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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作为独联体一体化进程的主导国家具有一定的地区凝聚作用，但是由于俄罗斯帝国和苏联时期造成和一直存在的民族政治裂痕，也由于更大范围内的全球化进程和大国政治角逐，独联体一体化进程远远谈不上顺利，甚至存在逆一体化的趋势。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地区范围内又出现了实际上更有活力的次地区组织，其中较为重要的包括俄白联盟、欧亚经济共同体、集体安全条约、“古阿姆”集团等。在这一背景下，分析俄罗斯因素的社会和国际政治约束对于认识独联体一体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俄罗斯国家的地区凝聚作用
俄罗斯因素首先表现为俄罗斯人的能动性。俄罗斯人的民族向心力和民族国家认同能够起到一定的政治导向作用。苏联解体的一刻，二千多万俄罗斯人转瞬间失去祖国，由此形成的俄罗斯人寻找民族家园和历史祖国的力量随着联盟国家解体初期的移民潮震撼了整个地区。俄罗斯人的自治与自决运动成为某些国家西向或者外向发展的掣肘因素，而俄罗斯人积极融入当地社会的努力或者说争取自身公民权利的斗争也对所在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俄罗斯人与俄罗斯国家一同在地区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原苏联国家，俄罗斯联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苏联时期形成的经济联系，包括在资金、技术、人力和自然资源方面对地区经济的支撑。如果要完全瓦解苏联的地域性，势必会付出很高的代价，甚至有可能导致整个欧亚大陆的全面冲突。这也是独联体能够在一段时期内得以保持和俄罗斯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主导独联体地区的原因。
俄罗斯因素还表现为俄罗斯语言和文化的影响。俄语和俄罗斯文化在原苏联国家的影响具有历史性，它已经使俄罗斯因素融入到了原苏联国家的民族社会之中，赋予了他们无法完全剥离的“欧亚素质”。“哈萨克民族诞生的条件本身就具有千百年来突厥一斯拉夫文化相互作用的历史根源。在俄罗斯帝国和苏联框架内这种相互作用得到了延续”，“一方面是没有人愿意接受帝国思想的文化逻辑方案，另一方面是没有人能够否认欧亚结构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现实作用。”作为族际交流工具的俄语和浸润欧亚民族至深的共同的俄罗斯文化能够把有着复杂民族利益矛盾的不同国家联系在一起。
但是，后苏联时期地区政治进程的实践证明，俄罗斯因素所能起到的地区凝聚作用是有限的，它没能阻止住地区去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地区一体化的民族裂痕
造成独联体地区去一体化趋势的因素很多，首先是俄罗斯帝国和苏联时期的一体化进程存在民族政治裂痕。俄罗斯帝国解体后，俄罗斯人有多大的可能性能夠继续发挥地区凝聚作用是值得怀疑的。一是自决民族及其国家是否同意与原宗主国一体化的选择，甚至接受原殖民者在地区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二是原统治民族是否还有重新尝试复兴帝国的愿望。
苏联是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民族国家联盟”，至少苏共和苏联政府的统治没有以俄罗斯人的名义，苏联在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指导下为原帝国境内的主要民族建立了民族国家，许多被压迫民族都有了自己的国家和自治形式。这一过程使原本应该在20世纪初完全解体的沙俄帝国版图又得以维持大半个世纪。但是在70年时间里，苏联党和政府没有完成在帝国版图内建设现代统一民族国家的任务，苏联因自身存在的种种矛盾包括民族矛盾而最终解体。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事实本身使人怀疑苏联70年是否真的提供了复兴该地区一体化的基础。
苏联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是反西方即反“世界体系”的东方阵营的存在。斯大林所谓的“两个平行市场”理论是对两大阵营对立的理论和现实描述。苏联解体后，所有的原苏联国家包括俄罗斯联邦都已经争先恐后地提出了要走融入世界的道路，地区范围内发展一体化的政治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了。而苏联所留下的统一经济空间更是千疮百孔，在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过程中，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微弱。
从现代民族国家的角度分析，俄罗斯人的地区凝聚作用必然受到新一轮民族国家进程的影响。世界体系是一种民族国家体系，“世界上好像还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西欧一样达到那样的一体化和文化、教育体制及语言多元化的相互渗透的水平。但是，就是在地球的这一部分，那里所达到的包括文化在内的最高水平的整合，也不是通过否定民族国家、相反正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完成的。民族国家是一体化进程的根基。”后苏联地区包括俄罗斯人都处在新一轮民族国家进程中。如果不同民族的代表不能落地生根，在居住国安定下来，而是刻意在边界的另一侧寻找自己的民族国家，地区的一体化就根本无从谈起。新独立国家只会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主权的维持上，而不会关注所谓的共同利益和主权让渡。原苏联国家之所以无法表现出对于俄罗斯民族认同的完全认可，恰恰是因为俄罗斯民族认同的力量跨越了国家边界。
从文化的角度看，俄罗斯因素受到了地方民族文化复兴的制约。在原苏联地区，无论是乌克兰、摩尔多瓦这样的西部国家，还是南高加索国家和中亚国家，无不拥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苏联的同化政策产生了一批俄语居民，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原苏联地区的文化面貌，但是并没有消除各地区之间的民族文化差别，原苏联地区的次地区组织隐约显示着文化的界限。究其原因是苏联文化与俄罗斯文化的差异。在苏联文化框架下进行的俄罗斯化，更多的表现在语言和形式上。苏联文化从根本上讲不是民族的文化。只要看看沙俄时期“东正教、专制制度和人民性(俄罗斯民族性)”与苏联“共产主义”，“国际主义”和“民族自决”这样的口号的差异就一目了然了。在1980年代末，“新政治思维”对苏联的国家意识形态的颠覆使得联盟很快失去了对各加盟共和国的控制，多年的苏联教育和族际主义思想在很短时间内即被各地方的“民族认同”所取代了。苏联文化迅速褪色。“民族主义的复兴不能被解释为政治利用的结果：而毋宁说，它被精英分子所利用，恰恰证明了民族认同作为一种动员原则的可塑性和生命力”，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苏联文化不是一种以民族价值为基本诉求的文化。苏联后期的变化也是俄罗斯人的去苏联化，表现为俄罗斯民族文化在俄罗斯联邦的复兴。后苏联时期，俄罗斯国家提出各国俄罗斯人的文化自治方案证明了俄罗斯文化依然是一种民族文化，不能承担起超民族的作用。事实上，苏联时期的某种程度上的俄罗斯化政策已经是激起苏联民族矛盾的重要原因。
历史上的俄国不是一个民族竞争的框架，在这个框架内不同民族及其文化发展的机遇是不一样的。如果在民族国家竞争的新时代，俄罗斯人更多的不是联系的因素而是分裂的因素，那么，俄罗斯人将同样不能承担起建设地区一体化的支柱作用。缺少认同的框架注定只能是一个失败的框架。
原苏联国家社会转型的影响
发生在前苏联东欧地区的社会转型的基本内容“就其一般意义而言，乃是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和一党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体制的转换。”社会转型时期 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特点无不受社会转型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尤其是大资本的跨国和跨地区的扩张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改变着一个民族及其个体与世界的联系。社会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俄罗斯人问题发挥地区凝聚作用的传统政治渠道，俄罗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传统价值观念受到削弱。
首先是俄罗斯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国内政治变化，即俄罗斯作为原苏联地区俄罗斯人的祖籍国选择了面向国际社会和世界市场的发展道路。他们对境外同胞的支持已经较少表现为俄罗斯国家地理扩张的帝国传统。针对原苏联国家中俄罗斯人寻求自治与自决的地区，俄罗斯开出的政治药方都是文化自治和承认民族国家主权的“联邦制”，而不是无条件的俄罗斯民族的大一统。这其中有俄罗斯人的无奈，那就是俄罗斯国家自身存在民族认同问题、车臣问题、鞑靼斯坦问题等等，都是俄罗斯国家安全的民族政治断层。但是更主要的是俄罗斯面向世界(全球化)的选择起到更关键的作用。根据“社会舆论”基金会于1990年代中期的一项民意测验，36％的俄罗斯人认为“巩固自己的民族国家是主要的事情”，30％的俄罗斯人认为“巩固独联体国家间的经济与政治联系”比较好，23％的俄罗斯人认为“在原苏联领土上重建中央集权国家”比较好。稍后俄罗斯社会问题与民族问题独立研究所的民意咨询再一次证明了这一趋势：俄罗斯独立的方针在年轻一代(16—24岁)中最受欢迎。学者米格拉尼扬由此得出结论：“在俄罗斯族人的群众意识中，占优势的是渴望在帝国模式发生危机的情况下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
其次，社会转型给所有原苏联国家带来了新的公民社会的民族政治观念。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强调哈萨克文化认同在哈萨克斯坦国家认同中的基础和核心地位，但是仍然认为需要采用两个层面的方式来解决认同问题，第一个层面与全体哈萨克斯坦人民形成一个统一的公民和政治的共同体(而不是超级民族共同体)。“如想在形成所有哈萨克斯坦人的统一的民族意识方面加快速度，反而可能会酿成巨大的悲剧。”因为“在不久以前的苏联的经验中已经见到了推行一种同化模式——即将所有人都引导到同一语言、同一意识形态、同一文化模式的尝试所遭遇的历史性失败。一旦极权主义的强权铁箍折断，整个有关新的超级民族的全套宣传说教就如同沙漠上的城堡一样随之坍塌。吸取历史的教训要比拿自己人民的命运去做实验更好些。”纳扎尔巴耶夫的观点在独联体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此同时，新的制度架构也增加了社会容纳民族及文化多样性的潜力。它使原苏联国家的俄罗斯人能够将争取公民权利和民族文化权利的合法斗争当作实现自身价值和民族价值的主渠道，使民族认同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认同。
社会转型的一个方面是全球化因素在地区内的增加。全球化为原苏联地区的俄罗斯人提供了新的经济和政治选择。俄罗斯资本进入原苏联国家，使这些国家的部分俄罗斯人有可能在异国选择俄罗斯企业，在跨国公司的框架内作为一个可以按照民族认同工作和生活的俄罗斯人。全球化的图景还表现为在迁离居住国的俄罗斯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并没有回归祖籍国，而是通过其他渠道到了西欧和美国。在全球化背景下，俄罗斯联邦的俄罗斯人也参加到了世界劳动力流动的大潮中。这当然不能证明他们的民族认同的消解，但是却能证明转型时期人的社会政治观念的巨变，人的能动性正在更多地通过经济而非政治的渠道表现出来。即使是政治选择，也无不与经济因素紧密相连。在新世纪原苏联国家频频爆发的“颜色革命”中，民族力量与自由力量的结合是有目共睹的。
国际政治角逐的影响
进入1990年代中期以后，独联体地区成为代表世界资本利益的西方大国的角逐目标。据美国能源信息署2001年公布的资料，里海地区可以成为中东石油产区的接替地区。石油利益促使世界重要工业国家纷纷进入这一地区。除了经济目的，美国强势进入原苏联地区更主要出于地缘政治考虑。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唯一的全球性超级大国，继续把欧亚大陆看成是全球的中心舞台，通过对欧亚地区的经营和争夺，确保“美国在全球的首要地位”。
美国地缘角逐的主要武器是经济援助和民主价值观的输出。美国通过大量援助瓦解俄罗斯领导的地区经济一体化，并最大限度地利用原苏联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的民族矛盾与冲突，破坏该地区一体化的政治基础。为帮助独联体国家建成“公民社会”，美国向独联体国家提供名目繁多的援助，仅1993年至2003年，美国就向独联体各国提供了90億美元的专项政治拨款。美国所代表的是世界体系，以西方大的跨国公司为代表的世界资本的进入决定性地削弱了俄罗斯主导原苏联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努力。俄罗斯在经济上不是对手，而在政治上也没有一个与美国竞争的模式。这种政治和经济的弱势决定了原苏联地区俄罗斯人凝聚力的有限。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际竞争的现实主义态度。作为大国之间的斗争，冷战后的美国政治家受到摩根索权力政治思维的影响深远，它使美国“扩展民主”的理想成为一种实用主义的国际战略，在其现实实践过程中从来与清醒的美国国家利益原则联系在一起。在用美国式民主改造的原苏联国家，俄罗斯人被解除民族主义的武装。如果说冷战时期的美国致力于“通过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压力来腐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那么后冷战时期，西方学者更习惯于采用“后殖民主义”视角解读原苏联地区的社会现实，在肯定俄国国内各少数族群的民族性诉求的同时，质疑俄国的现代民族国家性质，进而直接批评俄国的内政外交。西方通过提出对原苏联地区民族主义的双重标准保持着对俄罗斯国家和跨国界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压力，制约着俄国“软权力”的发展和运用。
“鉴于人们对新形式的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深深恐惧，也给这些新国家将来的发展投下了很大的阴影。俄罗斯要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走下去，就不能走回头路。这就是为什么在俄罗斯不管谁掌权都不会重新建立苏联的原因。”这也是原苏联国家不断分化，越来越多的国家转头西向的原因。
(责任编辑：王 栋)
俄罗斯国家的地区凝聚作用
俄罗斯因素首先表现为俄罗斯人的能动性。俄罗斯人的民族向心力和民族国家认同能够起到一定的政治导向作用。苏联解体的一刻，二千多万俄罗斯人转瞬间失去祖国，由此形成的俄罗斯人寻找民族家园和历史祖国的力量随着联盟国家解体初期的移民潮震撼了整个地区。俄罗斯人的自治与自决运动成为某些国家西向或者外向发展的掣肘因素，而俄罗斯人积极融入当地社会的努力或者说争取自身公民权利的斗争也对所在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俄罗斯人与俄罗斯国家一同在地区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原苏联国家，俄罗斯联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苏联时期形成的经济联系，包括在资金、技术、人力和自然资源方面对地区经济的支撑。如果要完全瓦解苏联的地域性，势必会付出很高的代价，甚至有可能导致整个欧亚大陆的全面冲突。这也是独联体能够在一段时期内得以保持和俄罗斯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主导独联体地区的原因。
俄罗斯因素还表现为俄罗斯语言和文化的影响。俄语和俄罗斯文化在原苏联国家的影响具有历史性，它已经使俄罗斯因素融入到了原苏联国家的民族社会之中，赋予了他们无法完全剥离的“欧亚素质”。“哈萨克民族诞生的条件本身就具有千百年来突厥一斯拉夫文化相互作用的历史根源。在俄罗斯帝国和苏联框架内这种相互作用得到了延续”，“一方面是没有人愿意接受帝国思想的文化逻辑方案，另一方面是没有人能够否认欧亚结构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现实作用。”作为族际交流工具的俄语和浸润欧亚民族至深的共同的俄罗斯文化能够把有着复杂民族利益矛盾的不同国家联系在一起。
但是，后苏联时期地区政治进程的实践证明，俄罗斯因素所能起到的地区凝聚作用是有限的，它没能阻止住地区去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地区一体化的民族裂痕
造成独联体地区去一体化趋势的因素很多，首先是俄罗斯帝国和苏联时期的一体化进程存在民族政治裂痕。俄罗斯帝国解体后，俄罗斯人有多大的可能性能夠继续发挥地区凝聚作用是值得怀疑的。一是自决民族及其国家是否同意与原宗主国一体化的选择，甚至接受原殖民者在地区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二是原统治民族是否还有重新尝试复兴帝国的愿望。
苏联是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民族国家联盟”，至少苏共和苏联政府的统治没有以俄罗斯人的名义，苏联在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指导下为原帝国境内的主要民族建立了民族国家，许多被压迫民族都有了自己的国家和自治形式。这一过程使原本应该在20世纪初完全解体的沙俄帝国版图又得以维持大半个世纪。但是在70年时间里，苏联党和政府没有完成在帝国版图内建设现代统一民族国家的任务，苏联因自身存在的种种矛盾包括民族矛盾而最终解体。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事实本身使人怀疑苏联70年是否真的提供了复兴该地区一体化的基础。
苏联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是反西方即反“世界体系”的东方阵营的存在。斯大林所谓的“两个平行市场”理论是对两大阵营对立的理论和现实描述。苏联解体后，所有的原苏联国家包括俄罗斯联邦都已经争先恐后地提出了要走融入世界的道路，地区范围内发展一体化的政治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了。而苏联所留下的统一经济空间更是千疮百孔，在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过程中，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微弱。
从现代民族国家的角度分析，俄罗斯人的地区凝聚作用必然受到新一轮民族国家进程的影响。世界体系是一种民族国家体系，“世界上好像还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西欧一样达到那样的一体化和文化、教育体制及语言多元化的相互渗透的水平。但是，就是在地球的这一部分，那里所达到的包括文化在内的最高水平的整合，也不是通过否定民族国家、相反正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完成的。民族国家是一体化进程的根基。”后苏联地区包括俄罗斯人都处在新一轮民族国家进程中。如果不同民族的代表不能落地生根，在居住国安定下来，而是刻意在边界的另一侧寻找自己的民族国家，地区的一体化就根本无从谈起。新独立国家只会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主权的维持上，而不会关注所谓的共同利益和主权让渡。原苏联国家之所以无法表现出对于俄罗斯民族认同的完全认可，恰恰是因为俄罗斯民族认同的力量跨越了国家边界。
从文化的角度看，俄罗斯因素受到了地方民族文化复兴的制约。在原苏联地区，无论是乌克兰、摩尔多瓦这样的西部国家，还是南高加索国家和中亚国家，无不拥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苏联的同化政策产生了一批俄语居民，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原苏联地区的文化面貌，但是并没有消除各地区之间的民族文化差别，原苏联地区的次地区组织隐约显示着文化的界限。究其原因是苏联文化与俄罗斯文化的差异。在苏联文化框架下进行的俄罗斯化，更多的表现在语言和形式上。苏联文化从根本上讲不是民族的文化。只要看看沙俄时期“东正教、专制制度和人民性(俄罗斯民族性)”与苏联“共产主义”，“国际主义”和“民族自决”这样的口号的差异就一目了然了。在1980年代末，“新政治思维”对苏联的国家意识形态的颠覆使得联盟很快失去了对各加盟共和国的控制，多年的苏联教育和族际主义思想在很短时间内即被各地方的“民族认同”所取代了。苏联文化迅速褪色。“民族主义的复兴不能被解释为政治利用的结果：而毋宁说，它被精英分子所利用，恰恰证明了民族认同作为一种动员原则的可塑性和生命力”，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苏联文化不是一种以民族价值为基本诉求的文化。苏联后期的变化也是俄罗斯人的去苏联化，表现为俄罗斯民族文化在俄罗斯联邦的复兴。后苏联时期，俄罗斯国家提出各国俄罗斯人的文化自治方案证明了俄罗斯文化依然是一种民族文化，不能承担起超民族的作用。事实上，苏联时期的某种程度上的俄罗斯化政策已经是激起苏联民族矛盾的重要原因。
历史上的俄国不是一个民族竞争的框架，在这个框架内不同民族及其文化发展的机遇是不一样的。如果在民族国家竞争的新时代，俄罗斯人更多的不是联系的因素而是分裂的因素，那么，俄罗斯人将同样不能承担起建设地区一体化的支柱作用。缺少认同的框架注定只能是一个失败的框架。
原苏联国家社会转型的影响
发生在前苏联东欧地区的社会转型的基本内容“就其一般意义而言，乃是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和一党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体制的转换。”社会转型时期 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特点无不受社会转型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尤其是大资本的跨国和跨地区的扩张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改变着一个民族及其个体与世界的联系。社会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俄罗斯人问题发挥地区凝聚作用的传统政治渠道，俄罗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传统价值观念受到削弱。
首先是俄罗斯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国内政治变化，即俄罗斯作为原苏联地区俄罗斯人的祖籍国选择了面向国际社会和世界市场的发展道路。他们对境外同胞的支持已经较少表现为俄罗斯国家地理扩张的帝国传统。针对原苏联国家中俄罗斯人寻求自治与自决的地区，俄罗斯开出的政治药方都是文化自治和承认民族国家主权的“联邦制”，而不是无条件的俄罗斯民族的大一统。这其中有俄罗斯人的无奈，那就是俄罗斯国家自身存在民族认同问题、车臣问题、鞑靼斯坦问题等等，都是俄罗斯国家安全的民族政治断层。但是更主要的是俄罗斯面向世界(全球化)的选择起到更关键的作用。根据“社会舆论”基金会于1990年代中期的一项民意测验，36％的俄罗斯人认为“巩固自己的民族国家是主要的事情”，30％的俄罗斯人认为“巩固独联体国家间的经济与政治联系”比较好，23％的俄罗斯人认为“在原苏联领土上重建中央集权国家”比较好。稍后俄罗斯社会问题与民族问题独立研究所的民意咨询再一次证明了这一趋势：俄罗斯独立的方针在年轻一代(16—24岁)中最受欢迎。学者米格拉尼扬由此得出结论：“在俄罗斯族人的群众意识中，占优势的是渴望在帝国模式发生危机的情况下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
其次，社会转型给所有原苏联国家带来了新的公民社会的民族政治观念。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强调哈萨克文化认同在哈萨克斯坦国家认同中的基础和核心地位，但是仍然认为需要采用两个层面的方式来解决认同问题，第一个层面与全体哈萨克斯坦人民形成一个统一的公民和政治的共同体(而不是超级民族共同体)。“如想在形成所有哈萨克斯坦人的统一的民族意识方面加快速度，反而可能会酿成巨大的悲剧。”因为“在不久以前的苏联的经验中已经见到了推行一种同化模式——即将所有人都引导到同一语言、同一意识形态、同一文化模式的尝试所遭遇的历史性失败。一旦极权主义的强权铁箍折断，整个有关新的超级民族的全套宣传说教就如同沙漠上的城堡一样随之坍塌。吸取历史的教训要比拿自己人民的命运去做实验更好些。”纳扎尔巴耶夫的观点在独联体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此同时，新的制度架构也增加了社会容纳民族及文化多样性的潜力。它使原苏联国家的俄罗斯人能够将争取公民权利和民族文化权利的合法斗争当作实现自身价值和民族价值的主渠道，使民族认同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认同。
社会转型的一个方面是全球化因素在地区内的增加。全球化为原苏联地区的俄罗斯人提供了新的经济和政治选择。俄罗斯资本进入原苏联国家，使这些国家的部分俄罗斯人有可能在异国选择俄罗斯企业，在跨国公司的框架内作为一个可以按照民族认同工作和生活的俄罗斯人。全球化的图景还表现为在迁离居住国的俄罗斯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并没有回归祖籍国，而是通过其他渠道到了西欧和美国。在全球化背景下，俄罗斯联邦的俄罗斯人也参加到了世界劳动力流动的大潮中。这当然不能证明他们的民族认同的消解，但是却能证明转型时期人的社会政治观念的巨变，人的能动性正在更多地通过经济而非政治的渠道表现出来。即使是政治选择，也无不与经济因素紧密相连。在新世纪原苏联国家频频爆发的“颜色革命”中，民族力量与自由力量的结合是有目共睹的。
国际政治角逐的影响
进入1990年代中期以后，独联体地区成为代表世界资本利益的西方大国的角逐目标。据美国能源信息署2001年公布的资料，里海地区可以成为中东石油产区的接替地区。石油利益促使世界重要工业国家纷纷进入这一地区。除了经济目的，美国强势进入原苏联地区更主要出于地缘政治考虑。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唯一的全球性超级大国，继续把欧亚大陆看成是全球的中心舞台，通过对欧亚地区的经营和争夺，确保“美国在全球的首要地位”。
美国地缘角逐的主要武器是经济援助和民主价值观的输出。美国通过大量援助瓦解俄罗斯领导的地区经济一体化，并最大限度地利用原苏联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的民族矛盾与冲突，破坏该地区一体化的政治基础。为帮助独联体国家建成“公民社会”，美国向独联体国家提供名目繁多的援助，仅1993年至2003年，美国就向独联体各国提供了90億美元的专项政治拨款。美国所代表的是世界体系，以西方大的跨国公司为代表的世界资本的进入决定性地削弱了俄罗斯主导原苏联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努力。俄罗斯在经济上不是对手，而在政治上也没有一个与美国竞争的模式。这种政治和经济的弱势决定了原苏联地区俄罗斯人凝聚力的有限。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际竞争的现实主义态度。作为大国之间的斗争，冷战后的美国政治家受到摩根索权力政治思维的影响深远，它使美国“扩展民主”的理想成为一种实用主义的国际战略，在其现实实践过程中从来与清醒的美国国家利益原则联系在一起。在用美国式民主改造的原苏联国家，俄罗斯人被解除民族主义的武装。如果说冷战时期的美国致力于“通过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压力来腐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那么后冷战时期，西方学者更习惯于采用“后殖民主义”视角解读原苏联地区的社会现实，在肯定俄国国内各少数族群的民族性诉求的同时，质疑俄国的现代民族国家性质，进而直接批评俄国的内政外交。西方通过提出对原苏联地区民族主义的双重标准保持着对俄罗斯国家和跨国界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压力，制约着俄国“软权力”的发展和运用。
“鉴于人们对新形式的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深深恐惧，也给这些新国家将来的发展投下了很大的阴影。俄罗斯要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走下去，就不能走回头路。这就是为什么在俄罗斯不管谁掌权都不会重新建立苏联的原因。”这也是原苏联国家不断分化，越来越多的国家转头西向的原因。
(责任编辑：王 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