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酱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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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是种神奇的东西,会让人想念,会让人欲罢不能。“酱者,百味之师,师百味而先行。”它本身就是一个味道的传说,讲述的是一群叫微生物的小精灵和黄豆的故事。微生物很小,小到我们的肉眼看不到,只有以各种颜色的绒毛状的菌丝体呈现出来,我们才感知它们的存在。这些叫作益生菌的微生物,以柔克刚,百折不挠,一点一点分解豆里的固态营养,释放出独特的风味物质,让豆里乾坤变大,创造了舌尖上的奇迹。
  黄豆即大豆,是酱的前身。稻黍稷麦菽为从前的五谷,五谷里的菽就是大豆,在周代被称作菽,秦汉以来才称为豆。大豆栽培用药历史5000多年,其味甘平,可以“逐水胀,除胃中热痹,伤中淋露,下淤血,散五脏结积内寒”,是食疗佳品。大豆的营养物质储存在两个豆瓣也就是未来的子叶里,富含蛋白质、脂肪、钙、磷、维生素和各种矿物质。大豆百变,泡发后,它的胚芽拱破种皮,它的胚轴伸长,变成清爽的豆芽菜;大豆浸泡磨碎成豆浆,热腾腾的,浮动着淡香;冷榨加工成豆油,金灿灿的,流溢着芬芳。黄豆也有它的局限性,它有豆腥味,特别是生吃和炒着吃,豆腥味很浓重,我们常常指责不长记性的人,“吃一百个豆子也不知道豆腥气”。在历史的长河中,大豆有两次华丽转身,那便是大酱和豆腐。豆腐,据说是淮南王刘安八公山炼丹的副产品,其实它是真正的人间之丹,两千年来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老少皆宜,南北通行,泽及寻常百姓王侯将相。追溯起来,酱比豆腐竟然年长了1000多岁,它纵横南北驰骋东西,丝毫不逊色于豆腐。中华民族是人类史上最早开始掌握发酵技术的族群,距今3000年前的古代,中国人民生活中的酱品已经十分丰富,《周礼》中记载,周天子每次正餐都要遵循制度摆满60个“醢”(音hǎi )品种。醢是用鱼和肉制成的酱,酱最初是贵族食品,只有到了明朝,才开始走向平常百姓家,我今天所说的是农家酱即以大豆为主原料,是平常百姓都吃得起的醬。
  农历二月,九九过后,河化开一半,闹完正月的辽西人家开始收心过日子,男人忙备耕,女人在这难得的农闲里做酱。做酱的日子是有选择的,做早了,气温上不来,酱块不发,做晚了,不能保证在四月二十八之前将发酵好的酱块下到酱缸里。我很早以前就知道,农历二月是当地做新酱的最好时节。解放前的一个晚秋,一伙叫“热乎队”的土匪进村抢劫,翻出姥爷家的粮食口袋,把准备做酱的黄豆全部倒进锅里,添水烧火,烀豆喂马。豆还没烀熟,一阵清脆的冲锋号响起,八路军及时赶到,土匪仓皇逃走。母亲说,煮过的黄豆没有办法再存放,那年,姥爷一家吃了一冬咸豆。我当时就问母亲,为什么不接着做酱呢,母亲说做酱要等到来年开春。我周六回家,母亲一遍一遍地念叨着炒酱。此时的乡下人也不是每家每户都做新酱,有的人家去年的陈酱没吃完,将就着也能对付吃一年的,就先不做了,年轻人呢,根本就不用做酱,现吃现买,口味随自己挑。母亲说新黄豆年前早买好了,我说今天就帮你炒豆吧,她掐着手指一算,说等到明天再炒,原来明天是农历二月初八,“八”与“发”谐音,寓意能发一缸好酱。
  豆酱能在民间流传下来,一是因为可以就地取材,田间地头种上几垄,收获几十斤大豆就够自家用了。二是因为做酱工艺相对粗放,也比较好掌握。在手工操作,经验把握,传统民间工艺条件下,不必说大江南北的酱有口感细微变化与微妙差异,就在我们辽西,大凌河川和小凌河川的做酱手法也五花八门。我家的豆酱是纯黄豆做的,有的人家,撕酱块的时候,喜欢掺一些正月里吃剩下的粘豆包,还有的人家下酱时特意放些小米粥,总之,百家酱百种做法,怎么做都有道理,好吃才是硬道理。
  酱块子里有很多种微生物,自然发酵的大酱是几百种菌落共同作用的结果。做酱需要的蛋白酶和脂肪酶都是微生物分泌的,如曲霉菌分泌蛋白酶多,枯草杆菌分泌纳豆激酶。农家酱没有添加任何防腐剂,完全是自然的发酵灭菌,但酱香需要时间来见证,酱要好吃,至少需要半年以上时间。酱的香与味是固态的,它们在饱满的大豆中沉睡着,益生菌落一次一次地发酵终于将它们唤醒,大量的呈香呈味物质积累、释放,然后形成色味俱佳的酱品,真正优质大酱,为红褐色而带光泽,具有酱香和醋香。
  大道无道,承天道而生的农家酱,不能保证每年的味道都一致,但都有自家的特点。做酱绝对是功夫活,来不得半点侥幸,就像侍弄自家孩子一样。农历四月,把在室内发好的酱块子掰成小块放在太阳下晒,响晴的天,晒上三五天就开始下酱。做酱的时间、发酱的室温、原料配比以及做酱的人都不同程度影响酱的口感。是否需要通风,什么时候需要暴晒,什么时间不能搅动,这些都是极有讲究的。搅酱的酱耙子必须是木头做的,杨木或椴木为好,而且不能用钉子钉,只能卯榫。特别是做大酱,大酱块子用盐水浸泡是蛋白质降解过程,下酱后,每天必须保证用耙搅动多少下。下雨了,盖酱缸,出太阳,晾酱缸。会“呼吸” 的酱缸吸收天地日月的精华,滋养其中的酱是动态的,每天都发生着变化,点点滴滴,微妙而神奇。
  我家的酱在当地叫小酱,做大酱则更繁杂些,先将豆烀熟,然后用碾子轧碎,做成酱砖,包好放在房笆上等待发酵。做小酱则先炒豆,将炒熟炒香的黄豆粉碎,兑水调和,攥成比鸡蛋略大的圆团子,堆放在花筐篓子里,在自家的坑梢发酵。在四月下酱之前的两个多月里,一种酱引子的味道弥漫着屋子。“做酱了。”来串门的人一下子就闻到,做酱从来都是藏不住的事。在庄稼院的菜园子门口或南墙根儿上,都有一个常年不动的酱缸,冬天也不用往屋里挪,娃娃不冷,酱缸不冻。酱缸们都戴着尖尖的高帽,高帽是席蔑儿编的,叫蔑儿头,像个大玩偶一样可爱。
  今年做酱的黄豆是我和母亲一起挑选的,颗颗大豆籽粒饱满,匀称。将选好的大豆放在大锅里炒,几个来回后炒得金黄、香脆。如果想让酱的色泽重,就炒得重一些,反之亦然。母亲取一点刚出锅的豆子,放在大海碗里,趁着热乎劲儿,从腌芥菜的缸里舀了一大勺子汤浇在热热的豆子上,炒豆瞬间就变成散着豆香的盐水豆。将炒豆冷却后,粉碎,加水,我开始帮母亲做酱块。母亲说,从前做酱的时候,大人孩子也都乐于参与,因为酱块攥的松紧不同,发酵的程度不同,小孩子手劲小,攥的松些,但发得却更好。母亲做了50年酱,也有了些经验,她说长白毛和黄毛的酱块子做出的酱好吃。因为酱是杂菌发酵而成的,还有一说,太干净的人做酱并不好吃,也许他们在反复洗涮的过程中把那些有益菌也给灭掉了。一周后,我再次回老家,我攥的酱块长出细细的白绒毛,心中暗暗欢喜。也许自己家做的食物留存着自己的劳动,也许发现酱里的世界真的很奇妙,我不得不对农家酱另眼相看。
  酱何止是葱的伴侣呢,半年酿成的酱陪伴了农人一整年的生活。辽西的春天,几乎每顿饭都离不开酱。“远看一碗黄汤,近闻流露芳香,鲜菜蘸它入口,美味佳肴难挡。”春天的杨树叶,榆叶儿,也是景色,也是食物,秀色可餐。小葱,苦麻菜,小白菜,春韭,杨树叶,前脚后脚走进春天的菜畦,又走上春天的餐桌。一碟大酱浇在上面,总会勾起无限食欲,总会发现日子原来这么有滋有味。
  酱是一种咸味食品,更是一种调味品。母亲和饺子馅,从来都放酱汤而不放酱油,她和出的饺子馅味道更鲜。酱可以做成酱菠菜、酱豆角、酱茄条,也可酱牛肉、酱猪肘子,荤素皆宜;酱还衍生出鸡蛋酱、辣椒酱、蘑菇酱等诸多酱品,可谓五彩缤纷酱世界。
  从前的酱不仅抹在大饼子和煎饼上,蜜蜂蝎子蛰了,抹酱止痛,蚊虫叮咬了,抹酱止痒,伤口发炎了,抹酱愈合,得了腮腺炎,变形的半边脸依然涂满黑褐色的大酱,酱就像平暴除恶的将军一样,无所不能,所向披靡。小时候,酱碗是餐桌上的常客,女儿喜欢吃酱,母亲怕酱咸齁着她,趁着她不注意,把酱碗藏在桌低下,然后哄她说,酱要是吃多了,酱碗自己就飞走了。夏天的暴雨时常夹带着冰雹,邻家嫂子顶着锅盖去盖酱缸,脑袋还被砸出两个大包。忍不住窃笑的同时,又想起曾经唱过的民谣:唔哇堂,唔哇堂,娶个媳妇盖酱缸。
  调味品日新月异,酱文化源远流长。做酱于母亲,是一种情结,是日子的无限延伸,于我,则是一种发现与找寻,味道不仅在舌尖上,更在心窝里。二月做新酱,百家酱百家味,谁解农家酱中味?细细品来,酱的滋味,是人间烟火气息,是家的味道。
  责任编辑 杨丽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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