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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确区分中国古代的分封制与郡县制
分封制与郡县制都是中国古代社会重要的地方行政制度，且在一定时期内都产生过积极作用，对后世各朝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这两种地方行政制度是有重大区别的，我们切不可将其混淆。其主要表现在：
第一，传承方式不同。分封制实行世袭制。郡县制则不同，郡县的行政长官郡守和县令均由皇帝直接任免，不能世袭，即实行任免制。
第二，职责范围不同。在分封制下，受封的诸侯在封地内不但享有行政统治权，而且拥有对土地和人口的管理权，但受封的诸侯必须对周天子尽一定的义务。郡县制则不同，郡守和县令在辖区内只行使行政管理权，对土地和人口没有统治权。郡守和县令只负责管理人民、收取赋税、征发兵役和徭役。
第三，历史作用不同。分封制下的各诸侯国具有保卫王畿、保护国君绝对安全的义务，这与西周时期经济发展水平低、政治不稳定、文化差异较大的情形相适应，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各诸侯国在封地内拥有绝对的统治权，逐渐演变成完全独立的国家，春秋争霸局面的形成是分封制的必然产物。郡县制的出现及推行，消除了由分封割据带来的隐患，使皇帝能够直接控制地方，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的组成部分。
二、正确认识中国古代专制皇权
第一，中国古代专制皇权，是中国古代自然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第二，中国自秦以后，专制皇权在不断加强，但这并不意味着是绝对地一天比一天加强，而仅仅是指其发展总趋势是在不断加强而已。如元朝中期后，宰相权势过重，不时卷入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甚至可以左右皇位的继承。引起政局动荡。明朝沿袭元制，设中书省，有左、右丞相，位高权重，才有后来废丞相分权于六部。这实际上从一个侧面说明，皇权有时被“削弱”了，并没有绝对地在“不断加强”。不过，个别皇帝受到宰相的制约，甚至皇帝的废立被宰相所左右，并不是皇权真正“削弱”，而只是皇权的短暂“转移”。
第三，中国古代专制皇权是“皇权”至上，而不是“皇帝”至上。皇权，是指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最高的统治权力。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规定最高统治权力归属于皇帝，一般情况下最高权力也确实是掌握在皇帝的手中。但是，它又不是绝对的。在皇帝幼不更事，或皇帝昏庸无能，或皇帝病弱不支等情况下，皇帝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往往转移到皇帝身边的人手中。秦代以后，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如东汉末的权臣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皇帝只是他掌权的工具，这是家喻户晓的事。也就是说，“皇权”不等于“皇帝”，曹操虽然没有当上皇帝，但他控制了掌握最高权力的“皇帝”，他实际上也就至高无上了。
三、正确理解和把握中国古代科举制的演变
科举制是从隋至清历代封建王朝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而设科考试以考察人才、选拔官吏的制度。
第一，从隋初至唐初约100年是科举制度的产生和形成阶段。隋朝统一全国后，为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满足庶族地主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隋文帝时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开始用分科考试的方法来选拔官员。隋炀帝时，开设进士科，我国科举制从此诞生。唐王朝建立后，以隋朝初具规模的科举取士法为基础，正式确立了科举选官制。
第二，自唐初至明初约700余年是科举制度的发展兴盛阶段。唐朝科举大体分两类：一类是常科(又称“常举”)，有秀才、明经、进士、明书、明法、明算等基本科目，每年定期举行；另一类是制科(又称“制举”)，由天子主持，根据需要临时下令举行，唐以后各朝时有应用，但在科举制中不占重要地位。宋朝科举在唐基础上作了新的调整，特别重视进士和制科的考试，确立了三年一次的州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制度和皇帝亲自主持殿试决定进士等第。元朝科举与唐、宋王朝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带有浓厚的民族歧视色彩。明朝立国之初，注意搜集和培养人才，推行开科取士，曾下诏：“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勿得与官”，一时科举颇为兴盛。
第三，自明初至清末约500年是科举制度走向衰亡的阶段。其突出表现就是在内容和形式上发生重大变化，即考试内容只能在四书五经中命题，考生不得发挥个人见解；考试形式则出现了僵化的“八股文”，后人称之为“八股取士”。它禁锢束缚了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尤其是压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鸦片战争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维新思想空前发展，维新派在同顽固派的论战中提出“废科举而倡西学”的口号。公元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在颁布的“明定国事”诏书中也明确提出要“废科举，去书院，设学校”。1901至1905年，清政府推行“新政”，其中关于育才一项的主要内容就是“兴学堂，派游学，废科举”。1905年清政府宣布从第二年开始停止科举考试。至此，延续1300多年的中国封建科举制度终于结束了。
四、正确理解古希腊、古罗马平民的内涵
雅典城邦国家的平民阶层是指与有财有势的人相对的普通公民，当然平民不仅仅包括阿提卡原先的雅典居民，也包括一些移民(难民)和外国人，平民在整个国家的人口中占绝大多数，在经济上处于贫困的境地，经常遭受贵族高利贷、债务奴隶制、兼并土地等多种方式的盘剥，甚至有的平民被卖到海外抵偿债务。在政治上，平民处境更加可悲，在梭伦改革前，雅典大大小小的官职完全是根据财富和门第为标准来选举或指定，平民根本难以问津。即使军事民主制时代遗传下来的公民大会，也形同虚设，可见平民虽然享有公民权，但实际上无法参与国家政权，政权被贵族元老院把持，形成贵族阶层和平民阶层的尖锐矛盾，造成雅典社会严重的社会危机，因此出现了历史上的梭伦改革、克利斯提尼改革、伯利克里改革。而罗马平民起源于王政时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加剧了氏族内部的分化，富有家族依仗权势霸占公有地和氏族的公有财产，逐渐变成氏族贵族；而一般氏族成员因贫困破产，其地位日益下降，有的从事农业，有的从事工商业，形成了平民阶层，但是罗马的平民主要来自被征服地区。平民阶层人身是自由的，但无权分得公有地，不能与贵族通婚，不能担任公职，要纳税和服兵役，还普遍受到贵族的任意欺压和虐待，平民与贵族之间矛盾尖锐，因而出现了《十二铜表法》的颁布。
五、正确理解西方近代民主政治与“代议制”之间的关系
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确立和发展的过程就是西方代议制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在专制统治被推翻、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建立之后，关于人民如何行使权力的问题，“主权在民”的原则没有回答这一问题。近代资产阶级宪政实践表明，民族统一国家出现后，适合于小国寡民的直接民主制已经无法实现。因此，英国资产阶级在封建议会基础上首创代议制，并认为“议会主权”就是“人民主权”，此后代议民主制被西方国家普遍接受，也成为其政治制度的共同特点。
所谓“代议制”，就是公民通过选举代表组成代表机关，间接参政议政，讨论 决定国家大事，行使国家权力的一种民主制度和组织形式。其基本特点是议会掌握立法权，议员由选民选举产生，议会成为代议制的核心。英、法、美、德等国的代议制虽各有特点，但核心思想(代议制)是一致的。资产阶级通过设立议会，把国家的立法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以此来制约君主或总统滥用行政权力，从而通过立法保障资产阶级的利益。这种政治模式有利于调节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促进资本主义发展。
六、注意18世纪英国内阁制与明朝内阁制的区别
18世纪英国的内阁掌握实权，不对君主负责；君主“统而不治”，虚有其位。内阁是在议会下院大选中获胜的多数党领袖组成的，由国王任命，内阁拥有行政权，并对议会负责而不对国王负责。
中国明朝的内阁没有实权，只负责日常事务；君主专制，大权独揽。内阁只是皇帝的内侍机构，始终不是法定的中央一级行政机构，阁臣升降由皇帝决定，他们的主张采纳与否取决于皇帝，不能起到制约皇权的作用。
中英内阁最大的不同，就是所处社会的性质不同。明代内阁制是君主专制进一步强化的产物，英国内阁制是近代民主政治的产物。
七、怎样正确认识遵义会议的历史作用
第一，遵义会议正确处理丫党内存在的问题。从王明错误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内贯彻落实以来，中国革命就不断遭受挫折。遵义会议是在长征开始后“左”倾错误继续给党和红军造成巨大危害的危急情况下召开的。由于当时形势的制约，它只是从军事上、组织上纠正了“左”倾错误，而没有全面、彻底地清除党内的“左”倾思想。实践表明，这样做是有利于当时党的团结并战胜敌人的。
第二，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因为：首先，党的正确领导主要指思想路线的领导，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也就是从指导思想、方针、路线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其次，长征途中红军的中心任务是军事斗争，毛泽东进入三人军事领导小组，负责军事行动，从而确立了他在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第三，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这是因为：遵义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会议和决策，都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指导下进行的。长征初期，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失去电台联系。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等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内尖锐复杂的问题，既进行了积极的思想斗争，妥善地解决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分歧与矛盾，又团结了同志，避免了可能造成的党内分裂。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八、正确认识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第一，新中国成立后之所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其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中国是拥有56个民族的统一国家；二是旧中国由于历史条件、地理环境以及政府实行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政策，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一般比较落后；三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原则。
第二，所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按照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不同级别的民族自治区域和自治机关。在自治区域内，由当地民族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地方性的内部事务，行使自治权利。
第三，新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有重要历史意义。首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各民族平等联合、团结在祖国大家庭内，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最恰当的制度。其次，它满足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愿望，对实现民族平等、保证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调动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产生了深远影响。
分封制与郡县制都是中国古代社会重要的地方行政制度，且在一定时期内都产生过积极作用，对后世各朝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这两种地方行政制度是有重大区别的，我们切不可将其混淆。其主要表现在：
第一，传承方式不同。分封制实行世袭制。郡县制则不同，郡县的行政长官郡守和县令均由皇帝直接任免，不能世袭，即实行任免制。
第二，职责范围不同。在分封制下，受封的诸侯在封地内不但享有行政统治权，而且拥有对土地和人口的管理权，但受封的诸侯必须对周天子尽一定的义务。郡县制则不同，郡守和县令在辖区内只行使行政管理权，对土地和人口没有统治权。郡守和县令只负责管理人民、收取赋税、征发兵役和徭役。
第三，历史作用不同。分封制下的各诸侯国具有保卫王畿、保护国君绝对安全的义务，这与西周时期经济发展水平低、政治不稳定、文化差异较大的情形相适应，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各诸侯国在封地内拥有绝对的统治权，逐渐演变成完全独立的国家，春秋争霸局面的形成是分封制的必然产物。郡县制的出现及推行，消除了由分封割据带来的隐患，使皇帝能够直接控制地方，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的组成部分。
二、正确认识中国古代专制皇权
第一，中国古代专制皇权，是中国古代自然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第二，中国自秦以后，专制皇权在不断加强，但这并不意味着是绝对地一天比一天加强，而仅仅是指其发展总趋势是在不断加强而已。如元朝中期后，宰相权势过重，不时卷入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甚至可以左右皇位的继承。引起政局动荡。明朝沿袭元制，设中书省，有左、右丞相，位高权重，才有后来废丞相分权于六部。这实际上从一个侧面说明，皇权有时被“削弱”了，并没有绝对地在“不断加强”。不过，个别皇帝受到宰相的制约，甚至皇帝的废立被宰相所左右，并不是皇权真正“削弱”，而只是皇权的短暂“转移”。
第三，中国古代专制皇权是“皇权”至上，而不是“皇帝”至上。皇权，是指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最高的统治权力。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规定最高统治权力归属于皇帝，一般情况下最高权力也确实是掌握在皇帝的手中。但是，它又不是绝对的。在皇帝幼不更事，或皇帝昏庸无能，或皇帝病弱不支等情况下，皇帝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往往转移到皇帝身边的人手中。秦代以后，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如东汉末的权臣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皇帝只是他掌权的工具，这是家喻户晓的事。也就是说，“皇权”不等于“皇帝”，曹操虽然没有当上皇帝，但他控制了掌握最高权力的“皇帝”，他实际上也就至高无上了。
三、正确理解和把握中国古代科举制的演变
科举制是从隋至清历代封建王朝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而设科考试以考察人才、选拔官吏的制度。
第一，从隋初至唐初约100年是科举制度的产生和形成阶段。隋朝统一全国后，为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满足庶族地主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隋文帝时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开始用分科考试的方法来选拔官员。隋炀帝时，开设进士科，我国科举制从此诞生。唐王朝建立后，以隋朝初具规模的科举取士法为基础，正式确立了科举选官制。
第二，自唐初至明初约700余年是科举制度的发展兴盛阶段。唐朝科举大体分两类：一类是常科(又称“常举”)，有秀才、明经、进士、明书、明法、明算等基本科目，每年定期举行；另一类是制科(又称“制举”)，由天子主持，根据需要临时下令举行，唐以后各朝时有应用，但在科举制中不占重要地位。宋朝科举在唐基础上作了新的调整，特别重视进士和制科的考试，确立了三年一次的州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制度和皇帝亲自主持殿试决定进士等第。元朝科举与唐、宋王朝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带有浓厚的民族歧视色彩。明朝立国之初，注意搜集和培养人才，推行开科取士，曾下诏：“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勿得与官”，一时科举颇为兴盛。
第三，自明初至清末约500年是科举制度走向衰亡的阶段。其突出表现就是在内容和形式上发生重大变化，即考试内容只能在四书五经中命题，考生不得发挥个人见解；考试形式则出现了僵化的“八股文”，后人称之为“八股取士”。它禁锢束缚了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尤其是压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鸦片战争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维新思想空前发展，维新派在同顽固派的论战中提出“废科举而倡西学”的口号。公元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在颁布的“明定国事”诏书中也明确提出要“废科举，去书院，设学校”。1901至1905年，清政府推行“新政”，其中关于育才一项的主要内容就是“兴学堂，派游学，废科举”。1905年清政府宣布从第二年开始停止科举考试。至此，延续1300多年的中国封建科举制度终于结束了。
四、正确理解古希腊、古罗马平民的内涵
雅典城邦国家的平民阶层是指与有财有势的人相对的普通公民，当然平民不仅仅包括阿提卡原先的雅典居民，也包括一些移民(难民)和外国人，平民在整个国家的人口中占绝大多数，在经济上处于贫困的境地，经常遭受贵族高利贷、债务奴隶制、兼并土地等多种方式的盘剥，甚至有的平民被卖到海外抵偿债务。在政治上，平民处境更加可悲，在梭伦改革前，雅典大大小小的官职完全是根据财富和门第为标准来选举或指定，平民根本难以问津。即使军事民主制时代遗传下来的公民大会，也形同虚设，可见平民虽然享有公民权，但实际上无法参与国家政权，政权被贵族元老院把持，形成贵族阶层和平民阶层的尖锐矛盾，造成雅典社会严重的社会危机，因此出现了历史上的梭伦改革、克利斯提尼改革、伯利克里改革。而罗马平民起源于王政时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加剧了氏族内部的分化，富有家族依仗权势霸占公有地和氏族的公有财产，逐渐变成氏族贵族；而一般氏族成员因贫困破产，其地位日益下降，有的从事农业，有的从事工商业，形成了平民阶层，但是罗马的平民主要来自被征服地区。平民阶层人身是自由的，但无权分得公有地，不能与贵族通婚，不能担任公职，要纳税和服兵役，还普遍受到贵族的任意欺压和虐待，平民与贵族之间矛盾尖锐，因而出现了《十二铜表法》的颁布。
五、正确理解西方近代民主政治与“代议制”之间的关系
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确立和发展的过程就是西方代议制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在专制统治被推翻、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建立之后，关于人民如何行使权力的问题，“主权在民”的原则没有回答这一问题。近代资产阶级宪政实践表明，民族统一国家出现后，适合于小国寡民的直接民主制已经无法实现。因此，英国资产阶级在封建议会基础上首创代议制，并认为“议会主权”就是“人民主权”，此后代议民主制被西方国家普遍接受，也成为其政治制度的共同特点。
所谓“代议制”，就是公民通过选举代表组成代表机关，间接参政议政，讨论 决定国家大事，行使国家权力的一种民主制度和组织形式。其基本特点是议会掌握立法权，议员由选民选举产生，议会成为代议制的核心。英、法、美、德等国的代议制虽各有特点，但核心思想(代议制)是一致的。资产阶级通过设立议会，把国家的立法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以此来制约君主或总统滥用行政权力，从而通过立法保障资产阶级的利益。这种政治模式有利于调节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促进资本主义发展。
六、注意18世纪英国内阁制与明朝内阁制的区别
18世纪英国的内阁掌握实权，不对君主负责；君主“统而不治”，虚有其位。内阁是在议会下院大选中获胜的多数党领袖组成的，由国王任命，内阁拥有行政权，并对议会负责而不对国王负责。
中国明朝的内阁没有实权，只负责日常事务；君主专制，大权独揽。内阁只是皇帝的内侍机构，始终不是法定的中央一级行政机构，阁臣升降由皇帝决定，他们的主张采纳与否取决于皇帝，不能起到制约皇权的作用。
中英内阁最大的不同，就是所处社会的性质不同。明代内阁制是君主专制进一步强化的产物，英国内阁制是近代民主政治的产物。
七、怎样正确认识遵义会议的历史作用
第一，遵义会议正确处理丫党内存在的问题。从王明错误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内贯彻落实以来，中国革命就不断遭受挫折。遵义会议是在长征开始后“左”倾错误继续给党和红军造成巨大危害的危急情况下召开的。由于当时形势的制约，它只是从军事上、组织上纠正了“左”倾错误，而没有全面、彻底地清除党内的“左”倾思想。实践表明，这样做是有利于当时党的团结并战胜敌人的。
第二，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因为：首先，党的正确领导主要指思想路线的领导，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也就是从指导思想、方针、路线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其次，长征途中红军的中心任务是军事斗争，毛泽东进入三人军事领导小组，负责军事行动，从而确立了他在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第三，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这是因为：遵义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会议和决策，都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指导下进行的。长征初期，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失去电台联系。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等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内尖锐复杂的问题，既进行了积极的思想斗争，妥善地解决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分歧与矛盾，又团结了同志，避免了可能造成的党内分裂。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八、正确认识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第一，新中国成立后之所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其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中国是拥有56个民族的统一国家；二是旧中国由于历史条件、地理环境以及政府实行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政策，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一般比较落后；三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原则。
第二，所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按照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不同级别的民族自治区域和自治机关。在自治区域内，由当地民族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地方性的内部事务，行使自治权利。
第三，新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有重要历史意义。首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各民族平等联合、团结在祖国大家庭内，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最恰当的制度。其次，它满足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愿望，对实现民族平等、保证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调动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