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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教育水平的不断发展，近年来国家对体育、美育教育不断提高重视力度，不少省份已经将体育、美育纳入中考范畴。在教育系统内，各地教育部门关于艺术素质测评工作陆续完善和出台，有关诸多社会艺术素质教育的提案和政策处于搜集、征集和落实中，将会对此领域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中国出现的音乐考级制度，距今已有30多年的发展历史。从最初的器乐考级，发展到今天舞蹈、声乐、绘画、体育等诸多门类的考级产业，已经形成多角度、全方位的社会艺术培训体系，影响了中国几代人，迎来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人才大量涌现的时代。
2021年初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交响乐团副团长、首席指挥李心草在“两会”上对现行社会音乐考级提出了意见：音乐类考级，建议调整或取消！此提案一经公开，在各大媒体，尤其是音乐专业媒体中激起了各种声音——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来考量，考级该不该被取消？
为此，本刊记者采访了多位演奏家、教育家以及相关领导。被采访者首先肯定了音乐考级对中国社会素质教育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如果说仅仅因为考级中的一些人为的不良因素而抹杀考级对社会的贡献，大多数专家认为有些以偏概全了。但音乐考级中存在的“不和谐”因素和现象，确实严重阻碍了考级的健康发展。由考级引发的不正确的价值观和攀比心，将“考级取证”、以考级牟利作为目的，无疑是对普及艺术教育的严重亵渎。
揠苗助长的考级害人害己
北京师范大学钢琴副教授、三联中读古典音乐专栏签约作家段绍旭从小没有参加过考级。因为父母为他的定位是从事音乐专业，所以在他求学的过程中，并没有“考级”的过程。他在《写给孩子的钢琴课》的一书中，专门以社会上极为关心的考级话题作为重要的一章《我们为什么要考级？！》。
段绍旭文中写道：有一种最普遍反映考级中急功近利心态的现象就是，盲目地跳级，揠苗助长。很多家长也曾经问过我考级应否跳级、跳多少级合适，对此我的回答与周广仁先生曾和我说的是一样的，那就是应该按部就班、按顺序每一年或半年考一级，不要跳级。考级的级别是根据琴童的普遍能力来设计的，那些能够跳级或一年内跳很多级并能达到要求的，都是非常有天赋的学生，而大多数业余琴童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在考场上所见到的跳级的考生，通常都是勉为其难地弹着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作品，顾此失彼，左支右绌，弹者痛苦，听者难受。
关于考级的种种乱象绝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有效治理，因此对于要不要考级、选择哪家考级的问题，段绍旭的回答是，想清楚自己要什么。如果是要从事专业学习走上专业道路的，完全可以不考级;而对于广大业余琴童来说，则就看是希望了解自己的真实水平、得到真正的专家的指点，还是就为拿个证自己骗自己高兴一下。前者当然应选择参加正规、规范的考级，后者就随意了。这两个选择看似都应选前者无疑，然而事实却绝非如此，正如很多家长说的，“拿XXX的八级总比拿XXX的五级好听些吧？”听来似乎也有道理，虚荣心的力量真的常常比想象的强大。
那些被傳为“严格、不好通过”的考级机构，其实已经充分考虑到了考级人群的性质和特点，根本没有用专业的标准来要求考级的学生，以真正专业的眼光看，已然相当宽松，他们所坚持的不过是演奏的底线而已。
中国音乐学院副教授李丽敏说：关于考级的弊端，一些教师可能以考级为目标，将教学重点只集中在考级曲子，而对于不在考级目录中的曲子，教师在教学中很可能就直接忽视了。但实际上孩子们的音乐素养是需要各种各样的作品来充实的，仅仅练习考级的作品是完全不够的。
华南师大教授、著名阮演奏家、教育家宁勇对于地方考级机构的不恰当行为给出了一针见血的分析。他说：“关于音乐类考级，确实是存在大量的问题，许多家长、学生、教师把考级当作唯一目标。一些考级组织机构也把考级变成了钱、证交换的工具，考场上走过场，只要交钱要求考多少级，就给通过多少级，确实是乱象丛生，引发社会上很多的批评。
引导考级价值 趋利避害
宁勇说继续说道：“应该看到音乐考级有利的方面。考场毕竟给了学生展示自己音乐才能和表现的平台。考级的时候，广大的家长、考生相聚在一起，有了互相交流观摩的机会。学生在考场外练琴的时候，家长也互相能看到，可以了解到自己的孩子处于一个怎样的水平。从积极的方面思考，平时要花更多的时间增加训练，更加的努力，那么对提高水平也是一种促进，每一次的考级也是一个学习交流的机会。
古筝演奏家吕金说：“最近看过一篇文章，标题是《一切不以“提高孩子能力”为目的的考级都是耍流氓》其中有一段话：现在很多家长都把孩子考级当作炫耀、攀比的资本，难道学音乐不是为了孩子能够真正了解音乐，从音乐中收获快乐吗？甚至有的家长就只把考级作为孩子学音乐的目的，这些都扭曲了考级设立原本的意义与初衷。但是这并不是代表考级没有意义，在所有学音乐的孩子中，最终会考入音乐专业院校的只有极少数，所以，考级是衡量学琴水平的主要方式、检验自己学琴进度的重要手段。只要端正考级态度，它将使孩子在学琴阶段有一次质的飞跃。”
中国音乐学院副教授李丽敏客观地说道：“我是从2003年担任的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吉林考区的评委，连续好多年。关于考级确实是有利有弊。考级这个事情在西方也是有的，这个事情本身并没有什么负面的问题，关键是在于参与的人，怎么样对待考级。”
国家一级演员季节认为：考级中揠苗助长的问题大量存在。有些家长给老师施加压力，说计划要让孩子三年之内拿下九级。有的家长在孩子考试前使关系，评委都不找，直接找主办者，甚至把考级当做生意。
宁勇教授认为：至少有10%或者20%的家长和学生不是为了考级而学习音乐的。“我参加了多次考级的考官，我坚持原则，坚持公正、公开。我允许家长进考场观摩，而且对每一位考生演奏完以后都给予中肯客观的点评，达不到级别的绝不给通过或者降级通过，这些都要当着所有考场上的家长讲清楚，而且也给家长做工作，考级到底是为了什么？所以我认为可以规范考级制度，调整考试的方法，淡化或者取消考证的一些其他作用，比如说，有的中小学校按考级级别认证来招收音乐特长生，如要招收的话就当面重新考，让考级真正回归到它应该有的状态。发挥检验学生和老师在各阶段教学和学习成果的作用”。 调整考级制度 不能“因噎废食”
古筝演奏家吕金说：“我认为，考级不应取消，该取消的是追求虚荣的攀比心。国民素质教育政府要抓，不能只重视升学、竞争。国民教育应该在幼儿园时期就开始，北欧丹麦就是这样。考级也是国民教育的一项。考级原本是好事，许多家长以及某些教师急功近利的心态和社会浮躁的风气，把考级这个正事整的有些变味儿。
沈阳音乐学院教授刘寒力说：“考级过程中的确有种种乱象，有些老师把考级当成逐利的手段，这样的状态令人堪忧。”他又补充道：当然考级有它积极的一面，因为现在学习器乐、声乐的学生非常多，社会上给学生提供表演的机会有限，假使要把考级取消，关上一扇门以后也应该另外再开一扇窗。刘寒力老师认为，不能因噎废食，应该因势利导，真正把考级的工作做好，还考级以本来面目。他还建议执行考级的职能部门应该进行有效的监管，取消乱象尤其是经济化黑操作等令人反感的行为，让考级真正走向促进民乐发展的轨道上来。
顺应时代发展，考级要转变态度
中央音乐学院钢琴教授刘兴辰是该院钢琴考级评委组组长。他介绍说：中央音乐学院考级在国内比较正规，而且在百姓中比较有权威性。这些年中央音乐学院一直保持严谨、严格的考试标准。尤其是在中央音乐学院本院的考级，必须由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钢琴专业的教师组成评委团，以保证考试标准。面对每年中央音乐学院考级之后社会上的各种“吐槽”，刘兴辰也有满腹的委屈和压力。他称，每次考级，学院都会安排50位左右考官，对学生报名没有限制，所以考官的监考压力逐年递增。这些年，随着钢琴教学逐步向音乐素质转变，考级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以鼓励为主。但还是有考生在音准、节奏上表现不佳，所以在通过率上还是有所控制的。
随着考级工作的不断延伸，除了考试，考级组也有意开设针对考级教材的全国教师培训。刘兴辰说道：“盡管钢琴教学活动在国内比较丰富，但中央音乐学院考级的标准在各地表现各不相同。之前有一些钢琴专家举办过类似讲座，我们想由中央音乐学院参与考级的老师组成培训团队，深入地方，把我们在考级中经常遇到的问题跟基层老师们进行交流，深化标准，不要总在考场上出现问题。其实，在专业和业余中间，师资还是存在着断层。”
2018年9月，中央音乐学院的“央音视频考级APP”悄然上线，它是率先采用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权威考级单位。中央音乐学院视频考级APP的使用，是考级工作指导思想的一次重大转变。以服务考生为前提，以辅导和提升考生演奏为主旨，是中央音乐学院视频考级APP研发的初衷。
“考级该不该取消”这个问题，看似复杂，其实根源在于人。如果家长摆正了孩子接触艺术教育的初衷，不因追求“一纸证书”提出各种不合理要求，也就从根源上杜绝了不规范教学和考场内外的种种乱想，而对于大人的教育工作其难度，远远大于考级制度本身的调整和提升。
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中国出现的音乐考级制度，距今已有30多年的发展历史。从最初的器乐考级，发展到今天舞蹈、声乐、绘画、体育等诸多门类的考级产业，已经形成多角度、全方位的社会艺术培训体系，影响了中国几代人，迎来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人才大量涌现的时代。
2021年初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交响乐团副团长、首席指挥李心草在“两会”上对现行社会音乐考级提出了意见：音乐类考级，建议调整或取消！此提案一经公开，在各大媒体，尤其是音乐专业媒体中激起了各种声音——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来考量，考级该不该被取消？
为此，本刊记者采访了多位演奏家、教育家以及相关领导。被采访者首先肯定了音乐考级对中国社会素质教育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如果说仅仅因为考级中的一些人为的不良因素而抹杀考级对社会的贡献，大多数专家认为有些以偏概全了。但音乐考级中存在的“不和谐”因素和现象，确实严重阻碍了考级的健康发展。由考级引发的不正确的价值观和攀比心，将“考级取证”、以考级牟利作为目的，无疑是对普及艺术教育的严重亵渎。
揠苗助长的考级害人害己
北京师范大学钢琴副教授、三联中读古典音乐专栏签约作家段绍旭从小没有参加过考级。因为父母为他的定位是从事音乐专业，所以在他求学的过程中，并没有“考级”的过程。他在《写给孩子的钢琴课》的一书中，专门以社会上极为关心的考级话题作为重要的一章《我们为什么要考级？！》。
段绍旭文中写道：有一种最普遍反映考级中急功近利心态的现象就是，盲目地跳级，揠苗助长。很多家长也曾经问过我考级应否跳级、跳多少级合适，对此我的回答与周广仁先生曾和我说的是一样的，那就是应该按部就班、按顺序每一年或半年考一级，不要跳级。考级的级别是根据琴童的普遍能力来设计的，那些能够跳级或一年内跳很多级并能达到要求的，都是非常有天赋的学生，而大多数业余琴童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在考场上所见到的跳级的考生，通常都是勉为其难地弹着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作品，顾此失彼，左支右绌，弹者痛苦，听者难受。
关于考级的种种乱象绝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有效治理，因此对于要不要考级、选择哪家考级的问题，段绍旭的回答是，想清楚自己要什么。如果是要从事专业学习走上专业道路的，完全可以不考级;而对于广大业余琴童来说，则就看是希望了解自己的真实水平、得到真正的专家的指点，还是就为拿个证自己骗自己高兴一下。前者当然应选择参加正规、规范的考级，后者就随意了。这两个选择看似都应选前者无疑，然而事实却绝非如此，正如很多家长说的，“拿XXX的八级总比拿XXX的五级好听些吧？”听来似乎也有道理，虚荣心的力量真的常常比想象的强大。
那些被傳为“严格、不好通过”的考级机构，其实已经充分考虑到了考级人群的性质和特点，根本没有用专业的标准来要求考级的学生，以真正专业的眼光看，已然相当宽松，他们所坚持的不过是演奏的底线而已。
中国音乐学院副教授李丽敏说：关于考级的弊端，一些教师可能以考级为目标，将教学重点只集中在考级曲子，而对于不在考级目录中的曲子，教师在教学中很可能就直接忽视了。但实际上孩子们的音乐素养是需要各种各样的作品来充实的，仅仅练习考级的作品是完全不够的。
华南师大教授、著名阮演奏家、教育家宁勇对于地方考级机构的不恰当行为给出了一针见血的分析。他说：“关于音乐类考级，确实是存在大量的问题，许多家长、学生、教师把考级当作唯一目标。一些考级组织机构也把考级变成了钱、证交换的工具，考场上走过场，只要交钱要求考多少级，就给通过多少级，确实是乱象丛生，引发社会上很多的批评。
引导考级价值 趋利避害
宁勇说继续说道：“应该看到音乐考级有利的方面。考场毕竟给了学生展示自己音乐才能和表现的平台。考级的时候，广大的家长、考生相聚在一起，有了互相交流观摩的机会。学生在考场外练琴的时候，家长也互相能看到，可以了解到自己的孩子处于一个怎样的水平。从积极的方面思考，平时要花更多的时间增加训练，更加的努力，那么对提高水平也是一种促进，每一次的考级也是一个学习交流的机会。
古筝演奏家吕金说：“最近看过一篇文章，标题是《一切不以“提高孩子能力”为目的的考级都是耍流氓》其中有一段话：现在很多家长都把孩子考级当作炫耀、攀比的资本，难道学音乐不是为了孩子能够真正了解音乐，从音乐中收获快乐吗？甚至有的家长就只把考级作为孩子学音乐的目的，这些都扭曲了考级设立原本的意义与初衷。但是这并不是代表考级没有意义，在所有学音乐的孩子中，最终会考入音乐专业院校的只有极少数，所以，考级是衡量学琴水平的主要方式、检验自己学琴进度的重要手段。只要端正考级态度，它将使孩子在学琴阶段有一次质的飞跃。”
中国音乐学院副教授李丽敏客观地说道：“我是从2003年担任的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吉林考区的评委，连续好多年。关于考级确实是有利有弊。考级这个事情在西方也是有的，这个事情本身并没有什么负面的问题，关键是在于参与的人，怎么样对待考级。”
国家一级演员季节认为：考级中揠苗助长的问题大量存在。有些家长给老师施加压力，说计划要让孩子三年之内拿下九级。有的家长在孩子考试前使关系，评委都不找，直接找主办者，甚至把考级当做生意。
宁勇教授认为：至少有10%或者20%的家长和学生不是为了考级而学习音乐的。“我参加了多次考级的考官，我坚持原则，坚持公正、公开。我允许家长进考场观摩，而且对每一位考生演奏完以后都给予中肯客观的点评，达不到级别的绝不给通过或者降级通过，这些都要当着所有考场上的家长讲清楚，而且也给家长做工作，考级到底是为了什么？所以我认为可以规范考级制度，调整考试的方法，淡化或者取消考证的一些其他作用，比如说，有的中小学校按考级级别认证来招收音乐特长生，如要招收的话就当面重新考，让考级真正回归到它应该有的状态。发挥检验学生和老师在各阶段教学和学习成果的作用”。 调整考级制度 不能“因噎废食”
古筝演奏家吕金说：“我认为，考级不应取消，该取消的是追求虚荣的攀比心。国民素质教育政府要抓，不能只重视升学、竞争。国民教育应该在幼儿园时期就开始，北欧丹麦就是这样。考级也是国民教育的一项。考级原本是好事，许多家长以及某些教师急功近利的心态和社会浮躁的风气，把考级这个正事整的有些变味儿。
沈阳音乐学院教授刘寒力说：“考级过程中的确有种种乱象，有些老师把考级当成逐利的手段，这样的状态令人堪忧。”他又补充道：当然考级有它积极的一面，因为现在学习器乐、声乐的学生非常多，社会上给学生提供表演的机会有限，假使要把考级取消，关上一扇门以后也应该另外再开一扇窗。刘寒力老师认为，不能因噎废食，应该因势利导，真正把考级的工作做好，还考级以本来面目。他还建议执行考级的职能部门应该进行有效的监管，取消乱象尤其是经济化黑操作等令人反感的行为，让考级真正走向促进民乐发展的轨道上来。
顺应时代发展，考级要转变态度
中央音乐学院钢琴教授刘兴辰是该院钢琴考级评委组组长。他介绍说：中央音乐学院考级在国内比较正规，而且在百姓中比较有权威性。这些年中央音乐学院一直保持严谨、严格的考试标准。尤其是在中央音乐学院本院的考级，必须由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钢琴专业的教师组成评委团，以保证考试标准。面对每年中央音乐学院考级之后社会上的各种“吐槽”，刘兴辰也有满腹的委屈和压力。他称，每次考级，学院都会安排50位左右考官，对学生报名没有限制，所以考官的监考压力逐年递增。这些年，随着钢琴教学逐步向音乐素质转变，考级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以鼓励为主。但还是有考生在音准、节奏上表现不佳，所以在通过率上还是有所控制的。
随着考级工作的不断延伸，除了考试，考级组也有意开设针对考级教材的全国教师培训。刘兴辰说道：“盡管钢琴教学活动在国内比较丰富，但中央音乐学院考级的标准在各地表现各不相同。之前有一些钢琴专家举办过类似讲座，我们想由中央音乐学院参与考级的老师组成培训团队，深入地方，把我们在考级中经常遇到的问题跟基层老师们进行交流，深化标准，不要总在考场上出现问题。其实，在专业和业余中间，师资还是存在着断层。”
2018年9月，中央音乐学院的“央音视频考级APP”悄然上线，它是率先采用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权威考级单位。中央音乐学院视频考级APP的使用，是考级工作指导思想的一次重大转变。以服务考生为前提，以辅导和提升考生演奏为主旨，是中央音乐学院视频考级APP研发的初衷。
“考级该不该取消”这个问题，看似复杂，其实根源在于人。如果家长摆正了孩子接触艺术教育的初衷，不因追求“一纸证书”提出各种不合理要求，也就从根源上杜绝了不规范教学和考场内外的种种乱想，而对于大人的教育工作其难度，远远大于考级制度本身的调整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