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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4月29日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与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进行视频通话，以及5月底海军上将孙建国与美防长卡特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寒暄后，6月上中旬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又在美国与阿什顿·卡特会谈，还参观多处美军基地及可能替代“华盛顿号”驻日的“里根号”航母。在美国明年大选的背景下，中美军界高层的会晤，将为之后一年多中美海军的活动画出“红线”。
实际上，美中两国已相继发布了指引未来10年海洋战略的纲领性文件。美方的《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是2007年同名备忘录的修订版，它在延续“确保由海介入能力”的同时，进一步突出了“前沿”、“参与”、“即时”三个关键词。北京则是在5月26日发布的《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中，提出了“实现近海防御型（海军）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型结合转变”的长期目标。
一者“介入”、“前沿”，一者“防御”、“护卫”，表面上反映的是两国海军当前的能力差距，实则体现了两种迥异的海军战略理念。它们之间有冲突也有互补，在磨合中摸索和平共处。
美国海军惯常以备忘录的形式，对其战略目标和用兵思路加以公开。1986年，苏联海军的威胁达到最高潮，美方下决心以“攻势制海”作为回应，意图将苏联舰队封锁、歼灭在海上。但在苏联解体之后，预算高昂的“在海上”（In the Sea）模式被修改为“从海上”（From the Sea），舰队不再试图独立赢得战争，而是作为三军统合战略的载体之一发挥作用。到了2007年的初版《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海军对其区域重心和全球任务已经有了明确规划：在地区层面，以西太平洋-印度洋-波斯湾为中心，保护美国的重大利益、挫败潜在的敌对势力和竞争者；在全球层面，部署多个融合有海军、陆战队以及海岸警卫队的特遣任务群，执行包括威慑、防御、合作在内的六项任务。
2015年版的《合作战略》延续了华盛顿近1/4个世纪以来的战略目标，它将海军的任务设定为：“前沿部署、前出驻扎的（美国）海军部队应利用全球海洋公域作为机动介质，确保对海外地区的介入自由，防卫在那些地区的关键利益，保护在海外的我国公民，并防止敌人利用海洋本身来反对我们。”
应当这样理解美军新战略提“全域介入”（All Domain Access）的逻辑：尽管今日的全球经济已大大不同于17～18世纪“贸易即富源”的模式，但海洋作为经济交往通道的价值依然十分突出。在虚拟空间进行的资本流动，很大程度上仍旧依赖于海上运输，而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利益遍布五大洲，皆由海洋航线加以联通。是故最大限度地保障海路畅通不止是维系外部威望的基础，而且是一项内政措施—它服务于构成美国经济基础的私人资本。更有甚者，作为全球化浪潮关键基础的普遍航行自由并非自然生成，而是“美国第一”（American Primacy）的副产品。美国以其无与伦比的海军确保了全球海上通道的开放，使各国无须承担海洋安保义务便可使用这一机动介质；相应地，美国也具备了更大的话语权和执行力，去限制其他国家对海洋的军事利用。
至于备忘录标题中特别嵌入的3个关键词，它们依旧体现了美国兼顾地区和全球两个层次的用心：“前沿”和“即时”意在预防印度洋和亚太地区出现贸易独占者（意在脱离全球市场）或贸易阻断者（意在直接打击美国经济），并确保在这类情况发生时，能以相应强度的武力施加惩戒。航母战斗群和两栖集群乃是最直接的介入工具，常态化的侦察与监视则意在对假想敌的能力和动机做出评估。“参与”则是要鼓励和带动其他国家加入对全球航行自由的维护，借此呼应对外战略重心的转移。在印度洋和亚太地区，华盛顿不仅承诺会继续加强同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6个传统盟友的合作，而且列出了包括印度和越南在内的8个新伙伴，与“再平衡”的布局关系不言而喻。
与美国海洋战略的反复修正相比，解放军海军的战略指导表现得远为审慎和一致。自“近岸防御”路线在1985年被修正为“近海防御”以来，尽管中国海军领导层曾在1997年提出“变近海防御型海军为远洋区域型海军”的目标，但以周边海域为重心的防御性战略至今仍未发生根本性变化。2015年版军事战略白皮书依然表示：“（解放军）海军按照近海防御、远海护卫的战略要求，逐步实现近海防御型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型结合转变，构建合成、多能、高效的海上作战力量体系。”
所谓“近海防御”，就性质而言可分为两类任务：一是拓展在西太平洋尤其是第二岛链以内的海上防御纵深，从而最大限度地确保中国最富经济活力的东部沿海地区的安全；二是保障对发展经济至关重要、且仍在不断延伸的海上交通线的安全。从1990年代中期到当下，中国用20年左右的时间将其近海防御圈的覆盖范围延伸到了150～200海里（即整个专属经济区），从而在第一岛链内建立起了事实上的有效对海控制。至于白皮书提到的另一概念“远海护卫”，至少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在远离本土600海里以上的区域，进一步提升对海上交通线的防卫能力，具体措施包括在南海建立侦察和补给据点，尝试在印度洋的水下巡航，以及获取区域外基地的努力；二是继续培养实施区域外非传统安全行动的能力，如海军外交、海上联合执法、人道主义救援等。
应当承认，和具备全球级海洋能力的美国相比，今日的中国海军本质上还是一支“先进中等海上力量”（Developed Medium Sea Power）：它已经具备了足够的自卫能力，但在跨区域活动和投送能力方面劣势明显，并且对全球主要的海洋地理遏制点（Choke Point）缺乏影响。以此观之，所谓“中国海上力量的扩张带来的挑战”，似有言过其实之嫌。
但从另一角度看，中国特殊的海洋地理形势，在无形中放大了其海上力量的杠杆作用。在背靠大陆、依托远程岸基武器和沿海基地体系的情况下，濒临边缘海（如黄海、东海和南海）的国家可以首先对狭窄的半封闭海域建立控制，进而以此为基础、向邻接的遏制点和大洋边缘推进。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对边缘海以及重要遏制点的控制将使一国获得争夺公海制海权的机会；最不理想的情况也可造就一种海上拒止（Sea Denial）态势，使敌方无法利用边缘海对该国实施干涉。 换言之，“步步为营”的实质是将分块蚕食陆上领土的模式搬到海上，以远程岸基武器作为保护伞，掩护海军分阶段、分区块地提升作战能力，最终造就一道距本国海岸线数千海里的“防御蓝带”。防御者不必在全球击败海洋强国，只须使对手在越过“蓝带”时要冒遭受重大损失的风险，便足以限制对手的行动。而最近5～10年美国极力渲染的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或曰“要塞舰队”（Fortress Fleet）战略，正是这样一种模式：它以反舰弹道导弹（ASBM）作为保护伞，意在取消美国对西太平洋沿岸的即时干预能力，最终将影响到全球海洋经济的开放性和统一性：这恰好与美国海上战略的两大目标完全对立。是故尽管A2/AD完全是出于美方本身的揣测，华盛顿对此却表现出如临大敌式的警惕，并在新战略备忘录中以“全域介入”作为回应。
问题在于：一个半封闭的“海上要塞”，或者以保卫本土为宗旨的“防御蓝带”，对中国究竟有多大意义？
从广义上说，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乃是一种“海洋转型”进程，它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海洋这一全球公域，并且与主导性海洋强国（美国）操控的开放政治经济体系不谋而合。而在30余年的开放为中国积累起可观的红利之后，北京同样试图以亚投行、“一带一路”倡议、亚太自贸区（FTAAP）路线图等步骤影响更多的国家。既有的外向型经济以及输出资本的意愿，决定了局限在东亚一隅的半封闭势力范围对中国的价值不大。
对南海岛礁的经营，乃至试水印度洋的探索，合乎中国海军立足防御、稳步扩展影响力的既定策略，但不宜，也不必使其成为营造“要塞”的先声。历史已经多次证明，像陆上战略那样步步为营地累积海上控制范围的“量”，并不能带来海洋能力层次上的“质”变。“一战”前的德国曾试图以“风险舰队”控制北海，继而以北海为杠杆，要求全球范围内的话语权；但一旦英国以远程封锁方式限制了德国海军的活动范围，远离大西洋航路的北海即使为德国所独占，产生的影响也微乎其微。苏联海军同样试图完全控制其濒临的边缘海，但在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时，需要兼顾陆海两个方向的莫斯科被证明很难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于海洋。这足以彻底否定“要塞战略”的模式。
事实上，美国自身亦不得不承认：对中国“要塞战略”的判断更多是基于推测，而中国海洋能力上升带来的首先是正面效应。新版战略备忘录明确承认：“中国海军向印度洋和太平洋进军带来的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国已经证明它有能力接受国际规范、制度，以及与日益上升的权势地位相称的行为准则。”而海洋就其性质而言，恰恰是最适于分享和合作的介质。在反海盗、执行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任务、在冲突地区实施撤侨以及从整体上保护海洋交通线等问题上，中美两国的利益和目标一致，这使得它们有可能联手来确保海洋公域的安全。中国海军远洋作战能力的提升，尤其是在区域外投送能力（航母、大型两栖舰）方面的进展，可以分担美国维持全球航行自由的成本；当中国不是试图另起炉灶创建一个新的国际体系，而是积极融入现有的框架时，双方的冲突系数将大大降低。
而与合作和交流并存的中美海上“摩擦”，同样可以从反向加以理解：从2001年的“4·1”撞机事件到近期的南海舰机对峙，中国在14年时间里将其空中侦测和拦截的有效范围扩大了500海里以上，本身即是中国海军作战能力提升的表现。不论双方在动机方面的差异，随着中国海军远海护卫和全球活动能力的增长，与其他国家海军，尤其是在多个海区维持前沿存在的美国海军的各种接触和互动势必进一步增加，而且未必都是善意的。这类接触在考验中国海军灵活性的同时，也为了解和总结对方的行为模式，乃至形成对我有利的海洋“新常态”提供了机会。在通过参与“环太平洋2014”联合军演等活动积累正面国际合作经验的同时，有节制的海上试探、监视、侦听、跟踪与反跟踪等活动，同样可以成为提升战斗力的台阶，并且在和平时期的活动中尤有意义。
一言以蔽之，中国作为一个海岸线并不与公海直接对接的国家，需要首先在周边的“边缘海”拓展战略纵深，继而争取安全通过关键水道和地理“遏制点”的自由；同时，在跨区域作战能力有待养成，而“一带一路”规划把海陆并列为资本外输重点方向的背景下，中国海军的合理定位应当是“先进中等海上力量”，在进一步巩固主要交通线安全的同时，参与更多的区域外非传统安全行动。
实际上，美中两国已相继发布了指引未来10年海洋战略的纲领性文件。美方的《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是2007年同名备忘录的修订版，它在延续“确保由海介入能力”的同时，进一步突出了“前沿”、“参与”、“即时”三个关键词。北京则是在5月26日发布的《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中，提出了“实现近海防御型（海军）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型结合转变”的长期目标。
一者“介入”、“前沿”，一者“防御”、“护卫”，表面上反映的是两国海军当前的能力差距，实则体现了两种迥异的海军战略理念。它们之间有冲突也有互补，在磨合中摸索和平共处。
美军新战略提“全域介入”
美国海军惯常以备忘录的形式，对其战略目标和用兵思路加以公开。1986年，苏联海军的威胁达到最高潮，美方下决心以“攻势制海”作为回应，意图将苏联舰队封锁、歼灭在海上。但在苏联解体之后，预算高昂的“在海上”（In the Sea）模式被修改为“从海上”（From the Sea），舰队不再试图独立赢得战争，而是作为三军统合战略的载体之一发挥作用。到了2007年的初版《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海军对其区域重心和全球任务已经有了明确规划：在地区层面，以西太平洋-印度洋-波斯湾为中心，保护美国的重大利益、挫败潜在的敌对势力和竞争者；在全球层面，部署多个融合有海军、陆战队以及海岸警卫队的特遣任务群，执行包括威慑、防御、合作在内的六项任务。
2015年版的《合作战略》延续了华盛顿近1/4个世纪以来的战略目标，它将海军的任务设定为：“前沿部署、前出驻扎的（美国）海军部队应利用全球海洋公域作为机动介质，确保对海外地区的介入自由，防卫在那些地区的关键利益，保护在海外的我国公民，并防止敌人利用海洋本身来反对我们。”
应当这样理解美军新战略提“全域介入”（All Domain Access）的逻辑：尽管今日的全球经济已大大不同于17～18世纪“贸易即富源”的模式，但海洋作为经济交往通道的价值依然十分突出。在虚拟空间进行的资本流动，很大程度上仍旧依赖于海上运输，而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利益遍布五大洲，皆由海洋航线加以联通。是故最大限度地保障海路畅通不止是维系外部威望的基础，而且是一项内政措施—它服务于构成美国经济基础的私人资本。更有甚者，作为全球化浪潮关键基础的普遍航行自由并非自然生成，而是“美国第一”（American Primacy）的副产品。美国以其无与伦比的海军确保了全球海上通道的开放，使各国无须承担海洋安保义务便可使用这一机动介质；相应地，美国也具备了更大的话语权和执行力，去限制其他国家对海洋的军事利用。
至于备忘录标题中特别嵌入的3个关键词，它们依旧体现了美国兼顾地区和全球两个层次的用心：“前沿”和“即时”意在预防印度洋和亚太地区出现贸易独占者（意在脱离全球市场）或贸易阻断者（意在直接打击美国经济），并确保在这类情况发生时，能以相应强度的武力施加惩戒。航母战斗群和两栖集群乃是最直接的介入工具，常态化的侦察与监视则意在对假想敌的能力和动机做出评估。“参与”则是要鼓励和带动其他国家加入对全球航行自由的维护，借此呼应对外战略重心的转移。在印度洋和亚太地区，华盛顿不仅承诺会继续加强同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6个传统盟友的合作，而且列出了包括印度和越南在内的8个新伙伴，与“再平衡”的布局关系不言而喻。
中国的“远近结合”
与美国海洋战略的反复修正相比，解放军海军的战略指导表现得远为审慎和一致。自“近岸防御”路线在1985年被修正为“近海防御”以来，尽管中国海军领导层曾在1997年提出“变近海防御型海军为远洋区域型海军”的目标，但以周边海域为重心的防御性战略至今仍未发生根本性变化。2015年版军事战略白皮书依然表示：“（解放军）海军按照近海防御、远海护卫的战略要求，逐步实现近海防御型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型结合转变，构建合成、多能、高效的海上作战力量体系。”
所谓“近海防御”，就性质而言可分为两类任务：一是拓展在西太平洋尤其是第二岛链以内的海上防御纵深，从而最大限度地确保中国最富经济活力的东部沿海地区的安全；二是保障对发展经济至关重要、且仍在不断延伸的海上交通线的安全。从1990年代中期到当下，中国用20年左右的时间将其近海防御圈的覆盖范围延伸到了150～200海里（即整个专属经济区），从而在第一岛链内建立起了事实上的有效对海控制。至于白皮书提到的另一概念“远海护卫”，至少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在远离本土600海里以上的区域，进一步提升对海上交通线的防卫能力，具体措施包括在南海建立侦察和补给据点，尝试在印度洋的水下巡航，以及获取区域外基地的努力；二是继续培养实施区域外非传统安全行动的能力，如海军外交、海上联合执法、人道主义救援等。
应当承认，和具备全球级海洋能力的美国相比，今日的中国海军本质上还是一支“先进中等海上力量”（Developed Medium Sea Power）：它已经具备了足够的自卫能力，但在跨区域活动和投送能力方面劣势明显，并且对全球主要的海洋地理遏制点（Choke Point）缺乏影响。以此观之，所谓“中国海上力量的扩张带来的挑战”，似有言过其实之嫌。
但从另一角度看，中国特殊的海洋地理形势，在无形中放大了其海上力量的杠杆作用。在背靠大陆、依托远程岸基武器和沿海基地体系的情况下，濒临边缘海（如黄海、东海和南海）的国家可以首先对狭窄的半封闭海域建立控制，进而以此为基础、向邻接的遏制点和大洋边缘推进。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对边缘海以及重要遏制点的控制将使一国获得争夺公海制海权的机会；最不理想的情况也可造就一种海上拒止（Sea Denial）态势，使敌方无法利用边缘海对该国实施干涉。 换言之，“步步为营”的实质是将分块蚕食陆上领土的模式搬到海上，以远程岸基武器作为保护伞，掩护海军分阶段、分区块地提升作战能力，最终造就一道距本国海岸线数千海里的“防御蓝带”。防御者不必在全球击败海洋强国，只须使对手在越过“蓝带”时要冒遭受重大损失的风险，便足以限制对手的行动。而最近5～10年美国极力渲染的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或曰“要塞舰队”（Fortress Fleet）战略，正是这样一种模式：它以反舰弹道导弹（ASBM）作为保护伞，意在取消美国对西太平洋沿岸的即时干预能力，最终将影响到全球海洋经济的开放性和统一性：这恰好与美国海上战略的两大目标完全对立。是故尽管A2/AD完全是出于美方本身的揣测，华盛顿对此却表现出如临大敌式的警惕，并在新战略备忘录中以“全域介入”作为回应。
超越“要塞战略”
问题在于：一个半封闭的“海上要塞”，或者以保卫本土为宗旨的“防御蓝带”，对中国究竟有多大意义？
从广义上说，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乃是一种“海洋转型”进程，它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海洋这一全球公域，并且与主导性海洋强国（美国）操控的开放政治经济体系不谋而合。而在30余年的开放为中国积累起可观的红利之后，北京同样试图以亚投行、“一带一路”倡议、亚太自贸区（FTAAP）路线图等步骤影响更多的国家。既有的外向型经济以及输出资本的意愿，决定了局限在东亚一隅的半封闭势力范围对中国的价值不大。
对南海岛礁的经营，乃至试水印度洋的探索，合乎中国海军立足防御、稳步扩展影响力的既定策略，但不宜，也不必使其成为营造“要塞”的先声。历史已经多次证明，像陆上战略那样步步为营地累积海上控制范围的“量”，并不能带来海洋能力层次上的“质”变。“一战”前的德国曾试图以“风险舰队”控制北海，继而以北海为杠杆，要求全球范围内的话语权；但一旦英国以远程封锁方式限制了德国海军的活动范围，远离大西洋航路的北海即使为德国所独占，产生的影响也微乎其微。苏联海军同样试图完全控制其濒临的边缘海，但在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时，需要兼顾陆海两个方向的莫斯科被证明很难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于海洋。这足以彻底否定“要塞战略”的模式。
事实上，美国自身亦不得不承认：对中国“要塞战略”的判断更多是基于推测，而中国海洋能力上升带来的首先是正面效应。新版战略备忘录明确承认：“中国海军向印度洋和太平洋进军带来的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国已经证明它有能力接受国际规范、制度，以及与日益上升的权势地位相称的行为准则。”而海洋就其性质而言，恰恰是最适于分享和合作的介质。在反海盗、执行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任务、在冲突地区实施撤侨以及从整体上保护海洋交通线等问题上，中美两国的利益和目标一致，这使得它们有可能联手来确保海洋公域的安全。中国海军远洋作战能力的提升，尤其是在区域外投送能力（航母、大型两栖舰）方面的进展，可以分担美国维持全球航行自由的成本；当中国不是试图另起炉灶创建一个新的国际体系，而是积极融入现有的框架时，双方的冲突系数将大大降低。
而与合作和交流并存的中美海上“摩擦”，同样可以从反向加以理解：从2001年的“4·1”撞机事件到近期的南海舰机对峙，中国在14年时间里将其空中侦测和拦截的有效范围扩大了500海里以上，本身即是中国海军作战能力提升的表现。不论双方在动机方面的差异，随着中国海军远海护卫和全球活动能力的增长，与其他国家海军，尤其是在多个海区维持前沿存在的美国海军的各种接触和互动势必进一步增加，而且未必都是善意的。这类接触在考验中国海军灵活性的同时，也为了解和总结对方的行为模式，乃至形成对我有利的海洋“新常态”提供了机会。在通过参与“环太平洋2014”联合军演等活动积累正面国际合作经验的同时，有节制的海上试探、监视、侦听、跟踪与反跟踪等活动，同样可以成为提升战斗力的台阶，并且在和平时期的活动中尤有意义。
一言以蔽之，中国作为一个海岸线并不与公海直接对接的国家，需要首先在周边的“边缘海”拓展战略纵深，继而争取安全通过关键水道和地理“遏制点”的自由；同时，在跨区域作战能力有待养成，而“一带一路”规划把海陆并列为资本外输重点方向的背景下，中国海军的合理定位应当是“先进中等海上力量”，在进一步巩固主要交通线安全的同时，参与更多的区域外非传统安全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