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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文学》走过了四十年的光辉道路。它在为西藏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同时，也与西藏文学一样，面临着新的挑战，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西藏文学在中国，乃至世界，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的魅力，得益于西藏这一片神奇的土地。任谁写出雪域高原的传奇景观和神性文化，他的作品何愁没有读者，又何愁不会引起热烈的反响？
在西藏的传奇和神性已较为广泛地为大众所了解的今天，如何讲好西藏的故事，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如何经由视界的融合，向世界展现一个新的西藏，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向世界宣告新的西藏精神和西藏的新发展。
西藏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文化傳统，西藏又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一员，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血肉相连。因此，所谓视界融合，主要就是神性与人性的融合、信仰与世俗的融合、“西藏”与内地的融合。这三个“融合”，归结到一点，就是要求作家从中国乃至人类的普遍性高度写出西藏的独特性，又从西藏的独特性中写出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命运，写出人类共同的价值理念。西藏文学中的神性要有深厚的人性基础，而人性又应该升华到神圣的境界，使西藏题材的作品具备博大崇高的美，又能被广大的读者所接受。宗教中神性要能为世俗民众所理解，它就应该与世俗兼容，并借以提升世俗的生活，但显然要由宗教与世俗相通一面的内容来指引人们对世俗意义的理解，而不是以信仰取代世俗生活。表现西藏的地域特色，要有西藏的视界，而优秀的文学显然又不能局限于此，而应该把西藏的历史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联系起来，从中华民族的总体立场来观察和理解西藏的历史变迁，展望西藏的未来。
我觉得在实践视界融合的这个方面，阿来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阿来生于大渡河一条支流——梭磨河畔汉藏结合部的一个藏族寨子里。他的母亲是藏人，父亲是回族，按他自己的说法，从童年时代起，他就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从小学到大学，他“学习汉语，使用汉语。回到日常生活中又用藏语交流，表达看到的一切东西。在我成长的年代，一个藏语乡村背景的年轻人，最后一次走出学校的大门时，已经能够纯熟地运用汉语会话和书写，但母语藏语，却像童年时代一样，依然是一种口头语言。汉语是统领着广大乡野的城镇语言。藏语的乡野就汇聚在这些讲着官方语言的城镇的周围。每当我走出狭小的城镇，进入广大的乡野，就会感到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看到两种语言笼罩下呈现出的不同心灵景观。我想，这肯定是一种奇异的经验”。“正是在两种语言间的不断穿行，培养了我最初的文学敏感。使我成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①
藏汉混居，实际就是两种文化的一个“中间地带”。阿来在这样的“中间地带”成长，不仅在文化上，也在生命血液里具备了汉、藏两个民族的特点，使自己既在汉藏文化传统中，又不完全属于任何一个传统，从而获得了一种跨界的、混合的文化身份。他的作品具备了深入西藏社会的某种锐利性，达成了“藏族生存”、“中国生存”与“人类生存”的共鸣。他的《尘埃落定》，有浓郁的西藏神性文化气脉，但阿来并没有沉浸在这种神性文化中；相反，他从历史的高度，从人类普遍性的发展方向上，采取批判的态度，写出土司制度的必然没落，写出了这个制度没落过程中不同人等的心理，写出了人性的复杂性。因为作品揭示的深刻，触及了人类共同的生存体验，它就成为一部名著，不仅走出西藏，而且走出中国，引起世界的关注。可以设想，如果仅仅写出西藏体验，写出宗教和信仰的体验，而与中国的历史无关，或者缺少中国的观念，缺少人类的共性，你也许可以把故事写成传奇，具有非常独特的西藏特色，但不一定会得到广泛的认同，获得像阿来这样的成功。
人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我觉得这句名言要有一个使之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前提，即所谓的民族性本身，必须具备成为世界性的内在活力。僵化的民族性，单纯地作为历史标记的民族性，与当下人类和世界没有活的精神联系的民族性，是没有生命力的。它至多成为一种历史的标记，甚至有可能成为民族精神的丑陋的标记，如同鲁迅批评过的“国粹”，像小脚、辫子，明显就是民族性的糟粕，何以成为世界的？
在人类历史上，既是宗教典籍又是世俗名著的范例，是《圣经》。《圣经》的不少篇章原是民间文学，凝聚了人类早期的生命体验和民间信仰。后来成为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共同的典籍，世俗和宗教并存，并不冲突。到世俗和宗教各执一端的时候，和平就遇到挑战。也有一些作家，从世俗走向宗教，但最终以宗教否定了世俗生活，这对文学并非好事，它事实上限制了作家对世俗生活的体验，削弱他的艺术创造力，也缩小他作品的读者范围。
阿来的成功，就在于他没有被一种固定的观念所束缚。他的混合性身份，是在文化传统和历史进程中经由游走而生成的。游走，就是借助历史提供的机遇所进行的穿行和跨越，在穿行和跨越中见识了不同的文化，逐渐生成个人的见识和信仰。在这样的过程中，个人的见识和信仰是与直接的生命体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哪怕没有具体的宗教背景，也可能形成自然朴素的宗教般的人生情怀。托尔斯泰晚年离家出走，去践行自己的诺言，那种决断，分明包含着悲悯人类的宗教般的博大情怀。沈从文说创作是一种皈依，要在绝对的皈依和沉溺中见到神，就是视创作为神圣事业的那种宗教般的奉献精神。
西藏的土地并不缺乏神性和信仰，这些在阿来的作品中已经融化在细节和人物的心理体验中了。而阿来的不简单，我认为就在于他从不同文化传统中游走而生成的那种创造能力，使他能把西藏的神性、信仰与中国历史、人类命运创造性地联系起来。因此，人们也就不难发现阿来之关注西藏生活，常用一种现代性的审视眼光。《尘埃落定》是如此，他近年一些现实题材的作品，如“山珍三部”（《三只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触及官场的弊端和人性的缺点之深，同样令人印象深刻。这是因为他的作品超越了西藏的地域性，达到了具有较为广泛普遍性的现代高度。或许正因为这样，他的一些作品受到了西方一些学者的指责，这些学者“感到愤怒”，“因为那些现实的书写颠覆了他们对于西藏的规定性，没有把西藏写成一个祥云缭绕的宗教之国，一个遗世独立的香格里拉”。② 显然，这不是阿来的缺陷，恰恰是他的成就，说明阿来对西藏的艺术审视超越了狭隘的地域性视角，而以现代性的眼光打破了西方一些人的僵化思想和固定观念。
阿来的成功告诉我们，一个藏族作家写西藏，有他的独特优势，但同时他也应该向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那就是不仅要深入了解西藏，了解西藏的历史和文化，了解西藏的现实，还应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深入地了解世界，深入地了解整个人类，从而获得扎根西藏而又超越西藏、达到中国现代文明和人类共同追求的能力。这样，人们才可以期待你写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优秀作品，甚至写出能让全世界的读者怦然心动、灵魂为之震撼的不朽名作。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邵星
西藏文学在中国，乃至世界，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的魅力，得益于西藏这一片神奇的土地。任谁写出雪域高原的传奇景观和神性文化，他的作品何愁没有读者，又何愁不会引起热烈的反响？
在西藏的传奇和神性已较为广泛地为大众所了解的今天，如何讲好西藏的故事，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如何经由视界的融合，向世界展现一个新的西藏，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向世界宣告新的西藏精神和西藏的新发展。
西藏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文化傳统，西藏又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一员，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血肉相连。因此，所谓视界融合，主要就是神性与人性的融合、信仰与世俗的融合、“西藏”与内地的融合。这三个“融合”，归结到一点，就是要求作家从中国乃至人类的普遍性高度写出西藏的独特性，又从西藏的独特性中写出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命运，写出人类共同的价值理念。西藏文学中的神性要有深厚的人性基础，而人性又应该升华到神圣的境界，使西藏题材的作品具备博大崇高的美，又能被广大的读者所接受。宗教中神性要能为世俗民众所理解，它就应该与世俗兼容，并借以提升世俗的生活，但显然要由宗教与世俗相通一面的内容来指引人们对世俗意义的理解，而不是以信仰取代世俗生活。表现西藏的地域特色，要有西藏的视界，而优秀的文学显然又不能局限于此，而应该把西藏的历史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联系起来，从中华民族的总体立场来观察和理解西藏的历史变迁，展望西藏的未来。
我觉得在实践视界融合的这个方面，阿来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阿来生于大渡河一条支流——梭磨河畔汉藏结合部的一个藏族寨子里。他的母亲是藏人，父亲是回族，按他自己的说法，从童年时代起，他就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从小学到大学，他“学习汉语，使用汉语。回到日常生活中又用藏语交流，表达看到的一切东西。在我成长的年代，一个藏语乡村背景的年轻人，最后一次走出学校的大门时，已经能够纯熟地运用汉语会话和书写，但母语藏语，却像童年时代一样，依然是一种口头语言。汉语是统领着广大乡野的城镇语言。藏语的乡野就汇聚在这些讲着官方语言的城镇的周围。每当我走出狭小的城镇，进入广大的乡野，就会感到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看到两种语言笼罩下呈现出的不同心灵景观。我想，这肯定是一种奇异的经验”。“正是在两种语言间的不断穿行，培养了我最初的文学敏感。使我成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①
藏汉混居，实际就是两种文化的一个“中间地带”。阿来在这样的“中间地带”成长，不仅在文化上，也在生命血液里具备了汉、藏两个民族的特点，使自己既在汉藏文化传统中，又不完全属于任何一个传统，从而获得了一种跨界的、混合的文化身份。他的作品具备了深入西藏社会的某种锐利性，达成了“藏族生存”、“中国生存”与“人类生存”的共鸣。他的《尘埃落定》，有浓郁的西藏神性文化气脉，但阿来并没有沉浸在这种神性文化中；相反，他从历史的高度，从人类普遍性的发展方向上，采取批判的态度，写出土司制度的必然没落，写出了这个制度没落过程中不同人等的心理，写出了人性的复杂性。因为作品揭示的深刻，触及了人类共同的生存体验，它就成为一部名著，不仅走出西藏，而且走出中国，引起世界的关注。可以设想，如果仅仅写出西藏体验，写出宗教和信仰的体验，而与中国的历史无关，或者缺少中国的观念，缺少人类的共性，你也许可以把故事写成传奇，具有非常独特的西藏特色，但不一定会得到广泛的认同，获得像阿来这样的成功。
人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我觉得这句名言要有一个使之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前提，即所谓的民族性本身，必须具备成为世界性的内在活力。僵化的民族性，单纯地作为历史标记的民族性，与当下人类和世界没有活的精神联系的民族性，是没有生命力的。它至多成为一种历史的标记，甚至有可能成为民族精神的丑陋的标记，如同鲁迅批评过的“国粹”，像小脚、辫子，明显就是民族性的糟粕，何以成为世界的？
在人类历史上，既是宗教典籍又是世俗名著的范例，是《圣经》。《圣经》的不少篇章原是民间文学，凝聚了人类早期的生命体验和民间信仰。后来成为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共同的典籍，世俗和宗教并存，并不冲突。到世俗和宗教各执一端的时候，和平就遇到挑战。也有一些作家，从世俗走向宗教，但最终以宗教否定了世俗生活，这对文学并非好事，它事实上限制了作家对世俗生活的体验，削弱他的艺术创造力，也缩小他作品的读者范围。
阿来的成功，就在于他没有被一种固定的观念所束缚。他的混合性身份，是在文化传统和历史进程中经由游走而生成的。游走，就是借助历史提供的机遇所进行的穿行和跨越，在穿行和跨越中见识了不同的文化，逐渐生成个人的见识和信仰。在这样的过程中，个人的见识和信仰是与直接的生命体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哪怕没有具体的宗教背景，也可能形成自然朴素的宗教般的人生情怀。托尔斯泰晚年离家出走，去践行自己的诺言，那种决断，分明包含着悲悯人类的宗教般的博大情怀。沈从文说创作是一种皈依，要在绝对的皈依和沉溺中见到神，就是视创作为神圣事业的那种宗教般的奉献精神。
西藏的土地并不缺乏神性和信仰，这些在阿来的作品中已经融化在细节和人物的心理体验中了。而阿来的不简单，我认为就在于他从不同文化传统中游走而生成的那种创造能力，使他能把西藏的神性、信仰与中国历史、人类命运创造性地联系起来。因此，人们也就不难发现阿来之关注西藏生活，常用一种现代性的审视眼光。《尘埃落定》是如此，他近年一些现实题材的作品，如“山珍三部”（《三只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触及官场的弊端和人性的缺点之深，同样令人印象深刻。这是因为他的作品超越了西藏的地域性，达到了具有较为广泛普遍性的现代高度。或许正因为这样，他的一些作品受到了西方一些学者的指责，这些学者“感到愤怒”，“因为那些现实的书写颠覆了他们对于西藏的规定性，没有把西藏写成一个祥云缭绕的宗教之国，一个遗世独立的香格里拉”。② 显然，这不是阿来的缺陷，恰恰是他的成就，说明阿来对西藏的艺术审视超越了狭隘的地域性视角，而以现代性的眼光打破了西方一些人的僵化思想和固定观念。
阿来的成功告诉我们，一个藏族作家写西藏，有他的独特优势，但同时他也应该向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那就是不仅要深入了解西藏，了解西藏的历史和文化，了解西藏的现实，还应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深入地了解世界，深入地了解整个人类，从而获得扎根西藏而又超越西藏、达到中国现代文明和人类共同追求的能力。这样，人们才可以期待你写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优秀作品，甚至写出能让全世界的读者怦然心动、灵魂为之震撼的不朽名作。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邵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