑大方？
3.关于《白驹镇志》引用“妄言惑人”问题。我们并不否认《白驹镇志》绝大部分史料的真实性问题，而是《白驹镇志》在记述施耐庵曾常住在茅家园时，两处用了“相传”的字眼，说明这仅仅是个传说而已，而且这样的传说又早已被徐放的调查报告所否定。徐放在《再次调查有关施耐庵历史资料的报告》（《明清小说研究》1986年第4辑）“访茅家园子施子垛的施家后人”中记述：“茅家园子共十多户人家，并无施耐庵的传说。”“施子垛共三户人家，都姓施，但这里的施姓人家连施耐庵这个名字都不知道。”浦著中多处记述“施耐庵出生在茅家园”，根据何在？
4.关于胡瑞亭的《施耐庵世籍考》原文中的“东台白驹镇”改成“兴化白驹镇”的问题。这是我据引的大丰市施耐庵研究会清丰2015年12月所编《耐庵学刊》第16辑p38的原文，只字未动。鄙以为，大丰市施耐庵研究会清丰所改，纯属对胡瑞亭《施耐庵世籍考》中白驹镇隶属关系的勘误。
5.关于浦先生说“白驹”与“合塔圩内施家桥”是两个不相隶属的行政区域问题。拙作《“白驹场”释义指瑕》（《盐业史研究》2013年第3期）已表述得很清楚。从明嘉靖《兴化县志（卷一）·地理》所列《兴化疆域之图》可以看出，白驹场俱在兴化版图。《白驹镇志》亦记述：修筑捍海埝（范公堤）是为了“遮护民田，屏蔽盐灶”。“宋元时期地方文献无征，白驹场西部具体边界不可考。但白驹场西部有盐灶应属于白驹场，是大体可信的。”据清咸丰《重修兴化县志（卷一）·四境全图》标记，范公堤以西的上五灶、下四灶皆在今兴化市境内。除当年白驹场街市一部分现属大丰市白驹镇外，今串场河以西，新垛镇施家桥一带的大片乡村皆在白驹场域之内。白驹场域今分属兴化、大丰两地，且大部分今天仍在兴化地界。浦先生说“‘白驹’与‘合塔圩内施家桥’，是两个不相隶属的行政區域”，显然与事实不符。
施耐庵究竟是哪里人，主流学界和政界均已做出公允的论断。拙作《施耐庵到底是哪里人？——读回良玉论述“施耐庵是兴化人”感发》）（《中华读书报》2014年12月10日第5版）已作考述。其实，盐城前辈学者、国学大师章太炎弟子周梦庄早在上世纪所著《〈水浒传〉事物杂考》中就认为“施耐庵是兴化人可无疑”。凤凰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江苏通史·明清卷·导论》载明“《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是兴化人”。中共江苏省委原书记梁保华在所著由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大道先行》一书中认定“兴化人施耐庵创作了《水浒传》”。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于2014年9月8日《新华日报》所发表的《我所认知的水乡情韵》一文中对“施耐庵是兴化人”予以进一步确认。拙作《〈辞海〉“施耐庵”辞条释义指瑕》先后在《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和《辞海通讯》第209期（2017年4月30日）刊发，“施耐庵是兴化人”的观点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可，已成为学界、政界的主流观点。可喜的是，浦先生在“2016年盐城与水浒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水浒文化高层论坛”会议闭幕式发言中一改前非，公开承认“施耐庵是元末明初兴化白驹场人”，难能可贵，值得点赞，诚望在今后的著述和发言中一以贯之。
（作者系泰州市历史学会副会长、泰州历史文化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