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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源起于后现代主义语境之中的快闪艺术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文化需求活动，带有明显的游戏特质，从艺术组成方式上解构了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的文化界限，通过偶发性、碎片化的艺术反映受众对于消费文化的参与性、游戏性诉求。 2019年2月份在国内兴起的快闪活动，打破了快闪艺术的“偶发性”机制、消解了国外快闪影像的个性化、游戏化，初步建立国内快闪文化中的精神表达，使快闪文化在通俗化、随意性的同时，通过政治策略的隐性呈现，消解了快闪活动的僭越目的，获得由“合法”的艺术机制与社会语境，形成了对城市形象的有效传播。
【关键词】快闪影像;城市形象;传播
“快闪”，英文为Flash Mob，意为一群人通过互相特殊的联络管道和方式约定在某个具有代表意义的地点或场所来进行指定的集体行动或动作（例如鼓掌、拥抱、舞蹈等，一般是不违法却很引人注意的动作），又在短时间内若无其事般急速消失。“源自于Flash Mob的广义快闪由两种组织方式，一种为flash crowd，即同一个群体为响应活动发起者的口号、或目标，在某一固定时间段中进入同一个网站。另一种组织方式为smart mob，即事先互不相识的陌生群体以同一目标、理念为共同诉求，借助手机、互联网等传播媒介，自发组织的社会活动。”
快闪艺术作为在互联网发起之下的具有任意性、随机性的无彩排的行为艺术的表达，一改传统电影中情节的起承转合，叙事的推动不在依靠矛盾冲突，故事结构碎片化，叙事方式与叙事结构简单化，形成了一种反类型叙事的特征。对叙事性的削弱要求故事应该服务于图像，画面的组接以视觉快感的传递为第一原则。
快闪艺术发起和终止非常突然，需要受众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加入叙事空间，形成瞬时性即“震惊”的特征，受众日常习惯的生活空间变成了艺术表现的舞台空间，在熟悉的叙事空间中更易形成沉浸式体验。快闪的艺术效果来自于受众奇观情景下获得的冲突感，奇观叙事的冲突感越强，快闪现场所取得受众反馈则越强烈。
快闪活动作为一种瞬时嵌入性的艺术行为一般不会超过五分钟，因此快闪影像若以传播效果为诉求，则需要对快闪活动进行“精心策划”，以满足观众的视听期待，纵观2019年2月份后国内快闪影像的形成过程，注重情节铺陈、镜头组接、角色的身份设置、人物的场面调度及其背后呈现的隐喻表达。国内快闪活动精心策划的组织方式主要表现在参与者数量、活动规模、参与者明星化等方面，通过非常态化的、整体规模化的、有序集中的统一行为在弱化演出戏剧化的同时，造成公共空间的瞬时舞台效果。
快闪将审美将物化社会中陌生的人际关系，用瞬时性的舞台将同一时空关系中的人聚合在同一个目的中，用不同的审美反应，或鼓掌、或哼唱粘合起来，在奇观呈现中形成共有的情感体验。观众与审美对象、观众与演员，甚至观众与观众之间形成同一个审美主体。
1. 从“街头”到城市景观符号
“空间不是社会的反映（reflection），而是社会的表现（expression）。”空间为当下社会中的你我提供了一个能够思考、审视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社会思想流动的有效途径，其不仅仅作为物理空间存在，而具有几何意义上的，将人的关系组织起来的功能，是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快闪作为一种公共场域中的集体突发性艺术行为，其叙事场域完成了个人化——公共化的转型，呈现出明显的以城市景观为叙事场域的特征。快闪以城市市民作为叙事主体，同时更需要满足城市市民的审美需求与城市精神，打破了影像叙事过程中的隐秘性，公共空间的艺术创造从受众组成上要求——无差别的广大群众，在城市这个依存性、稳定性较高的非私密性领域中，有了更好的传播效果，其受众的依赖程度也更高。
源自于大众娱乐心理的街头文化，区别于严肃观念的其他艺术创作形式，在文化现象上具有不稳定性。早期国外快闪活动作为一种无目的的艺术行为的集合，是街头文化的延伸，在追求“自由”的目的导向中受到合法性的限制，其组织结构松散、街头文化的娱乐性、反叛性突出。街头快闪对空间选择的要求不高，商业街道、超市、快餐店、城市小广场等日常生活叙事空间的设立，区别于展现群体重大社会时间的叙事空间，承载的社会记忆、群体认同感与仪式感被削弱，更加突出快閃活动的“随意性”。
国内快闪活动以现代文明进程中工业化产物为叙事场域，如：高铁站、机场、城市中心广场、城市地标性建筑，使城市符号景观介入公共空间中。“景观”作为视觉文化传播时代的本质特征，“不是附加于现实世界的无关紧要的装饰或补充，它是现实社会非现实的核心。在其全部特有的形式——新闻、宣传、广告、娱乐表演中，景观成为主导性的生活模式。”
城市作为人类自然生活、社会生活、生产活动的集中场域，城市景观的符号化（机场、车站、广场等）呈现有利于增强城市民众对于集体的记忆、认同感。“一定模式下的群体行为，代表一个社会群体性的共性的认知，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对于这种社交活动的精神依赖。”城市景观的设置会使快闪现场的受众依据对公共空间的生活经验、诉求判断形成对于快闪活动的精神依赖，认同快闪影片中建构的空间精神。
城市景观在快闪影片中的空间设置摆脱了农耕文化的审美习惯，关注受众在建筑、街道、文化广场等城市物质空间中形成的新时代的观念与文化审美心理的转移，城市符号快闪影像正在重新建构城市文化与传播文化价值，城市景观的变迁是时代变迁的缩影，是集体的生活经验总结。
2. 从虚拟“僭越”到追求共有价值
巴赫金认为在一个仪式场合中，人们僭越性的欲望可以得到短暂的满足于放纵，已经确立的等级被片刻的颠倒。快闪影像的叙事领域为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意味着依靠话语交往形成公共舆论，使公共理性成为具有约束力、文明的影响力。”而突发的集体社会行为——快闪行为打破了原有平衡的社会机制与契约关系，即通过僭越这种象征性的行为抵抗已经被确立的风俗、等级、规则。国外的快闪艺术被看作是青年亚文化的一种表达，青年以特殊的行为表现、音乐审美、服装风格抵抗拥有话语权的成人世界，通过“仪式”进行抵抗，快闪艺术是青年人“斗争的场域”，具有一定的反叛精神，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文化对抗活动。 国内的快闪艺术“僭越”活动的对抗性减弱、不再是某一群体处于身份认同的目的快闪参与者无需通过僭越抗争获取话语权，快闪活动从无意识的身体抗争中解放出来，成为一场有意义的自上而下的文化活动，通过快闪仪式“某个象征人物的一系列行为于言语的标准化序列，把仪式的参与者吸引到他们认为重要的思想和感情上去”，使参与者建立话语机制内所认可的团结一致、共有的价值方式。
国内的快闪艺术以柔软的政治文化策略、扎根于大众文化中，消解了生活与艺术中的屏障，积极调动大众媒介来宣传自我、扩大影响，亦使受众最大限度的参与快闪文化的创作过程中来。
3. 从“私人故事”到“现实神话”
外国快闪在源起之后迅速进入到私人化的创作过程中，其叙事主体、叙事空间、叙事策略等的设置皆是为了完成一个私人化的目的。比如，通过快闪活动进行求婚、毕业纪念活动、商业广告推广、单纯无意义的游戏，其快闪的目的不具有统一输出的公共价值，个人的情感总结以散点方式存在，无法形成集体的情感经验与仪式化的精神认同，更无法蕴含较为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变迁。
仪式作为构造文化与人类构造自我的方式，是关乎人类内在情感体验、文化观念的表达。暗含个体与社会对待现实的态度，储存“‘社会记忆’，真实的呈现社会变迁，具有明显的话语色彩、叙事能力并带有策略上的主导作用。
快闪影像作为影像艺术的新形式，以其庞杂的叙事主体与视觉呈现的直观性，能够使受众进入“浸入式”场域，且伴随着节日、庆典等仪式性的事件节点出现。
我国快闪影片中出现的红色、国旗、城市景观、熟知的音乐旋律使受众不自觉的进入快闪影像创造出的社会现实，当受众需要通过影像来认识与熟知现实社会时，实际上已经承认与接受了影像中所描述的“神话”世界。“神话”世界通过《我和我的祖国》、《歌唱祖国》、《我的中国心》等诸如此类“精神性”极强的文化符号的输出，从本民族共有的稳定的文化身份出发，以共有的语言、行为模式、价值判断、文化习俗作为心理依据，将割裂的个体经验整合到共有的家国观念的情感文化层面，长期的文化习性成为快闪艺术的内在结构性支撑。
结语：快闪艺术的生命力不应建立在单纯的杂耍、让人“震惊”的目的之上，应该由单纯的行动动作转变为有更深价值的、自觉的艺术创造，使得快闪艺术取得更广泛的受众群体与传播效果。近年来，具有国内城市市民精神的快闪活动不断在国外上演，快闪从国外游戏化的诉求中解放出来，被赋予了更多的现实意义与意识形态，快闪视频对内重建城市居民共有的精神家园，粘合受众记忆、提高民众向心力，对外在浓郁中国风情的形式下，成为传播城市形象，促使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
快閃影像形成的类型化文本，一方面使快闪活动在共有的文化价值层面形成更好的文化传播与心理认同，但泛滥传播且单纯建立在粗放价值内核上的快闪影像并不具有艺术的审美力与生命力。
参考文献：
[1]周威：《后现代语境下的快闪艺术探析》，《美与时代》，2013年第6期.
[2]权倩，《可“复制”的行为艺术——国内快闪影像叙事研究》.
[3][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04页.
[4]Guy Debord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New York Zone， 1994.
[5]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en： Metaphors We Live By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
[6][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3页
作者简介信息：权倩，甘肃，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电影批评、文化传播。
【关键词】快闪影像;城市形象;传播
“快闪”，英文为Flash Mob，意为一群人通过互相特殊的联络管道和方式约定在某个具有代表意义的地点或场所来进行指定的集体行动或动作（例如鼓掌、拥抱、舞蹈等，一般是不违法却很引人注意的动作），又在短时间内若无其事般急速消失。“源自于Flash Mob的广义快闪由两种组织方式，一种为flash crowd，即同一个群体为响应活动发起者的口号、或目标，在某一固定时间段中进入同一个网站。另一种组织方式为smart mob，即事先互不相识的陌生群体以同一目标、理念为共同诉求，借助手机、互联网等传播媒介，自发组织的社会活动。”
快闪艺术作为在互联网发起之下的具有任意性、随机性的无彩排的行为艺术的表达，一改传统电影中情节的起承转合，叙事的推动不在依靠矛盾冲突，故事结构碎片化，叙事方式与叙事结构简单化，形成了一种反类型叙事的特征。对叙事性的削弱要求故事应该服务于图像，画面的组接以视觉快感的传递为第一原则。
快闪艺术发起和终止非常突然，需要受众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加入叙事空间，形成瞬时性即“震惊”的特征，受众日常习惯的生活空间变成了艺术表现的舞台空间，在熟悉的叙事空间中更易形成沉浸式体验。快闪的艺术效果来自于受众奇观情景下获得的冲突感，奇观叙事的冲突感越强，快闪现场所取得受众反馈则越强烈。
快闪活动作为一种瞬时嵌入性的艺术行为一般不会超过五分钟，因此快闪影像若以传播效果为诉求，则需要对快闪活动进行“精心策划”，以满足观众的视听期待，纵观2019年2月份后国内快闪影像的形成过程，注重情节铺陈、镜头组接、角色的身份设置、人物的场面调度及其背后呈现的隐喻表达。国内快闪活动精心策划的组织方式主要表现在参与者数量、活动规模、参与者明星化等方面，通过非常态化的、整体规模化的、有序集中的统一行为在弱化演出戏剧化的同时，造成公共空间的瞬时舞台效果。
快闪将审美将物化社会中陌生的人际关系，用瞬时性的舞台将同一时空关系中的人聚合在同一个目的中，用不同的审美反应，或鼓掌、或哼唱粘合起来，在奇观呈现中形成共有的情感体验。观众与审美对象、观众与演员，甚至观众与观众之间形成同一个审美主体。
1. 从“街头”到城市景观符号
“空间不是社会的反映（reflection），而是社会的表现（expression）。”空间为当下社会中的你我提供了一个能够思考、审视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社会思想流动的有效途径，其不仅仅作为物理空间存在，而具有几何意义上的，将人的关系组织起来的功能，是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快闪作为一种公共场域中的集体突发性艺术行为，其叙事场域完成了个人化——公共化的转型，呈现出明显的以城市景观为叙事场域的特征。快闪以城市市民作为叙事主体，同时更需要满足城市市民的审美需求与城市精神，打破了影像叙事过程中的隐秘性，公共空间的艺术创造从受众组成上要求——无差别的广大群众，在城市这个依存性、稳定性较高的非私密性领域中，有了更好的传播效果，其受众的依赖程度也更高。
源自于大众娱乐心理的街头文化，区别于严肃观念的其他艺术创作形式，在文化现象上具有不稳定性。早期国外快闪活动作为一种无目的的艺术行为的集合，是街头文化的延伸，在追求“自由”的目的导向中受到合法性的限制，其组织结构松散、街头文化的娱乐性、反叛性突出。街头快闪对空间选择的要求不高，商业街道、超市、快餐店、城市小广场等日常生活叙事空间的设立，区别于展现群体重大社会时间的叙事空间，承载的社会记忆、群体认同感与仪式感被削弱，更加突出快閃活动的“随意性”。
国内快闪活动以现代文明进程中工业化产物为叙事场域，如：高铁站、机场、城市中心广场、城市地标性建筑，使城市符号景观介入公共空间中。“景观”作为视觉文化传播时代的本质特征，“不是附加于现实世界的无关紧要的装饰或补充，它是现实社会非现实的核心。在其全部特有的形式——新闻、宣传、广告、娱乐表演中，景观成为主导性的生活模式。”
城市作为人类自然生活、社会生活、生产活动的集中场域，城市景观的符号化（机场、车站、广场等）呈现有利于增强城市民众对于集体的记忆、认同感。“一定模式下的群体行为，代表一个社会群体性的共性的认知，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对于这种社交活动的精神依赖。”城市景观的设置会使快闪现场的受众依据对公共空间的生活经验、诉求判断形成对于快闪活动的精神依赖，认同快闪影片中建构的空间精神。
城市景观在快闪影片中的空间设置摆脱了农耕文化的审美习惯，关注受众在建筑、街道、文化广场等城市物质空间中形成的新时代的观念与文化审美心理的转移，城市符号快闪影像正在重新建构城市文化与传播文化价值，城市景观的变迁是时代变迁的缩影，是集体的生活经验总结。
2. 从虚拟“僭越”到追求共有价值
巴赫金认为在一个仪式场合中，人们僭越性的欲望可以得到短暂的满足于放纵，已经确立的等级被片刻的颠倒。快闪影像的叙事领域为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意味着依靠话语交往形成公共舆论，使公共理性成为具有约束力、文明的影响力。”而突发的集体社会行为——快闪行为打破了原有平衡的社会机制与契约关系，即通过僭越这种象征性的行为抵抗已经被确立的风俗、等级、规则。国外的快闪艺术被看作是青年亚文化的一种表达，青年以特殊的行为表现、音乐审美、服装风格抵抗拥有话语权的成人世界，通过“仪式”进行抵抗，快闪艺术是青年人“斗争的场域”，具有一定的反叛精神，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文化对抗活动。 国内的快闪艺术“僭越”活动的对抗性减弱、不再是某一群体处于身份认同的目的快闪参与者无需通过僭越抗争获取话语权，快闪活动从无意识的身体抗争中解放出来，成为一场有意义的自上而下的文化活动，通过快闪仪式“某个象征人物的一系列行为于言语的标准化序列，把仪式的参与者吸引到他们认为重要的思想和感情上去”，使参与者建立话语机制内所认可的团结一致、共有的价值方式。
国内的快闪艺术以柔软的政治文化策略、扎根于大众文化中，消解了生活与艺术中的屏障，积极调动大众媒介来宣传自我、扩大影响，亦使受众最大限度的参与快闪文化的创作过程中来。
3. 从“私人故事”到“现实神话”
外国快闪在源起之后迅速进入到私人化的创作过程中，其叙事主体、叙事空间、叙事策略等的设置皆是为了完成一个私人化的目的。比如，通过快闪活动进行求婚、毕业纪念活动、商业广告推广、单纯无意义的游戏，其快闪的目的不具有统一输出的公共价值，个人的情感总结以散点方式存在，无法形成集体的情感经验与仪式化的精神认同，更无法蕴含较为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变迁。
仪式作为构造文化与人类构造自我的方式，是关乎人类内在情感体验、文化观念的表达。暗含个体与社会对待现实的态度，储存“‘社会记忆’，真实的呈现社会变迁，具有明显的话语色彩、叙事能力并带有策略上的主导作用。
快闪影像作为影像艺术的新形式，以其庞杂的叙事主体与视觉呈现的直观性，能够使受众进入“浸入式”场域，且伴随着节日、庆典等仪式性的事件节点出现。
我国快闪影片中出现的红色、国旗、城市景观、熟知的音乐旋律使受众不自觉的进入快闪影像创造出的社会现实，当受众需要通过影像来认识与熟知现实社会时，实际上已经承认与接受了影像中所描述的“神话”世界。“神话”世界通过《我和我的祖国》、《歌唱祖国》、《我的中国心》等诸如此类“精神性”极强的文化符号的输出，从本民族共有的稳定的文化身份出发，以共有的语言、行为模式、价值判断、文化习俗作为心理依据，将割裂的个体经验整合到共有的家国观念的情感文化层面，长期的文化习性成为快闪艺术的内在结构性支撑。
结语：快闪艺术的生命力不应建立在单纯的杂耍、让人“震惊”的目的之上，应该由单纯的行动动作转变为有更深价值的、自觉的艺术创造，使得快闪艺术取得更广泛的受众群体与传播效果。近年来，具有国内城市市民精神的快闪活动不断在国外上演，快闪从国外游戏化的诉求中解放出来，被赋予了更多的现实意义与意识形态，快闪视频对内重建城市居民共有的精神家园，粘合受众记忆、提高民众向心力，对外在浓郁中国风情的形式下，成为传播城市形象，促使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
快閃影像形成的类型化文本，一方面使快闪活动在共有的文化价值层面形成更好的文化传播与心理认同，但泛滥传播且单纯建立在粗放价值内核上的快闪影像并不具有艺术的审美力与生命力。
参考文献：
[1]周威：《后现代语境下的快闪艺术探析》，《美与时代》，2013年第6期.
[2]权倩，《可“复制”的行为艺术——国内快闪影像叙事研究》.
[3][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04页.
[4]Guy Debord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New York Zone， 1994.
[5]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en： Metaphors We Live By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
[6][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3页
作者简介信息：权倩，甘肃，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电影批评、文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