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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宗教的力量不会减少，反而会越来越强。因为现代每个人的选择机会在增加，人们在寻找：人要追求什么利益，人要如何安顿自己的生命。
原以为破除了二千五百多年的旧儒家，就能穿上现代化的新外套，但随着经济快速增长，中国人却陷入了信仰真空，以至有人主张只能引进西方的基督教了。
而浸淫于西方学界的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却有着更为宽广的视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通过对东亚经济发展与儒家文化的深刻思考，对儒家伦理与经济伦理、企业伦理等关系的深入探讨，指出儒家文化所蕴涵的道德理性、人文关怀和入世精神对现代社会依然有其重要意义。为此，他不断奔波于今球众多高等学府，讲授儒家哲学，并积极参与对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不同文明的对话，以寻找再造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生命力。即使现在年事已高，他也倾力将自己研究的新儒家再传回大陆。因此也被称为“儒学第三期领军人物”，当代新儒家的代表。
重估儒家价值
主张抛弃儒家传统的人往往认为，那代表的是小农经济的保守意识，担心儒家资本主义会变成裙带资本主义、朋党资本主义，变成一种没有透明度，没有公信度的资本主义。
杜维明通过对东亚经济的研究，发觉一个有趣的现象：东亚国家中凡是发展得好的，儒家的形象都很正面，比如韩国；凡是弄得一塌糊涂的，儒家的形象绝对是负面的，比如过去的中国大陆。因此，他认为儒家对经济发展的正面和负面作用的论点都完全可以成立。但如果把文化作为因，把经济作为果，将两者对应为因果关系则一定是错误的，它只能算是一个添加的价值。也就是说，某一种文化，并不必然创造某一种政治秩序、经济秩序或者社会秩序，但是在考虑经济发展时却有必要把文化因素带进来。
在他看来，东亚的发展奇迹实仰赖于儒家文化对东亚人民的熏陶，使他们具备了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共同品质，比如群体团结、强调政治统一、巨大的组织技巧、高尚的职业道德和对教育的热诚追求。正因为如此，日本才能够发展成为今天的经济超级巨人。
另外，他也毫不讳言儒学对经济的负面作用。前几年韩国发生了金融风暴，这场经济危机是它的大财阀大企业引起的，比如大宇、现代，这些企业和政治领导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使整个国家都遇到了麻烦。但是，当韩国要自救的时候，儒家文化则发挥了积极作用，全国上下都有一种共赴国难的精神，韩国的家庭主妇甚至把自己的耳环、戒指都捐献出来。所以韩国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并把儒家文化也搞成了一个强大的产业，以致儒家的嫡传祖孙们不得不从韩剧中去体验“仁义礼智信”的传统道德。
倡导“儒商”
在农耕时代，商人被贴上了“见利忘义”的标签，这也是认为儒家文化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理由。那么，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又如何创新儒家思想，以新视角看待商人呢?
杜维明认为儒家传统里有“儒商”的观念，核心就是“见利而思义”。这并不是说要企业不去牟利，而是看重“大利之义”，不仅是自己的小利而已。他对“儒商”的关注源于1991年的第一届世界华商大会，当时他发现世界各地的华商都深切的关注儒家文化的传承，言行举止中显示着儒家气质和素养，这说明儒家的忠孝仁义与商人的言商求利是可以配合的，并不必然矛盾。
那么，作为商人怎样才能达至”儒商”的境界呢?在很多商人看来，儒家就是一门“拉关系的学问”，因为它强调“学做人”，是“为人之学”，这也正是将儒家资本主义理解为裙带资本主义的原因之一。
而杜维明恰恰指出儒家是一种“为己之学”，《论语》中就强调“为仁由己，而由人手哉?”，可见“为仁”的根本途径是“由己”。也就是要发展个体人格，完善自身修养，以达至贤人、圣人等儒家的理想人格，而并不是为了简单的社会需要。这与五四以来，科学主义、功利主义等强调工具理性，教育就是为了社会服务的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导致很多长期的文化建设被荒废，直接造成了中国目前信仰真空的危机。
但儒家的“己”并不是孤立的绝缘体，而是关系网络的中心点，它向外延伸出个人、群体、自然、天道，共同构成一个开放的同心圆，因此它强调人的社会，r生。这种“为己”的独立人格与西方自由主义所讲的特别突出权利、突出个人，而不关注社会有很大的不同，它是有责任的自由，强调富有社会责任感和具备爱心的有机结合。所以，儒家就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理念。如果社会腐败，自己就要像屈原那样“众人皆醉我独醒”。儒家的独立人格不可消解，即使完全既无社会地位又无学术传统的人，也可以站起来为自己的人格尊严而抗击。正如孔子所说：“匹夫不可夺志也”。而另一方面，如果自己有权有势，那就在除了自由开放以外，应有社会责任感和爱心，有一种为弱势群体服务的悯人心怀。否则，两极分化就会日趋严重，社会将变得越来越糟。
因此，杜维明言下的“儒商”就是要求企业家们把自己投入一个永不停止的、没有尽头的、创造性的自我转化过程，不断完善自己的独立人格。这并不是说要掌握很多知识，积累很多能力，而是要学习人文素养，包括人文、艺术、哲学等做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不可缺少的东西。企业家应当对自然、对宗教，对精神世界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因为人文精神不应当和自然有；中突，人应该更宽广，更包容，从而逐渐改变人的素质修养，也就是宋明理学家所谓的变化气质。
回应西方思潮
20世纪的中国，儒学衰落并且饱受批判。现在，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开始频繁地参与国际贸易和世界事务中，因此，国外非常关注影响中国人行为的儒家传统在“和平崛起”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儒家传统的复兴将以何姿态出现。而对内，精神信仰的重建和儒家传统的延续也备受国人关注。那么，作为新儒家的领军人物，杜维明创新儒家的思路是怎样的呢?
他一直在努力思考，在回顾儒学的历史发展中，他发现宋明是儒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它是针对印度文化，即佛教文化的创建性的回应，消化了印度文化，提出了一套中国特有的思考模式。今天，如果要创造儒学发展的第三个时期，它就必须正视西方文化，儒学有无第三期发展的可能，取决于它能否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有一个创建性的回应，以及儒学能否对今天国际思潮中提出的大问题有创建性的回应。这不是被动的接受、封闭的抗拒和简单的共存，而是通过儒家的包容传统将其融会贯通。为此他们在三个层次上做出了探讨：一是超越的层次，对西方的基督教作了回应；二是社会政治经济的层次，即儒学的社会功能性上作了回应；三是在心理学，主要是人性的陰暗面上与西方的心理学进行了对话。
[编辑 陈建光]
原以为破除了二千五百多年的旧儒家，就能穿上现代化的新外套，但随着经济快速增长，中国人却陷入了信仰真空，以至有人主张只能引进西方的基督教了。
而浸淫于西方学界的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却有着更为宽广的视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通过对东亚经济发展与儒家文化的深刻思考，对儒家伦理与经济伦理、企业伦理等关系的深入探讨，指出儒家文化所蕴涵的道德理性、人文关怀和入世精神对现代社会依然有其重要意义。为此，他不断奔波于今球众多高等学府，讲授儒家哲学，并积极参与对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不同文明的对话，以寻找再造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生命力。即使现在年事已高，他也倾力将自己研究的新儒家再传回大陆。因此也被称为“儒学第三期领军人物”，当代新儒家的代表。
重估儒家价值
主张抛弃儒家传统的人往往认为，那代表的是小农经济的保守意识，担心儒家资本主义会变成裙带资本主义、朋党资本主义，变成一种没有透明度，没有公信度的资本主义。
杜维明通过对东亚经济的研究，发觉一个有趣的现象：东亚国家中凡是发展得好的，儒家的形象都很正面，比如韩国；凡是弄得一塌糊涂的，儒家的形象绝对是负面的，比如过去的中国大陆。因此，他认为儒家对经济发展的正面和负面作用的论点都完全可以成立。但如果把文化作为因，把经济作为果，将两者对应为因果关系则一定是错误的，它只能算是一个添加的价值。也就是说，某一种文化，并不必然创造某一种政治秩序、经济秩序或者社会秩序，但是在考虑经济发展时却有必要把文化因素带进来。
在他看来，东亚的发展奇迹实仰赖于儒家文化对东亚人民的熏陶，使他们具备了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共同品质，比如群体团结、强调政治统一、巨大的组织技巧、高尚的职业道德和对教育的热诚追求。正因为如此，日本才能够发展成为今天的经济超级巨人。
另外，他也毫不讳言儒学对经济的负面作用。前几年韩国发生了金融风暴，这场经济危机是它的大财阀大企业引起的，比如大宇、现代，这些企业和政治领导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使整个国家都遇到了麻烦。但是，当韩国要自救的时候，儒家文化则发挥了积极作用，全国上下都有一种共赴国难的精神，韩国的家庭主妇甚至把自己的耳环、戒指都捐献出来。所以韩国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并把儒家文化也搞成了一个强大的产业，以致儒家的嫡传祖孙们不得不从韩剧中去体验“仁义礼智信”的传统道德。
倡导“儒商”
在农耕时代，商人被贴上了“见利忘义”的标签，这也是认为儒家文化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理由。那么，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又如何创新儒家思想，以新视角看待商人呢?
杜维明认为儒家传统里有“儒商”的观念，核心就是“见利而思义”。这并不是说要企业不去牟利，而是看重“大利之义”，不仅是自己的小利而已。他对“儒商”的关注源于1991年的第一届世界华商大会，当时他发现世界各地的华商都深切的关注儒家文化的传承，言行举止中显示着儒家气质和素养，这说明儒家的忠孝仁义与商人的言商求利是可以配合的，并不必然矛盾。
那么，作为商人怎样才能达至”儒商”的境界呢?在很多商人看来，儒家就是一门“拉关系的学问”，因为它强调“学做人”，是“为人之学”，这也正是将儒家资本主义理解为裙带资本主义的原因之一。
而杜维明恰恰指出儒家是一种“为己之学”，《论语》中就强调“为仁由己，而由人手哉?”，可见“为仁”的根本途径是“由己”。也就是要发展个体人格，完善自身修养，以达至贤人、圣人等儒家的理想人格，而并不是为了简单的社会需要。这与五四以来，科学主义、功利主义等强调工具理性，教育就是为了社会服务的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导致很多长期的文化建设被荒废，直接造成了中国目前信仰真空的危机。
但儒家的“己”并不是孤立的绝缘体，而是关系网络的中心点，它向外延伸出个人、群体、自然、天道，共同构成一个开放的同心圆，因此它强调人的社会，r生。这种“为己”的独立人格与西方自由主义所讲的特别突出权利、突出个人，而不关注社会有很大的不同，它是有责任的自由，强调富有社会责任感和具备爱心的有机结合。所以，儒家就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理念。如果社会腐败，自己就要像屈原那样“众人皆醉我独醒”。儒家的独立人格不可消解，即使完全既无社会地位又无学术传统的人，也可以站起来为自己的人格尊严而抗击。正如孔子所说：“匹夫不可夺志也”。而另一方面，如果自己有权有势，那就在除了自由开放以外，应有社会责任感和爱心，有一种为弱势群体服务的悯人心怀。否则，两极分化就会日趋严重，社会将变得越来越糟。
因此，杜维明言下的“儒商”就是要求企业家们把自己投入一个永不停止的、没有尽头的、创造性的自我转化过程，不断完善自己的独立人格。这并不是说要掌握很多知识，积累很多能力，而是要学习人文素养，包括人文、艺术、哲学等做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不可缺少的东西。企业家应当对自然、对宗教，对精神世界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因为人文精神不应当和自然有；中突，人应该更宽广，更包容，从而逐渐改变人的素质修养，也就是宋明理学家所谓的变化气质。
回应西方思潮
20世纪的中国，儒学衰落并且饱受批判。现在，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开始频繁地参与国际贸易和世界事务中，因此，国外非常关注影响中国人行为的儒家传统在“和平崛起”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儒家传统的复兴将以何姿态出现。而对内，精神信仰的重建和儒家传统的延续也备受国人关注。那么，作为新儒家的领军人物，杜维明创新儒家的思路是怎样的呢?
他一直在努力思考，在回顾儒学的历史发展中，他发现宋明是儒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它是针对印度文化，即佛教文化的创建性的回应，消化了印度文化，提出了一套中国特有的思考模式。今天，如果要创造儒学发展的第三个时期，它就必须正视西方文化，儒学有无第三期发展的可能，取决于它能否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有一个创建性的回应，以及儒学能否对今天国际思潮中提出的大问题有创建性的回应。这不是被动的接受、封闭的抗拒和简单的共存，而是通过儒家的包容传统将其融会贯通。为此他们在三个层次上做出了探讨：一是超越的层次，对西方的基督教作了回应；二是社会政治经济的层次，即儒学的社会功能性上作了回应；三是在心理学，主要是人性的陰暗面上与西方的心理学进行了对话。
[编辑 陈建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