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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逐渐分裂为多个派系，各派从不同的目的出发以维护国民党，维护三民主义，继承孙中山的事业为旗号。利用国民党、三民主义为政治工具争夺权力。他们都把自己装扮成孙中山的理论继承者，对三民主义肆意篡改发挥为我所用。各派在思想意识及政策上的分岐给国民党的带来严重的后患。主义的的分散造成思想上的不统一，组织上的分裂，减弱了国民党的组织力量，
【关键词】：三民主义；蒋介石；汪精卫；改组派
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逐渐分裂为多个派系，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西山会议派、蒋介石派、汪精卫改组派、胡汉民派等。各派都以维护国民党，维护三民主义，继承孙中山的事业为旗号。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在历史上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蒋介石、汪精卫等叛变革命以后，改变了国民党的性质，偷换了三民主义的内容，却仍然利用国民党、三民主义为政治工具。他们都把自己装扮成孙中山的理论继承者，对三民主义肆意篡改。
一 对孙中山继承地位的争夺
蒋介石一建立南京政府就打出三民主义的旗号来表明自己的正统地位，说什么“我们中国要在二十一世纪谋生存，没有第二个适合的主义，只有依照总理的三民主义，拿出三民主义来做一个中心思想方能统一中国。”[1]（P557）可是此三民主义已非彼三民主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被大量的删减甚至篡改。其中的民生主义，原本包括“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这与蒋介石政府所维护的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利益背道而驰，于是从政权建立伊始，就尽量避免提及；而此时的民权主义更是面目全非，蒋介石虽然按照孙中山的训政纲领建立了一个民主共和制的国家，实行“以党制国”而事实上确实蒋介石个人在对整个政体行使最高权力，伐前的种种许诺化为乌有，民权的概念实际上是倒退了；余下唯一可以为他们提供统治资源的是民族主义，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来源是反帝和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但在反帝问题上国民党是无能为力的。国共合作的基础之一就是反帝，这里不能重题，面对当时的国际形势，也不可能在提，最后之能在传统文化上寻找出路。
以此作为政权的动员力来源后患很大，首先是党内思想不统一，各派政治势力都对这种妄倡谬说、曲解附会表示不满，加速了政权的离心力，首先改组派就强烈反对把“三民主义儒家化”，“孙中山圣人化”，认为这是抹杀了孙中山思想的伟大，割裂了三民主义，由此而导致整个党破碎不堪。以至于“党至今已没有出路，各省对于中央，已成了割据的独立，党员对于中央变成了涣散的自由，现在 党内除充满地方主义和个人主义外，找不到三民主义党纲、政策。”[2]（P134）于社会而言一些参加过革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知识分子，虽然惧怕革命，但也渴望未完成的民主革命，不满蒋介石在政治上的倒行逆施。其中“最苦闷的是一般青年，，这般先生决意不肯做共产党，而有苦于中国没有出路。戴季陶先生所著的《青年之路》是不能满足他们的知识荒的。南京党部却把孙先生抬起来要做尧舜禹汤文武周的继承人，他们也是怀疑的尤其是国民党的青年，分共本来是他们的希望，而分共以后而致开倒车，则为他们所恐怖。”[3]（P122）表明南京中央对于三民主义的解释无论在党内还是党外都缺乏认同感。
面对这种形势，改组派提出极其诱惑的口号，他们声称要“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改组国民党”，而“本党的改组精神在于认定三民主义为救国的不二法门”。[2]（P68）这里所指的三民主义显然应是1924年国民党“一大”时制订的新三民主义，这对于很多革命热情还没有完全泯灭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来说无疑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要从新民主义当中寻找资源，服务于改组派的“夹改中的奋斗”，同时也就意味着他们不可能完全继承新三民主义的方针政策。而是同蒋介石政府一样面临如何重新解释三民主义这一难题，不仅要一一剔除共产思想，还要建立新的意识形态，取蒋而代之。、
二 对反共理论的争夺
与蒋介石一样，改组派的反共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们的反共理论却大相径庭。蒋介石从儒家的“仁爱”说出发，反对中共的阶级斗争学说，把孔孟之道评为政治观中心，大讲“仁政”。他说：国家是一个有机体，“是一个有生命的，超出一切的集体组织，它的全体的机构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每个人则是生命体中的细胞，国家对于每个人有最高权力。国家政治则是以人为本，以伦理为基础，以民生为目的的。政治应该由个人对家庭、社会、国家完全负责作起。换言之，人民群众必须忠实的扮演生命体中的细胞角色，绝对服从国家权力，也就是绝对服从作为国家领袖，国家的代言人的蒋介石。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受人侵略，就是不重视传统的思想文化造成的，放弃了伦理道德这一政治基础，所以要救中国“必须先昭苏国家的灵魂”即“四维”、“八德”、“主义战胜一切”、“精神万古如新”这些封建伦理道德，这方是救国的根本。至于共产主义那是西方学说，不适合中国产业落后的情形，更有违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共宣扬的阶级斗争只能是毁弃民族固有的伦理、精神、道德、文化。这种把民族传统文化与共产主义完全对立，企图以人情代替阶级性、以封建伦理道德代替阶级斗争的唯心论调，其目的是想抹杀中国阶级矛盾的客观存在，欺骗人民群众放弃阶级斗争，以维护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利益。
相比之下，改组派的理论似乎激进的多，首先他们承认阶级、阶级斗争的存在。承认社会革命将是他们的最终目的，但是他们反对暴露革命，而是要“依照孙先生遗嘱实行党的专政以泯灭不平阶级、和平的由国民革命完成社会革命。”因为中国有帝国主义的压迫，没有充分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具备社会革命的基础，造成中国的无产阶级数量上有限，仅二百多万人不可能集中现实一切力量完成社会革命，而且他们中间大半是失业的游民无产者。“一面未脱封建社会的余毒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法礼，充满私有财产的妄想，够不上社会革命的条件，一面又以生活的压迫不得不参加革命。
改组派的这种阶级划分显然是错误的，违背了中国各阶级存在的真实状况，歪曲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事实上，改组派歪曲事实的目的只有一个，削弱无产阶级力量，动摇中共的阶级基础，从而把国民党装扮成一切革命阶级的代言人，肩负着领导革命的重任，走他们希望的改良主义的道路，而不是中共领导的工农武装的革命道路。这上说法无疑是符合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上层小资产阶級有改良幻想的，一方面可以逃避激烈的阶级斗争，一方面也可以增強他们唯恐身单力薄无力对抗反对势力的革命信心，还可以树立国民党在民众中的领袖形象。显然比起蒋介石的专制理论与改组派的反共宣传是更加能够蛊惑人心的。
三 对三民主义解释权的争夺
在民族主义上，他们提出反帝口号，但由于反共立场，同时也反对工产国际，这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与经济利益，立即得到了广泛拥护，但改组十三年来，改组派基本上没有裨行动，“九一八”之后，改组派上层份子的亲日行为更彻底打碎了这些人的幻想，认识到这些口号不过是些表面文章，以欺骗舆论获得政治上的支持。
综上所述，改组派对三民主义的解释显然是违背 了他们所标榜的“科学的态度”，也绝非对三民主义“整个”的继承，虽不似蒋介石以专制思想附会，却也是抱着险恶的政治目的妄加涂抹，三民主义实际上已成了党内权力斗争的工具。各派在思想意识及政策上的分岐给国民党的带来严重的后患。主义的的分散造成思想上的不统一，组织上的分裂，减弱了国民党的组织力量，另外他们对三民主义的任意篡改也降低了三民主义的号召力，给共产主义的传播留下空间，使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竞争处于劣势。
参考文献：
[1] 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M].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
[2] 查建瑜.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3] 陈公博.苦笑录[M].北京：现代史资料编刊社，1981。
作者简介：刘合新（1975—），男，汉族，安徽淮北人，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医学系辅导员，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关键词】：三民主义；蒋介石；汪精卫；改组派
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逐渐分裂为多个派系，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西山会议派、蒋介石派、汪精卫改组派、胡汉民派等。各派都以维护国民党，维护三民主义，继承孙中山的事业为旗号。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在历史上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蒋介石、汪精卫等叛变革命以后，改变了国民党的性质，偷换了三民主义的内容，却仍然利用国民党、三民主义为政治工具。他们都把自己装扮成孙中山的理论继承者，对三民主义肆意篡改。
一 对孙中山继承地位的争夺
蒋介石一建立南京政府就打出三民主义的旗号来表明自己的正统地位，说什么“我们中国要在二十一世纪谋生存，没有第二个适合的主义，只有依照总理的三民主义，拿出三民主义来做一个中心思想方能统一中国。”[1]（P557）可是此三民主义已非彼三民主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被大量的删减甚至篡改。其中的民生主义，原本包括“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这与蒋介石政府所维护的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利益背道而驰，于是从政权建立伊始，就尽量避免提及；而此时的民权主义更是面目全非，蒋介石虽然按照孙中山的训政纲领建立了一个民主共和制的国家，实行“以党制国”而事实上确实蒋介石个人在对整个政体行使最高权力，伐前的种种许诺化为乌有，民权的概念实际上是倒退了；余下唯一可以为他们提供统治资源的是民族主义，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来源是反帝和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但在反帝问题上国民党是无能为力的。国共合作的基础之一就是反帝，这里不能重题，面对当时的国际形势，也不可能在提，最后之能在传统文化上寻找出路。
以此作为政权的动员力来源后患很大，首先是党内思想不统一，各派政治势力都对这种妄倡谬说、曲解附会表示不满，加速了政权的离心力，首先改组派就强烈反对把“三民主义儒家化”，“孙中山圣人化”，认为这是抹杀了孙中山思想的伟大，割裂了三民主义，由此而导致整个党破碎不堪。以至于“党至今已没有出路，各省对于中央，已成了割据的独立，党员对于中央变成了涣散的自由，现在 党内除充满地方主义和个人主义外，找不到三民主义党纲、政策。”[2]（P134）于社会而言一些参加过革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知识分子，虽然惧怕革命，但也渴望未完成的民主革命，不满蒋介石在政治上的倒行逆施。其中“最苦闷的是一般青年，，这般先生决意不肯做共产党，而有苦于中国没有出路。戴季陶先生所著的《青年之路》是不能满足他们的知识荒的。南京党部却把孙先生抬起来要做尧舜禹汤文武周的继承人，他们也是怀疑的尤其是国民党的青年，分共本来是他们的希望，而分共以后而致开倒车，则为他们所恐怖。”[3]（P122）表明南京中央对于三民主义的解释无论在党内还是党外都缺乏认同感。
面对这种形势，改组派提出极其诱惑的口号，他们声称要“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改组国民党”，而“本党的改组精神在于认定三民主义为救国的不二法门”。[2]（P68）这里所指的三民主义显然应是1924年国民党“一大”时制订的新三民主义，这对于很多革命热情还没有完全泯灭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来说无疑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要从新民主义当中寻找资源，服务于改组派的“夹改中的奋斗”，同时也就意味着他们不可能完全继承新三民主义的方针政策。而是同蒋介石政府一样面临如何重新解释三民主义这一难题，不仅要一一剔除共产思想，还要建立新的意识形态，取蒋而代之。、
二 对反共理论的争夺
与蒋介石一样，改组派的反共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们的反共理论却大相径庭。蒋介石从儒家的“仁爱”说出发，反对中共的阶级斗争学说，把孔孟之道评为政治观中心，大讲“仁政”。他说：国家是一个有机体，“是一个有生命的，超出一切的集体组织，它的全体的机构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每个人则是生命体中的细胞，国家对于每个人有最高权力。国家政治则是以人为本，以伦理为基础，以民生为目的的。政治应该由个人对家庭、社会、国家完全负责作起。换言之，人民群众必须忠实的扮演生命体中的细胞角色，绝对服从国家权力，也就是绝对服从作为国家领袖，国家的代言人的蒋介石。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受人侵略，就是不重视传统的思想文化造成的，放弃了伦理道德这一政治基础，所以要救中国“必须先昭苏国家的灵魂”即“四维”、“八德”、“主义战胜一切”、“精神万古如新”这些封建伦理道德，这方是救国的根本。至于共产主义那是西方学说，不适合中国产业落后的情形，更有违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共宣扬的阶级斗争只能是毁弃民族固有的伦理、精神、道德、文化。这种把民族传统文化与共产主义完全对立，企图以人情代替阶级性、以封建伦理道德代替阶级斗争的唯心论调，其目的是想抹杀中国阶级矛盾的客观存在，欺骗人民群众放弃阶级斗争，以维护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利益。
相比之下，改组派的理论似乎激进的多，首先他们承认阶级、阶级斗争的存在。承认社会革命将是他们的最终目的，但是他们反对暴露革命，而是要“依照孙先生遗嘱实行党的专政以泯灭不平阶级、和平的由国民革命完成社会革命。”因为中国有帝国主义的压迫，没有充分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具备社会革命的基础，造成中国的无产阶级数量上有限，仅二百多万人不可能集中现实一切力量完成社会革命，而且他们中间大半是失业的游民无产者。“一面未脱封建社会的余毒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法礼，充满私有财产的妄想，够不上社会革命的条件，一面又以生活的压迫不得不参加革命。
改组派的这种阶级划分显然是错误的，违背了中国各阶级存在的真实状况，歪曲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事实上，改组派歪曲事实的目的只有一个，削弱无产阶级力量，动摇中共的阶级基础，从而把国民党装扮成一切革命阶级的代言人，肩负着领导革命的重任，走他们希望的改良主义的道路，而不是中共领导的工农武装的革命道路。这上说法无疑是符合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上层小资产阶級有改良幻想的，一方面可以逃避激烈的阶级斗争，一方面也可以增強他们唯恐身单力薄无力对抗反对势力的革命信心，还可以树立国民党在民众中的领袖形象。显然比起蒋介石的专制理论与改组派的反共宣传是更加能够蛊惑人心的。
三 对三民主义解释权的争夺
在民族主义上，他们提出反帝口号，但由于反共立场，同时也反对工产国际，这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与经济利益，立即得到了广泛拥护，但改组十三年来，改组派基本上没有裨行动，“九一八”之后，改组派上层份子的亲日行为更彻底打碎了这些人的幻想，认识到这些口号不过是些表面文章，以欺骗舆论获得政治上的支持。
综上所述，改组派对三民主义的解释显然是违背 了他们所标榜的“科学的态度”，也绝非对三民主义“整个”的继承，虽不似蒋介石以专制思想附会，却也是抱着险恶的政治目的妄加涂抹，三民主义实际上已成了党内权力斗争的工具。各派在思想意识及政策上的分岐给国民党的带来严重的后患。主义的的分散造成思想上的不统一，组织上的分裂，减弱了国民党的组织力量，另外他们对三民主义的任意篡改也降低了三民主义的号召力，给共产主义的传播留下空间，使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竞争处于劣势。
参考文献：
[1] 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M].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
[2] 查建瑜.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3] 陈公博.苦笑录[M].北京：现代史资料编刊社，1981。
作者简介：刘合新（1975—），男，汉族，安徽淮北人，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医学系辅导员，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