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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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天津社会科学院主办、《道德与文明》编辑部承办的第三届青年伦理学论坛于2020年5月18日以网络视频会议的形式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伦理生活与当代中国道德话语构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东南大学、天津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七位嘉宾做了主题发言。天津社会科学院伦理学研究所所长、《道德与文明》主编杨义芹研究员主持会议,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钟会兵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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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天津社会科学院主办、《道德与文明》编辑部承办的第三届青年伦理学论坛于2020年5月18日以网络视频会议的形式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伦理生活与当代中国道德话语构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东南大学、天津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七位嘉宾做了主题发言。天津社会科学院伦理学研究所所长、《道德与文明》主编杨义芹研究员主持会议,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钟会兵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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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朱熹的性、理与气、心的(在存在论与概念独立上的)二元论,也不同于陆象山与王阳明心与理的关联式的一元论,杨简的思想形态展现出化约式的一元论。杨简以心来吞没理,或者说将理还原为心,注重人的主体精神与心的整全一体。他的心一元论也体现在对“意”的拒斥,意便是区分为二的思维活动。虽然杨简认同道德情感与德性价值,但是道德情感应该如何表现才符合理想秩序,仁义礼智如何实现才是合理正当,对他来说并没有客观的规范,人们只能各自根据其内心所认定为正确的方式行事。因此,其学说无可避免地会导向主观主义。
“杞柳之喻”的重要意义在于,不仅在编叙次第上,具有先声夺人的首因效应;更在义理博弈中,构成告、孟分歧的玄纲要目。其中,二人的论辩焦点明为人性“有无”仁义,实则蕴含“如何”成就仁义。此间不仅是“先”“后”有别,更在于“顺”“逆”不同,而人性与仁义的顺成关系,正体现于“可以为善”的人性能力中。以至顺变通为表征的性善之“才”,又分涉“何以必要”与“如何可能”两个方面:前者彰显“人禽之辨”,而后者关乎“力命之分”。我固有之却非生而完具的人性能力,既是杞柳之喻的机括所在,亦系性善思想的根本旨趣。
在经权关系问题上,王船山继承和发展了程颐“经”“权”统一的思想,认为“经”“权”是一种体用关系。他的经权观突出了道德主体实践能力的养成和运用,为人在道德选择中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发挥拓展了更大的空间。他认为,道德主体在道德选择中需要通过权衡判断来发挥自己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同时,运用“经”和“权”的意识和水平是随着主体的成长而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为了使道德主体能够在经权原则的指导下选择出恰当的行为方式,最主要的就是要充分发挥“心”的权衡判断能力。
在当代道德心理学关于动机问题的探讨中,休谟主义通常被认为提供了一种经典解释,其核心主张是非认知性的欲望在道德动机中发挥着更基础的作用,它不可以被还原为任何认知性的状态,也不可以被任何认知性的考虑所取代。托马斯·斯坎伦为休谟主义提供了一种强的替代方案:行动的本质动机是认知性的理由判断,并且理由判断才是动机的唯一来源。斯坎伦从两个方面展开了这一辩护:其一,他认为欲望不能成为动机的基础;其二,他认为动机也不需要欲望作为基础。斯坎伦这一激进的辩护主要存在四个大问题:其一,他对欲望过于狭窄的界定是可疑的;其二,他对
根据普罗提诺对“灵魂下降”的两种不同看法的调和,立足于对公民美德和净化美德的分析,阐释普罗提诺为人类伦理生活提出的两条命令:不要让低级存在统治你,上升到理智源头;要观照你的身体以及其他与生命有关的事物。由此可以看出普罗提诺的哲学不仅重视自我神化和超凡脱俗,实际上也重视对现实世界的观照。对现实世界的观照不是引导人们重回尘世的纠缠中,而是灵魂在感知觉世界里适当地工作:在内表现为通过美德驯服灵魂的非理性部分,为沉思生活做好准备;在外表现为运用理性将外部世界安排有序。它展现了普罗提诺对自己和他人的双重关怀,以及完
中国伦理型文化对伦理世界的文明设计和建构始终以承认、尊重性别差异为前提,并把性别差异提升到宇宙哲学的高度,同时认为男人和女人作为伦理世界的两大伦理原素,“伦”之“理”、“道”之“德”的具体化、现实化便是男性和女性基于自身伦理身份所应具备的伦理性格和道德气质。然而,现代社会对“性别平等”的过度解读,导致性别差异模糊化甚至伦理异化。这种模糊化或伦理异化既给女性带来新的生存压力和身份伦理冲突,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男性“顶天立地”“保家卫国”的阳刚之气和伦理责任感,使现代社会陷入伦理失序的文明危机中。要使性别差异归
赫斯特豪斯以当代西方复兴的德性伦理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提出人类保护动物的根本原因不是源自物种平等观和动物内在价值论,而是因为它显示了人类的德性。德性是人类兴旺繁荣的重要保证,行动者要像有德者在同样情境中依其品格会做的那般行动。从德性伦理的视角论证动物保护,使得赫斯特豪斯发展出了完全不同于辛格和雷根的由外在到内在以及由客体到主体的思路,也显示了德性伦理进入应用伦理问题讨论的独特之处。
当个体受到结构性非正义压迫时,正义行动者在“不平则鸣”和“八方来援”的回应中形成了“为正义发声”的社会互动交往行为。作为礼物的意见和问题在网络交往中呈现典型的“非对称性互惠”特征。在政治责任、道德尊重、差异性团结的伦理原则和礼节、修辞、叙事的交往方式的影响下,正义行动者在网络交往时能够迅速组建“正义者联盟”,协同合作对正义进行补救。然而“非对称性互惠”交往伦理受情感失控以及代表制的权力滥用与视角差异的影响,容易产生以“正义”之名行“非正义”之事的异化。为此,网络空间中的“非对称性互惠”交往伦理需要进一步整
晚期福柯思想的一个线索就是对康德启蒙问题的再思考。康德提出要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来摆脱“未成熟状态”,实现理性的自由。福柯发展了这种批判,认为康德启蒙思想暗含着对我们当下在场的分析,凸显出一种现代性态度和伦理风格:主体和真理的关系不再是认识论的,而是伦理的,即人们有没有勇气去运用自己的理性。通过转向一种“勇于求知”的“伦理学”,福柯消解了康德的先验主体结构,重建起启蒙与修养工夫之间的关系,倡导一种作为生活方式的“我们自己的当下实在性”。
《洪范》“彝伦”一涵,与历代儒者对天道与人道的理解具有密切的关系。汉唐儒者对“彝伦”一涵的诠释,与宋明儒者存在根本性的差异。汉唐儒者推崇天意与王权,而宋明儒者的诠释则体现了对王权的限制与对天意的削弱,彼此之间形成了由“君主—天意”到“圣人—天理”的转向。宋儒在诠释“彝伦”的过程中,提炼发明了贯穿于天道与人道的本体之理,并将“彝伦”置于人伦日用当中进行考察,使人道的地位得以突显。宋儒以此为回应佛老与重建儒学做出了努力。到晚明时期,思想家重新考量天道与人道的关系,在阐明天人相通的前提下,以五行生克解释彝伦次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