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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这场峰会被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之为“纠正错误的最后机会”，包括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内的来自193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高级代表齐聚一堂，与会总人数高达5万左右。
6月22日晚，峰会如期闭幕。与会各国一致通过近50页的成果文件《我们憧憬的未来》，重申了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承诺。“虽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因为发展阶段不同，对绿色经济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总体而言，绿色经济所代表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是大的潮流，不可抗拒。绿色发展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是必由之路。”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张天柱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南北博弈
对于峰会成果，国际社会意见不一。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中国筹委会代表团团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杜鹰坦言，本次大会最终达成的成果文件，内容全面、基调积极、总体平衡，反映了各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关切。印度媒体也说，峰会反映了印度的关切。
但《日本经济新闻》认为，峰会的成果没达到及格线；美联社声称，峰会结束时很难找到一个快乐的灵魂；美国道琼斯新闻社则引述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话说，会议成果不如预期，令人沮丧。
日本《产经新闻》认为，在“里约＋20”峰会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依然激烈对立。”而峰会两大主题之一的“绿色经济”，则是南北交锋的主战场。
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环境问题专家张海滨亲历了峰会，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声音不同源于各自不同的立场。从政治外交的角度上来看，能够区别责任，对于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个利好。”
没有人会否认，“绿色经济”是一个值得称道的概念，它追求的是在最低的资源消耗和对环境影响程度最小化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发展。简言之，它将经济增长和可持续性结合了起来。
发达国家主张，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应向绿色经济过渡，甚至要设定时间表、目标和措施；它们还试图让绿色经济取代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社会新目标。
发展中国家却有自己的心思。早在纽约召开的筹备会上，当欧盟提出把“绿色经济”作为“里约 20”峰会主题的建议时，被77国集团断然否决；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发展中国家接受了绿色经济，但表示要将其纳入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框架之下。确切地说，“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背景下的绿色经济”才是此次峰会主题。
发展中国家担心，如果过度强调绿色环保，就会减少它们的政策空间，国内的减贫努力会受到影响。它们还担心，发达国家打着绿色经济和减排的旗号，搞“绿色壁垒”，在贸易、国际援助等诸多方面设置先决条件。
在为“绿色经济”加码的同时，发达国家却在不遗余力地淡化其在技术转让、资金支持、减免债务等方面的责任并强化知识产权要求。这无疑加深了发展中国家的忧虑。6月14日，距峰会召开仅剩下6天，“77国集团＋中国”因不满发达国家不愿承担援助义务的做法，一度叫停了“绿色经济”谈判。
在达成的成果文件中，所有国家都同意扩大绿色经济，但未指定向绿色经济过渡的统一时间表，而是委托各国自主解决。并要求尊重各国主权、国情及发展阶段，重视消除贫困问题，敦促发达国家提供外部支持。
但是，发展中国家希望得到资金援助来支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本次峰会上没能得到满足。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由于美国正值选举年，而欧元区正处于债务危机，一切有关具体开支的讨论都被限制。
中国的“绿色”经济观
“绿色经济”是一个新兴的概念，最早是被英国环境经济学家戴维·皮尔斯于1989年提出。而将其提升至政策层面来探讨，即便是西方，也是最近几年才有的事情。
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倡导下，2009年前后，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日本、韩国等国相继推出了自己的绿色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的绿色化不是被视为增长的负担，而是增长的引擎。
2009年2月1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说：“中国支持发展绿色经济，而且认为发展绿色经济很可能是应对金融危机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自此以后，“绿色经济”便逐渐被中央领导人提及，被提及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在中外领导人签署的联合声明中，绿色经济也成为合作的重要领域。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张天柱认为，在明确采用绿色经济的概念之前，中国其实已经产生了类似的概念，比如低碳经济、绿色发展、循环经济。
曾担任国家循环经济促进法立法研究专家组组长的张天柱表示：“所谓循环经济，就是指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进行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活动。这实际上就是绿色经济在中国的集中体现。2009年1月，中国的循环经济促进法开始施行。”
6月21日，在里约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成立二十周年主题边会时，温家宝说：“‘十二五’期间，我们还将加大力度，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力争在发展绿色经济方面有新突破。”
但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对西方极力推崇绿色经济也抱持一定的警惕。
胡锦涛在洛斯卡沃斯说：“我们应该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充分考虑各国发展绿色产业面临的资源禀赋、发展阶段、能力水平差异，支持各方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我们应该加强有利于绿色增长的国际技术传播和合作，避免产生新的绿色贸易壁垒。”
温家宝也在里约表示：“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绿色经济方兴未艾。但绿色经济没有绝对的标准和统一的模式，发展绿色经济应当坚持因地制宜，支持各国自主决定绿色经济转型的路径和进程。”
这是由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的。温家宝在里约峰会期间表示：“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三项重要任务：一是发展。通过发展解决13亿人的就业和生活问题。没有发展的基础，一切都无从谈起。二是实现脱贫目标。按照新标准，中国还有1.2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三是实现绿色和可持续发展。”
要完成这三项任务并不容易。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随着基尼系数的不断提高，中国国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通过经济增长来减少贫困人口的效益在递减。脱贫必须与收入分配改革挂钩。”
汪三贵还认为，对于贫困地区来说，首先要解决的是吃不饱穿不暖的问题，他们不会顾及对环境的影响，这就需要国家在扶贫时就可持续发展加强政策引导。
可持续发展任重道远
在“里约＋20”峰会上展望未来，温家宝总理有着这样的愿景：“我们期待一个绿色繁荣的世界，这个世界没有贫困和愚昧，没有歧视和压迫，没有对自然的过度索取和人为破坏，而是达到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环境友好的平衡和谐，让现代文明成果惠及全人类、泽被子孙后代。”
实现这一愿景不轻松。中国耕地面积不到全球10%，人均水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8%，却要养活占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
北大教授张海滨认为，“中国在可持续问题上所面临的资源短缺、人口问题都是历史上以及世界其他国家中所罕见的。”同时，他表示：“中国未来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应该就是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成功了。”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不少。在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发布的《2012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列举的较为突出的问题就包括：自上而下的决策过程和过分依赖行政手段导致各类资源不能有效利用；在缺少有效协调机制的条件下，部门利益和特殊利益集团妨碍了改革的深化、国家利益的实现以及造成各种重复性工作。
报告说：“由于巨大的规模效应，使几乎所有的中国资源环境问题都具有世界意义和影响，无论中国还是世界都没有做好准备去适应这种变化。”
英国《卫报》驻华记者乔纳森·沃茨孩提时代曾担心，10亿中国人同时跳起就会震断地轴，整个人类会完蛋；游历中国数年后，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对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影响再次引发了他对人类的担心。
在张天柱看来，困扰中国可持续发展最大的问题是理念认识不足。中国虽然已经认识到发达国家当初严重依赖能源资源发展的道路很难走通，但至今仍走在这条路上。另外，各级政府仍将经济发展放在突出位置，“唯GDP论”依然有不小的市场。
6月22日晚，峰会如期闭幕。与会各国一致通过近50页的成果文件《我们憧憬的未来》，重申了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承诺。“虽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因为发展阶段不同，对绿色经济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总体而言，绿色经济所代表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是大的潮流，不可抗拒。绿色发展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是必由之路。”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张天柱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南北博弈
对于峰会成果，国际社会意见不一。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中国筹委会代表团团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杜鹰坦言，本次大会最终达成的成果文件，内容全面、基调积极、总体平衡，反映了各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关切。印度媒体也说，峰会反映了印度的关切。
但《日本经济新闻》认为，峰会的成果没达到及格线；美联社声称，峰会结束时很难找到一个快乐的灵魂；美国道琼斯新闻社则引述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话说，会议成果不如预期，令人沮丧。
日本《产经新闻》认为，在“里约＋20”峰会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依然激烈对立。”而峰会两大主题之一的“绿色经济”，则是南北交锋的主战场。
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环境问题专家张海滨亲历了峰会，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声音不同源于各自不同的立场。从政治外交的角度上来看，能够区别责任，对于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个利好。”
没有人会否认，“绿色经济”是一个值得称道的概念，它追求的是在最低的资源消耗和对环境影响程度最小化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发展。简言之，它将经济增长和可持续性结合了起来。
发达国家主张，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应向绿色经济过渡，甚至要设定时间表、目标和措施；它们还试图让绿色经济取代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社会新目标。
发展中国家却有自己的心思。早在纽约召开的筹备会上，当欧盟提出把“绿色经济”作为“里约 20”峰会主题的建议时，被77国集团断然否决；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发展中国家接受了绿色经济，但表示要将其纳入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框架之下。确切地说，“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背景下的绿色经济”才是此次峰会主题。
发展中国家担心，如果过度强调绿色环保，就会减少它们的政策空间，国内的减贫努力会受到影响。它们还担心，发达国家打着绿色经济和减排的旗号，搞“绿色壁垒”，在贸易、国际援助等诸多方面设置先决条件。
在为“绿色经济”加码的同时，发达国家却在不遗余力地淡化其在技术转让、资金支持、减免债务等方面的责任并强化知识产权要求。这无疑加深了发展中国家的忧虑。6月14日，距峰会召开仅剩下6天，“77国集团＋中国”因不满发达国家不愿承担援助义务的做法，一度叫停了“绿色经济”谈判。
在达成的成果文件中，所有国家都同意扩大绿色经济，但未指定向绿色经济过渡的统一时间表，而是委托各国自主解决。并要求尊重各国主权、国情及发展阶段，重视消除贫困问题，敦促发达国家提供外部支持。
但是，发展中国家希望得到资金援助来支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本次峰会上没能得到满足。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由于美国正值选举年，而欧元区正处于债务危机，一切有关具体开支的讨论都被限制。
中国的“绿色”经济观
“绿色经济”是一个新兴的概念，最早是被英国环境经济学家戴维·皮尔斯于1989年提出。而将其提升至政策层面来探讨，即便是西方，也是最近几年才有的事情。
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倡导下，2009年前后，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日本、韩国等国相继推出了自己的绿色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的绿色化不是被视为增长的负担，而是增长的引擎。
2009年2月1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说：“中国支持发展绿色经济，而且认为发展绿色经济很可能是应对金融危机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自此以后，“绿色经济”便逐渐被中央领导人提及，被提及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在中外领导人签署的联合声明中，绿色经济也成为合作的重要领域。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张天柱认为，在明确采用绿色经济的概念之前，中国其实已经产生了类似的概念，比如低碳经济、绿色发展、循环经济。
曾担任国家循环经济促进法立法研究专家组组长的张天柱表示：“所谓循环经济，就是指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进行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活动。这实际上就是绿色经济在中国的集中体现。2009年1月，中国的循环经济促进法开始施行。”
6月21日，在里约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成立二十周年主题边会时，温家宝说：“‘十二五’期间，我们还将加大力度，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力争在发展绿色经济方面有新突破。”
但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对西方极力推崇绿色经济也抱持一定的警惕。
胡锦涛在洛斯卡沃斯说：“我们应该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充分考虑各国发展绿色产业面临的资源禀赋、发展阶段、能力水平差异，支持各方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我们应该加强有利于绿色增长的国际技术传播和合作，避免产生新的绿色贸易壁垒。”
温家宝也在里约表示：“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绿色经济方兴未艾。但绿色经济没有绝对的标准和统一的模式，发展绿色经济应当坚持因地制宜，支持各国自主决定绿色经济转型的路径和进程。”
这是由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的。温家宝在里约峰会期间表示：“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三项重要任务：一是发展。通过发展解决13亿人的就业和生活问题。没有发展的基础，一切都无从谈起。二是实现脱贫目标。按照新标准，中国还有1.2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三是实现绿色和可持续发展。”
要完成这三项任务并不容易。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随着基尼系数的不断提高，中国国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通过经济增长来减少贫困人口的效益在递减。脱贫必须与收入分配改革挂钩。”
汪三贵还认为，对于贫困地区来说，首先要解决的是吃不饱穿不暖的问题，他们不会顾及对环境的影响，这就需要国家在扶贫时就可持续发展加强政策引导。
可持续发展任重道远
在“里约＋20”峰会上展望未来，温家宝总理有着这样的愿景：“我们期待一个绿色繁荣的世界，这个世界没有贫困和愚昧，没有歧视和压迫，没有对自然的过度索取和人为破坏，而是达到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环境友好的平衡和谐，让现代文明成果惠及全人类、泽被子孙后代。”
实现这一愿景不轻松。中国耕地面积不到全球10%，人均水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8%，却要养活占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
北大教授张海滨认为，“中国在可持续问题上所面临的资源短缺、人口问题都是历史上以及世界其他国家中所罕见的。”同时，他表示：“中国未来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应该就是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成功了。”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不少。在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发布的《2012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列举的较为突出的问题就包括：自上而下的决策过程和过分依赖行政手段导致各类资源不能有效利用；在缺少有效协调机制的条件下，部门利益和特殊利益集团妨碍了改革的深化、国家利益的实现以及造成各种重复性工作。
报告说：“由于巨大的规模效应，使几乎所有的中国资源环境问题都具有世界意义和影响，无论中国还是世界都没有做好准备去适应这种变化。”
英国《卫报》驻华记者乔纳森·沃茨孩提时代曾担心，10亿中国人同时跳起就会震断地轴，整个人类会完蛋；游历中国数年后，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对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影响再次引发了他对人类的担心。
在张天柱看来，困扰中国可持续发展最大的问题是理念认识不足。中国虽然已经认识到发达国家当初严重依赖能源资源发展的道路很难走通，但至今仍走在这条路上。另外，各级政府仍将经济发展放在突出位置，“唯GDP论”依然有不小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