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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留学日本
在东渡的轮船上
1904年7月，一艘豪华的日本客轮驶离天津港口，冲过渤海口的波浪，行进在碧波万里、一望无琅的黄海海面上。
一群活泼好动的年轻人簇拥在船头甲板上，手扶栏杆，面朝东方，看雪白的海鸥翻飞，望薄亮的海云舒卷，偶尔看到几尾鱼儿游动，有人便发出几声惊叫。
阎锡山也在这群年轻人之中。在选择东渡人员时，他也被选中了。清政府派学生留日始于，1901年。这年，即光绪二十七年，上谕各省可以“选派学生出洋游学”。第二年，即1902年，清政府便选派第十批 36名学生官费赴日留学，当时正在北京京师大学堂学习的景定成(1882—1961，字梅九，别号无碍居士，山西运城安邑人)便是其中之一。1904年，山西巡抚张曾敭以“学识未尽开通，兴学则无堪教习之人，练兵更少精习新操之士，自非选派生徒出洋就学，无以开风气而育人才”的理由，请示清政府，获准山西派90人到日本留学。其中人普通学校20人，“以期进求专门实业之学”，入速成师范10人，“以备开办师范学堂之用”，学习陆军20人，“以储常续备军将校之才”。经过考核选拔，山西各校选取下列人员赴日留学：
山西武备学堂：温寿泉(洪洞)，张瑜(五台)，乔煦(阳曲)；阎锡山(五台)，金凤巢(山东)，顾祥麟(江苏)，黄国梁(陕西)，焦滇(忻州)，张维清 (阳曲)，张呈样(赵城)，王宝善(阳曲)，武滋荣 (汾阳)，焦纯礼(忻州)，郭建康，田国琛，李大魁 (洪洞)，李伟旃，马开崧(浙江)等20人。
山西大学堂：李庆芳(襄垣)，卢昌(灵邱)，陆近礼(平定)，冯司直(平定)，耿臻星(浑源)，田汝翼(浑源)，李垣昌(大同)，谷思慎(神池)，荣福桐 (太谷)，王用宾(猗氏)，张起风(猗氏)，杨生贵(晋南)，李镜蓉(河津)，邵修文(安邑)，杨长溶 (万泉)，吴淞(沁县)，景耀月(芮城)等20人。
山西师范学校：刘懋赏(平鲁)，刘效文(宁武)，蓝承荣(大同)，蓝承昌(大同)，李光勖(大同)，孟元文(灵丘)，王国祜(新绛)，王和斋(朔县)，尚光霖(晋城)等10人。
后来又续派姚以价(河津)、荣炳(阳曲)、王芝芬等3人。
山西武备学堂赴日留学的人员中，阎锡山、姚以价、张维清3人是北京清廷给以官费，其余人员是省给以公费。
选派的学生离晋之前，山西巡抚(俗称抚台)张曾敭等所谓五大宪(抚台，藩台，臬台，学台，道台)，就对阎锡山等留日学生说：“到日本后千万不可接近革命党人，以免误人歧途。”并特别对革命领袖孙中山大肆诋毁。
北方各省赴日学生来到北京集中，清政府官员也苦口告诫：国家派你们出国留学，是为培植你们，千万千万不可加入革命党，切莫辜负政府的好意。
阎锡山等人在北京住了将近一个月，听了兵部侍郎姚锡光的训示后，在学堂职员吴春康的带领下，由天津上船，如今已来到大海上。
此时的黄海阔大而平静，碧蓝而温柔，甚至连那海风也如温柔酥软的女性手掌，抚摸着一个个热血男儿的面庞，使每个人都感到心里痒痒的，舒舒坦坦的。
然而，这片大海昔日曾是中日海战的战场。甲午年即1894年7月25日，日本不宜而战，击沉一艘中国运兵船，死难700多人。9月中旬，日本舰队又袭击清政府北洋舰队，使中方舰队遭受重创，“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开足马力向日本旗舰“吉野”号撞去，准备和它同归于尽，不料被敌人的鱼雷击中，全舰250人壮烈牺牲。年底，日本攻陷旅顺，大肆屠杀当地居民。翌年1月，又侵占山东威海卫，致使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屈辱卖国的《马关条约》。
就在阎锡山赴日之时，黄海之上的战火正炽。甲午海战之后，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割让给了日本，沙皇俄国为了侵占中国东北，勾结德、法两国出面干涉，要日本“归还”辽东半岛给中国，于1897年出兵占领了旅顺、大连，并趁镇压义和团运动之机，沙俄十几万大军侵占了中国东北全境。沙俄的扩张对贪得无厌的日本是个损害，于是，日本舰队于1904年2月8日深夜袭击了旅顺口的俄国太平洋舰队。此战一直打到1905年9月5日，在美国斡旋下，日俄两国在美国朴茨茅斯缔结了和约。根据《朴茨茅斯和约》，俄国承认朝鲜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擅自把中国旅顺口、大连湾和附近领土、领水的租借权及南满铁路的所有权转让给日本，并将库页岛南部割让给日本，沙俄则仍得以盘踞在中国东北北部地区。
面对眼前这浩瀚无际、宁静蔚蓝的大海，阎锡山曾想到祖国昔日的屈辱、今日的创痛么?曾看到深深大海里民族的大恨和不能熄灭的火焰么?曾听到不远处的旅顺口轰鸣的炮声和人民的呻吟与呐喊么?他可能想到、看到和听到了，也可能什么也没想、没看和没听到什么，他只能想到要去的日本，看到大海的蔚蓝，听到浪语的喧哗。在对中国、对沙俄的两次战争中，弹丸小国日本皆是战胜国，这对阎锡山来说，不能不感到神秘、羡慕和向往。对于这次经历，阎锡山在自己《早年回忆录》中有一段描写：
“出国之前，山西巡抚张曾歇等所谓五大宪对留日学生谆谆告诫：到日本后千万不可接近革命党人，以免误人歧途。提到孙中山先生，尤其极尽诋毁之能事。但我一登上日本的船只，就不禁有无限的感慨!人家船上的员工做甚务甚，谦虚和蔼，人少事理，与我们中国人的做甚不务甚，骄横傲慢，人多事废，显然是一个进步与落后的对照。比至日本之初，虽对日本何以国小而强，中国何以国大而弱，不断在脑中萦回，然因临行时清官吏之言犹在耳，仍存心拒与革命党人往来。”
这段自述，说明渡海途中，阎锡山对日本是充满新奇与崇拜的感觉的，对清政府官员的告诫是牢记于心的。
活动在东瀛
跨越大海，经过韩国，阎锡山等人来到日本东京，学武的进入振武学校，学文的进入神田经纬学校。这两座学校，都是为中国留学生特设的预备学校。
振武学校设在东京牛5A区，是清政府为留日学军事的中国学生设立的陆军预备学校，在此校毕业之后，以“士官候补生”的身份到日本军队中实习一年，才能升入日本士官学校，成为正式的士官生。振武学校分有专科，但日语和文化课占有较大比重。在这里，阎锡山对于学习是兢兢业业、刻苦用功的。但时间稍久，他便抵御不住外界的诱惑，不自觉地开始他生命的真正跨越，渐渐成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分子。
和阎锡山同年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就多达1300余人，其中多数到了日本。加上此前来的和此后来的，人数更众，以东京为中心，开始形成了一个中国留学生小社会。在这个小社会里，当然冲撞着各种思想，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改良主义的各种思想不时地产生着争辩、融合与分离，逐渐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在这里占了上风，其中一些人成了孙先生的忠实信徒。
在日本，在中国留学生这个小社会里，阎锡山思想所受到的冲击是剧烈的。赴日之初，由于受清政府官吏的影响，他仍存心不与革命党人往来。不久，正像他在《阎锡山早年回忆录》中所说：“但逐渐由所听到的话与所看到的书中，感到清政府误国太甚，特别是有一天偶尔翻阅保皇党出刊之《中国魂》，益谂知清廷之腐败无能，清官吏所吩咐千万不可接近革命党人的话，至是在我脑中全部消失，遂决心加入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
山西留学生在日本组织了同乡会，景梅九当选为会长。阎锡山经常参加同乡会的活动，思想觉悟在逐步提高。 1905年6月11日，孙中山结束了历时一年半的美欧之行，离开法国，于7月到达日本，从横滨上岸，受到百余名留学生代表、兴中会同志和广东同乡的热烈欢迎。8月13日，孙中山在东京富士见楼，对 1300多名华侨和中国留学生发表了抛弃君主立宪、把中国建成共和国的演说。他严厉批评康、梁在目前“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庸俗观点，指出“救中国要从高尚的(指革命)下手，万莫取法乎中(指立宪)”，“我们要立宪，也是要从人家手里夺来，与其能夺来成立宪国，又何必不夺来成立共和国呢?”他充满激情地说：“我们生在中国，正是英雄用武之时，”要“鼓吹民族主义，建一头等民主大共和国，以执全球的牛耳”，“中国要由我们四万万同胞兴起。……我们放下精神说要中国兴，中国断断乎没有不兴的道理。”孙先生的深刻思想和这番鼓舞人心的演说，在中国留学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同年8月20日，孙中山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其他革命团体，在东京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是同盟会的政治纲领。为尽快发展革命势力，广泛开展革命活动，同盟会在各省设立了分会。山西分会干事为谷思慎。
谷思慎，字仲言，山西神池人，1881年生，1945年病逝。1903年入山西大学堂中斋，1904年赴日留学，入明治大学攻政法。1905年8月14日同盟会筹备期间即人会，为山西人会最早的人。同盟会成立之后，任本部执行部调查科负责人，兼山西分会负责人。1905年10月28日，谷思慎在介绍阎锡山入会之前，阎问他：“你是官宦子弟，何患得不到一官半职，为什么要参加同盟会，另谋出路呢?”谷回答说：“我不是为个人谋出路，而是为中华民族谋出路。”和阎同时加入中国同盟会的山西人员有赵戴文、温寿泉、何澄、景梅九、荣炳等数十人。
当时，阎锡山对革命纲领中“平均地权”不甚理解，就请教于孙中山。孙先生谆谆诲人地给他讲了 30分钟。
同盟会十分重视在学军事的人员中培养革命骨干，孙中山和黄兴指示同盟会员中学军事的同志不可参加外部活动，以保身份之机密，并决定在同盟会内部建立一个军事组织“铁血丈夫团”，进行专门的培养和训练。这个丈夫团的名称，取自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意。此丈夫团共 28人，皆为军人，其中有山西的阎锡山、温寿泉、张瑜、乔煦4人，其他省有江西的李烈钧，浙江的黄郛，陕西的张凤翔，云南的唐继尧、罗佩金、李敏，湖北的孔庚、李书诚、朱绶光、尹扶一、何成浚，湖南的程潜、仇亮，四川的张益谦、尹昌衡、张群、河南的杨曾蔚，河北的何子奇等。这些人都成了辛亥前后的革命中坚人物，各省起义都督，大多数都是铁血丈夫团的成员。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按17省设立分会，分派人员回国发展革命势力。当时，同盟会已作出了“南响北应”的战略决策。南方交通便利，远离北京，清政府鞭长莫及，控制力较弱，革命应由南方发动。北方山西陕西两省离清朝统治中心近，对京城影响大，易于卡断清兵南运的道路，故在革命势力到达武汉后应当适时响应。并要求回国人员应以陆军各学校学生及参军运动为中心，开展工作。山西分会根据这一指导思想，第一次派荣炳回省，在武备学堂中发展了常樾、王嗣昌、张煌等参加了同盟会。1906年，阎锡山从振武学校毕业，赵戴文从日本宏文学院师范班毕业，同盟会便派他们回晋活动，并交给他们两枚小型炸弹，要求带回国内。
这是一次充满危险的旅行，然而，阎锡山却分外高兴。一是因为很快就会见到久别的家人；二是自己负有光荣的使命；三是因为有新结识的朋友赵戴文和自己结伴同行。赵戴文，字次陇，五台县东冶镇人，1866年生，长阎锡山十多岁。24岁入太原晋阳书院，1893年调令德堂学习，毕业后在祁县教私塾，之后任宁武学院山长。1905年被保送日本宏文学院师范班学习，当年人同盟会。在阎锡山与之同行的时候，他未想到这位新朋友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会成为自己手下的秘书长、参谋长、总参议和山西省政府主席。当时，他只是觉得身边有这位年长的老乡、同志作伴，心里感到踏实、胆壮。
轮船抵达上海港。海关检查十分严格。阎锡山怕出意外，把赵所携带的那枚炸弹也悄悄藏在自己身上，并对赵说：“如检出来，我一人当之，你可不承认是与我同行之友。检查时，我站在前列，你站后列。”赵说：“我站前列，你站后列如何?”阎说：“站后列有畏惧检查之嫌，易被注视，仍我站前列为宜。”果然，检查人员对前列检查粗疏，对后列检查细密，使阎渡过了难关。走出海关，阎锡山颇有体会地对赵戴文说：“愈危难处愈不可畏缩，畏缩则引人生疑。”他们行抵汉口，在一家旅馆里看到两行毛笔写的大字：“事到难处宜放胆”，“人非知己莫谈心”，阎锡山感到这两句话像是给自己这次脱险行为作了恰当总结似的。
阎锡山回到山西，仅在家里住了五天。因他出国留学，清政府每月给家里6两银子做安家费，使阎书堂得以离开太原回河边村安身。这次久别重逢，阎家父子自有一番亲热的交谈。之后，阎锡山便到雁门关、五台山一带秘密考察形势，并在学生、教师、商人和僧侣中开展革命活动。3个月后，返回日本，进入弘前步兵第三十一联队实习。
赵戴文则留在太原，任农林学堂教师和公立晋阳中学斋务长等职，秘密开展活动，介绍不少人加入同盟会。
再度深造
学军事的留日学生在振武学校，只是学习日语及文化课等，为人士官学校做些准备工作而已。如果这是初步深造的话，那么，人日军联队实习和进士官学校学习，则是再一次深造。阎锡山目前就处在这一阶段。
早在振武学校学习期间，阎锡山就与铁血丈夫团成员李烈钧、唐继尧、李根源、朱绶光等，经常在一块分析时事，研究政情，并编著注重编制之改善的《革命军操典》和注重夜战的《革命军战法》，以适应将来回国后的工作需要，而不多用功学习功课，每逢考试，仅得及格分数。到弘前步兵三十一联队实习期间，阎锡山仍不间断编著工作。忽然有一天，他从上海一份报纸上看到革命军占领广东钦州的消息，极为兴奋。恰在此时，他的《革命军战法》刚好编成，便想回国参加革命军，试验一下自己的“战法”，于是，向联队递上条呈，说自己有病，请求退学。不久，报载钦州已被清军克复，日本联队长也未批准退学的请求，阎锡山才又安下心来。
1907年，阎锡山正式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学习。他和黄国梁、张瑜、乔煦、姚以价分配在步兵科，温寿泉等分配在炮兵科。在这座学校学习的中国学生，并不与日本学生同住，上课亦不在一起，因为日本有不少秘密是不想让中国学生知道的。但阎锡山除认真学习功课外，还是想计设法和日本教官及学生接近。在这里，他结识了后来成为日本主要军国主义分子、对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冈村宁次(队长)、坂垣征四郎(教官)、土肥原贤二(同学)、樱井隆治等活跃人物。1913年(民国二年)正月，樱井曾秘密到太原访问过阎。因有与这些军国主义分子的私谊，所以便为阎锡山后来在抗日战争中的徘徊犹豫、在抗日与降日问题上较长时间不能作出决断埋下了伏笔。
除结识了一批日方人员外，接受军国主义熏陶，恐怕是阎锡山在日期间的又一“收获”。当时，日本已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日本教官们十分崇拜俾斯麦，鼓吹其“铁血”政策，大讲俾斯麦如何打败其他强国的历史，大肆宣传“有强权无公理”、“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等谬论。这些忘乎所以的教官为刺激和侮辱中国学生，甚至带中国学生去参观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海军打败中国海军的国画陈列馆。对于这样的奇辱，阎锡山等人因不堪忍受而加以抵制，不去出席。 阎锡山很欣赏日本人的尚武精神。他在《阎锡山早年回忆录》中，写了几件事。一件是有次舍营，演习之后汗透重衣，日本百姓拿出衣服让他们换上，然后将汗湿的衣服洗净熨干，并招待吃饭，为的是让他们早点休息，不误第二天的集合操练。再一件事是路经一个乡村，见老年女人向军人拱手，若敬神然，信奉“与其敬神，莫如敬军人”。第三件事是与日本人对话。日俄战争时期，阎问：俄国是个大国，军队装备又好，你们日本有无战胜把握?日人答：俄国人警告顽皮的孩子说，你再不听话，就送你到军官学校去，说明有轻军人心里，我们则崇尚军人精神，必然战胜俄国。阎锡山感叹地写道：“日本人崇敬军人的精神，也使人十分感佩。”也许因了解而对日本人产生了感情，加上日本社会党与同盟会交往较为密切，一次，该党党员大衫岩被日政府下狱，其夫人和其同党人向阎求助。阎锡山想到中国留学生患病住院，领事馆每日可给医疗费日币五元，于是便装病住院6个月，除去医院费用，还领到900日元，悉数交给了大衫岩夫人。
在日留学，对阎锡山来说既找到了一个大学校，又寻到了一个大交际场所。他在这里，既结识了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又结识了后来在各省握有重兵的年轻军人。但他与一个应该结识的、而且近乎能够结识的人，未能在日本结识。此人便是蒋介石。
蒋介石，乳名瑞元，初用名蒋周泰，学名蒋志清，1918年去广州投奔孙中山后起用蒋中正名字，介石是他1912年在日本办《军声》杂志时用过的笔名。1887年10月30日(农历九月十五日)生于浙江奉化溪口镇一个盐商家庭。比阎锡山小四岁。此人生性顽皮好动，为学日本陆军，于1906年4月，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到日后方知学日本陆军，须由清政府陆军部保送才行，只好进入日本的清华学校，学习日语，同年冬回国。回到国内，正遇上清政府陆军部在保定创立的“通国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校前身)招生，蒋立即带病应考，被录取第二年冬，陆军部决定从该校选派留日学陆军的学生，蒋介石又一次被考中，于 1908年春天再次来到日本，进入振武学校第十一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0年冬，23岁的蒋介石从振武学校毕业，同年12月5日被分配到驻扎在日本北海道新泻县高田镇的野炮兵第十三联队实习，当二等兵10个月，就喂了10个月马。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蒋介石接到其好友、在上海任中部同盟会庶务部长陈其美，为策动上海起义而催他速回的急电，蒋便向师团长打请假回国报告，未获准，又找联队长请假，仅获48小时假。蒋就毅然回国了，也从此失掉了留日的“学籍”，而被陆军学校“开除”。
从时间上看，阎蒋在东京显然是有相会的机会的。1906和1908至1909年，他们都在东京，却又失之交臂。假若那时两人相识，中国现代军阀混战史也许会是另一个面目的吧。
1909年3月，阎锡山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绕道朝鲜回国，曾在汉城逗留。自1894年朝鲜被日本占领并被割让之后，该国一派亡国亡族的景象。阎锡山路经京城汉城时，适逢朝鲜大臣下朝，人人皆沿墙边小路而走，且每行数步，即掉头向他窃视，其状如鼠之畏猫然。此后，阎锡山才得知，因他身着西装，与日本人无大区别，才使朝鲜大臣畏惧惶恐如此。行至平壤，见有一座崭新的楼房，经询问才知是座妓女学校，这使阎锡山颇为震撼：“我当时深感亡国之民，生命财产廉耻均无以自保，因而于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向山西人民普遍讲述亡国之可怕，大声疾呼地提出‘救国要在国未亡之前努力’的口号。为进一步使省人以目睹事实自警警人，曾发动山西各界人士组织韩国参观团……以是山西人民对亡国惨痛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阎锡山早年回忆录》)
阎锡山是怀着想法和壮志踏上归国之路的，但国内情况如何，能否给他一个施展才干的舞台呢?他不清楚，但对此却充满想望。
1994年8月1日傍晚
在东渡的轮船上
1904年7月，一艘豪华的日本客轮驶离天津港口，冲过渤海口的波浪，行进在碧波万里、一望无琅的黄海海面上。
一群活泼好动的年轻人簇拥在船头甲板上，手扶栏杆，面朝东方，看雪白的海鸥翻飞，望薄亮的海云舒卷，偶尔看到几尾鱼儿游动，有人便发出几声惊叫。
阎锡山也在这群年轻人之中。在选择东渡人员时，他也被选中了。清政府派学生留日始于，1901年。这年，即光绪二十七年，上谕各省可以“选派学生出洋游学”。第二年，即1902年，清政府便选派第十批 36名学生官费赴日留学，当时正在北京京师大学堂学习的景定成(1882—1961，字梅九，别号无碍居士，山西运城安邑人)便是其中之一。1904年，山西巡抚张曾敭以“学识未尽开通，兴学则无堪教习之人，练兵更少精习新操之士，自非选派生徒出洋就学，无以开风气而育人才”的理由，请示清政府，获准山西派90人到日本留学。其中人普通学校20人，“以期进求专门实业之学”，入速成师范10人，“以备开办师范学堂之用”，学习陆军20人，“以储常续备军将校之才”。经过考核选拔，山西各校选取下列人员赴日留学：
山西武备学堂：温寿泉(洪洞)，张瑜(五台)，乔煦(阳曲)；阎锡山(五台)，金凤巢(山东)，顾祥麟(江苏)，黄国梁(陕西)，焦滇(忻州)，张维清 (阳曲)，张呈样(赵城)，王宝善(阳曲)，武滋荣 (汾阳)，焦纯礼(忻州)，郭建康，田国琛，李大魁 (洪洞)，李伟旃，马开崧(浙江)等20人。
山西大学堂：李庆芳(襄垣)，卢昌(灵邱)，陆近礼(平定)，冯司直(平定)，耿臻星(浑源)，田汝翼(浑源)，李垣昌(大同)，谷思慎(神池)，荣福桐 (太谷)，王用宾(猗氏)，张起风(猗氏)，杨生贵(晋南)，李镜蓉(河津)，邵修文(安邑)，杨长溶 (万泉)，吴淞(沁县)，景耀月(芮城)等20人。
山西师范学校：刘懋赏(平鲁)，刘效文(宁武)，蓝承荣(大同)，蓝承昌(大同)，李光勖(大同)，孟元文(灵丘)，王国祜(新绛)，王和斋(朔县)，尚光霖(晋城)等10人。
后来又续派姚以价(河津)、荣炳(阳曲)、王芝芬等3人。
山西武备学堂赴日留学的人员中，阎锡山、姚以价、张维清3人是北京清廷给以官费，其余人员是省给以公费。
选派的学生离晋之前，山西巡抚(俗称抚台)张曾敭等所谓五大宪(抚台，藩台，臬台，学台，道台)，就对阎锡山等留日学生说：“到日本后千万不可接近革命党人，以免误人歧途。”并特别对革命领袖孙中山大肆诋毁。
北方各省赴日学生来到北京集中，清政府官员也苦口告诫：国家派你们出国留学，是为培植你们，千万千万不可加入革命党，切莫辜负政府的好意。
阎锡山等人在北京住了将近一个月，听了兵部侍郎姚锡光的训示后，在学堂职员吴春康的带领下，由天津上船，如今已来到大海上。
此时的黄海阔大而平静，碧蓝而温柔，甚至连那海风也如温柔酥软的女性手掌，抚摸着一个个热血男儿的面庞，使每个人都感到心里痒痒的，舒舒坦坦的。
然而，这片大海昔日曾是中日海战的战场。甲午年即1894年7月25日，日本不宜而战，击沉一艘中国运兵船，死难700多人。9月中旬，日本舰队又袭击清政府北洋舰队，使中方舰队遭受重创，“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开足马力向日本旗舰“吉野”号撞去，准备和它同归于尽，不料被敌人的鱼雷击中，全舰250人壮烈牺牲。年底，日本攻陷旅顺，大肆屠杀当地居民。翌年1月，又侵占山东威海卫，致使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屈辱卖国的《马关条约》。
就在阎锡山赴日之时，黄海之上的战火正炽。甲午海战之后，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割让给了日本，沙皇俄国为了侵占中国东北，勾结德、法两国出面干涉，要日本“归还”辽东半岛给中国，于1897年出兵占领了旅顺、大连，并趁镇压义和团运动之机，沙俄十几万大军侵占了中国东北全境。沙俄的扩张对贪得无厌的日本是个损害，于是，日本舰队于1904年2月8日深夜袭击了旅顺口的俄国太平洋舰队。此战一直打到1905年9月5日，在美国斡旋下，日俄两国在美国朴茨茅斯缔结了和约。根据《朴茨茅斯和约》，俄国承认朝鲜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擅自把中国旅顺口、大连湾和附近领土、领水的租借权及南满铁路的所有权转让给日本，并将库页岛南部割让给日本，沙俄则仍得以盘踞在中国东北北部地区。
面对眼前这浩瀚无际、宁静蔚蓝的大海，阎锡山曾想到祖国昔日的屈辱、今日的创痛么?曾看到深深大海里民族的大恨和不能熄灭的火焰么?曾听到不远处的旅顺口轰鸣的炮声和人民的呻吟与呐喊么?他可能想到、看到和听到了，也可能什么也没想、没看和没听到什么，他只能想到要去的日本，看到大海的蔚蓝，听到浪语的喧哗。在对中国、对沙俄的两次战争中，弹丸小国日本皆是战胜国，这对阎锡山来说，不能不感到神秘、羡慕和向往。对于这次经历，阎锡山在自己《早年回忆录》中有一段描写：
“出国之前，山西巡抚张曾歇等所谓五大宪对留日学生谆谆告诫：到日本后千万不可接近革命党人，以免误人歧途。提到孙中山先生，尤其极尽诋毁之能事。但我一登上日本的船只，就不禁有无限的感慨!人家船上的员工做甚务甚，谦虚和蔼，人少事理，与我们中国人的做甚不务甚，骄横傲慢，人多事废，显然是一个进步与落后的对照。比至日本之初，虽对日本何以国小而强，中国何以国大而弱，不断在脑中萦回，然因临行时清官吏之言犹在耳，仍存心拒与革命党人往来。”
这段自述，说明渡海途中，阎锡山对日本是充满新奇与崇拜的感觉的，对清政府官员的告诫是牢记于心的。
活动在东瀛
跨越大海，经过韩国，阎锡山等人来到日本东京，学武的进入振武学校，学文的进入神田经纬学校。这两座学校，都是为中国留学生特设的预备学校。
振武学校设在东京牛5A区，是清政府为留日学军事的中国学生设立的陆军预备学校，在此校毕业之后，以“士官候补生”的身份到日本军队中实习一年，才能升入日本士官学校，成为正式的士官生。振武学校分有专科，但日语和文化课占有较大比重。在这里，阎锡山对于学习是兢兢业业、刻苦用功的。但时间稍久，他便抵御不住外界的诱惑，不自觉地开始他生命的真正跨越，渐渐成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分子。
和阎锡山同年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就多达1300余人，其中多数到了日本。加上此前来的和此后来的，人数更众，以东京为中心，开始形成了一个中国留学生小社会。在这个小社会里，当然冲撞着各种思想，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改良主义的各种思想不时地产生着争辩、融合与分离，逐渐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在这里占了上风，其中一些人成了孙先生的忠实信徒。
在日本，在中国留学生这个小社会里，阎锡山思想所受到的冲击是剧烈的。赴日之初，由于受清政府官吏的影响，他仍存心不与革命党人往来。不久，正像他在《阎锡山早年回忆录》中所说：“但逐渐由所听到的话与所看到的书中，感到清政府误国太甚，特别是有一天偶尔翻阅保皇党出刊之《中国魂》，益谂知清廷之腐败无能，清官吏所吩咐千万不可接近革命党人的话，至是在我脑中全部消失，遂决心加入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
山西留学生在日本组织了同乡会，景梅九当选为会长。阎锡山经常参加同乡会的活动，思想觉悟在逐步提高。 1905年6月11日，孙中山结束了历时一年半的美欧之行，离开法国，于7月到达日本，从横滨上岸，受到百余名留学生代表、兴中会同志和广东同乡的热烈欢迎。8月13日，孙中山在东京富士见楼，对 1300多名华侨和中国留学生发表了抛弃君主立宪、把中国建成共和国的演说。他严厉批评康、梁在目前“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庸俗观点，指出“救中国要从高尚的(指革命)下手，万莫取法乎中(指立宪)”，“我们要立宪，也是要从人家手里夺来，与其能夺来成立宪国，又何必不夺来成立共和国呢?”他充满激情地说：“我们生在中国，正是英雄用武之时，”要“鼓吹民族主义，建一头等民主大共和国，以执全球的牛耳”，“中国要由我们四万万同胞兴起。……我们放下精神说要中国兴，中国断断乎没有不兴的道理。”孙先生的深刻思想和这番鼓舞人心的演说，在中国留学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同年8月20日，孙中山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其他革命团体，在东京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是同盟会的政治纲领。为尽快发展革命势力，广泛开展革命活动，同盟会在各省设立了分会。山西分会干事为谷思慎。
谷思慎，字仲言，山西神池人，1881年生，1945年病逝。1903年入山西大学堂中斋，1904年赴日留学，入明治大学攻政法。1905年8月14日同盟会筹备期间即人会，为山西人会最早的人。同盟会成立之后，任本部执行部调查科负责人，兼山西分会负责人。1905年10月28日，谷思慎在介绍阎锡山入会之前，阎问他：“你是官宦子弟，何患得不到一官半职，为什么要参加同盟会，另谋出路呢?”谷回答说：“我不是为个人谋出路，而是为中华民族谋出路。”和阎同时加入中国同盟会的山西人员有赵戴文、温寿泉、何澄、景梅九、荣炳等数十人。
当时，阎锡山对革命纲领中“平均地权”不甚理解，就请教于孙中山。孙先生谆谆诲人地给他讲了 30分钟。
同盟会十分重视在学军事的人员中培养革命骨干，孙中山和黄兴指示同盟会员中学军事的同志不可参加外部活动，以保身份之机密，并决定在同盟会内部建立一个军事组织“铁血丈夫团”，进行专门的培养和训练。这个丈夫团的名称，取自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意。此丈夫团共 28人，皆为军人，其中有山西的阎锡山、温寿泉、张瑜、乔煦4人，其他省有江西的李烈钧，浙江的黄郛，陕西的张凤翔，云南的唐继尧、罗佩金、李敏，湖北的孔庚、李书诚、朱绶光、尹扶一、何成浚，湖南的程潜、仇亮，四川的张益谦、尹昌衡、张群、河南的杨曾蔚，河北的何子奇等。这些人都成了辛亥前后的革命中坚人物，各省起义都督，大多数都是铁血丈夫团的成员。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按17省设立分会，分派人员回国发展革命势力。当时，同盟会已作出了“南响北应”的战略决策。南方交通便利，远离北京，清政府鞭长莫及，控制力较弱，革命应由南方发动。北方山西陕西两省离清朝统治中心近，对京城影响大，易于卡断清兵南运的道路，故在革命势力到达武汉后应当适时响应。并要求回国人员应以陆军各学校学生及参军运动为中心，开展工作。山西分会根据这一指导思想，第一次派荣炳回省，在武备学堂中发展了常樾、王嗣昌、张煌等参加了同盟会。1906年，阎锡山从振武学校毕业，赵戴文从日本宏文学院师范班毕业，同盟会便派他们回晋活动，并交给他们两枚小型炸弹，要求带回国内。
这是一次充满危险的旅行，然而，阎锡山却分外高兴。一是因为很快就会见到久别的家人；二是自己负有光荣的使命；三是因为有新结识的朋友赵戴文和自己结伴同行。赵戴文，字次陇，五台县东冶镇人，1866年生，长阎锡山十多岁。24岁入太原晋阳书院，1893年调令德堂学习，毕业后在祁县教私塾，之后任宁武学院山长。1905年被保送日本宏文学院师范班学习，当年人同盟会。在阎锡山与之同行的时候，他未想到这位新朋友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会成为自己手下的秘书长、参谋长、总参议和山西省政府主席。当时，他只是觉得身边有这位年长的老乡、同志作伴，心里感到踏实、胆壮。
轮船抵达上海港。海关检查十分严格。阎锡山怕出意外，把赵所携带的那枚炸弹也悄悄藏在自己身上，并对赵说：“如检出来，我一人当之，你可不承认是与我同行之友。检查时，我站在前列，你站后列。”赵说：“我站前列，你站后列如何?”阎说：“站后列有畏惧检查之嫌，易被注视，仍我站前列为宜。”果然，检查人员对前列检查粗疏，对后列检查细密，使阎渡过了难关。走出海关，阎锡山颇有体会地对赵戴文说：“愈危难处愈不可畏缩，畏缩则引人生疑。”他们行抵汉口，在一家旅馆里看到两行毛笔写的大字：“事到难处宜放胆”，“人非知己莫谈心”，阎锡山感到这两句话像是给自己这次脱险行为作了恰当总结似的。
阎锡山回到山西，仅在家里住了五天。因他出国留学，清政府每月给家里6两银子做安家费，使阎书堂得以离开太原回河边村安身。这次久别重逢，阎家父子自有一番亲热的交谈。之后，阎锡山便到雁门关、五台山一带秘密考察形势，并在学生、教师、商人和僧侣中开展革命活动。3个月后，返回日本，进入弘前步兵第三十一联队实习。
赵戴文则留在太原，任农林学堂教师和公立晋阳中学斋务长等职，秘密开展活动，介绍不少人加入同盟会。
再度深造
学军事的留日学生在振武学校，只是学习日语及文化课等，为人士官学校做些准备工作而已。如果这是初步深造的话，那么，人日军联队实习和进士官学校学习，则是再一次深造。阎锡山目前就处在这一阶段。
早在振武学校学习期间，阎锡山就与铁血丈夫团成员李烈钧、唐继尧、李根源、朱绶光等，经常在一块分析时事，研究政情，并编著注重编制之改善的《革命军操典》和注重夜战的《革命军战法》，以适应将来回国后的工作需要，而不多用功学习功课，每逢考试，仅得及格分数。到弘前步兵三十一联队实习期间，阎锡山仍不间断编著工作。忽然有一天，他从上海一份报纸上看到革命军占领广东钦州的消息，极为兴奋。恰在此时，他的《革命军战法》刚好编成，便想回国参加革命军，试验一下自己的“战法”，于是，向联队递上条呈，说自己有病，请求退学。不久，报载钦州已被清军克复，日本联队长也未批准退学的请求，阎锡山才又安下心来。
1907年，阎锡山正式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学习。他和黄国梁、张瑜、乔煦、姚以价分配在步兵科，温寿泉等分配在炮兵科。在这座学校学习的中国学生，并不与日本学生同住，上课亦不在一起，因为日本有不少秘密是不想让中国学生知道的。但阎锡山除认真学习功课外，还是想计设法和日本教官及学生接近。在这里，他结识了后来成为日本主要军国主义分子、对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冈村宁次(队长)、坂垣征四郎(教官)、土肥原贤二(同学)、樱井隆治等活跃人物。1913年(民国二年)正月，樱井曾秘密到太原访问过阎。因有与这些军国主义分子的私谊，所以便为阎锡山后来在抗日战争中的徘徊犹豫、在抗日与降日问题上较长时间不能作出决断埋下了伏笔。
除结识了一批日方人员外，接受军国主义熏陶，恐怕是阎锡山在日期间的又一“收获”。当时，日本已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日本教官们十分崇拜俾斯麦，鼓吹其“铁血”政策，大讲俾斯麦如何打败其他强国的历史，大肆宣传“有强权无公理”、“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等谬论。这些忘乎所以的教官为刺激和侮辱中国学生，甚至带中国学生去参观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海军打败中国海军的国画陈列馆。对于这样的奇辱，阎锡山等人因不堪忍受而加以抵制，不去出席。 阎锡山很欣赏日本人的尚武精神。他在《阎锡山早年回忆录》中，写了几件事。一件是有次舍营，演习之后汗透重衣，日本百姓拿出衣服让他们换上，然后将汗湿的衣服洗净熨干，并招待吃饭，为的是让他们早点休息，不误第二天的集合操练。再一件事是路经一个乡村，见老年女人向军人拱手，若敬神然，信奉“与其敬神，莫如敬军人”。第三件事是与日本人对话。日俄战争时期，阎问：俄国是个大国，军队装备又好，你们日本有无战胜把握?日人答：俄国人警告顽皮的孩子说，你再不听话，就送你到军官学校去，说明有轻军人心里，我们则崇尚军人精神，必然战胜俄国。阎锡山感叹地写道：“日本人崇敬军人的精神，也使人十分感佩。”也许因了解而对日本人产生了感情，加上日本社会党与同盟会交往较为密切，一次，该党党员大衫岩被日政府下狱，其夫人和其同党人向阎求助。阎锡山想到中国留学生患病住院，领事馆每日可给医疗费日币五元，于是便装病住院6个月，除去医院费用，还领到900日元，悉数交给了大衫岩夫人。
在日留学，对阎锡山来说既找到了一个大学校，又寻到了一个大交际场所。他在这里，既结识了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又结识了后来在各省握有重兵的年轻军人。但他与一个应该结识的、而且近乎能够结识的人，未能在日本结识。此人便是蒋介石。
蒋介石，乳名瑞元，初用名蒋周泰，学名蒋志清，1918年去广州投奔孙中山后起用蒋中正名字，介石是他1912年在日本办《军声》杂志时用过的笔名。1887年10月30日(农历九月十五日)生于浙江奉化溪口镇一个盐商家庭。比阎锡山小四岁。此人生性顽皮好动，为学日本陆军，于1906年4月，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到日后方知学日本陆军，须由清政府陆军部保送才行，只好进入日本的清华学校，学习日语，同年冬回国。回到国内，正遇上清政府陆军部在保定创立的“通国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校前身)招生，蒋立即带病应考，被录取第二年冬，陆军部决定从该校选派留日学陆军的学生，蒋介石又一次被考中，于 1908年春天再次来到日本，进入振武学校第十一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0年冬，23岁的蒋介石从振武学校毕业，同年12月5日被分配到驻扎在日本北海道新泻县高田镇的野炮兵第十三联队实习，当二等兵10个月，就喂了10个月马。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蒋介石接到其好友、在上海任中部同盟会庶务部长陈其美，为策动上海起义而催他速回的急电，蒋便向师团长打请假回国报告，未获准，又找联队长请假，仅获48小时假。蒋就毅然回国了，也从此失掉了留日的“学籍”，而被陆军学校“开除”。
从时间上看，阎蒋在东京显然是有相会的机会的。1906和1908至1909年，他们都在东京，却又失之交臂。假若那时两人相识，中国现代军阀混战史也许会是另一个面目的吧。
1909年3月，阎锡山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绕道朝鲜回国，曾在汉城逗留。自1894年朝鲜被日本占领并被割让之后，该国一派亡国亡族的景象。阎锡山路经京城汉城时，适逢朝鲜大臣下朝，人人皆沿墙边小路而走，且每行数步，即掉头向他窃视，其状如鼠之畏猫然。此后，阎锡山才得知，因他身着西装，与日本人无大区别，才使朝鲜大臣畏惧惶恐如此。行至平壤，见有一座崭新的楼房，经询问才知是座妓女学校，这使阎锡山颇为震撼：“我当时深感亡国之民，生命财产廉耻均无以自保，因而于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向山西人民普遍讲述亡国之可怕，大声疾呼地提出‘救国要在国未亡之前努力’的口号。为进一步使省人以目睹事实自警警人，曾发动山西各界人士组织韩国参观团……以是山西人民对亡国惨痛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阎锡山早年回忆录》)
阎锡山是怀着想法和壮志踏上归国之路的，但国内情况如何，能否给他一个施展才干的舞台呢?他不清楚，但对此却充满想望。
1994年8月1日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