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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学的东西能有机会在我出生的中国生根,有条件在该领域为中国培养出世界级的研究人员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回望这段豪迈而传奇的人生历程,不难理解姚期智身上自带的中西方融合意味,以及充满警觉式的文化自省。
1946年12月24日,圣诞平安夜,姚期智诞生在上海。这个安琪儿的降临,让父母极为欣慰,这是上帝赐给姚氏家族最大的“平安果”。
尽管经历鼎革,年少的姚期智就前往台湾安家,但姚期智所受的都是儒家伦理的熏陶。聪颖乖巧的少年,本分做人,踏实求学,是个读书的好苗子,他总会得到父亲的嘉许。
1957年杨振宁、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台湾出现学习物理的热潮,姚氏也不例外。1967年毕业于台湾大学物理系,接着赴美留学。1970年,中国同学会组织哈佛男生与麻省理工学院女生野餐,端庄贞淑、学习计算机的女生储枫,进入姚期智的内心世界,储枫也同样喜欢儒雅帅气、富有幽默感的姚期智。
第一次约会,姚期智约储枫观看舞剧《天鹅湖》,赏心悦目。1971年,两位很自然走向婚姻。日后,姚期智骄傲地说:“图灵奖”(该奖有“计算机界诺贝尔奖”之称,其名称取自世界计算机科学的先驱、英国科学家阿兰·图灵)和储枫,这是此生最爱。
姚期智本来研究的是物理学,但在储枫的建议之下,姚期智经过冷静思考,转向方兴未艾的计算机领域。信息技术极大地改变着社会生活,生意合伙人互相发送电子邮件,这就涉及如何保护商业秘密。因为两人即使使用只有双方通晓的暗语,也存在泄密的可能。信息安全,是姚期智研究的重要方向。
姚期智之所以在计算机学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绝非偶然,这得益于他的兴趣和好奇,也得益于丰富的学术想象力。外行看来枯燥乏味的领域,专业领域的一流学者看来,恰恰相反。不可遏止的兴趣,使得缜密的理论推导,和侦探小说一样,引人入胜,气象万千。
2002年的下半年,姚期智数次来到中国,先后参加了南京、上海、北京三地的学术交流会议,国内关于计算机科学的讨论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为日后回国定居打消了环境上的顾虑。同时,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主任周立柱、张钹院士联系到姚期智,希望由他来牵头,建立一个讲学教授的机制。
姚期智欣然答应,他从国外邀请了十余位计算机专家给清华研究生上课。正是这段给研究生讲学的经历为后来“姚班”精英式教学模式埋下了种子。
2003年,杨振宁回国定居,在其参与推动成立的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担任教授,并积极地为清华和姚期智牵线搭桥。一方面,他向当时的校长顾秉林极力推荐姚期智;另一面,他还邀请姚期智回国见面。2004年,57岁的姚期智辞去了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职,回国担任清华的全职教授。
姚期智来清华执教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有着浓厚的中国情结,更有着文化自觉的理念。
中国急需大师级别的“海归”,引领学术的发展。困难是明摆着的,一流人才,离开相濡以沫的“学术共同体”,前往“学术边陲”,无疑是在冒险。呼吸惯了学术自由的空气,能够忍耐稀薄的学术空气吗?在欧美宁静的学府,进行寂寞研究的学者,回到迥异的学术体制,能否忍耐得了“官僚习气”?所以有很多留学生成为“海待”。
而姚期智认为,“我所学的东西能有机会在我出生的中国生根,有条件在该领域为中国培养出世界级的研究人员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姚期智发愿,带出一支计算机学领域一流水准的“姚之队”。最初,姚先生把工作重心,放在博士生的培养,事实上,这也是不少“海归”的常规模式。后来,姚先生的想法发生了改变,把重心放在本科生的培养,应该说,这种转变具有战略眼光。
大陆的教育,注重专业教育,对于通才教育,忽略多年。无形之中,限制了学术视野,不少高端人才,开放性思维不够。更加让人担忧的是,学术研究人员严重欠缺兴趣、好奇和想象力。
所以,姚先生下“笨功夫”,主持软件实验班(姚期智班),从清华本科生做起。学者与思维活跃、富有激情但知识储备不丰厚的本科生交流,是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同时,也不是一桩轻松的事体。
“姚班”采用全英文授课,课程虽不多,但每门课的难度都不低。为了让学生从高中式的学习思维过渡到研究思维,姚期智对教学内容进行优化重组,既注重全面覆盖计算机科学前沿领域,同时突出计算机科学与物理学、数学、经济学、生物学等多学科领域的交叉。
“不要怕人家说搞精英”。在彼时看来,中美高等教育水平存在明显差距,姚期智认为建立精英研究团队、实行精英教育制度,是中国赶超西方最有效的方式。
谈到中西方的差异,姚期智认为,师资设定和圈子效應值得借鉴。大学里教师的平均素质是比规模和院系数量更重要的指标,“在MIT或者Stanford,对于教授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优秀而富有创造力。在教师与学生的朝夕相处过程中,学生不止于收获课本上的呆板知识,更重要的是老师的思维方式。这个部门是年轻科学家成长过程中,最好的、最宝贵的养分。”
此外,西方大学中的圈子文化也构成了其差异化优势。“比如在MIT的餐桌上,话题通常围绕你最近听到哪些有意思的工作,或者说我最近做了一个什么新项目,能够跟不同的跨领域人交流,可以增加很多合作机会。”
在姚期智的主导下,计算机科学实验班的培养方案、教学计划逐步确立并完善,姚期智亲自主讲的“理论计算机科学”成为国内首次开设的计算机理论课程,主要内容正是他精通的计算机算法设计和复杂性领域。
截至2017年,“姚班”已送走9届毕业生,约320人。其中,90%选择继续深造,59人在姚先生创建的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读研,大部分选择出国留学;另外10%在工业界活跃,创业或者加入谷歌、Facebook等知名科技公司。
高度集中的优质资源塑造了“姚班”的传奇,类似地,在中科大少年班等模式上也得到验证。但从整体水平来看,中国的学术水平和成果仍落后于欧美。姚期智分析,中国学生的创造力并不比国外学生差,缺乏创造力是他们周围的环境,缺少足够的模范,那些有创造力的、思想活跃的教授。“我觉得不管是文化,还是起步晚,都不是我们拿来解释中国科研发展不足的借口。”
对于优秀人才的可持续性培养策略,姚期智谈道,最理想的方式是引入杰出的大科学家,让他们来吸引教授,能够训练人才。“作为一名资深的科学家,具备整个领域的全局视野,懂得培养年轻人的方法”。但实际上,尤其在计算机科学领域,人才争夺战异常激烈,无论是学界与工业界之间,还是国家层面都在进行着。
姚期智认为,从国家的角度层面来看,人才仍是大计,尤其是要实现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三步走”战略目标。“即使不能大量吸纳知名科学家,也必须实现自产优秀人才。”这涉及到人才的培养机制,要给予足够的空间让年轻人出头,对于成果的评价要有清晰的区隔标准、奖励机制。
回顾过去几年,姚期智认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已经初见成效。“在计算机科学领域,我们逐步能够引进,抑或是产出一批杰出的年轻人。他们的工作成果已经是一流水平。”强化人才培养的机制一旦建立,虽然不能立即看到成果,但5到10年后,会有收获。“这需要清华大学领导或者教育部领导共同出力。”
至于目前状态和研究方向,姚期智表示,“最近4年我进入了一个新领域——计算经济学,其核心是拍卖理论,让我感到很兴奋。”据清华新闻报道,姚期智曾在经典的“拍卖利润”最优化问题上提出更为简单巧妙的解决方法,解开近年来困扰学术界的一块顽石。
对于言传身教这件事,姚期智深以为然。在他看来,即使是在办学,也可身负一些行政的责任,但也绝对不能让自己从研究的第一线退下阵来。“只有自己身处第一线,做出一些出色的工作,才能够给其他年轻的教授和学生,树立一个参考的标准。离开研究岗位以后,对于事情的判断可能发生偏差。”
从物理学到计算机科学,再到信息科学与物理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生物学等多门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姚期智也在不断积累跨领域研究的能力和方法论,“在每个领域,我会做出两三篇重要文章,然后换到一个新的领域。每个人不一样,这是我的方式”。
2017年2月,他放弃外国国籍成为中国公民,加入中国科学院信息技术科学部,从外籍院士转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对此,他表示,“这么多年来,培养我们的青年才俊,促进高端科研的开展,这是我一生中感到最有意义的工作。感谢中科院特别立法,让我由外籍院士转为本国院士。能做回百分之百的中国人,我觉得万分的欣慰与骄傲。”
回望这段豪迈而传奇的人生历程,不难理解姚期智身上自带的中西方融合意味,以及充满警觉式的文化自省。
1946年12月24日,圣诞平安夜,姚期智诞生在上海。这个安琪儿的降临,让父母极为欣慰,这是上帝赐给姚氏家族最大的“平安果”。
尽管经历鼎革,年少的姚期智就前往台湾安家,但姚期智所受的都是儒家伦理的熏陶。聪颖乖巧的少年,本分做人,踏实求学,是个读书的好苗子,他总会得到父亲的嘉许。
1957年杨振宁、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台湾出现学习物理的热潮,姚氏也不例外。1967年毕业于台湾大学物理系,接着赴美留学。1970年,中国同学会组织哈佛男生与麻省理工学院女生野餐,端庄贞淑、学习计算机的女生储枫,进入姚期智的内心世界,储枫也同样喜欢儒雅帅气、富有幽默感的姚期智。
第一次约会,姚期智约储枫观看舞剧《天鹅湖》,赏心悦目。1971年,两位很自然走向婚姻。日后,姚期智骄傲地说:“图灵奖”(该奖有“计算机界诺贝尔奖”之称,其名称取自世界计算机科学的先驱、英国科学家阿兰·图灵)和储枫,这是此生最爱。
姚期智本来研究的是物理学,但在储枫的建议之下,姚期智经过冷静思考,转向方兴未艾的计算机领域。信息技术极大地改变着社会生活,生意合伙人互相发送电子邮件,这就涉及如何保护商业秘密。因为两人即使使用只有双方通晓的暗语,也存在泄密的可能。信息安全,是姚期智研究的重要方向。
姚期智之所以在计算机学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绝非偶然,这得益于他的兴趣和好奇,也得益于丰富的学术想象力。外行看来枯燥乏味的领域,专业领域的一流学者看来,恰恰相反。不可遏止的兴趣,使得缜密的理论推导,和侦探小说一样,引人入胜,气象万千。
2002年的下半年,姚期智数次来到中国,先后参加了南京、上海、北京三地的学术交流会议,国内关于计算机科学的讨论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为日后回国定居打消了环境上的顾虑。同时,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主任周立柱、张钹院士联系到姚期智,希望由他来牵头,建立一个讲学教授的机制。
姚期智欣然答应,他从国外邀请了十余位计算机专家给清华研究生上课。正是这段给研究生讲学的经历为后来“姚班”精英式教学模式埋下了种子。
2003年,杨振宁回国定居,在其参与推动成立的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担任教授,并积极地为清华和姚期智牵线搭桥。一方面,他向当时的校长顾秉林极力推荐姚期智;另一面,他还邀请姚期智回国见面。2004年,57岁的姚期智辞去了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职,回国担任清华的全职教授。
姚期智来清华执教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有着浓厚的中国情结,更有着文化自觉的理念。
中国急需大师级别的“海归”,引领学术的发展。困难是明摆着的,一流人才,离开相濡以沫的“学术共同体”,前往“学术边陲”,无疑是在冒险。呼吸惯了学术自由的空气,能够忍耐稀薄的学术空气吗?在欧美宁静的学府,进行寂寞研究的学者,回到迥异的学术体制,能否忍耐得了“官僚习气”?所以有很多留学生成为“海待”。
而姚期智认为,“我所学的东西能有机会在我出生的中国生根,有条件在该领域为中国培养出世界级的研究人员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姚期智发愿,带出一支计算机学领域一流水准的“姚之队”。最初,姚先生把工作重心,放在博士生的培养,事实上,这也是不少“海归”的常规模式。后来,姚先生的想法发生了改变,把重心放在本科生的培养,应该说,这种转变具有战略眼光。
大陆的教育,注重专业教育,对于通才教育,忽略多年。无形之中,限制了学术视野,不少高端人才,开放性思维不够。更加让人担忧的是,学术研究人员严重欠缺兴趣、好奇和想象力。
所以,姚先生下“笨功夫”,主持软件实验班(姚期智班),从清华本科生做起。学者与思维活跃、富有激情但知识储备不丰厚的本科生交流,是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同时,也不是一桩轻松的事体。
“姚班”采用全英文授课,课程虽不多,但每门课的难度都不低。为了让学生从高中式的学习思维过渡到研究思维,姚期智对教学内容进行优化重组,既注重全面覆盖计算机科学前沿领域,同时突出计算机科学与物理学、数学、经济学、生物学等多学科领域的交叉。
“不要怕人家说搞精英”。在彼时看来,中美高等教育水平存在明显差距,姚期智认为建立精英研究团队、实行精英教育制度,是中国赶超西方最有效的方式。
谈到中西方的差异,姚期智认为,师资设定和圈子效應值得借鉴。大学里教师的平均素质是比规模和院系数量更重要的指标,“在MIT或者Stanford,对于教授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优秀而富有创造力。在教师与学生的朝夕相处过程中,学生不止于收获课本上的呆板知识,更重要的是老师的思维方式。这个部门是年轻科学家成长过程中,最好的、最宝贵的养分。”
此外,西方大学中的圈子文化也构成了其差异化优势。“比如在MIT的餐桌上,话题通常围绕你最近听到哪些有意思的工作,或者说我最近做了一个什么新项目,能够跟不同的跨领域人交流,可以增加很多合作机会。”
在姚期智的主导下,计算机科学实验班的培养方案、教学计划逐步确立并完善,姚期智亲自主讲的“理论计算机科学”成为国内首次开设的计算机理论课程,主要内容正是他精通的计算机算法设计和复杂性领域。
截至2017年,“姚班”已送走9届毕业生,约320人。其中,90%选择继续深造,59人在姚先生创建的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读研,大部分选择出国留学;另外10%在工业界活跃,创业或者加入谷歌、Facebook等知名科技公司。
高度集中的优质资源塑造了“姚班”的传奇,类似地,在中科大少年班等模式上也得到验证。但从整体水平来看,中国的学术水平和成果仍落后于欧美。姚期智分析,中国学生的创造力并不比国外学生差,缺乏创造力是他们周围的环境,缺少足够的模范,那些有创造力的、思想活跃的教授。“我觉得不管是文化,还是起步晚,都不是我们拿来解释中国科研发展不足的借口。”
对于优秀人才的可持续性培养策略,姚期智谈道,最理想的方式是引入杰出的大科学家,让他们来吸引教授,能够训练人才。“作为一名资深的科学家,具备整个领域的全局视野,懂得培养年轻人的方法”。但实际上,尤其在计算机科学领域,人才争夺战异常激烈,无论是学界与工业界之间,还是国家层面都在进行着。
姚期智认为,从国家的角度层面来看,人才仍是大计,尤其是要实现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三步走”战略目标。“即使不能大量吸纳知名科学家,也必须实现自产优秀人才。”这涉及到人才的培养机制,要给予足够的空间让年轻人出头,对于成果的评价要有清晰的区隔标准、奖励机制。
回顾过去几年,姚期智认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已经初见成效。“在计算机科学领域,我们逐步能够引进,抑或是产出一批杰出的年轻人。他们的工作成果已经是一流水平。”强化人才培养的机制一旦建立,虽然不能立即看到成果,但5到10年后,会有收获。“这需要清华大学领导或者教育部领导共同出力。”
至于目前状态和研究方向,姚期智表示,“最近4年我进入了一个新领域——计算经济学,其核心是拍卖理论,让我感到很兴奋。”据清华新闻报道,姚期智曾在经典的“拍卖利润”最优化问题上提出更为简单巧妙的解决方法,解开近年来困扰学术界的一块顽石。
对于言传身教这件事,姚期智深以为然。在他看来,即使是在办学,也可身负一些行政的责任,但也绝对不能让自己从研究的第一线退下阵来。“只有自己身处第一线,做出一些出色的工作,才能够给其他年轻的教授和学生,树立一个参考的标准。离开研究岗位以后,对于事情的判断可能发生偏差。”
从物理学到计算机科学,再到信息科学与物理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生物学等多门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姚期智也在不断积累跨领域研究的能力和方法论,“在每个领域,我会做出两三篇重要文章,然后换到一个新的领域。每个人不一样,这是我的方式”。
2017年2月,他放弃外国国籍成为中国公民,加入中国科学院信息技术科学部,从外籍院士转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对此,他表示,“这么多年来,培养我们的青年才俊,促进高端科研的开展,这是我一生中感到最有意义的工作。感谢中科院特别立法,让我由外籍院士转为本国院士。能做回百分之百的中国人,我觉得万分的欣慰与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