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羡慕的特性可归纳为三个方面:认知方面、情感方面和实践方面。简言之,羡慕以及羡慕对象一方面取决于主体当下的认知与情感,另一方面又塑造了主体的品格,影响着主体的实践行为。基于此,这种情感在道德教育的过程中能够并且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羡慕本身无所谓善恶,只有通过羡慕的对象或属性才能决定它是否涉及道德,而“妒忌”则是一种潜在指向恶的情感。羡慕的对象分为“偶像”和“道德典范”,它们承载着重要的道德教育功能和意义。
【机 构】
:
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23
【基金项目】
:
南京师范大学“百名领军人才”“中青年领军人才”“青蓝工程优秀骨干教师”项目资助。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羡慕的特性可归纳为三个方面:认知方面、情感方面和实践方面。简言之,羡慕以及羡慕对象一方面取决于主体当下的认知与情感,另一方面又塑造了主体的品格,影响着主体的实践行为。基于此,这种情感在道德教育的过程中能够并且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羡慕本身无所谓善恶,只有通过羡慕的对象或属性才能决定它是否涉及道德,而“妒忌”则是一种潜在指向恶的情感。羡慕的对象分为“偶像”和“道德典范”,它们承载着重要的道德教育功能和意义。
其他文献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七卷第三章中关于意志软弱的论述与"无人有意作恶,作恶只是由于无知"这个著名的苏格拉底立场能否一致,是备受争议的.我认为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提出了反对苏格拉底立场的命题,即他认为,人还是会在具有知识的情况下自愿作恶.但他的这种反对立场还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意志软弱者的实践知识受到感官欲望的影响以致无法被付诸行动;另一种情形则是,他在欲望介入后还能同时在意识活跃时使用相关的实践知识.
马基雅维利常被认为完全放弃或忽视了"正义"概念,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对于一个安全和自由受到巨大威胁的国家而言,马基雅维利的确认为保全国家优先于任何道德或正义的考虑.但是对于一个处于良序状态的国家即"公民生活"而言,正义是绝对必要的,而且它是前者的重要根基.在"公民生活"中,马基雅维利没有采纳建立在自然法之上的古典正义观,而是重新建立了以实定法为基础的法律正义观,它无关乎人的内在德性,而只关乎人的外在行为,他背弃并超越了古典正义观.
在《精神现象学》的章节安排中,精神的教化世界的提升方向是道德世界观.道德世界观以纯粹理性的道德意识为绝对本质,摆脱了基督教天国与尘世的二元叙事模式,也挣脱了启蒙世界功用的意义格局.黑格尔以康德的道德哲学为界标的做法表明绝对者摆脱了教化世界普遍碎裂的存在格局,以道德义务的方式回到了自身,万物在道德世界观的意义体系中形成了新的存在秩序.黑格尔对康德道德的抽象形式性乃至伪善的批评表明道德问题是关涉存在秩序的真理问题.针对黑格尔的批评,不管是黑格尔的辩护者还是康德的辩护者,往往都错失了这个批评的真实意旨.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七一"重要讲话)是一篇光辉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蕴含着深厚的政治分量、理论含量、精神能量、实践力量,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
交易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关键环节,也是影响着社会秩序和人们美好生活的重要经济活动.交易成本、交易秩序、交易规模是影响GDP增长的重要因素,良好的交易伦理是经济高效发展的前提与基础.我国现阶段经济活动中存在的商业欺诈、违约失信等行为,严重地扰乱了市场秩序,降低了经济效益,损害了大国形象,亟须强化公民道德责任.为此,在伦理学视阈下,基于契约论、义务论和美德论的三维同构,增强公民在交易活动中的道德责任,是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遏制交易道德失范的治本之道.
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有三股浪潮共同汇聚于价值哲学,一是洛采成功地完成了后黑格尔时代德国古典哲学的价值哲学转型,随后这一转型最终在其学生文德尔班那里构成了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即“价值哲学”学派,但这一学派并没有真正将价值论与伦理学结合起来;二是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价值哲学比较好地演变成为意志主义的道德哲学;还有一个是以迈农为核心的奥地利格拉茨价值哲学学派,从新兴经济学中形成的“边际效用”理论发现了可将“价值概念”引入哲学,之后在哲学层面将价值与物的“有用性”成功分离,实现了价值论与伦理学的结合。迈农的
当代中国抗击疫情期间慈善组织出现的一些突出问题,更凸显了加强慈善组织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加强慈善组织道德建设,必须把它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的大格局中加以思考,正确认识和厘清慈善组织与政府之间的伦理关系。在慈善组织与政府之间的伦理关系中,政府居主导地位,但必须激发慈善组织的活力,并给予其充分的发展空间。为了提高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必须贯彻公正原则和效率原则。加强慈善组织道德建设,必须顶层设计,明确大思路,建立和完善制度,为慈善组织道德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区分宗旨与方法,坚持慈善组织道德建设的正确价
在新冠肺炎肆虐,人类面临生存危机之时,应深入研究中华传统“天人合一”道德信念观的内涵及本质,汲取其精华:弘扬其中的人与自然共生存的生命共同体道德信念观;人与环境共发展的伦理信念观;人与自然“合其德”的德性信念观。在新时代,应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构建起有中华文明价值传承创新的人与自然“合一”的道德信念观。
迄今为止,海内外学界多半将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视为人类的威胁。这一担忧不仅是基于人工智能已经在许多方面发展出了超出人类的能力,更是基于人工智能将来有可能拥有类似人类的意识、意志乃至情感。如果将人工智能视为人类的威胁这一担忧基于人工智能有可能发展出自身的意识、意志和情感,那么,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从儒家“万物一体”的角度来看,在拥有更强能力的同时,和人类同样拥有意识、意志和情感的人工智能,不必一定只能是人类的威胁,而是有可能成为人类的护卫和朋友,有可能是“福”非“祸”。作为和人类一样具有意识、意志和情感的“类人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日益向传统伦理学提出了新的问题,即是否有可能超越人类中心的视角,重构人工智能时代的伦理学。事实上,从机器学习到深度学习,人工智能的实现依赖于大数据的运行,而大数据需要创造出一种与人类的生命环世界平行的数据环世界。与生命环世界中将复杂的情境还原为人与其他存在物的关系不同,在数据环世界中,所有的情境都被还原为良序的数据交换。因此,存在着一种不同于以人为中心的碳基伦理学的硅基伦理学,硅基伦理学的基础是数据,而数据和信息交换的善的标准则在于尽可能在系统中降低交换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