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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是史学界的一代宗师。他对现代史学的贡献，不仅表现在个人的学术成就上，还表现在他创办的各项学术事业上。他以“古史辨”成名后，便不满足于独善其身，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组织学术团体、创办学术事业上，为史学界培养造就了许多人才。因此，他一九八0年病逝后，史学界纷纷发表文章，称赞他在“造就人才方面的贡献，恐怕比学问方面贡献更多”。但是从他的书信、日记中，又可以看到相反的一面，他这种无私的精神，好像经常不被人理解。有时还会使师生反目，不欢而散；彼此是否还以师生相认，已经很让人怀疑。只有童书业、刘起舒等少数几位，始终与他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真可谓寥寥无几。
为什么会这样？当然原因很多。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当年看中的学生都是一代人中的佼佼者，也是后来史学界的重镇，其中许多人志向远大，自命不凡，很容易看淡师生关系。相处稍有不快，便会认为“顾先生是好人，就是太琐碎。不在一块共事，热情、爱护、照顾；一块共事，啥都琐琐碎碎有意见。还是远着点好”（《怀念顾颉刚老师》，《顾颉刚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而不会反过来想，既然“顾先生是好人”，只是琐碎了一些，师生情重，何以不能谅解这一点？何况当时大学名师荟萃，学生没必要从一而终，只认一个人做老师，这都会影响到师生间的关系。
以谭其骧为例。谭其骧在燕大读书时很受老师的赏识，据葛剑雄说，洪业、邓之诚对他尤其器重，两人经常劝告谭其骧，跟顾颉刚走没有前途，“应该集中精力做学问，跟顾颉刚搞学会、编《禹贡》，只会荒废学业”。邓之诚还请谭其骧住自己家里，食宿由他供给，以减轻谭其骧的生活负担。“以后谭其骧能以研究生身份登上大学讲坛”，在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授课，“也是由邓之诚大力举荐的”（葛剑雄：《谭其骧前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杨向奎也是一样。他在北大读书时，顾颉刚、傅斯年、钱穆、李济等人都在学校授课。他后来虽然说“在上述名教授中，顾先生对我的影响最大”，但也承认是傅斯年的“直接学生”（《杨向奎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而傅斯年在政学两界，是比顾颉刚地位更高也更有势力的人物。一九三八年初，杨向奎以避战乱去兰州，顾颉刚推荐他任甘肃学院的讲师，傅斯年给院方写了一封信，他立即就被聘为教授。
顾颉刚病逝后，杨向奎接连发表多篇文章，解释他与顾颉刚的关系，说他一九四。年离开齐鲁大学研究所，是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他说自己来齐鲁大学，本来是顾颉刚答应了的，不料他“满心欢喜”地见了老师，“先生忽然变了卦，见面不久就对我说‘我们还不一定请你的！”他觉得“万里迢迢，原来是空”，“只好另做打算”。（《回忆顾颉刚老师》，《顾颉刚先生学行录》）实际恐怕不是这样。在他决定离开齐鲁大学之前，顾颉刚曾在日记中提到：“拱辰（杨向奎）告我，渠得张苑峰信，知向英庚款请求补助事不成矣。盖历史部分，立武本交孟真（傅斯年）看，孟真将拱辰之卷分与济之，济之以其不在考古范围内去之。孟真借刀杀人，其术如此。而究其根，只因拱辰和我合作《三皇考》耳。”（《顾颉刚日记》四，台湾联经出版公司）我怀疑这才是他决定“另做打算”的真正原因。
童书业的情况就完全不是这样。童书业虽然是史学奇才，旧学修养在谭其骧、杨向奎等人之上，但是为家庭所害，拒绝新式教育，连初中文凭都没有。离开顾颉刚的奖掖，很难在学术界出人头地。许多人说，童书业是天生的读书种子，心思单纯，不懂得人情世故，“直至离开人间，对社会、对人的了解仍如赤子一般”（《从炼狱中升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其实也不尽然。抗战期间，他回家乡安徽枞阳避难时，曾写过一篇《记赵肖普君》，将赵肖普与唐诗人梅尧臣相比，认为两人的不幸都是由于“处世之道未尽”，以倨傲不逊之性，“深嫉已达之士”。其中特别谈道，“当世重学校之士，而肖普（以幼贫失学），未尝出身于学校；当世重资历，而肖普出身佣书，其不为人所重视也固宜。肖普疾人之轻之也，乃益轻人”，“终致抑郁困穷，为世所弃”。（《童书业论著集外集》，中华书局）可见他对人情之故，依然有自己的理解和领会。
因此，他自与顾颉刚结识后，便懂得这份关系的重要性，在《东南日报》上发表文章，称顾颉刚是“极诚恳朴实的学者”，自己是他的“一个私淑弟子”。据说他在认识顾颉刚之前，还动过一番心机；他的绘画老师王季欢给他出个主意，要他注意顾颉刚的文章，顾颉刚发表一篇，他就反驳一篇，以引起顾颉刚的注意。童先生的女儿童教英在给父亲写传时，否认有这件事，称“这纯然是空穴来风之言”（《从炼狱中升华》），而即便有，也是可以理解的。
一九三五年六月，童书业离开杭州，随顾颉刚来北京后，因为没有学历，只能做顾颉刚的“私人助理”，由顾颉刚个人每月提供数十元的生活费。据说顾颉刚邀他来北京，是请他帮自己编《尚书学论文集》的。但是童书业来北京后，除了按计划编《尚书通检》外，还帮顾颉刚做了大量其他工作。包括帮顾颉刚搜集、考订春秋史史料，编写其在北大、燕大两校的春秋史讲义；编辑《禹贡》杂志，搜集和起草《中国疆域沿革略》等等。他还与顾颉刚合作写了大量考据文章，如《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墨子姓氏辨》、《夏史三论》、《有仍国考》、《汉以前人的世界观与域外交通的故事》、《董仲舒思想中的墨教成分》等等。
而且这些合著的文章，有些固然可以说是合著，但主要是他独力完成的。例如《夏史三论》，顾颉刚的初稿《启与太康》只有几千字，史料和观点都不充分，经过他的整理和扩充，在《史学年报》上发表时已成为四万字的长文，引起了史学界的强烈反响。他替顾颉刚编写的春秋史讲义，后来也经顾颉刚同意，定名为《春秋史》，以他个人的名义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可谓“实至名归”。吕思勉在《春秋史》的序言中，对这部书做了极高的评价，说“以予所见，言春秋者，考索之精，去取之慎，盖未有逾于此书者矣。”
以上还是我粗略的统计，遗漏下来的一定不少。如吕思勉在《春秋史》的序言里，便提到童书业在编《春秋史讲义》时，还据“金石刻辞及诗、书、左、国中散见之文”，编写过一部《春秋考信录》，“与此编相辅而行”，后来在战乱中遗失了。客观地说，童书业自一九三五年六月来京，到一九三七年九月南归，做顾颉刚的“私人助理”只有两年，他在短短两年中做这么多的事，每月只拿数十元的生活费，实在少了一点，恐怕还不如做“书佣”，换了别人早就怨声载道了。赵肖普说，谭其骧在编（《禹贡》杂志时，便经常报怨得不偿失，说顾颉刚用人，喜欢“将少数之钱分于多数人”，“常使人处于吃不饱饿不死之地”（《致赵贞信》附，《顾颉刚书信集》，中华书局）。 而童书业尽管付出得更多，却没有一句怨言。反而在顾颉刚的研究领域，围绕顾颉刚提出的问题，在《浙江图书馆馆刊》、《文澜学报》、《考古社刊》、《禹贡》以及天津《益世报》、《大公报》上，以个人名义发表多篇文章。计有《丹朱商君的来源》、《丹朱与灌兜》、《帝尧陶唐氏名号溯源》、《墨翟为印度人说正谬后案》、《三统说的演变按语》、《“尧舜禅让”说起源的另一猜测》、《评卫聚贤古史研究第二辑》、《道家出于儒家颜回说评议》、《许行为墨子再传弟子说质疑》、《李泰菜著尧典纠谬》等，继续帮顾颉刚扩大学术影响。顾颉刚晚年的读书笔记中，记有一件童书业给他的信，说：“生过去著述上最大之成绩，实为绘画史之考证。古史之著述不过补订我师之学说而已。”这足以说明两人的关系。
因此，顾颉刚对他的工作，也是极为满意的，曾在日记中说：“《九州之戎与戎禹》一文，自五月七日始草，至二十六日草毕，历二十天，得万余言。《春秋时代的县》一文，自五月二十九日始草，至今日毕，历十一天，得二万余言。后一文比前一天做得快而且多，以大部分材料已由丕绳（童书业）代为搜集之故。在我现在的生活中，居然能在一个月作出两篇长文，可谓奇迹。”（《顾颉刚日记》三）顾颉刚还在许多场合说，《春秋时代的县》是他最得意的文章之一。他在这段时间，还经常将自己的文章请童书业做序或跋，如《三皇考序》、《潜夫论中的五德系统跋》、《九州之戎与戎禹跋》等等，以帮助童书业树立在史学界的地位。
两人的这种关系，在分手后也没有改变。从顾颉刚的日记中看，抗战期间，他由于从事的社会工作太多，将“立功”置于“立言”之上，在社会上过于活跃，曾引起过许多人的误解。有些人对他长期心怀忮刻，这时更借机落井下石，飞短流长，将他称作“卫聚贤一流”。使“古史辨派”的学术地位经常被人歪曲、误解，由“毁誉参半”变成了“毁多誉少”。当时他身边的门生弟子，很少有人理解他的苦衷，不仅不敢站出来替他辩护，反而觉得自己受了连累，纷纷写信指责他的不当。杨向奎、赵肖普便都给他写过长信，对他“致力实用之学，于纯学术不甚关心”，表示“颇不以为然”（《致赵贞信》附，《顾颉刚书信集》）。
赵肖普还在信里暗示，他今天的“食稻衣锦”、“席丰履厚”，都是靠欺世盗名换来的。实际的成绩功业，远不如傅斯年、冯友兰和钱穆，这是做学生的最觉得丢脸、也“最难于对答人问的事”。又谓：“吾师今日，名已极盛，位亦极尊，人人想见实在可副此盛名高位之成绩，而不幸吾师仍在以虚应之，致在在失人所望。……盖吾师虚名虚势已足，若仍宣传号召，不以实示人而以名示人，则必将为侪辈所妒忌，识者所鄙笑。况今日之时代亦大非昔年之时代，征实者日多，听其言即观其行，如不符焉，斯不服矣。”（同上）很让人怀疑他写信的用意。
所以顾颉刚给两人的回信，话也说得非常痛彻，谓：“刚之所求，整理国故、普及教育二事而已。而十余年来，所业断续不常，旋转于泥泞之中，推其故，实由于私人之经济力不充，而又不欲曳居侯门，受人侮辱，又不能突梯滑稽，博人欢爱。性既耿介，事业心又弥强，以是坎坷。今欲求剥极之复，唯有改途易辙，凭此虚名与实学向社会换钱，以所得之钱达自己多年的愿望。故刚入商界者手段也，作文化事业者目的也。……总之，十余年来，我志趣未变，我工作计划亦未变，所变者唯有经济观念，以前不觉此问题之重要，今则觉其太重要耳。”他还很负气地说，一旦经济问题得到解决，以后宁愿放弃教职，“必当偏重编辑工作”，以“一书之出，读者万千，较之按时上课，日对数十学生者，其效力自宏耳”。有人说这是他误解了学生的好意，话也许不错，但首先是学生误解了老师。
当时童书业远在上海“孤岛”，也许同样不能体会他的意愿，理解他的苦衷，但是每次听到这些飞短流长，都会站出来为自己的老师辩护。他还与开明出版社联系，编辑了《古史辨》第七册，扩大“古史辨派”的学术地位。当然，他有时候一时情急，顾虑不周，也会给顾颉刚带来一些麻烦。例如一九四。年二月，汪馥泉在上海创办《学术月刊》，他不知道汪馥泉背景复杂，从《春秋史讲义》中抽出一章，以顾颉刚的名义发表在《学术月刊》上，令顾颉刚被人诬指为汉奸。顾颉刚曾在日记中说：“昨锡永告我，谓渠在渝遇见卫聚贤，卫谓我与童书业已投降伪组织。归告履安，日：‘然，卫某在沪宣传汝已得伪组织五万元！’呜呼，卫之造谣一至此乎！”（《顾颉刚日记》四）他只好在重庆发表声明，说明他未曾向《学术月刊》投稿，月刊上的文章是别人未经他同意，从旧讲义中摘送出去的。
还有一件事，也很让顾颉刚为难。早在一九三七年六月，童书业曾在《文澜学报》上发表文章，批评卫聚贤的《古史研究》第二辑“谬解古书”、“穿凿附会”、“妄事臆测”，致与卫聚贤结怨。卫聚贤因此气急败坏，到处造谣生事，诋毁童书业和顾颉刚。一九四。年八月，童书业在上海遇见卫聚贤的学生金祖，两人发生口角。金祖遂向老师告状，将童书业“种种刺耳之言函告卫氏”。卫聚贤又在给孙次舟的信里，大骂童、顾两人。孙次舟将信拿给顾颉刚看，顾颉刚只好向孙次舟解释，说自己“对于私人打架不感兴趣”，“愿以小孩胡闹视之”。然后在日记中说：“丕绳总是为我树敌，可恨。”（同上）
他嘴上说“可恨”，实际并不怪罪童书业，两人“在之后的年月里”，仍然一如既往，“学问之切榷从未间断”。抗战胜利后，他一到上海，便托付童书业一项庞大的计划，编写《中国通史》。据黄永年说，当时顾颉刚计划编写的《中国通史》，分作三个层次，“高层次的是专门著作，中的供大中学生阅读，低的则更要通俗”。他交童书业首先编写的，是中等层次的一编。他为了解决童书业一家的生活困难，还请童太太带三个女儿搬去苏州，住在自己的家里，每月给童家二十万元。一九四六年五月，他得知童书业不幸患上强迫性观念症，难以再帮自己完成计划，感到非常失望。曾在日记中说：“丕绳精神有病，常疑心其稿子将被人盗窃，虽理智知其不然，而此念纠缠弥甚。予所提拔之人，若侃媾，则死矣。若逢原，则罹心脏病，一事不能为矣。今丕绳又如此，天之厄彼正所以厄无也，怅甚怅甚！”（《顾颉刚日记》五）形同孑L子知颜回死，说，“天丧予！天丧予！” 他绝对不会想到，童书业遭此不幸后，竟然以绝大的毅力克制了这种顽症。据童教英先生说，她父亲当时的病况非常严重，“被层出不穷的怪念头折磨得极度衰弱，经常感到头晕、眼花，每分钟心跳一百多次，非常容易疲劳。最痛苦的是自知力很强，很清楚这些怪念头都是不合理的、不可能成为现实的，却又在行为上无法遏制。”他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上海虹口医院精神病专家粟宗华，在粟宗华的指导下，利用各种方法顽强地控制自己。“如他怕梦游起来放火或剪掉文稿，睡觉时就故意放一把剪刀和火柴在枕边，不管怎么恐惧，不管怎么通宵难以入眠，都坚持不动，直到不再害怕，然后白天时也把剪刀和火柴放在手里，使自己相信自己不会精神错乱，不会放火、剪稿。”（《从炼狱中升华》）
他就是通过这种办法，经过半年的理疗，一九四七年初病情已经大有好转，不仅“几乎完全恢复了工作能力”，还根据自己的病历，在《西风》和《大中华》杂志上，发表了《钻出怪病的樊笼》、《下意识与精神病》、《不要怕你的病》等多篇文章，指导其他病人摆脱痛苦。他接着又应中华书局负责人舒新城的邀请，写了《精神病与心理卫生》一书，一九四九年初由中华书局出版。
顾颉刚更不可能想到，一九四九年以后，童书业一个“精神病患者”，比他更能够适应新旧社会的变化，思想走在了他的前面，简直像换了一个人。一九四九年八月，童书业经杨向奎推荐，被聘为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同年九月，他来到山东大学后，很快就适应了学校的教学环境，开设了许多他过去从未接触过的课程。据他自己说，他在山大开设过二十多门课，其中包括“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马列主义名著选”、“中国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史”、“五四运动史”、“中国农民战争史”、“古代东方史”、“美学”等等。山东大学的校史档案里，还保留着当时学校对他教学工作的评价，说他“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上很认真，讲课也有系统，敢于大胆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有说服力，是为同学所欢迎的教授。自己也肯钻研，是历史教学中的骨干力量”。
他在政治运动中表现得也很出色。他来山东大学不久，随之而来的，就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思想改造运动始于一九五一年冬，是知识分子进入新社会后遇到的第一道难关。思想改造的主要内容，一是交代自己的历史，二是检查自己的思想根源，俗称“脱裤子”；知识分子嫌其不雅，喜欢称“洗澡”。他这一关虽然过得也不容易，“在运动中作过九次思想批判，自己反复斗争，才写出了较为接触思想的思想小结”（《从炼狱中升华》），但还是顺利过关了。他的好友赵俪生送给他的评语是：“已站稳人民立场”。因此运动还没有结束，他便被聘为历史系副主任、文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三年二月，又被聘为《文史哲》杂志编委会委员。后来还进入校一级机构，任校务委员会的委员。
当时还在上海的顾颉刚，也注意到了他的思想变化。一九五一年二月，在读书笔记中，记有他谈“中国社会发展史”的来信，评论说：“丕绳心志不纷，历史知识已极丰富，近年又得史观理法，一经贯穿，遂能道人所不能道，使人昭若发朦，如此，洵乎才不可离学也。”于是从这一年开始，两人的关系便颠倒过来，经常需要学生给老师“发矇”，帮助老师改造落后思想，适应时代的变化。
从《顾颉刚日记》中看，他在解放后的最初几年，对社会变化很不适应，经常在日记中发表不满，谓共产党干部“每盛气凌人，一副晚爷面目，自居于征服者而迫人为被征服者”（《顾颉刚日记》七）。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他更无所适从，觉得“思想而能改造，简直是一件不能想象的奇事”。一再大发牢骚，说：“三反之时，不贪污不如贪污，思想改造时则不反动不如反对，以贪污反动者有言可讲，有事可举，而不贪污不反对者人且以为不真诚也。好人难做，不意新民主主义时代亦然，可叹矣！”（同上）童书业知道他在运动中难以过关，便将自己的“思想改造提纲”寄来，帮助他端正认识，克服抵触情绪。他也接受了学生的好意，“抄丕绳寄予思想提纲入册”。一九五三年二月，童书业来上海，还多次与他长谈，为他指出思想上的错误，说他“待人接物为封建主义的，学术思想为资本主义的”，要他“治马列主义与世界史”（同上）。顾颉刚调往北京后，一九五五年三月，童书业去北京出差时，也多次与顾颉刚长谈。据童教英的了解，“此时的长谈”可能也是“对顾颉刚一些对现实的不解作些解析，希望帮顾颉刚适应现实”。所以每一次的长谈都对顾颉刚触动很大，他于谈话后总要“服药眠”。
两人这种“师生关系”的变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上面可以知道，童书业早年不幸，长期处在社会下层。后来虽然有顾颉刚的拔擢，因为没有学历，只能做顾颉刚的“私人助理”。即便他发表了大量文章，在史学上取得重要成果，在学界仍然遭人歧视，找不到一个稳定的教职，“在乱世中颠沛流离，过着坎坷困苦的生活”（《从炼狱中升华》）；一家人能活下来，经常要靠“节衣缩食”这四个字。据顾颉刚说，一九四七年初，他应辛树帜之邀去兰州大学任教时，本来想请童书业代理他在复旦大学的教职，结果被校方拒绝了，“他们表示不要”。顾颉刚怀疑被拒绝的原因，是周谷城、周予同等人出于同党自卫，怕他在复旦植根太深，“势力在上海扩大”（《致张静秋》，《顾颉刚书信集》），实际未必，恐怕真正原因还是文凭问题。反倒是新政权建立后，他才当上大学教授，得到了过去靠个人努力无法获得的待遇。这种脱胎换骨的改变，自然让他对新政权抱有好感，相信“国内知道童书业的名字，是党的栽培，万分感激，欠党的东西太多了”（《从炼狱中升华》）。在迈向新社会的道路上，他走到了顾颉刚的前面。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山东大学党组织在给童书业作鉴定时，作了肯定的结论：“童出身官僚地主家庭，在旧社会时一心埋头故纸堆中，只想如何成为学者，不问政治。由于独立谋生，各处流荡，没有较长时间的固定职业，生活清苦，因此适应环境的思想非常浓厚。反动政权当权时他反对共产党，当党的力量强大时随着形势的变化对党的态度就逐渐好转。解放前在光华大学时曾讲过辩证唯物主义……解放后对党的政策表示拥护，思想改造中进行了自我批判，能积极钻研马列主义。”鉴定中并将他的政治立场划为“中左”。 当然，由于对社会变化的感受不同，两人思想上的距离，也给彼此间的关系带来了一些波澜。童书业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发表过一系列自我批判的文章，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他为了划清与顾颉刚的界线，在一九五二年《文史哲》第二期上发表的《“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一文。他在文章一开头便说：
。 现在已是全国解放后的第三年
了——解放以后，我曾好几次在学习
讨论会上和报纸上批判了自己的反动
思想和错误思想。但所批判的几乎只
限于我自己的东西，不曾对我过去所
隶属的学派——疑古学派的史学作过
整个的检讨，这篇文字就是试想从根
源上批判疑古派的史学，以消除史学
上资产阶级思想的重要一环。
接着，他便对“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作出了根本性的结论，说：“所谓‘疑古派史学’是美国实验主义传到中国后的产物，它的首创者是五四时代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当前的战犯胡适。”这便从根本上否定了“古史辨派”的地位，将“古史辨派”定性为反动学术流派，具有最卑鄙的两面手法，“真实意图是右面抵抗封建主义，而左面抵抗无产阶级”。据赵俪生介绍，他后来在肃反运动中为了过关，还给党组织写了一份《童书业供状》，“说的是有一个受美国情报局指挥的，隐藏在大陆很久、很深的，以研究历史、地理、绘制地图为幌的反革命集团，其最高首脑是顾颉刚。各地分设代理人，上海代理人是杨宽，山东代理人是王仲荦，东北代理人是林志纯，底下还有一句‘我和赵俪生也是成员’。”（《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
可以想见，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件事可能产生什么后果。好在省委宣传部长夏征农在青岛采取了“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这件事才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是他为了自己过关，就编造这么大的谎言，陷害自己的老师、朋友，即便在当时也不理于人口，引起过很多人的反感，认为“一个人的思想固可变，但不能变得太快，亦不能变成极端之不同，否则便是作伪矣”（《致王树民》附，《顾颉刚书信集》）。甚至连学校“肃反工作领导小组”的成员，也对他的表现不以为然。赵俪生说，他为了这件事，曾与孙思白“多次展开激烈的争论”，孙思白说他答应童书业的恳求，去校组织部“替童要求将《供状》焚毁的事，是一件严重无原则的行为，因为这份文件需要永远保存下来，作为童书业不惜陷害自己老师、好友的品质问题的铁证”（《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
但是从这两个例子也可以发现，随着政治运动的加剧，形势一再重演，他的表现越来越极端，也越来越反常，示意他的强迫观念症又复发了。赵俪生说，童书业平生有“六怕”，开始最怕的是失业，后来最怕是就是政治运动。“每当运动前奏，‘先吹吹风’的会开过之后，第二天童的脸马上就像烟灰一样的颜色。”所以肃反运动结束后，他的精神也崩溃了。据童教英说，她父亲这次旧病复发，症状与上一次不同，“是以一种缓慢的、渐进的形式发展的。‘反革命分子’这五个字如蛆附骨般深印在他脑海中，时时刺激他出现一些强迫观念症状。”
这也让他格外痛苦，分不清自己什么时候是正常，什么时候是病态。有时“明知自己思想接近发疯，而不能控制”。他发觉情况不妙，又给从前的医生粟宗华写信，希望粟医生给他出一份证明，证实他的反常行为、他的“明知自己想法荒唐而自己不能克制，是强迫性精神病的特征”。在肃反运动后期，他感觉最痛苦的时候，还给校领导写过《请求书》，说你们不要再逼我了，“再逼我，我受不了，会乱说的”。希望“领导立刻把我管制起来，因为这样做，不但对人民有利，可以免除许多防卫手续，就是对我自己说，也非常好。因为我这几天神经已经紧张到不可支持的地步，吃烟怕走火，烧饭怕失火，一举一动，都怕再造成罪行，这样继续下去，一定要精神错乱的”。
也许正因为他弄不清自己是正常的，还是病态的，他在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没有改变他对顾颉刚的私人感情。政治运动过后，他还是像过去一样，每次去北京出差，都照常去看望自己的老师。而以顾颉刚待人之宽厚，也很快就原谅了他，将他“背叛师门”、陷害自己的行为，看作是应付政治运动的被迫之举，“以彼辈与《古史辨》之关系太深，故不得不作过情之打击。”反而“以其平和的性情及对人事的洞察”，劝童书业在政治运动中要想得开，放得下，进而“与丕绳夫人共劝丕绳息事”（《从炼狱中升华》），似乎师生关系又颠倒过来。童书业每次来看他，他更是热情款待，陪童书业吃饭喝茶，外出见客，逛书店。他甚至很痛惜山大不懂得爱惜人才，没有照顾好童书业，令他身体见坏，“背愈弯，咳亦愈甚”。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童书业来北京查阅资料，因为事先没有安排好，一时找不到住处，让顾颉刚非常气愤。在日记中说：“丕绳研究瓷器史，自山东大学来京搜集资料，有助教徐鸿修同行，而不先接洽住处，径投历史研究所，以为必可宿，至则三位所长皆在高级党校学习，连杨向奎亦去，无人为之觅居地，大窘，只得到八楼与山东旧同学同榻。丕绳固不解事，山大当局乃亦不解事乎？”
所以历史研究所的人都记得，他们每隔几年，就会接到派出所的电话，“说他们正在询问一个形迹可疑的人，他没有证件，自称是教书的，认识你们所里的许多人”。然后过不多久，便会发现童书业戴一顶蓝布棉帽，穿一件颜色深一块、浅一块的棉袄，腰上系一条带子不像带子、绳子不像绳子的物件，脚上穿一双破旧的蓝布胶鞋，挟着皱巴巴的黄色书包，带着“似笑非笑的表情”，出现在办公室门口。再由历史所派人，在街道积极分子的监视下，送到顾家。（《润物细无声》，《顾颉刚先生学行录》）
一九五七年七月，顾颉刚因为身体不好，去青岛疗养了近半年时间。当时虽然正值反右运动的高潮，外传顾颉刚也被打成右派，两人还是不受政治干扰，多次倾心长谈。顾颉刚日记里，记叙过两人在中秋节的谈话：
中秋夜，丕绳与予谈——丕绳云：
“现在人做历史研究文字，大都经不
起覆案，一覆便不是这回事。其经得 起覆案者只五人：先生、吕诚之、陈
寅恪、杨宽、张政烺也。然吕先生有
时只凭记忆，因以致误。陈先生集材，
大抵只凭主要部分而忽其余，如正史
中，只从《志》中搜集制度材料，而
忘记《列传》中尚有许多零星材料，
先生亦然，不能将细微材料搜罗尽净，
以是结论有不正确者。杨宽所做，巨
细无遗矣，而结论却下得粗。其无病
者，仅张政烺一人而已。”
以我所知所见，像这样真诚、坦率的谈话，在学术界是极少听到的。只有在最纯洁的师生、朋友间，才能如此披沥相示，促膝相谈。因此顾颉刚听了，也“闻此心折”，承认“予之文字太快，故有此病，不若苑峰之谨慎与细致”。这也使他有了“白帝托孤”的想法。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他以病情加重，“肠疾、脑疾，两症俱发”，在入院做手术之前，为了安排后事，写信给童书业，内中说：
我不幸，自一九六三年发现便血
症后，医生查不出病因，——十月此
病又发，因即住入北京医院，定于明
日动手术。如能治愈，则学术工作尚
可延长若干年，否则只有瞑目以待尽
矣。我自少年来，治学既有目标，分
当有所成就。不幸五四运动以后，写
作较多，声闻过情，骤获大名，衣食
之不乏赖此，而人事之牵缠，毁誉之
交加亦由于此，四十年来，能安定治
学者殆无几时。倘使病不能愈，真当
衔恨入地。平生积稿，只有赖诸位至
交为作整理。您为最知我者，所负责
任亦最重也。
想不到寿天之事不可测，顾颉刚手术后病情痊愈，身体又恢复了健康。而两年之后，一九六八年元月，童书业却先于他去世了。他得知童书业病逝，十分悲痛，曾在给辛树帜的信中说，“近得蜀中来信，知文通、中舒两君先后去世，此皆为笃学有卓见者，而竟不寿。童君书业，年仅六十，而溘逝于先，为国惜才，怅恨何极”（《致辛树帜》，《顾颉刚书信集》）。
总结顾、童两人的一生，实在有许多令人感慨之处，绝不是一篇文章所能道尽的。二00三年，赵俪生先生在顾颉刚百年学术讨论会上说，“顾先生一个重要功德，就是在生活上资助了很多后辈学者，如童书业。只有顾先生这样功德伟大的人，才能欣赏童书业这样的天才”（《顾颉刚先生学行录》）。这话说得真好。能说出这样话的人，应该既是顾先生的知己，也是童先牛的知己。
为什么会这样？当然原因很多。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当年看中的学生都是一代人中的佼佼者，也是后来史学界的重镇，其中许多人志向远大，自命不凡，很容易看淡师生关系。相处稍有不快，便会认为“顾先生是好人，就是太琐碎。不在一块共事，热情、爱护、照顾；一块共事，啥都琐琐碎碎有意见。还是远着点好”（《怀念顾颉刚老师》，《顾颉刚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而不会反过来想，既然“顾先生是好人”，只是琐碎了一些，师生情重，何以不能谅解这一点？何况当时大学名师荟萃，学生没必要从一而终，只认一个人做老师，这都会影响到师生间的关系。
以谭其骧为例。谭其骧在燕大读书时很受老师的赏识，据葛剑雄说，洪业、邓之诚对他尤其器重，两人经常劝告谭其骧，跟顾颉刚走没有前途，“应该集中精力做学问，跟顾颉刚搞学会、编《禹贡》，只会荒废学业”。邓之诚还请谭其骧住自己家里，食宿由他供给，以减轻谭其骧的生活负担。“以后谭其骧能以研究生身份登上大学讲坛”，在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授课，“也是由邓之诚大力举荐的”（葛剑雄：《谭其骧前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杨向奎也是一样。他在北大读书时，顾颉刚、傅斯年、钱穆、李济等人都在学校授课。他后来虽然说“在上述名教授中，顾先生对我的影响最大”，但也承认是傅斯年的“直接学生”（《杨向奎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而傅斯年在政学两界，是比顾颉刚地位更高也更有势力的人物。一九三八年初，杨向奎以避战乱去兰州，顾颉刚推荐他任甘肃学院的讲师，傅斯年给院方写了一封信，他立即就被聘为教授。
顾颉刚病逝后，杨向奎接连发表多篇文章，解释他与顾颉刚的关系，说他一九四。年离开齐鲁大学研究所，是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他说自己来齐鲁大学，本来是顾颉刚答应了的，不料他“满心欢喜”地见了老师，“先生忽然变了卦，见面不久就对我说‘我们还不一定请你的！”他觉得“万里迢迢，原来是空”，“只好另做打算”。（《回忆顾颉刚老师》，《顾颉刚先生学行录》）实际恐怕不是这样。在他决定离开齐鲁大学之前，顾颉刚曾在日记中提到：“拱辰（杨向奎）告我，渠得张苑峰信，知向英庚款请求补助事不成矣。盖历史部分，立武本交孟真（傅斯年）看，孟真将拱辰之卷分与济之，济之以其不在考古范围内去之。孟真借刀杀人，其术如此。而究其根，只因拱辰和我合作《三皇考》耳。”（《顾颉刚日记》四，台湾联经出版公司）我怀疑这才是他决定“另做打算”的真正原因。
童书业的情况就完全不是这样。童书业虽然是史学奇才，旧学修养在谭其骧、杨向奎等人之上，但是为家庭所害，拒绝新式教育，连初中文凭都没有。离开顾颉刚的奖掖，很难在学术界出人头地。许多人说，童书业是天生的读书种子，心思单纯，不懂得人情世故，“直至离开人间，对社会、对人的了解仍如赤子一般”（《从炼狱中升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其实也不尽然。抗战期间，他回家乡安徽枞阳避难时，曾写过一篇《记赵肖普君》，将赵肖普与唐诗人梅尧臣相比，认为两人的不幸都是由于“处世之道未尽”，以倨傲不逊之性，“深嫉已达之士”。其中特别谈道，“当世重学校之士，而肖普（以幼贫失学），未尝出身于学校；当世重资历，而肖普出身佣书，其不为人所重视也固宜。肖普疾人之轻之也，乃益轻人”，“终致抑郁困穷，为世所弃”。（《童书业论著集外集》，中华书局）可见他对人情之故，依然有自己的理解和领会。
因此，他自与顾颉刚结识后，便懂得这份关系的重要性，在《东南日报》上发表文章，称顾颉刚是“极诚恳朴实的学者”，自己是他的“一个私淑弟子”。据说他在认识顾颉刚之前，还动过一番心机；他的绘画老师王季欢给他出个主意，要他注意顾颉刚的文章，顾颉刚发表一篇，他就反驳一篇，以引起顾颉刚的注意。童先生的女儿童教英在给父亲写传时，否认有这件事，称“这纯然是空穴来风之言”（《从炼狱中升华》），而即便有，也是可以理解的。
一九三五年六月，童书业离开杭州，随顾颉刚来北京后，因为没有学历，只能做顾颉刚的“私人助理”，由顾颉刚个人每月提供数十元的生活费。据说顾颉刚邀他来北京，是请他帮自己编《尚书学论文集》的。但是童书业来北京后，除了按计划编《尚书通检》外，还帮顾颉刚做了大量其他工作。包括帮顾颉刚搜集、考订春秋史史料，编写其在北大、燕大两校的春秋史讲义；编辑《禹贡》杂志，搜集和起草《中国疆域沿革略》等等。他还与顾颉刚合作写了大量考据文章，如《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墨子姓氏辨》、《夏史三论》、《有仍国考》、《汉以前人的世界观与域外交通的故事》、《董仲舒思想中的墨教成分》等等。
而且这些合著的文章，有些固然可以说是合著，但主要是他独力完成的。例如《夏史三论》，顾颉刚的初稿《启与太康》只有几千字，史料和观点都不充分，经过他的整理和扩充，在《史学年报》上发表时已成为四万字的长文，引起了史学界的强烈反响。他替顾颉刚编写的春秋史讲义，后来也经顾颉刚同意，定名为《春秋史》，以他个人的名义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可谓“实至名归”。吕思勉在《春秋史》的序言中，对这部书做了极高的评价，说“以予所见，言春秋者，考索之精，去取之慎，盖未有逾于此书者矣。”
以上还是我粗略的统计，遗漏下来的一定不少。如吕思勉在《春秋史》的序言里，便提到童书业在编《春秋史讲义》时，还据“金石刻辞及诗、书、左、国中散见之文”，编写过一部《春秋考信录》，“与此编相辅而行”，后来在战乱中遗失了。客观地说，童书业自一九三五年六月来京，到一九三七年九月南归，做顾颉刚的“私人助理”只有两年，他在短短两年中做这么多的事，每月只拿数十元的生活费，实在少了一点，恐怕还不如做“书佣”，换了别人早就怨声载道了。赵肖普说，谭其骧在编（《禹贡》杂志时，便经常报怨得不偿失，说顾颉刚用人，喜欢“将少数之钱分于多数人”，“常使人处于吃不饱饿不死之地”（《致赵贞信》附，《顾颉刚书信集》，中华书局）。 而童书业尽管付出得更多，却没有一句怨言。反而在顾颉刚的研究领域，围绕顾颉刚提出的问题，在《浙江图书馆馆刊》、《文澜学报》、《考古社刊》、《禹贡》以及天津《益世报》、《大公报》上，以个人名义发表多篇文章。计有《丹朱商君的来源》、《丹朱与灌兜》、《帝尧陶唐氏名号溯源》、《墨翟为印度人说正谬后案》、《三统说的演变按语》、《“尧舜禅让”说起源的另一猜测》、《评卫聚贤古史研究第二辑》、《道家出于儒家颜回说评议》、《许行为墨子再传弟子说质疑》、《李泰菜著尧典纠谬》等，继续帮顾颉刚扩大学术影响。顾颉刚晚年的读书笔记中，记有一件童书业给他的信，说：“生过去著述上最大之成绩，实为绘画史之考证。古史之著述不过补订我师之学说而已。”这足以说明两人的关系。
因此，顾颉刚对他的工作，也是极为满意的，曾在日记中说：“《九州之戎与戎禹》一文，自五月七日始草，至二十六日草毕，历二十天，得万余言。《春秋时代的县》一文，自五月二十九日始草，至今日毕，历十一天，得二万余言。后一文比前一天做得快而且多，以大部分材料已由丕绳（童书业）代为搜集之故。在我现在的生活中，居然能在一个月作出两篇长文，可谓奇迹。”（《顾颉刚日记》三）顾颉刚还在许多场合说，《春秋时代的县》是他最得意的文章之一。他在这段时间，还经常将自己的文章请童书业做序或跋，如《三皇考序》、《潜夫论中的五德系统跋》、《九州之戎与戎禹跋》等等，以帮助童书业树立在史学界的地位。
两人的这种关系，在分手后也没有改变。从顾颉刚的日记中看，抗战期间，他由于从事的社会工作太多，将“立功”置于“立言”之上，在社会上过于活跃，曾引起过许多人的误解。有些人对他长期心怀忮刻，这时更借机落井下石，飞短流长，将他称作“卫聚贤一流”。使“古史辨派”的学术地位经常被人歪曲、误解，由“毁誉参半”变成了“毁多誉少”。当时他身边的门生弟子，很少有人理解他的苦衷，不仅不敢站出来替他辩护，反而觉得自己受了连累，纷纷写信指责他的不当。杨向奎、赵肖普便都给他写过长信，对他“致力实用之学，于纯学术不甚关心”，表示“颇不以为然”（《致赵贞信》附，《顾颉刚书信集》）。
赵肖普还在信里暗示，他今天的“食稻衣锦”、“席丰履厚”，都是靠欺世盗名换来的。实际的成绩功业，远不如傅斯年、冯友兰和钱穆，这是做学生的最觉得丢脸、也“最难于对答人问的事”。又谓：“吾师今日，名已极盛，位亦极尊，人人想见实在可副此盛名高位之成绩，而不幸吾师仍在以虚应之，致在在失人所望。……盖吾师虚名虚势已足，若仍宣传号召，不以实示人而以名示人，则必将为侪辈所妒忌，识者所鄙笑。况今日之时代亦大非昔年之时代，征实者日多，听其言即观其行，如不符焉，斯不服矣。”（同上）很让人怀疑他写信的用意。
所以顾颉刚给两人的回信，话也说得非常痛彻，谓：“刚之所求，整理国故、普及教育二事而已。而十余年来，所业断续不常，旋转于泥泞之中，推其故，实由于私人之经济力不充，而又不欲曳居侯门，受人侮辱，又不能突梯滑稽，博人欢爱。性既耿介，事业心又弥强，以是坎坷。今欲求剥极之复，唯有改途易辙，凭此虚名与实学向社会换钱，以所得之钱达自己多年的愿望。故刚入商界者手段也，作文化事业者目的也。……总之，十余年来，我志趣未变，我工作计划亦未变，所变者唯有经济观念，以前不觉此问题之重要，今则觉其太重要耳。”他还很负气地说，一旦经济问题得到解决，以后宁愿放弃教职，“必当偏重编辑工作”，以“一书之出，读者万千，较之按时上课，日对数十学生者，其效力自宏耳”。有人说这是他误解了学生的好意，话也许不错，但首先是学生误解了老师。
当时童书业远在上海“孤岛”，也许同样不能体会他的意愿，理解他的苦衷，但是每次听到这些飞短流长，都会站出来为自己的老师辩护。他还与开明出版社联系，编辑了《古史辨》第七册，扩大“古史辨派”的学术地位。当然，他有时候一时情急，顾虑不周，也会给顾颉刚带来一些麻烦。例如一九四。年二月，汪馥泉在上海创办《学术月刊》，他不知道汪馥泉背景复杂，从《春秋史讲义》中抽出一章，以顾颉刚的名义发表在《学术月刊》上，令顾颉刚被人诬指为汉奸。顾颉刚曾在日记中说：“昨锡永告我，谓渠在渝遇见卫聚贤，卫谓我与童书业已投降伪组织。归告履安，日：‘然，卫某在沪宣传汝已得伪组织五万元！’呜呼，卫之造谣一至此乎！”（《顾颉刚日记》四）他只好在重庆发表声明，说明他未曾向《学术月刊》投稿，月刊上的文章是别人未经他同意，从旧讲义中摘送出去的。
还有一件事，也很让顾颉刚为难。早在一九三七年六月，童书业曾在《文澜学报》上发表文章，批评卫聚贤的《古史研究》第二辑“谬解古书”、“穿凿附会”、“妄事臆测”，致与卫聚贤结怨。卫聚贤因此气急败坏，到处造谣生事，诋毁童书业和顾颉刚。一九四。年八月，童书业在上海遇见卫聚贤的学生金祖，两人发生口角。金祖遂向老师告状，将童书业“种种刺耳之言函告卫氏”。卫聚贤又在给孙次舟的信里，大骂童、顾两人。孙次舟将信拿给顾颉刚看，顾颉刚只好向孙次舟解释，说自己“对于私人打架不感兴趣”，“愿以小孩胡闹视之”。然后在日记中说：“丕绳总是为我树敌，可恨。”（同上）
他嘴上说“可恨”，实际并不怪罪童书业，两人“在之后的年月里”，仍然一如既往，“学问之切榷从未间断”。抗战胜利后，他一到上海，便托付童书业一项庞大的计划，编写《中国通史》。据黄永年说，当时顾颉刚计划编写的《中国通史》，分作三个层次，“高层次的是专门著作，中的供大中学生阅读，低的则更要通俗”。他交童书业首先编写的，是中等层次的一编。他为了解决童书业一家的生活困难，还请童太太带三个女儿搬去苏州，住在自己的家里，每月给童家二十万元。一九四六年五月，他得知童书业不幸患上强迫性观念症，难以再帮自己完成计划，感到非常失望。曾在日记中说：“丕绳精神有病，常疑心其稿子将被人盗窃，虽理智知其不然，而此念纠缠弥甚。予所提拔之人，若侃媾，则死矣。若逢原，则罹心脏病，一事不能为矣。今丕绳又如此，天之厄彼正所以厄无也，怅甚怅甚！”（《顾颉刚日记》五）形同孑L子知颜回死，说，“天丧予！天丧予！” 他绝对不会想到，童书业遭此不幸后，竟然以绝大的毅力克制了这种顽症。据童教英先生说，她父亲当时的病况非常严重，“被层出不穷的怪念头折磨得极度衰弱，经常感到头晕、眼花，每分钟心跳一百多次，非常容易疲劳。最痛苦的是自知力很强，很清楚这些怪念头都是不合理的、不可能成为现实的，却又在行为上无法遏制。”他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上海虹口医院精神病专家粟宗华，在粟宗华的指导下，利用各种方法顽强地控制自己。“如他怕梦游起来放火或剪掉文稿，睡觉时就故意放一把剪刀和火柴在枕边，不管怎么恐惧，不管怎么通宵难以入眠，都坚持不动，直到不再害怕，然后白天时也把剪刀和火柴放在手里，使自己相信自己不会精神错乱，不会放火、剪稿。”（《从炼狱中升华》）
他就是通过这种办法，经过半年的理疗，一九四七年初病情已经大有好转，不仅“几乎完全恢复了工作能力”，还根据自己的病历，在《西风》和《大中华》杂志上，发表了《钻出怪病的樊笼》、《下意识与精神病》、《不要怕你的病》等多篇文章，指导其他病人摆脱痛苦。他接着又应中华书局负责人舒新城的邀请，写了《精神病与心理卫生》一书，一九四九年初由中华书局出版。
顾颉刚更不可能想到，一九四九年以后，童书业一个“精神病患者”，比他更能够适应新旧社会的变化，思想走在了他的前面，简直像换了一个人。一九四九年八月，童书业经杨向奎推荐，被聘为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同年九月，他来到山东大学后，很快就适应了学校的教学环境，开设了许多他过去从未接触过的课程。据他自己说，他在山大开设过二十多门课，其中包括“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马列主义名著选”、“中国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史”、“五四运动史”、“中国农民战争史”、“古代东方史”、“美学”等等。山东大学的校史档案里，还保留着当时学校对他教学工作的评价，说他“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上很认真，讲课也有系统，敢于大胆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有说服力，是为同学所欢迎的教授。自己也肯钻研，是历史教学中的骨干力量”。
他在政治运动中表现得也很出色。他来山东大学不久，随之而来的，就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思想改造运动始于一九五一年冬，是知识分子进入新社会后遇到的第一道难关。思想改造的主要内容，一是交代自己的历史，二是检查自己的思想根源，俗称“脱裤子”；知识分子嫌其不雅，喜欢称“洗澡”。他这一关虽然过得也不容易，“在运动中作过九次思想批判，自己反复斗争，才写出了较为接触思想的思想小结”（《从炼狱中升华》），但还是顺利过关了。他的好友赵俪生送给他的评语是：“已站稳人民立场”。因此运动还没有结束，他便被聘为历史系副主任、文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三年二月，又被聘为《文史哲》杂志编委会委员。后来还进入校一级机构，任校务委员会的委员。
当时还在上海的顾颉刚，也注意到了他的思想变化。一九五一年二月，在读书笔记中，记有他谈“中国社会发展史”的来信，评论说：“丕绳心志不纷，历史知识已极丰富，近年又得史观理法，一经贯穿，遂能道人所不能道，使人昭若发朦，如此，洵乎才不可离学也。”于是从这一年开始，两人的关系便颠倒过来，经常需要学生给老师“发矇”，帮助老师改造落后思想，适应时代的变化。
从《顾颉刚日记》中看，他在解放后的最初几年，对社会变化很不适应，经常在日记中发表不满，谓共产党干部“每盛气凌人，一副晚爷面目，自居于征服者而迫人为被征服者”（《顾颉刚日记》七）。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他更无所适从，觉得“思想而能改造，简直是一件不能想象的奇事”。一再大发牢骚，说：“三反之时，不贪污不如贪污，思想改造时则不反动不如反对，以贪污反动者有言可讲，有事可举，而不贪污不反对者人且以为不真诚也。好人难做，不意新民主主义时代亦然，可叹矣！”（同上）童书业知道他在运动中难以过关，便将自己的“思想改造提纲”寄来，帮助他端正认识，克服抵触情绪。他也接受了学生的好意，“抄丕绳寄予思想提纲入册”。一九五三年二月，童书业来上海，还多次与他长谈，为他指出思想上的错误，说他“待人接物为封建主义的，学术思想为资本主义的”，要他“治马列主义与世界史”（同上）。顾颉刚调往北京后，一九五五年三月，童书业去北京出差时，也多次与顾颉刚长谈。据童教英的了解，“此时的长谈”可能也是“对顾颉刚一些对现实的不解作些解析，希望帮顾颉刚适应现实”。所以每一次的长谈都对顾颉刚触动很大，他于谈话后总要“服药眠”。
两人这种“师生关系”的变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上面可以知道，童书业早年不幸，长期处在社会下层。后来虽然有顾颉刚的拔擢，因为没有学历，只能做顾颉刚的“私人助理”。即便他发表了大量文章，在史学上取得重要成果，在学界仍然遭人歧视，找不到一个稳定的教职，“在乱世中颠沛流离，过着坎坷困苦的生活”（《从炼狱中升华》）；一家人能活下来，经常要靠“节衣缩食”这四个字。据顾颉刚说，一九四七年初，他应辛树帜之邀去兰州大学任教时，本来想请童书业代理他在复旦大学的教职，结果被校方拒绝了，“他们表示不要”。顾颉刚怀疑被拒绝的原因，是周谷城、周予同等人出于同党自卫，怕他在复旦植根太深，“势力在上海扩大”（《致张静秋》，《顾颉刚书信集》），实际未必，恐怕真正原因还是文凭问题。反倒是新政权建立后，他才当上大学教授，得到了过去靠个人努力无法获得的待遇。这种脱胎换骨的改变，自然让他对新政权抱有好感，相信“国内知道童书业的名字，是党的栽培，万分感激，欠党的东西太多了”（《从炼狱中升华》）。在迈向新社会的道路上，他走到了顾颉刚的前面。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山东大学党组织在给童书业作鉴定时，作了肯定的结论：“童出身官僚地主家庭，在旧社会时一心埋头故纸堆中，只想如何成为学者，不问政治。由于独立谋生，各处流荡，没有较长时间的固定职业，生活清苦，因此适应环境的思想非常浓厚。反动政权当权时他反对共产党，当党的力量强大时随着形势的变化对党的态度就逐渐好转。解放前在光华大学时曾讲过辩证唯物主义……解放后对党的政策表示拥护，思想改造中进行了自我批判，能积极钻研马列主义。”鉴定中并将他的政治立场划为“中左”。 当然，由于对社会变化的感受不同，两人思想上的距离，也给彼此间的关系带来了一些波澜。童书业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发表过一系列自我批判的文章，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他为了划清与顾颉刚的界线，在一九五二年《文史哲》第二期上发表的《“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一文。他在文章一开头便说：
。 现在已是全国解放后的第三年
了——解放以后，我曾好几次在学习
讨论会上和报纸上批判了自己的反动
思想和错误思想。但所批判的几乎只
限于我自己的东西，不曾对我过去所
隶属的学派——疑古学派的史学作过
整个的检讨，这篇文字就是试想从根
源上批判疑古派的史学，以消除史学
上资产阶级思想的重要一环。
接着，他便对“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作出了根本性的结论，说：“所谓‘疑古派史学’是美国实验主义传到中国后的产物，它的首创者是五四时代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当前的战犯胡适。”这便从根本上否定了“古史辨派”的地位，将“古史辨派”定性为反动学术流派，具有最卑鄙的两面手法，“真实意图是右面抵抗封建主义，而左面抵抗无产阶级”。据赵俪生介绍，他后来在肃反运动中为了过关，还给党组织写了一份《童书业供状》，“说的是有一个受美国情报局指挥的，隐藏在大陆很久、很深的，以研究历史、地理、绘制地图为幌的反革命集团，其最高首脑是顾颉刚。各地分设代理人，上海代理人是杨宽，山东代理人是王仲荦，东北代理人是林志纯，底下还有一句‘我和赵俪生也是成员’。”（《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
可以想见，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件事可能产生什么后果。好在省委宣传部长夏征农在青岛采取了“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这件事才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是他为了自己过关，就编造这么大的谎言，陷害自己的老师、朋友，即便在当时也不理于人口，引起过很多人的反感，认为“一个人的思想固可变，但不能变得太快，亦不能变成极端之不同，否则便是作伪矣”（《致王树民》附，《顾颉刚书信集》）。甚至连学校“肃反工作领导小组”的成员，也对他的表现不以为然。赵俪生说，他为了这件事，曾与孙思白“多次展开激烈的争论”，孙思白说他答应童书业的恳求，去校组织部“替童要求将《供状》焚毁的事，是一件严重无原则的行为，因为这份文件需要永远保存下来，作为童书业不惜陷害自己老师、好友的品质问题的铁证”（《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
但是从这两个例子也可以发现，随着政治运动的加剧，形势一再重演，他的表现越来越极端，也越来越反常，示意他的强迫观念症又复发了。赵俪生说，童书业平生有“六怕”，开始最怕的是失业，后来最怕是就是政治运动。“每当运动前奏，‘先吹吹风’的会开过之后，第二天童的脸马上就像烟灰一样的颜色。”所以肃反运动结束后，他的精神也崩溃了。据童教英说，她父亲这次旧病复发，症状与上一次不同，“是以一种缓慢的、渐进的形式发展的。‘反革命分子’这五个字如蛆附骨般深印在他脑海中，时时刺激他出现一些强迫观念症状。”
这也让他格外痛苦，分不清自己什么时候是正常，什么时候是病态。有时“明知自己思想接近发疯，而不能控制”。他发觉情况不妙，又给从前的医生粟宗华写信，希望粟医生给他出一份证明，证实他的反常行为、他的“明知自己想法荒唐而自己不能克制，是强迫性精神病的特征”。在肃反运动后期，他感觉最痛苦的时候，还给校领导写过《请求书》，说你们不要再逼我了，“再逼我，我受不了，会乱说的”。希望“领导立刻把我管制起来，因为这样做，不但对人民有利，可以免除许多防卫手续，就是对我自己说，也非常好。因为我这几天神经已经紧张到不可支持的地步，吃烟怕走火，烧饭怕失火，一举一动，都怕再造成罪行，这样继续下去，一定要精神错乱的”。
也许正因为他弄不清自己是正常的，还是病态的，他在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没有改变他对顾颉刚的私人感情。政治运动过后，他还是像过去一样，每次去北京出差，都照常去看望自己的老师。而以顾颉刚待人之宽厚，也很快就原谅了他，将他“背叛师门”、陷害自己的行为，看作是应付政治运动的被迫之举，“以彼辈与《古史辨》之关系太深，故不得不作过情之打击。”反而“以其平和的性情及对人事的洞察”，劝童书业在政治运动中要想得开，放得下，进而“与丕绳夫人共劝丕绳息事”（《从炼狱中升华》），似乎师生关系又颠倒过来。童书业每次来看他，他更是热情款待，陪童书业吃饭喝茶，外出见客，逛书店。他甚至很痛惜山大不懂得爱惜人才，没有照顾好童书业，令他身体见坏，“背愈弯，咳亦愈甚”。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童书业来北京查阅资料，因为事先没有安排好，一时找不到住处，让顾颉刚非常气愤。在日记中说：“丕绳研究瓷器史，自山东大学来京搜集资料，有助教徐鸿修同行，而不先接洽住处，径投历史研究所，以为必可宿，至则三位所长皆在高级党校学习，连杨向奎亦去，无人为之觅居地，大窘，只得到八楼与山东旧同学同榻。丕绳固不解事，山大当局乃亦不解事乎？”
所以历史研究所的人都记得，他们每隔几年，就会接到派出所的电话，“说他们正在询问一个形迹可疑的人，他没有证件，自称是教书的，认识你们所里的许多人”。然后过不多久，便会发现童书业戴一顶蓝布棉帽，穿一件颜色深一块、浅一块的棉袄，腰上系一条带子不像带子、绳子不像绳子的物件，脚上穿一双破旧的蓝布胶鞋，挟着皱巴巴的黄色书包，带着“似笑非笑的表情”，出现在办公室门口。再由历史所派人，在街道积极分子的监视下，送到顾家。（《润物细无声》，《顾颉刚先生学行录》）
一九五七年七月，顾颉刚因为身体不好，去青岛疗养了近半年时间。当时虽然正值反右运动的高潮，外传顾颉刚也被打成右派，两人还是不受政治干扰，多次倾心长谈。顾颉刚日记里，记叙过两人在中秋节的谈话：
中秋夜，丕绳与予谈——丕绳云：
“现在人做历史研究文字，大都经不
起覆案，一覆便不是这回事。其经得 起覆案者只五人：先生、吕诚之、陈
寅恪、杨宽、张政烺也。然吕先生有
时只凭记忆，因以致误。陈先生集材，
大抵只凭主要部分而忽其余，如正史
中，只从《志》中搜集制度材料，而
忘记《列传》中尚有许多零星材料，
先生亦然，不能将细微材料搜罗尽净，
以是结论有不正确者。杨宽所做，巨
细无遗矣，而结论却下得粗。其无病
者，仅张政烺一人而已。”
以我所知所见，像这样真诚、坦率的谈话，在学术界是极少听到的。只有在最纯洁的师生、朋友间，才能如此披沥相示，促膝相谈。因此顾颉刚听了，也“闻此心折”，承认“予之文字太快，故有此病，不若苑峰之谨慎与细致”。这也使他有了“白帝托孤”的想法。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他以病情加重，“肠疾、脑疾，两症俱发”，在入院做手术之前，为了安排后事，写信给童书业，内中说：
我不幸，自一九六三年发现便血
症后，医生查不出病因，——十月此
病又发，因即住入北京医院，定于明
日动手术。如能治愈，则学术工作尚
可延长若干年，否则只有瞑目以待尽
矣。我自少年来，治学既有目标，分
当有所成就。不幸五四运动以后，写
作较多，声闻过情，骤获大名，衣食
之不乏赖此，而人事之牵缠，毁誉之
交加亦由于此，四十年来，能安定治
学者殆无几时。倘使病不能愈，真当
衔恨入地。平生积稿，只有赖诸位至
交为作整理。您为最知我者，所负责
任亦最重也。
想不到寿天之事不可测，顾颉刚手术后病情痊愈，身体又恢复了健康。而两年之后，一九六八年元月，童书业却先于他去世了。他得知童书业病逝，十分悲痛，曾在给辛树帜的信中说，“近得蜀中来信，知文通、中舒两君先后去世，此皆为笃学有卓见者，而竟不寿。童君书业，年仅六十，而溘逝于先，为国惜才，怅恨何极”（《致辛树帜》，《顾颉刚书信集》）。
总结顾、童两人的一生，实在有许多令人感慨之处，绝不是一篇文章所能道尽的。二00三年，赵俪生先生在顾颉刚百年学术讨论会上说，“顾先生一个重要功德，就是在生活上资助了很多后辈学者，如童书业。只有顾先生这样功德伟大的人，才能欣赏童书业这样的天才”（《顾颉刚先生学行录》）。这话说得真好。能说出这样话的人，应该既是顾先生的知己，也是童先牛的知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