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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9月6日,在“插队落户干革命,广阔天地炼红心”的口号声中,刚满17岁初中毕业的我不得不响应号召,从江苏如皋县城(现为如皋市)来到当地农村东陈公社5大队插队落户,这里就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来到农村后的当年10月,《人民日报》刊登了长篇通讯《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首次报道了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既为农民治病,又不脱离农业劳动的赤脚医生(“文革”前称半农半医),这是在全国推广赤脚医生制度的一个信号。据说,这篇文章是周恩来总理布置调研后撰写的,为落实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一项重要举措。
插队不久,我就发现了农村并不是我想象或某些人描绘的那样美好。穷!这是大背景;吃不饱,这是实实在在的问题;大锅饭,这是问题的源头;农业科技落后,这是问题的症结;缺医少药,使问题雪上加霜。想想自己的处境,觉得如果不能回城,在农村当一个赤脚医生也不错,作为一个城里孩子,既没有农业劳动的经验,也没有足够体力,但我可以发挥有一定知识的优势,为农民服务,挣口饭吃。于是我到新华书店买了几本医学书籍和几根针灸针,仗着有点自然科学基础就拼命地读,还真被我读进去了。
一次偶然的事情为我当赤脚医生提供了机遇。那天我在田里锄草时,有一位中年妇女不知怎的,速度特别慢,像是在怠工,被队长大声呵斥:“怎么,都不如城里来的知青?”她几乎要哭了,等队长走后,她悄悄地对我说:“我头痛啊!”我问了她的症状,觉得是偏头痛,针灸就行。我大胆地说:“我来给你针灸吧。”当几根银针刺入穴位后,她的头痛顿时减轻了,高兴得不得了,“你能当先生啊!”她说。这事迅速传遍全队,大家都认为我是小先生,连队长也知道了。来找我看病的人越来越多,连邻队的农民也来。
有一次,邻队有一个农民咳嗽发热,看了几个医生都没有效,他来找我,我问了病情,照着书上的方法给他检查了一番,说:“你怕是肺结核吧,快去透视一下。”他半信半疑地走了,过了几天,他把我请到家里说:“到底是祖传,好先生,看病准。”原来他去城里医院看过了,确是肺结核。农民就相信祖传,其实我哪里是什么祖传,只是小时候因为父亲在一家医院当会计,到医院去的次数多,看得比别人多罢了。这件事又迅速在整个大队传开了,连大队书记都知道了。
随着赤脚医生制度的推广,1969年春季,东陈公社也开始搞赤脚医生了。名额是每个大队2名,一男一女,到公社培训2个月。由于我已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大队革委会就推荐了我,当时我心里甭提多高兴了。但是,没想到我被造反派把持的公社革委会否决了,理由是:知青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才来了不到一年,不能当赤脚医生。当队长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时,我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怎么也想不通,难道当赤脚医生就不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吗?真是整人没商量。
当时大队干部也不理解,但也不好说什么。只能悄悄地支持着我,采取小步慢跑和先斩后奏的办法,凡是大队有什么卫生工作需要临时抽调人手时,总是抽我,如爱国卫生、防疫注射、血吸虫防治等。
1970年全国掀起了一股大搞中草药的热潮,提倡“一根针,一把草”治病。上级要求每个大队都要搞一个中草药种植园,也叫“百草园”。我就在这时被调到大队管理“百草园”。起初我干劲很足,种的有芍药、菊花、丹参,柴胡等,五花八门,甚至还有黄芩、黄柏、甘草等名贵中药材,同时还组织人力采集如蒲公英、车前草、紫花草等草药。
说实话,种植中药材是专门学问,并非我们这些门外汉不经过系统学习所能搞得起来的,而且各种药材有它的适宜生长地和生活习性。经过近一年轰轰烈烈的劳作,我虽然尽了很大努力,不断地施肥浇水锄草,空闲时还查阅了所能找到的书籍,请教了老药工,但主要收获只是认识了几种中草药,知道了它们的药用价值,“百草园”药材大部分死了,采集来的中草药由于无人管理,也霉变了。乱哄哄一场闹剧收场,我又回生产队劳动。想想有些不服气,我跑到当时中草药种植的先进典型——邻近的新民公社二大队去看了一下,他们也偃旗息鼓了,再问原因,并不作答。
1972年春天,大队通知我去如皋城东区卫生院参加赤脚医生培训,为期6个月,这就意味着我终于成为一名正式的赤脚医生了,这时我的心情要比当初平静了许多,并没有过多的兴奋。
那时的城东区卫生院,有不少南通市下放的医护人员,还有刚分配的大学生,可谓人才济济,医疗技术力量较强。在这里我初步掌握了医学基础知识和实际工作方法。结合我过去的自学,应该说收获超过预期,但距离真正的系统医学培训,还是有距离的,因为没有教学设备、教材和各学科师资,所以学到的知识也是很肤浅的。
6个月结束后,我开始正式为农民看病。
赤脚医生的工作是集看病、护理、药剂、工勤、财务、行政于一体,不仅看病,还要打针换药,打扫卫生,清洗消毒医疗器械,收取合作医疗经费,做收支账目,购药,另外配合大队中心工作如爱国卫生、计划生育等。赤脚医生是没有上下班时间的,24小时工作制。
看病是内外妇儿的全科式服务,没有分科,样样要懂一点,但以内科疾病为主,所以我就不断地钻研医学基础理论和内科疾病的诊治。那时医疗条件很差,没有任何实验和检查设备,只能凭问诊、物理检查,加上推测和经验看病,就像老中医凭把脉看病一样。当时东陈公社医院有一个驻村医生,我也向他请教请教。赤脚医生很辛苦,应付门诊病人好说,但是农民有个习惯,医生要请到家里来看病,所以每天都要跑五六家,甚至十几家。这中间也不乏重病人,相当于现在的家庭病房,必须天天出诊。一年下来我几乎跑遍了全大队700多户中的每一家。遇到疑难问题,还要动脑筋,也要不断地翻书,随着时间的推移,治好的病人越来越多,声望也日渐提高。
在临床摸爬滚打中,我逐渐能应付各种病人和突发情况。比如,有一个肺脓肿的病人,咳出大量的脓痰和血,发热,卧床不起,这种病实际是很重的,但这个家庭比较穷,住不起院。好在农民的耐力强,我就天天给她注射两次青霉素,10多天后,竟然康复了,前后也不过花了几十元。还有一次两个农民吵架,其中一人突然倒地,昏迷不醒,抽筋,立即把我叫去了,我一看,年轻,不可能是中风,发病突然,不是脑炎,我看看他的眼球,还在不停地转动,分明是癔病(歇斯底里),立即用暗示治疗,再打一针,没多久就渐渐醒了,在场的群众都很感慨:“真是药到病除,妙手回春!”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但也有很多我无法医治的,不得不转院,这时我又常想,要深造。 夜间出诊是最苦的,特别是冬天,从被窝里起来,常冻得直哆嗦,农民说这叫“拔毛针”。当然人家有了急病才找医生的,医生一到,病人才会安心。当时农村没有电,连煤油灯都不多,夜幕降临后,全大队一片漆黑,偶然看到几家窗口摇曳的灯光,这时出去我心中就不禁紧张。尤其走到一个空旷的坟地,常常可以看见鬼火,心里更紧张,但我知道这是磷火。据说解放战争时期有十来个武工队员就牺牲在这里,我走过那里的时候,常常想革命先烈大概会保佑我为人民服务吧,心里也就松弛下来了。最初我常叫病人家属陪着我,渐渐地,我不怕了,而且练就了比较高超的自行车车技,夜间能凭感觉在田间小路上快速骑车。
农民既朴实又诚恳,每当我出诊到一个人家,到了饭时,热情的病家常常挽留我吃饭,说:“没好吃的,省得你再回去煮了。”常常是一碗面条,两个鸡蛋,或是摊上一锅摊饼,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我的吃饭问题。别小看,农民自己都舍不得吃,很多农民家里鸡生的蛋是用来换盐和针线的。
赤脚医生是参加大队干部分配的,我的报酬相当于一个农村强劳力,每年200元,扣除粮草和杂用,能够得到140元左右。第一年我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以备出诊时骑,第二年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以备计时和数心率。没有其他收入,也没有听说过灰色收入,那时的工作都是无偿的。
1975年邓小平曾对外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赤脚医生要穿鞋。就是要提高医疗技术水平,这与我的想法产生共鸣。我再一次萌生要继续深造——上医科大学的念头。
经过那几年的锻炼,我逐步积累了知识和经验,在同行中也小有名气,但上医学院的念头一直没有放弃,还渐渐萌发了搞一些研究的念头。我发现这个地方食管癌的发病率偏高,这成为我现在研究食管癌的最初动力,也成了我要继续深造的动力。同时我还着手把临床上一些体会整理出来,写了我平生第一篇论文《小剂量青霉素穴位注射治疗急性扁桃体炎》,1975年这篇论文发表在当时全国仅有三四家还在出版的医学杂志《赤脚医生杂志》(现改名为《中国临床医生》)上,论文发表不久,我进入南通医学院学习深造,离开了我的第二故乡。这年我25岁。
现在我时时怀念当年赤脚医生岁月,可以说这是我的根。赤脚医生也许不太正规,水平不高,那时提倡“干起来再学,干就是学”,只经过短期培训就干起来了,那时农村需要这样的人来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当时没有执业资格一说,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却是牢固的,不计报酬,一心治病救人,农民也很朴实,所以没有什么医疗纠纷。我想现在的医生确实很需要这样的精神,才能使人民满意。
插队不久,我就发现了农村并不是我想象或某些人描绘的那样美好。穷!这是大背景;吃不饱,这是实实在在的问题;大锅饭,这是问题的源头;农业科技落后,这是问题的症结;缺医少药,使问题雪上加霜。想想自己的处境,觉得如果不能回城,在农村当一个赤脚医生也不错,作为一个城里孩子,既没有农业劳动的经验,也没有足够体力,但我可以发挥有一定知识的优势,为农民服务,挣口饭吃。于是我到新华书店买了几本医学书籍和几根针灸针,仗着有点自然科学基础就拼命地读,还真被我读进去了。
一次偶然的事情为我当赤脚医生提供了机遇。那天我在田里锄草时,有一位中年妇女不知怎的,速度特别慢,像是在怠工,被队长大声呵斥:“怎么,都不如城里来的知青?”她几乎要哭了,等队长走后,她悄悄地对我说:“我头痛啊!”我问了她的症状,觉得是偏头痛,针灸就行。我大胆地说:“我来给你针灸吧。”当几根银针刺入穴位后,她的头痛顿时减轻了,高兴得不得了,“你能当先生啊!”她说。这事迅速传遍全队,大家都认为我是小先生,连队长也知道了。来找我看病的人越来越多,连邻队的农民也来。
有一次,邻队有一个农民咳嗽发热,看了几个医生都没有效,他来找我,我问了病情,照着书上的方法给他检查了一番,说:“你怕是肺结核吧,快去透视一下。”他半信半疑地走了,过了几天,他把我请到家里说:“到底是祖传,好先生,看病准。”原来他去城里医院看过了,确是肺结核。农民就相信祖传,其实我哪里是什么祖传,只是小时候因为父亲在一家医院当会计,到医院去的次数多,看得比别人多罢了。这件事又迅速在整个大队传开了,连大队书记都知道了。
![](http://img1.qikan.com/qkimages/wsbl/wsbl201404/wsbl20140429-1-l.jpg)
随着赤脚医生制度的推广,1969年春季,东陈公社也开始搞赤脚医生了。名额是每个大队2名,一男一女,到公社培训2个月。由于我已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大队革委会就推荐了我,当时我心里甭提多高兴了。但是,没想到我被造反派把持的公社革委会否决了,理由是:知青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才来了不到一年,不能当赤脚医生。当队长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时,我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怎么也想不通,难道当赤脚医生就不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吗?真是整人没商量。
当时大队干部也不理解,但也不好说什么。只能悄悄地支持着我,采取小步慢跑和先斩后奏的办法,凡是大队有什么卫生工作需要临时抽调人手时,总是抽我,如爱国卫生、防疫注射、血吸虫防治等。
1970年全国掀起了一股大搞中草药的热潮,提倡“一根针,一把草”治病。上级要求每个大队都要搞一个中草药种植园,也叫“百草园”。我就在这时被调到大队管理“百草园”。起初我干劲很足,种的有芍药、菊花、丹参,柴胡等,五花八门,甚至还有黄芩、黄柏、甘草等名贵中药材,同时还组织人力采集如蒲公英、车前草、紫花草等草药。
说实话,种植中药材是专门学问,并非我们这些门外汉不经过系统学习所能搞得起来的,而且各种药材有它的适宜生长地和生活习性。经过近一年轰轰烈烈的劳作,我虽然尽了很大努力,不断地施肥浇水锄草,空闲时还查阅了所能找到的书籍,请教了老药工,但主要收获只是认识了几种中草药,知道了它们的药用价值,“百草园”药材大部分死了,采集来的中草药由于无人管理,也霉变了。乱哄哄一场闹剧收场,我又回生产队劳动。想想有些不服气,我跑到当时中草药种植的先进典型——邻近的新民公社二大队去看了一下,他们也偃旗息鼓了,再问原因,并不作答。
1972年春天,大队通知我去如皋城东区卫生院参加赤脚医生培训,为期6个月,这就意味着我终于成为一名正式的赤脚医生了,这时我的心情要比当初平静了许多,并没有过多的兴奋。
那时的城东区卫生院,有不少南通市下放的医护人员,还有刚分配的大学生,可谓人才济济,医疗技术力量较强。在这里我初步掌握了医学基础知识和实际工作方法。结合我过去的自学,应该说收获超过预期,但距离真正的系统医学培训,还是有距离的,因为没有教学设备、教材和各学科师资,所以学到的知识也是很肤浅的。
6个月结束后,我开始正式为农民看病。
赤脚医生的工作是集看病、护理、药剂、工勤、财务、行政于一体,不仅看病,还要打针换药,打扫卫生,清洗消毒医疗器械,收取合作医疗经费,做收支账目,购药,另外配合大队中心工作如爱国卫生、计划生育等。赤脚医生是没有上下班时间的,24小时工作制。
看病是内外妇儿的全科式服务,没有分科,样样要懂一点,但以内科疾病为主,所以我就不断地钻研医学基础理论和内科疾病的诊治。那时医疗条件很差,没有任何实验和检查设备,只能凭问诊、物理检查,加上推测和经验看病,就像老中医凭把脉看病一样。当时东陈公社医院有一个驻村医生,我也向他请教请教。赤脚医生很辛苦,应付门诊病人好说,但是农民有个习惯,医生要请到家里来看病,所以每天都要跑五六家,甚至十几家。这中间也不乏重病人,相当于现在的家庭病房,必须天天出诊。一年下来我几乎跑遍了全大队700多户中的每一家。遇到疑难问题,还要动脑筋,也要不断地翻书,随着时间的推移,治好的病人越来越多,声望也日渐提高。
在临床摸爬滚打中,我逐渐能应付各种病人和突发情况。比如,有一个肺脓肿的病人,咳出大量的脓痰和血,发热,卧床不起,这种病实际是很重的,但这个家庭比较穷,住不起院。好在农民的耐力强,我就天天给她注射两次青霉素,10多天后,竟然康复了,前后也不过花了几十元。还有一次两个农民吵架,其中一人突然倒地,昏迷不醒,抽筋,立即把我叫去了,我一看,年轻,不可能是中风,发病突然,不是脑炎,我看看他的眼球,还在不停地转动,分明是癔病(歇斯底里),立即用暗示治疗,再打一针,没多久就渐渐醒了,在场的群众都很感慨:“真是药到病除,妙手回春!”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但也有很多我无法医治的,不得不转院,这时我又常想,要深造。 夜间出诊是最苦的,特别是冬天,从被窝里起来,常冻得直哆嗦,农民说这叫“拔毛针”。当然人家有了急病才找医生的,医生一到,病人才会安心。当时农村没有电,连煤油灯都不多,夜幕降临后,全大队一片漆黑,偶然看到几家窗口摇曳的灯光,这时出去我心中就不禁紧张。尤其走到一个空旷的坟地,常常可以看见鬼火,心里更紧张,但我知道这是磷火。据说解放战争时期有十来个武工队员就牺牲在这里,我走过那里的时候,常常想革命先烈大概会保佑我为人民服务吧,心里也就松弛下来了。最初我常叫病人家属陪着我,渐渐地,我不怕了,而且练就了比较高超的自行车车技,夜间能凭感觉在田间小路上快速骑车。
农民既朴实又诚恳,每当我出诊到一个人家,到了饭时,热情的病家常常挽留我吃饭,说:“没好吃的,省得你再回去煮了。”常常是一碗面条,两个鸡蛋,或是摊上一锅摊饼,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我的吃饭问题。别小看,农民自己都舍不得吃,很多农民家里鸡生的蛋是用来换盐和针线的。
赤脚医生是参加大队干部分配的,我的报酬相当于一个农村强劳力,每年200元,扣除粮草和杂用,能够得到140元左右。第一年我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以备出诊时骑,第二年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以备计时和数心率。没有其他收入,也没有听说过灰色收入,那时的工作都是无偿的。
1975年邓小平曾对外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赤脚医生要穿鞋。就是要提高医疗技术水平,这与我的想法产生共鸣。我再一次萌生要继续深造——上医科大学的念头。
经过那几年的锻炼,我逐步积累了知识和经验,在同行中也小有名气,但上医学院的念头一直没有放弃,还渐渐萌发了搞一些研究的念头。我发现这个地方食管癌的发病率偏高,这成为我现在研究食管癌的最初动力,也成了我要继续深造的动力。同时我还着手把临床上一些体会整理出来,写了我平生第一篇论文《小剂量青霉素穴位注射治疗急性扁桃体炎》,1975年这篇论文发表在当时全国仅有三四家还在出版的医学杂志《赤脚医生杂志》(现改名为《中国临床医生》)上,论文发表不久,我进入南通医学院学习深造,离开了我的第二故乡。这年我25岁。
现在我时时怀念当年赤脚医生岁月,可以说这是我的根。赤脚医生也许不太正规,水平不高,那时提倡“干起来再学,干就是学”,只经过短期培训就干起来了,那时农村需要这样的人来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当时没有执业资格一说,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却是牢固的,不计报酬,一心治病救人,农民也很朴实,所以没有什么医疗纠纷。我想现在的医生确实很需要这样的精神,才能使人民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