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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初著名学者、诗人、词人朱彝尊，同时还是一位颇有建树的编辑家，不仅编撰过经学、文学、史学等多部著作，还以其独到的编辑见解泽被后世。本文择取《经义考》《明诗综》《词综》《明史》等相关作品，从编辑体例、方法及影响等方面，对朱彝尊的编纂理念及贡献进行了简单评述。
关键词：朱彝尊 《经义考》 《明诗综》 《词综》 《明史》 编辑贡献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晚号小长芦钓鱼师，又号金风亭长。朱彝尊在多个领域均有成交，同时他还是一位颇有建树的编辑家。除编纂《经义考》《日下旧闻》《明诗综》《词综》之外，[1]还参与了《明史》的编撰，编制过引书目录《两淮盐策书引证书目》和烹饪专著《食宪鸿秘》，其诗文合集《曝书亭集》，也时见论述图书编纂思想及方法的语句。
一、朱彝尊编辑著作举隅
1. 倡导实学注重考据的经学巨著——《经义考》。《经义考》300卷，是朱彝尊编撰篇目最多的一部经学目录著作，主要对历代儒家经典及其解释性文字进行辑录，分26门类，并注明存佚、卷数、作者姓名，后附原书序跋、诸儒论说，较全面地反映了此前经学的发展脉络。
2. 以诗证史求全图备的诗歌总集——《明诗综》。《明诗综》100卷，录存明初诗人至明亡后遗民3400余人的作品，首卷录诸帝之作；第2卷至82卷，按时代先后编录；第83卷至99卷，辑录宫掖、宗室、闺门、僧道诗作；末卷录民间杂歌谣辞155首。另附作者小传及汪森、朱端诸家之分卷辑评，末附自著《静志居诗话》。
3. 以时为序鉴赏精详的著名词选——《词综》。《词综》凡36卷（朱彝尊编选26卷，汪森增补10卷），收录唐、五代、宋、金、元代词人659人的词作2252首，以作者时代先后为序，后附撰者小传及宋、元诸人诗评。此书选录标准“以醇雅为宗”“历岁八稔，然后成书”，[2]内容较为丰富。
4. 博采众长以信为征的断代史书——《明史》。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下令官修《明史》，朱彝尊时任纂修官。《明史》共332卷，记载了明代200多年的历史，分本纪、志、列传、表四体。其各体都有创新，如本纪作为全史之纲，志中增加了图谱等。《明史》因材料翔实，编纂完善而为史家所称道。
二、朱彝尊的编辑理念概说
1. 考事务核，穷其本末。 朱彝尊认为魏晋以下之所以文运不振，就是由于“学者不本经术，惟浮夸是务”。[3]因此其特别强调编撰时应具有细致严谨的工作态度。在编撰《经义考》的过程中，朱彝尊身体力行广搜历代经学书籍，对所选文献内容进行仔细核对，“元元本本，使传经源委，一一可稽”，[4]“淆舛及姓氏爵里之误，皆详考而订正之”[5]，力图反映原文形貌。并将失传或散佚的经书分门别类辑录，特别是原书的序跋及古今学者的评论之文，悉录其中，便于读者对文献的内容和价值进行理性的判断。
2. 本乎时宜，求全图备。朱彝尊强调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主张学者应“考之史，以正其事……俾不惑于百家二氏之说，以正其学”，[6]强调诗、词等文学作品应当“重美刺”，与现实生活密切联系。这一理念反映于具体的编撰实践，就是朱彝尊所坚持的“本乎时宜，不相沿袭”的编辑观。[7]为曲折表达明代遗民向往政治清明的意愿，朱彝尊在编选《词综》时，力主以史家眼光，突破传统词选中的唐宋界域。此外，编选《词综》时“凡稗官野记中有片词足录者，辄为采掇”，[8]为撰写《明诗综》，而“阅集不下四千部”，几乎网罗明代所有诗人作品，亦显见其求全图备之意。
3. 客观公允，实事求是。在参与《明史》编辑的过程中，朱彝尊颇有先见地提出“作史者未可存门户之见，以同异分邪正”的意见。[9]他说“东林不皆君子，异乎东林者，亦不皆小人”，[10]强调对人对事的评论要公正持平，绝不能以其党派归属作为评判标准。针对《元史》因求速成而导致质量低劣、多所乖谬的教训，朱彝尊还大胆上书，论定《明史》凡例，并建议给纂修者以充足的时间来搜访遗书，勿重蹈前辙，这都反映了他客观公允、实事求是的编辑理念。
三、朱彝尊图书编辑的体例和方法述评
1.《经义考》的编辑特色。与传统的经部文献相比，《经义考》不仅拓宽了经部固有的包罗范围，且新增了经学人物。从编辑手法看，《经义考》以所选书名为纲，每书前列有撰者或注疏者姓氏及书名、卷数。对于卷数有差异的，则细注某书作几卷。就体例而言，按时代先后次序汇辑各书有关的序、跋、诸儒的论断和原书著者的事迹，对自己有所考证的论断，则用编者按语的方式附之于后。从形式上看，对唐宋两志中只记新增图书、不记存佚的编辑著录方法作了革新，增设为存、佚、阙、未见四目，从而使后人对“图书存者知其有，佚者无所求，缺者或可补苴，末见者偶或可遇”。[11]
2.《明诗综》的编辑特色。该书内容丰富，“或因诗而存其人，或因人而存其诗，间缀以诗话，述其本事”，[12]网罗自洪武至崇祯的几乎所有诗人，一改明诗自万历以后所出现之诠次不详的散乱现象，并对有明一代诗歌的发展脉络进行了大致梳理。其“诗史互证”的编辑风格亦自成一派。书中对女官之制、翰林院建置、西湖船制名目、高丽使节等诸多史实的记载以及对诗人本事的详细考证，都符合其“备一朝之掌故，而补史乘所不及”的编纂宗旨。[13]尤其可贵的是，在朝廷严酷的民族高压政策下，编者对那些明末死于封疆的臣子、亡国之士大夫、党锢之士及入清之遗民也予以关照，并广为选录，表现了朱彝尊可贵的编辑胆识和风骨。
3.《词综》的编辑特色。朱彝尊曾在《发凡》篇中对顾从敬《类选笺释草堂诗余》的编排顺序作出批评：“宋人编集歌词，长者曰慢，短者曰令，初无中调、长调之目。自顾从敬编《草堂词》，以臆见分之，后遂相沿，殊属牵率。”[14]为避免“臆见分之”“殊属牵率”的编排罅漏，《词综》在编辑框架上绝不以词调为序，而是按作者的时代先后进行编排，词后亦必附作者小传及时人评语。其内容择取，则崇尚词调的“醇正高雅”，并力求做到鉴审精详，“片词足采，辄事笔疏，故多他选未见之作，庶几一开生面”，[15]但对于那些“易流于秽”的言情之作，[16]必“去取特严”。[17]在词家甄选方面，把姜夔列为词家之正宗，而把史达祖、吴文英、王沂孙、张炎等作为羽翼，着力为浙西词派代言。 4. 朱彝尊参与编辑《明史》的创新。官修史书工程浩大，参与人数众多，容易出现“筑室于道，聚讼于庭，糠麴杂糅，嵌罅分裂，记述失序，编次不伦”的混乱局面。[18]朱彝尊提出了一些针对官修史书的创新观点，他建议修纂官分工协作，“事各一门，人各一册”，[19]各司其职，其间则有主纂官负责统筹，这一改进对《明史》后来的成功编撰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在《明史》的体例构制方面，他认为应因时变通，谏言增设《土司传》。其《土官底簿跋》中说“予在史馆，劝立《土司传》，以补前史所未有。毛检讨（毛奇龄）大可是予言，撰《蛮司合志》，因以是编资其采择焉”，殿本《明史》最终采纳了朱彝尊的建议，这成为《明史》体例编排上的创新之一。
四、朱彝尊图书编纂的广泛影响
1. 对经学目录编纂的影响。《经义考》的行世，对国内经学要籍的编纂产生了深远影响。后来沈廷芳的《续经义考》、翁方纲的《经义考补证》等，都是这一基础上的重要成果。朱彝尊对编者按语的使用，在补充文献的同时，也为读者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线索。其后很多经学著作都效仿了《经义考》的编纂体例，如谢启昆的《小学考》、孙诒让的《温州经籍志》等等，其中章学诚的《史籍考》尤著声名。此外，日本学者丹波元胤所撰《医籍考》也是在《经义考》的影响下编撰的，其流波之长远，于此不难窥知一二。
2. 对诗学总集编排的影响。《明诗综》作为明代诗歌的总集，不仅在小传集评方面开风气之先，且对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做了补充。就小传的撰写风格而言，力矫钱氏横牵他事、巧弄讥弹的主观撰写，着重对作者的编年及本事进行客观介绍，这显然有助于读者对诗歌作出客观公正的判断。加之朱氏长于史学，又重诗教，故所选诗歌多涉人物臧否及朝政得失之作，其诗歌评论也又多涉及时事掌故，这就为后世“以诗证史”的诗学阐释观念奠定了实践基础。此外，朱彝尊格外留意图卷题跋中的诗咏，一些罕见的孤篇单传亦被选录，这为后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四库全书提要》称“其所评品，亦颇持平，与旧人私憎私爱之谈，往往多所匡正。……彝尊此编，独为诗家所传诵”，可见其重要影响。
3. 对词学总集编排的影响。《词综》以文献考据著称，并成为后世一些词选本的重要参考准则。乾隆十六年（1711）夏秉衡编纂了《清绮轩词选》，其自序云：“余尝有志倚声，窃怪自来选本，《词律》严矣，而失之凿；汲古备矣，而失之烦。他若《啸余》《草堂》诸选，更拉杂不足为法。唯朱竹垞《词综》一选，最为醇雅。”许昂霄《词综偶评》后记中也说：“金、元词罕觏选本唯《词综》一书，竹垞先生博采唐宋，迄于今元，搜罗广而选择精，……每一阕中，凡抒写情怀，描摹景物，以及音韵法律，靡不指示详明，直欲使作者洗发性灵，而后学得藉为绳墨，洵词家之郑笺已。”康乾之交，厉鹗创作《樊榭山房集》时，不仅在创作上师法朱彝尊，在词籍整理方面亦“继竹垞而兴”。此外，《四库全书总目》在民间编纂的“古词选本”中只收录《词综》一种，也说明该选本已成为词籍整理、词选编纂的重要参照。
4. 对史书编纂的影响。作为《明史》编撰者的重要成员之一，朱彝尊为后世史书修纂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第一，史书体例应因时变通。清代作为传统史学到现代史学的过渡阶段，正史编纂的体制“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呈现出日趋僵化的局面。朱彝尊建议根据明代的史实调整史书体例，这对后世史书的纂修确有可供借鉴之处。第二，史书内部各体应协调一致。这是朱彝尊在吸取《宋史》《元史》等官修史书在因体例未能一贯而导致顾此失彼，造成史实重出、矛盾甚至漏落的教训之后，对《明史》本纪、传、表、志诸体内容及其相互关系的有益探索。第三，史书各体例的记述范围应据史实作出相应调整。如《明史·土司传》的设立，其中专写湖广、云贵、四川等西南少数民族的情况，详录此地少数民族的大量史实，这对后人辑录少数民族史料是大有裨益的。
结 语
在愈来愈发达的清代图书编辑行业，朱彝尊所编的书籍也因收罗失当、考证未确、辨存佚不明等问题受到后世的批评。纪昀说《经义考》：“彝尊是书，乃以专说一篇者附录全经之末。遂令时代参错，于例亦为未善。……至所注佚、阙、未见，今以四库所录校之，往往其书具存。彝尊所言，不尽可据。”[20]全祖望《书明诗综后》也说：“竹选《明诗综》，网罗固多，讹错亦甚不少。即以吾乡前辈汀之，屠辰州本峻并未尝为福建运司，盖因其曾任运同而讹；……以此推之，必尚有为我辈所不及考者。”[21]文廷式批评朱彝尊：“所选《词综》，意旨枯寂。后人继之，尤为冗漫。以二窗为祖祢，视辛、刘若仇雠，家法若斯，庸非巨谬。”[22]
但不能因为一微瑕就抹杀白璧的价值，因为诸如辨存佚不明等问题并非朱彝尊个人主观造成。正如纪昀所言：“然册府储藏之秘，非人间所得尽窥。……图书之富，旷古所无。儒生株守残编，日营掌录，穷一生之力，不能测学海之津涯，其势则然，固不足为彝尊病也。”[23]清代官方对文化资源的垄断，确给民间编辑事业的发展带来极大的不利。
参考文献：
[1] 伍杰.古编林百人录（十七）[J].编辑之友，1989（1）：84.
[2] [14] [15] [16] [17] 词综·发凡[M]//历朝词综》第1函，金溃浦氏重修本，7-10.
[3] [6] [7] 曝书亭集·与李武曾论诗书史馆上总裁第一书，[M].
[4] [5] [8] [20] [23]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85）[M].北京：中华书局，l965：1135.
[9] [10] 清史稿·朱彝尊传（卷484）[M].北京：中华书局，1977：13339～133340.
[11] 阎现章.中国古代编辑家评传（下）[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235.
[12] 朱彝尊.明诗综·序[M].西泠清来堂吴氏版本，第1页.
[13] 曾燠.静志居诗话·序[M]//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首.
[14] [18] 曝书亭集·史馆上总裁第三书.
[21] 全祖望.鲒·亭集外编（卷31）[M]//四部丛刊初编本.
[22] 文廷式.云起轩词征收笺注·序[M].长沙：岳麓书社，2011.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关键词：朱彝尊 《经义考》 《明诗综》 《词综》 《明史》 编辑贡献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晚号小长芦钓鱼师，又号金风亭长。朱彝尊在多个领域均有成交，同时他还是一位颇有建树的编辑家。除编纂《经义考》《日下旧闻》《明诗综》《词综》之外，[1]还参与了《明史》的编撰，编制过引书目录《两淮盐策书引证书目》和烹饪专著《食宪鸿秘》，其诗文合集《曝书亭集》，也时见论述图书编纂思想及方法的语句。
一、朱彝尊编辑著作举隅
1. 倡导实学注重考据的经学巨著——《经义考》。《经义考》300卷，是朱彝尊编撰篇目最多的一部经学目录著作，主要对历代儒家经典及其解释性文字进行辑录，分26门类，并注明存佚、卷数、作者姓名，后附原书序跋、诸儒论说，较全面地反映了此前经学的发展脉络。
2. 以诗证史求全图备的诗歌总集——《明诗综》。《明诗综》100卷，录存明初诗人至明亡后遗民3400余人的作品，首卷录诸帝之作；第2卷至82卷，按时代先后编录；第83卷至99卷，辑录宫掖、宗室、闺门、僧道诗作；末卷录民间杂歌谣辞155首。另附作者小传及汪森、朱端诸家之分卷辑评，末附自著《静志居诗话》。
3. 以时为序鉴赏精详的著名词选——《词综》。《词综》凡36卷（朱彝尊编选26卷，汪森增补10卷），收录唐、五代、宋、金、元代词人659人的词作2252首，以作者时代先后为序，后附撰者小传及宋、元诸人诗评。此书选录标准“以醇雅为宗”“历岁八稔，然后成书”，[2]内容较为丰富。
4. 博采众长以信为征的断代史书——《明史》。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下令官修《明史》，朱彝尊时任纂修官。《明史》共332卷，记载了明代200多年的历史，分本纪、志、列传、表四体。其各体都有创新，如本纪作为全史之纲，志中增加了图谱等。《明史》因材料翔实，编纂完善而为史家所称道。
二、朱彝尊的编辑理念概说
1. 考事务核，穷其本末。 朱彝尊认为魏晋以下之所以文运不振，就是由于“学者不本经术，惟浮夸是务”。[3]因此其特别强调编撰时应具有细致严谨的工作态度。在编撰《经义考》的过程中，朱彝尊身体力行广搜历代经学书籍，对所选文献内容进行仔细核对，“元元本本，使传经源委，一一可稽”，[4]“淆舛及姓氏爵里之误，皆详考而订正之”[5]，力图反映原文形貌。并将失传或散佚的经书分门别类辑录，特别是原书的序跋及古今学者的评论之文，悉录其中，便于读者对文献的内容和价值进行理性的判断。
2. 本乎时宜，求全图备。朱彝尊强调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主张学者应“考之史，以正其事……俾不惑于百家二氏之说，以正其学”，[6]强调诗、词等文学作品应当“重美刺”，与现实生活密切联系。这一理念反映于具体的编撰实践，就是朱彝尊所坚持的“本乎时宜，不相沿袭”的编辑观。[7]为曲折表达明代遗民向往政治清明的意愿，朱彝尊在编选《词综》时，力主以史家眼光，突破传统词选中的唐宋界域。此外，编选《词综》时“凡稗官野记中有片词足录者，辄为采掇”，[8]为撰写《明诗综》，而“阅集不下四千部”，几乎网罗明代所有诗人作品，亦显见其求全图备之意。
3. 客观公允，实事求是。在参与《明史》编辑的过程中，朱彝尊颇有先见地提出“作史者未可存门户之见，以同异分邪正”的意见。[9]他说“东林不皆君子，异乎东林者，亦不皆小人”，[10]强调对人对事的评论要公正持平，绝不能以其党派归属作为评判标准。针对《元史》因求速成而导致质量低劣、多所乖谬的教训，朱彝尊还大胆上书，论定《明史》凡例，并建议给纂修者以充足的时间来搜访遗书，勿重蹈前辙，这都反映了他客观公允、实事求是的编辑理念。
三、朱彝尊图书编辑的体例和方法述评
1.《经义考》的编辑特色。与传统的经部文献相比，《经义考》不仅拓宽了经部固有的包罗范围，且新增了经学人物。从编辑手法看，《经义考》以所选书名为纲，每书前列有撰者或注疏者姓氏及书名、卷数。对于卷数有差异的，则细注某书作几卷。就体例而言，按时代先后次序汇辑各书有关的序、跋、诸儒的论断和原书著者的事迹，对自己有所考证的论断，则用编者按语的方式附之于后。从形式上看，对唐宋两志中只记新增图书、不记存佚的编辑著录方法作了革新，增设为存、佚、阙、未见四目，从而使后人对“图书存者知其有，佚者无所求，缺者或可补苴，末见者偶或可遇”。[11]
2.《明诗综》的编辑特色。该书内容丰富，“或因诗而存其人，或因人而存其诗，间缀以诗话，述其本事”，[12]网罗自洪武至崇祯的几乎所有诗人，一改明诗自万历以后所出现之诠次不详的散乱现象，并对有明一代诗歌的发展脉络进行了大致梳理。其“诗史互证”的编辑风格亦自成一派。书中对女官之制、翰林院建置、西湖船制名目、高丽使节等诸多史实的记载以及对诗人本事的详细考证，都符合其“备一朝之掌故，而补史乘所不及”的编纂宗旨。[13]尤其可贵的是，在朝廷严酷的民族高压政策下，编者对那些明末死于封疆的臣子、亡国之士大夫、党锢之士及入清之遗民也予以关照，并广为选录，表现了朱彝尊可贵的编辑胆识和风骨。
3.《词综》的编辑特色。朱彝尊曾在《发凡》篇中对顾从敬《类选笺释草堂诗余》的编排顺序作出批评：“宋人编集歌词，长者曰慢，短者曰令，初无中调、长调之目。自顾从敬编《草堂词》，以臆见分之，后遂相沿，殊属牵率。”[14]为避免“臆见分之”“殊属牵率”的编排罅漏，《词综》在编辑框架上绝不以词调为序，而是按作者的时代先后进行编排，词后亦必附作者小传及时人评语。其内容择取，则崇尚词调的“醇正高雅”，并力求做到鉴审精详，“片词足采，辄事笔疏，故多他选未见之作，庶几一开生面”，[15]但对于那些“易流于秽”的言情之作，[16]必“去取特严”。[17]在词家甄选方面，把姜夔列为词家之正宗，而把史达祖、吴文英、王沂孙、张炎等作为羽翼，着力为浙西词派代言。 4. 朱彝尊参与编辑《明史》的创新。官修史书工程浩大，参与人数众多，容易出现“筑室于道，聚讼于庭，糠麴杂糅，嵌罅分裂，记述失序，编次不伦”的混乱局面。[18]朱彝尊提出了一些针对官修史书的创新观点，他建议修纂官分工协作，“事各一门，人各一册”，[19]各司其职，其间则有主纂官负责统筹，这一改进对《明史》后来的成功编撰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在《明史》的体例构制方面，他认为应因时变通，谏言增设《土司传》。其《土官底簿跋》中说“予在史馆，劝立《土司传》，以补前史所未有。毛检讨（毛奇龄）大可是予言，撰《蛮司合志》，因以是编资其采择焉”，殿本《明史》最终采纳了朱彝尊的建议，这成为《明史》体例编排上的创新之一。
四、朱彝尊图书编纂的广泛影响
1. 对经学目录编纂的影响。《经义考》的行世，对国内经学要籍的编纂产生了深远影响。后来沈廷芳的《续经义考》、翁方纲的《经义考补证》等，都是这一基础上的重要成果。朱彝尊对编者按语的使用，在补充文献的同时，也为读者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线索。其后很多经学著作都效仿了《经义考》的编纂体例，如谢启昆的《小学考》、孙诒让的《温州经籍志》等等，其中章学诚的《史籍考》尤著声名。此外，日本学者丹波元胤所撰《医籍考》也是在《经义考》的影响下编撰的，其流波之长远，于此不难窥知一二。
2. 对诗学总集编排的影响。《明诗综》作为明代诗歌的总集，不仅在小传集评方面开风气之先，且对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做了补充。就小传的撰写风格而言，力矫钱氏横牵他事、巧弄讥弹的主观撰写，着重对作者的编年及本事进行客观介绍，这显然有助于读者对诗歌作出客观公正的判断。加之朱氏长于史学，又重诗教，故所选诗歌多涉人物臧否及朝政得失之作，其诗歌评论也又多涉及时事掌故，这就为后世“以诗证史”的诗学阐释观念奠定了实践基础。此外，朱彝尊格外留意图卷题跋中的诗咏，一些罕见的孤篇单传亦被选录，这为后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四库全书提要》称“其所评品，亦颇持平，与旧人私憎私爱之谈，往往多所匡正。……彝尊此编，独为诗家所传诵”，可见其重要影响。
3. 对词学总集编排的影响。《词综》以文献考据著称，并成为后世一些词选本的重要参考准则。乾隆十六年（1711）夏秉衡编纂了《清绮轩词选》，其自序云：“余尝有志倚声，窃怪自来选本，《词律》严矣，而失之凿；汲古备矣，而失之烦。他若《啸余》《草堂》诸选，更拉杂不足为法。唯朱竹垞《词综》一选，最为醇雅。”许昂霄《词综偶评》后记中也说：“金、元词罕觏选本唯《词综》一书，竹垞先生博采唐宋，迄于今元，搜罗广而选择精，……每一阕中，凡抒写情怀，描摹景物，以及音韵法律，靡不指示详明，直欲使作者洗发性灵，而后学得藉为绳墨，洵词家之郑笺已。”康乾之交，厉鹗创作《樊榭山房集》时，不仅在创作上师法朱彝尊，在词籍整理方面亦“继竹垞而兴”。此外，《四库全书总目》在民间编纂的“古词选本”中只收录《词综》一种，也说明该选本已成为词籍整理、词选编纂的重要参照。
4. 对史书编纂的影响。作为《明史》编撰者的重要成员之一，朱彝尊为后世史书修纂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第一，史书体例应因时变通。清代作为传统史学到现代史学的过渡阶段，正史编纂的体制“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呈现出日趋僵化的局面。朱彝尊建议根据明代的史实调整史书体例，这对后世史书的纂修确有可供借鉴之处。第二，史书内部各体应协调一致。这是朱彝尊在吸取《宋史》《元史》等官修史书在因体例未能一贯而导致顾此失彼，造成史实重出、矛盾甚至漏落的教训之后，对《明史》本纪、传、表、志诸体内容及其相互关系的有益探索。第三，史书各体例的记述范围应据史实作出相应调整。如《明史·土司传》的设立，其中专写湖广、云贵、四川等西南少数民族的情况，详录此地少数民族的大量史实，这对后人辑录少数民族史料是大有裨益的。
结 语
在愈来愈发达的清代图书编辑行业，朱彝尊所编的书籍也因收罗失当、考证未确、辨存佚不明等问题受到后世的批评。纪昀说《经义考》：“彝尊是书，乃以专说一篇者附录全经之末。遂令时代参错，于例亦为未善。……至所注佚、阙、未见，今以四库所录校之，往往其书具存。彝尊所言，不尽可据。”[20]全祖望《书明诗综后》也说：“竹选《明诗综》，网罗固多，讹错亦甚不少。即以吾乡前辈汀之，屠辰州本峻并未尝为福建运司，盖因其曾任运同而讹；……以此推之，必尚有为我辈所不及考者。”[21]文廷式批评朱彝尊：“所选《词综》，意旨枯寂。后人继之，尤为冗漫。以二窗为祖祢，视辛、刘若仇雠，家法若斯，庸非巨谬。”[22]
但不能因为一微瑕就抹杀白璧的价值，因为诸如辨存佚不明等问题并非朱彝尊个人主观造成。正如纪昀所言：“然册府储藏之秘，非人间所得尽窥。……图书之富，旷古所无。儒生株守残编，日营掌录，穷一生之力，不能测学海之津涯，其势则然，固不足为彝尊病也。”[23]清代官方对文化资源的垄断，确给民间编辑事业的发展带来极大的不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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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