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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炉作为焚香的专用器具，其出现要较熏香晚一些，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香具是上海青浦出土的一只属于良渚文化时期的陶质熏炉。
它作为香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仅蕴含着丰满的历史、文化、宗教、收藏、考古等学术价值，同时在几千年间，也已悄无声息地从祭坛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香炉，简单的两个字，却是香道的必备器具，也是华人民俗、宗教、祭祀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器具。然而，正是这简单的器皿，却承载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数千年文化。
事实上，香炉作为焚香的专用器具，其出现要较熏香晚一些，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香具是上海青浦出土的一只属于良渚文化时期的陶质熏炉。它作为香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仅蕴含着丰满的历史、文化、宗教、收藏、考古等学术价值，同时在几千年间，也已悄无声息地从祭坛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香炉，已不仅是一香一事，同时，也是承载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的文化瑰宝。
香事 · 国事 · 天下事
要说香炉，就不得不先说说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香文化。中国人熏香行为的起源时间现在已不可考，从记载周朝王室礼仪的《周礼》中的著录来看，当时的宫中就有了负责“用莽草熏杀害虫”的专职人员。熏香或来自祖先穴居时用艾草、松针熏烟驱杀蚊虫的行为，他们在实践中逐步发现，香茅、艾草这类草本芳香植物能够在驱蚊虫的同时带给人馨香空气，熏烟开始向熏香转变。今天的湘西、贵州山区等地方依然保留着黄昏时在房间熏烧艾草、松毛驱蚊的习俗。
然而，除了驱虫，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还承担着另一个更重要的角色——祭祀礼仪。将香用于祭祀礼仪活动，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如《诗经·大雅》和《周礼·春官》，当时的人们觉得“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那时候的香材十分粗芜，但焚香的专用器具就开始出现了。例如上海青浦出土的陶质熏炉就是良渚文化时期的焚香专用器具。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先人对香气与养生的关系已经有了十分深刻的认识，形成了以香养生的理论基础。而屈原则以香来表现人格的高洁，更将此提升到“以香养德”的新高度。“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离骚》）“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九歌》），这些诗歌不但影响了香花香草的使用，也无形地塑造着中国人的气质。
事实上，春秋战国时期熏香风气已经开始流行，制作精美的陶质和青铜熏炉也开始出现。陕西雍城遗址出土的青铜凤鸟衔环熏炉，造型精美，装饰华丽，工艺精湛，是这个时期香炉中的典范。
香炉自此从幕后逐渐转入前台。
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
西汉初期，在日常生活中熏香已经普及。而南方又比北方更为盛行，这可能是南方更多蚊虫的缘故。各地考古已发掘的汉墓中有大量的熏香器出土，其中在洛阳绕沟发掘的220余座墓葬中出土熏炉3件，广州地区已发掘的400余座汉墓中就出土了熏炉112件，其中还有可以分别熏烧不同香料的四连方炉。
尤其汉武帝时期，国力空前强大，而其本人则痴迷于寻求长生不老之术，一生敬神寻仙，熬炼仙药，所到之处必须熏香，其奢靡程度可谓前无古人。这时，南方各省正式并入中央管辖，当地特有的沉香、鸡舌香、木香等大量输往中原；新开辟的丝绸之路也被人称为香料之路，古印度和波斯的安息香、苏合香等香料源源不断地送达长安供贵族享用。此时，出现了形态各异、巧夺天工的博山炉。
博山炉是汉代最典型的香炉具，它下部为底盘，用于储水，象征四海环绕，同时也是为了容纳进气孔落下的炙热灰烬，避免火灾发生。上部为炉身，炉身为锥状体，炉盖高而尖，雕镂成山形，象征道家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博山，故而得名。
博山炉熏香时上有青烟袅袅，下有水气蒸腾，最契合汉武帝强烈期望成仙飞天的心境，以致有传说博山炉是他做太子时亲自设计、令人铸造的。因为所葬的茂陵陪葬品富奢，早在东汉末年就被豪强董卓盗挖，他御用的博山炉已不得见，只能从他异母兄弟的陪葬品来窥斑见豹。
1968年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发掘出的陪葬品轰动一时，其中的错金博山炉，通高26厘米，器似豆形，通体用金丝和金片错出舒展的云气纹，座把为透雕的蛟龙出海，炉盘上雕有小树点缀的山峦，山间虎豹、灵猴、野猪活灵活现，还有猎人在其间奔走，刻画出一幅生意盎然的狩猎画面，是现存博山炉中最华贵的代表，也是当之无愧的国宝。
佛自西来，香由心生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在中原地区有了普及性的发展。佛家一直认为香能通灵、开窍，故而把它作为供佛、供经、洗佛的最高贵的供品，并逐渐发展了一套完整的陈设和上香礼仪，到元代逐步定型为“一炉两瓶”的成套香具。明代进一步发展为所谓的“五供”，即一炉、两烛台、两花瓶的对称摆放的成套供器，使用于祭祀及太庙、寺观等正式场合。这套礼仪也传习到道教和宗族祠堂并沿用至今，成为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受佛教影响，文人把香作为修持的法门，焚香成为了修炼身心的功课。他们的加入，让香文化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香炉也开始朝着小巧雅致的文人化方向发展。
此时的香具还是以薰炉为主，造型逐步简化。随着制瓷工艺开始完善，出现了不少漂亮的瓷质炉具，青瓷和白瓷的敞口三足和五足炉也出现了，有耳瓷制香薰也见于该时期的出土文物之中。炉耳的设计使得提携挪动变得简便，颇具实用性。
直至唐宋时期，海外贸易飞速发展，海南、两广所产香料增加，香料不再是权贵的奢侈品，更加普及成为了大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国家统治者和文人依然对名贵香料钟爱有加，用量更是空前。《文昌杂录》卷三中记载：“唐宫中每有行幸，即以龙脑、郁金布地。”而持炉的出现，更说明统治者对香依赖到了须臾不离的地步。
这一时期，对香料的研究开始调理化和精细化，并有关于香的专著问世，如《唐开元宫中香》和《洪氏香谱》。香开始进行不同品种之间的配伍，也从一味熏香扩展到了药用功能。龙脑香（冰片）、沉香、麝香、檀香、丁香、肉桂、降香等作为“芳香开窍类”药材被人们熟知和广泛使用，“香药”在医书中成为了一个门类。 1987年陕西宝鸡法门寺佛塔施工现场，人们意外地发现了地宫，打开了佛教和盛唐王朝的宝藏，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久远、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佛塔地宫，其中珍藏的文物不但有世界仅存的佛指骨真身舍利，还有唐皇室供奉的121件（组）金银器，其中有一件鎏金银香薰球被公认为唐代最有代表性的香具。它由多组直径不同的半球形镂空金属片组成，每组两个大小相同的半球形金属片扣在一起形成一个球状，各组固定在不同的轴上，可以自由绕轴活动，核心悬挂一杯状容器用于焚香，即使摇摆晃动，香品也不会倾洒出来，科学而巧妙。
传说宋哲宗元四年，身为龙图阁大学士的苏轼正在杭州做知府，那是一段难得的舒心时光，他不但仿效白居易重新整治、疏浚了西湖，修了一条后来和白堤齐名的苏堤，还自比香山居士在西湖边过起了悠闲的生活。这一天，苏轼早早起床，随手摸了摸昨晚埋炭熏香的铜炉，发现香炉犹温、炭火未灭，而上面的香饼似乎也没有焦枯。为了不浪费朋友送来的好香，他顺手拿起夫人睡前摘下的金钗，拨开炉中香灰，将炭的位置稍作调整。少顷香炭又煨着香饼，把它最后的尾香逼了出来，他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赞叹道：“这香味比昨晚开始的时候还要好啊！”他推门走出卧室，意犹未尽，于是来到书案前，提笔舔墨，轻吟着填出一首新词：《翻香令》——“金炉犹暖麝煤残，惜香更把宝钗翻；重闻处，余熏在，这一番气味胜从前。背人偷盖小蓬山，更将沈水暗同然；且图得，氤氲久，为情深，嫌怕断头烟。”
苏东坡在另一首诗中又写道：“沉麝不烧金鸭冷，淡云笼月照梨花。”这些金属或陶瓷等做成麒麟、狻猊、狮子、凫鸭等各种动物造型的香兽炉，香料被置于鸟兽腹内熏烧，香烟从其口鼻中淡淡飘出，点缀在唐宋人家的各处，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斗转星移，炉里乾坤
李商隐《烧香曲》中如是说，“兽焰微红隔云母”，这说明唐人已经开始用云母隔火品香。
事实上，“隔火熏香”的方法在宋代开始流行，它是将香料用云母片或薄瓷片等与火隔离，利用炭火发出的热力炽烤香料，令芳香物质受热逐渐挥发，既可以消除燃烧产生的焦糊味，使香味更清幽淡雅，层次更丰富，又延长了熏香时间，可谓一大进步。
用香方法的变化，使得香具逐渐由薰炉、熏球、香斗向无盖阔口的开敞式香炉发展，没有托盘的三足炉从此开始流行。这些用香的方法和已有的这些有盖、无盖的香具式样逐渐被固定下来，一直沿用到明清两代，今天仍为我们所常见。
“焚香”和点茶、挂画、插花，在宋代被并称为“文人四艺”，是文人生活情趣中的重要内容，连皇帝都精于此道。宋皇室笃信道教，崇尚简约，这时期的香具和前期相比在材质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青铜和金银很少使用，陶瓷香炉成为香具的主流，包括最著名的汝、钧、官、哥、定五大名窑在内的各地窑口都生产了大量的精美绝伦的陶瓷香炉，如汝窑的三足奁式炉，官窑的粉青簋式炉，哥窑的乳足冲天炉，等等。这些瓷炉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今天它们或者是各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或者是收藏市场价值连城的顶级藏品。
元代香炉的历史很短，但元代的香炉体型硕大，造型雄浑，气势不凡，表现出游牧民族的豪迈，也颇具其时代特征。首都博物馆藏一件琉璃三彩龙凤纹熏炉，通体雕饰蟠龙、飞凤、牡丹、山石，敦厚大气，是元代炉具中的精品。
陶瓷香炉虽精美，但瓷器易碎的缺点，又使得人们试着寻找更为理想的炉具。宋元时期，青铜和铁制的仿瓷炉造型的小型炉具开始初现端倪。
便用便火，莫如宣炉
明代人生活中依然处处有香，富足安定的生活也给香炉的进一步改进提供了条件。
相传宣德皇帝觉得皇家用礼器和香炉款式十分粗糙，就下令根据《宣和博古图》《考古图》等典籍及内府密藏青铜器和宋元名窑的经典器物来进行设计，用暹罗国（今天的泰国）进贡的一批质地精良的风磨铜来铸造香炉。铸造的时候，宣德皇帝问工匠，“怎样才能让铸造出来的铜炉显得铜质精良啊？”有经验的工匠回答：“铜如果经过6次反复的冶炼，就可以显露宝石般的光泽。”“那我就下令你们，铸造香炉的铜材要经过12遍的冶炼。”这当然只能算是传说，不过这批铜炉确实是品质卓越，不但形制典雅，而且从沉静的皮色中泛出宝石的光泽。它们被特殊的工艺染成石榴红色、茄皮紫色、黑漆古色、茶叶绿色等各种颜色，有些还用鎏金工艺在香炉的炉身点缀上不规则的金点、金片，想得到和想不到的装饰都用在了这些后来被称为“宣德炉”的铜香炉上，美轮美奂，成为了500年来人们梦寐以求的宝物。
明张岱赞称，“香炉贵适用，尤贵耐火。三代青绿，见火即败坏，哥、汝窑亦如之。便用便火，莫如宣炉。”就算用今天挑剔的眼光来看，宣德炉的造型设计、铸造和装饰工艺都无可挑剔，而它使用的舒适性，特别是它使用过程中皮色会越变越漂亮，这种成就感则恐怕连宋代名窑的瓷香炉都不能取代，难怪明清两代都不断地仿制它，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明清两代，受铜资源限制，民间日常使用的还是以瓷炉为主。而香炉也逐渐从实用器向陈设器发展，出现了诸如玉、琉、景泰蓝等各种质地和工艺的香炉，这些炉子虽然装饰越来越复杂，可很多都已经脱离了品香、熏香的功能，成为了仅仅供博古架上陈设的精制摆件。
千年飘香，香炉伴着香料随着我们民族一路走来，不断地发展、演变、完善，涵盖了民俗、文学、宗教、陶瓷、冶金、铸造等众多的学术门类，反映出我们民族特有的精神追求和聪明才智。
当年的祭祀礼器、焚香佳品今天成了价值不菲的艺术品、收藏品，古董香炉的品香功能退居到了次要地位，观赏、把玩成为它的主要功能。今天能够找到品质足以替代古代香炉的新产品吗？真难！我们的香文化断层了上百年，“物美价廉”的商业模式也摧毁了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不论铜炉还是瓷炉，市面上出售的，东施效颦、似是而非的多，恪守传统、一丝不苟的少。或者花里胡哨，想靠标新立异夺人眼球；或者肤浅地抄袭祖宗的、日本的式样，细节上偷工减料。甚至一些名曰“工艺大师”、“非遗传承人”的出品，也经不起熟悉古代香炉的收藏爱好者挑剔的眼光。
究其原因，香炉是陈设器，造型、线条一定要漂亮；它又是香具，总是不停地被把玩和使用，特别强调使用感受；而且它的使用往往附有很多精神性的东西，故而它是既注重精神气质又讲究工艺细节的工艺品门类，在材质、比例、线条、色彩等各个方面稍有不妥，往往导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作者为国内知名学者型香炉鉴赏家，《明清宣德炉》（紫禁城出版社）作者。
它作为香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仅蕴含着丰满的历史、文化、宗教、收藏、考古等学术价值，同时在几千年间，也已悄无声息地从祭坛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香炉，简单的两个字，却是香道的必备器具，也是华人民俗、宗教、祭祀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器具。然而，正是这简单的器皿，却承载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数千年文化。
事实上，香炉作为焚香的专用器具，其出现要较熏香晚一些，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香具是上海青浦出土的一只属于良渚文化时期的陶质熏炉。它作为香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仅蕴含着丰满的历史、文化、宗教、收藏、考古等学术价值，同时在几千年间，也已悄无声息地从祭坛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香炉，已不仅是一香一事，同时，也是承载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的文化瑰宝。
香事 · 国事 · 天下事
要说香炉，就不得不先说说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香文化。中国人熏香行为的起源时间现在已不可考，从记载周朝王室礼仪的《周礼》中的著录来看，当时的宫中就有了负责“用莽草熏杀害虫”的专职人员。熏香或来自祖先穴居时用艾草、松针熏烟驱杀蚊虫的行为，他们在实践中逐步发现，香茅、艾草这类草本芳香植物能够在驱蚊虫的同时带给人馨香空气，熏烟开始向熏香转变。今天的湘西、贵州山区等地方依然保留着黄昏时在房间熏烧艾草、松毛驱蚊的习俗。
然而，除了驱虫，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还承担着另一个更重要的角色——祭祀礼仪。将香用于祭祀礼仪活动，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如《诗经·大雅》和《周礼·春官》，当时的人们觉得“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那时候的香材十分粗芜，但焚香的专用器具就开始出现了。例如上海青浦出土的陶质熏炉就是良渚文化时期的焚香专用器具。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先人对香气与养生的关系已经有了十分深刻的认识，形成了以香养生的理论基础。而屈原则以香来表现人格的高洁，更将此提升到“以香养德”的新高度。“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离骚》）“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九歌》），这些诗歌不但影响了香花香草的使用，也无形地塑造着中国人的气质。
事实上，春秋战国时期熏香风气已经开始流行，制作精美的陶质和青铜熏炉也开始出现。陕西雍城遗址出土的青铜凤鸟衔环熏炉，造型精美，装饰华丽，工艺精湛，是这个时期香炉中的典范。
香炉自此从幕后逐渐转入前台。
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
西汉初期，在日常生活中熏香已经普及。而南方又比北方更为盛行，这可能是南方更多蚊虫的缘故。各地考古已发掘的汉墓中有大量的熏香器出土，其中在洛阳绕沟发掘的220余座墓葬中出土熏炉3件，广州地区已发掘的400余座汉墓中就出土了熏炉112件，其中还有可以分别熏烧不同香料的四连方炉。
尤其汉武帝时期，国力空前强大，而其本人则痴迷于寻求长生不老之术，一生敬神寻仙，熬炼仙药，所到之处必须熏香，其奢靡程度可谓前无古人。这时，南方各省正式并入中央管辖，当地特有的沉香、鸡舌香、木香等大量输往中原；新开辟的丝绸之路也被人称为香料之路，古印度和波斯的安息香、苏合香等香料源源不断地送达长安供贵族享用。此时，出现了形态各异、巧夺天工的博山炉。
博山炉是汉代最典型的香炉具，它下部为底盘，用于储水，象征四海环绕，同时也是为了容纳进气孔落下的炙热灰烬，避免火灾发生。上部为炉身，炉身为锥状体，炉盖高而尖，雕镂成山形，象征道家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博山，故而得名。
博山炉熏香时上有青烟袅袅，下有水气蒸腾，最契合汉武帝强烈期望成仙飞天的心境，以致有传说博山炉是他做太子时亲自设计、令人铸造的。因为所葬的茂陵陪葬品富奢，早在东汉末年就被豪强董卓盗挖，他御用的博山炉已不得见，只能从他异母兄弟的陪葬品来窥斑见豹。
1968年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发掘出的陪葬品轰动一时，其中的错金博山炉，通高26厘米，器似豆形，通体用金丝和金片错出舒展的云气纹，座把为透雕的蛟龙出海，炉盘上雕有小树点缀的山峦，山间虎豹、灵猴、野猪活灵活现，还有猎人在其间奔走，刻画出一幅生意盎然的狩猎画面，是现存博山炉中最华贵的代表，也是当之无愧的国宝。
佛自西来，香由心生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在中原地区有了普及性的发展。佛家一直认为香能通灵、开窍，故而把它作为供佛、供经、洗佛的最高贵的供品，并逐渐发展了一套完整的陈设和上香礼仪，到元代逐步定型为“一炉两瓶”的成套香具。明代进一步发展为所谓的“五供”，即一炉、两烛台、两花瓶的对称摆放的成套供器，使用于祭祀及太庙、寺观等正式场合。这套礼仪也传习到道教和宗族祠堂并沿用至今，成为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受佛教影响，文人把香作为修持的法门，焚香成为了修炼身心的功课。他们的加入，让香文化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香炉也开始朝着小巧雅致的文人化方向发展。
此时的香具还是以薰炉为主，造型逐步简化。随着制瓷工艺开始完善，出现了不少漂亮的瓷质炉具，青瓷和白瓷的敞口三足和五足炉也出现了，有耳瓷制香薰也见于该时期的出土文物之中。炉耳的设计使得提携挪动变得简便，颇具实用性。
直至唐宋时期，海外贸易飞速发展，海南、两广所产香料增加，香料不再是权贵的奢侈品，更加普及成为了大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国家统治者和文人依然对名贵香料钟爱有加，用量更是空前。《文昌杂录》卷三中记载：“唐宫中每有行幸，即以龙脑、郁金布地。”而持炉的出现，更说明统治者对香依赖到了须臾不离的地步。
这一时期，对香料的研究开始调理化和精细化，并有关于香的专著问世，如《唐开元宫中香》和《洪氏香谱》。香开始进行不同品种之间的配伍，也从一味熏香扩展到了药用功能。龙脑香（冰片）、沉香、麝香、檀香、丁香、肉桂、降香等作为“芳香开窍类”药材被人们熟知和广泛使用，“香药”在医书中成为了一个门类。 1987年陕西宝鸡法门寺佛塔施工现场，人们意外地发现了地宫，打开了佛教和盛唐王朝的宝藏，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久远、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佛塔地宫，其中珍藏的文物不但有世界仅存的佛指骨真身舍利，还有唐皇室供奉的121件（组）金银器，其中有一件鎏金银香薰球被公认为唐代最有代表性的香具。它由多组直径不同的半球形镂空金属片组成，每组两个大小相同的半球形金属片扣在一起形成一个球状，各组固定在不同的轴上，可以自由绕轴活动，核心悬挂一杯状容器用于焚香，即使摇摆晃动，香品也不会倾洒出来，科学而巧妙。
传说宋哲宗元四年，身为龙图阁大学士的苏轼正在杭州做知府，那是一段难得的舒心时光，他不但仿效白居易重新整治、疏浚了西湖，修了一条后来和白堤齐名的苏堤，还自比香山居士在西湖边过起了悠闲的生活。这一天，苏轼早早起床，随手摸了摸昨晚埋炭熏香的铜炉，发现香炉犹温、炭火未灭，而上面的香饼似乎也没有焦枯。为了不浪费朋友送来的好香，他顺手拿起夫人睡前摘下的金钗，拨开炉中香灰，将炭的位置稍作调整。少顷香炭又煨着香饼，把它最后的尾香逼了出来，他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赞叹道：“这香味比昨晚开始的时候还要好啊！”他推门走出卧室，意犹未尽，于是来到书案前，提笔舔墨，轻吟着填出一首新词：《翻香令》——“金炉犹暖麝煤残，惜香更把宝钗翻；重闻处，余熏在，这一番气味胜从前。背人偷盖小蓬山，更将沈水暗同然；且图得，氤氲久，为情深，嫌怕断头烟。”
苏东坡在另一首诗中又写道：“沉麝不烧金鸭冷，淡云笼月照梨花。”这些金属或陶瓷等做成麒麟、狻猊、狮子、凫鸭等各种动物造型的香兽炉，香料被置于鸟兽腹内熏烧，香烟从其口鼻中淡淡飘出，点缀在唐宋人家的各处，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斗转星移，炉里乾坤
李商隐《烧香曲》中如是说，“兽焰微红隔云母”，这说明唐人已经开始用云母隔火品香。
事实上，“隔火熏香”的方法在宋代开始流行，它是将香料用云母片或薄瓷片等与火隔离，利用炭火发出的热力炽烤香料，令芳香物质受热逐渐挥发，既可以消除燃烧产生的焦糊味，使香味更清幽淡雅，层次更丰富，又延长了熏香时间，可谓一大进步。
用香方法的变化，使得香具逐渐由薰炉、熏球、香斗向无盖阔口的开敞式香炉发展，没有托盘的三足炉从此开始流行。这些用香的方法和已有的这些有盖、无盖的香具式样逐渐被固定下来，一直沿用到明清两代，今天仍为我们所常见。
“焚香”和点茶、挂画、插花，在宋代被并称为“文人四艺”，是文人生活情趣中的重要内容，连皇帝都精于此道。宋皇室笃信道教，崇尚简约，这时期的香具和前期相比在材质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青铜和金银很少使用，陶瓷香炉成为香具的主流，包括最著名的汝、钧、官、哥、定五大名窑在内的各地窑口都生产了大量的精美绝伦的陶瓷香炉，如汝窑的三足奁式炉，官窑的粉青簋式炉，哥窑的乳足冲天炉，等等。这些瓷炉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今天它们或者是各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或者是收藏市场价值连城的顶级藏品。
元代香炉的历史很短，但元代的香炉体型硕大，造型雄浑，气势不凡，表现出游牧民族的豪迈，也颇具其时代特征。首都博物馆藏一件琉璃三彩龙凤纹熏炉，通体雕饰蟠龙、飞凤、牡丹、山石，敦厚大气，是元代炉具中的精品。
陶瓷香炉虽精美，但瓷器易碎的缺点，又使得人们试着寻找更为理想的炉具。宋元时期，青铜和铁制的仿瓷炉造型的小型炉具开始初现端倪。
便用便火，莫如宣炉
明代人生活中依然处处有香，富足安定的生活也给香炉的进一步改进提供了条件。
相传宣德皇帝觉得皇家用礼器和香炉款式十分粗糙，就下令根据《宣和博古图》《考古图》等典籍及内府密藏青铜器和宋元名窑的经典器物来进行设计，用暹罗国（今天的泰国）进贡的一批质地精良的风磨铜来铸造香炉。铸造的时候，宣德皇帝问工匠，“怎样才能让铸造出来的铜炉显得铜质精良啊？”有经验的工匠回答：“铜如果经过6次反复的冶炼，就可以显露宝石般的光泽。”“那我就下令你们，铸造香炉的铜材要经过12遍的冶炼。”这当然只能算是传说，不过这批铜炉确实是品质卓越，不但形制典雅，而且从沉静的皮色中泛出宝石的光泽。它们被特殊的工艺染成石榴红色、茄皮紫色、黑漆古色、茶叶绿色等各种颜色，有些还用鎏金工艺在香炉的炉身点缀上不规则的金点、金片，想得到和想不到的装饰都用在了这些后来被称为“宣德炉”的铜香炉上，美轮美奂，成为了500年来人们梦寐以求的宝物。
明张岱赞称，“香炉贵适用，尤贵耐火。三代青绿，见火即败坏，哥、汝窑亦如之。便用便火，莫如宣炉。”就算用今天挑剔的眼光来看，宣德炉的造型设计、铸造和装饰工艺都无可挑剔，而它使用的舒适性，特别是它使用过程中皮色会越变越漂亮，这种成就感则恐怕连宋代名窑的瓷香炉都不能取代，难怪明清两代都不断地仿制它，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明清两代，受铜资源限制，民间日常使用的还是以瓷炉为主。而香炉也逐渐从实用器向陈设器发展，出现了诸如玉、琉、景泰蓝等各种质地和工艺的香炉，这些炉子虽然装饰越来越复杂，可很多都已经脱离了品香、熏香的功能，成为了仅仅供博古架上陈设的精制摆件。
千年飘香，香炉伴着香料随着我们民族一路走来，不断地发展、演变、完善，涵盖了民俗、文学、宗教、陶瓷、冶金、铸造等众多的学术门类，反映出我们民族特有的精神追求和聪明才智。
当年的祭祀礼器、焚香佳品今天成了价值不菲的艺术品、收藏品，古董香炉的品香功能退居到了次要地位，观赏、把玩成为它的主要功能。今天能够找到品质足以替代古代香炉的新产品吗？真难！我们的香文化断层了上百年，“物美价廉”的商业模式也摧毁了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不论铜炉还是瓷炉，市面上出售的，东施效颦、似是而非的多，恪守传统、一丝不苟的少。或者花里胡哨，想靠标新立异夺人眼球；或者肤浅地抄袭祖宗的、日本的式样，细节上偷工减料。甚至一些名曰“工艺大师”、“非遗传承人”的出品，也经不起熟悉古代香炉的收藏爱好者挑剔的眼光。
究其原因，香炉是陈设器，造型、线条一定要漂亮；它又是香具，总是不停地被把玩和使用，特别强调使用感受；而且它的使用往往附有很多精神性的东西，故而它是既注重精神气质又讲究工艺细节的工艺品门类，在材质、比例、线条、色彩等各个方面稍有不妥，往往导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作者为国内知名学者型香炉鉴赏家，《明清宣德炉》（紫禁城出版社）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