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展每年都会展示与回顾一个阶段的热点书籍，其中与上海文化相关的书籍，是每年必不可少的一个门类，同时也颇受书展读者的欢迎。比如前年，近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金宇澄《繁花》就曾在上海书展签售，沪语长篇小说引人关注。
　　今年书展，沪语研究专家钱乃荣教授带来了他主编的两套10本新书签售，一套是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5本“那些年的上海话”系列——从开埠后到1930年代末由西方传教士撰写的上海话课本，另一套是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5本“上海话俗语系列”——民国时期上海小报上连载的各种上海俗语图说。
　　与3年前也是在上海书展上签售首发的《小学生学说上海话》、2年前在上海书展上签售首发《新上海话人学说上海话》等关注当下上海话的保护不同，这次两套书，钱乃荣把眼光放到了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话，“其实两者不矛盾，归根到底都是上海话的传承与发展。”这也是钱教授几十年来投注大量精力的事业。
　　“这两套书不仅仅展示了当年的上海话语言形态，也全面反映了那个时代上海的风土人情和生活百态，可以说它们不仅是语言学研究的好资料，也是上海社会生活和民俗文化的好读本。从中可以探寻上海海纳百川、博采多元的城市文化基因。”钱乃荣近年来，已把一部分研究从沪语转向海派文化，他曾出版《海派文化的十大经典流变》一书，聚焦于沪剧、流行歌曲、滑稽戏、越剧、电影、连环画等十种海派文化的代表式样，后来他又从中重点品味两样——收集了代表着上海记忆的糖纸和唱片，单独成册出版了《糖纸头——海派文化的童年情结》和《上海老唱片（1903-1949》，引起了社会上很大反響。
　　从2010年开始，他担任上海大学博物馆（筹）高级顾问，为其海派文化馆的收藏品而四处辗转奔走。2013年又被聘请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前不久，他刚刚以专家的身份被邀请参加了市人大代表和专家对上海2015年非遗立法工作的讨论会。

　　传教士笔下的生活画卷
　　可能很多人没有想到，由于学术素养、信仰追求等各种原因，上海话最早的教材和词典都出自西方传教士之手，他们是最早的汉学家、“上海通”。
　　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从1847年麦都思（W.H.Medhrst）《约翰传福音书（上海土白）》起，到1950年蒲君南（Bourgeois）的《法华新字典（上海方言）》止，西方传教士留下了大量的上海方言著作。“因为上海特殊的华洋杂处的环境和出版业的发达，所以传教士出版的上海方言著作的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地方方言。也真实反映了这一百年间的上海话面貌和变迁。”钱乃荣介绍，当时的传教士一开始是因传教需要而学习研究地方方言，他们非常认真，字斟句酌，用字发音反复比对，比如看上海话的《圣经》和苏州话的《圣经》，就能清楚分别两地方言词汇语法的些微差别。“特别是《圣经》，翻译得非常准确，字字考证，一字一句都能找到土白。当时中国人自己的语言学科还很落后，没有这样详细的记录，所以这些文本就成了后来最好的方言研究资料。”
　　钱乃荣从1970年代末期就开始关注到这一领域，悉心搜集各种西方传教士的上海方言著作，每次出国开会都会到当地各类图书馆跑跑看看，至今收集到40多本。这次主编的“那些年的上海话”就是从中选择出具有代表性和可读性的5本，精心校勘，按原文重新编排，对常用字进行了注解，并对原来的“字母注音系统”（法国人和美国人所用注音不尽相同）进行解读，译成了国际音标，可以对照解读，让普通读者也能看懂并读出书中对不同时代上海话的文字记载。

　　第一部《开埠初期的上海话》，底本为1883年法国天主教会编写的《松江方言练习课本》，由徐家汇“土山湾”出版。“当时徐家汇地处松江府，在清朝，松江话的地位高于上海话，所以这本书名为‘松江话’课本。这本书所记的方言是土山湾徐家汇地区的上海方言，课文内容也多是讲徐家汇教区内外的事情。里面还有很多土山湾孤儿院里的日常生活，比如教这些孤儿怎么学习画画，种花种菜，还有厨师们如何制作中餐西餐等等，真实记录极细致，很有意思。”钱乃荣介绍说，“比如我们现在说的‘走油肉’，当时写作‘油肉’，书里面介绍了‘’是一种专门的烹饪方法。”
　　土山湾孤儿画馆是中国近代绘画的摇篮，画馆里中西合璧的擦笔水彩画法声名卓著，从19世纪末圣像画一直延伸到上世纪20年代的月份牌画，后又为50年代的独特的“海派年画”、“少儿画”继承，直到“宣传画”。在这本书中就详细记录了擦笔画的制作方法和过程，留下了可贵的资料。
　　第二部《19世纪晚期的上海话》的底本也是由法国天主教会编写的，名为《土语指南》，土山湾慈母堂印刷出版。这本书以中篇故事为主，主题为晚清时代在北京因候缺、坐馆、经商、游玩等的各种对话和生活场景的纪实。“这部《土话指南》与在北京出版的《官话指南》相对应，两本书对照起来是上海话和北京话比较异同的最好的参考书。里面还有很多上海话中使用的敬称，比如有‘阁下’、‘令媛’，文绉绉的，看这本书可以具体了解晚清时代的社会各阶层真实面貌及其民俗风情。” 　　第三部《清代末期的上海话》和第四部《民国前期的上海话》的底本分别是1910年由基督教上海教会中文研究所所长戴维斯编著的《上海方言练习》和1923年上海租界当局的官方译员派克编写的《上海方言课本》。“与前两部不同，这两部是美国基督教会的人所写，前者是用来租界内公务员月考的，后者也是租界当局的教科书。”钱教授解释道，“内容是介绍发生在上海的各种事情，很能体现当时上海的人情风俗。比如做巡捕的遇到强盗，再比如中国人求雨，法租界挂彩灯，中国学生到国外读书，谈四马路，谈制造局等等。还有到莫干山去打猎、去避暑，可以看出莫干山在当年就是旅游胜地，老外去得不比现在少。”这两部书相对学语言的话，也算是高阶的课本，编写者建议要学过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写的《上海话教程》的基础上才能学习。“比较这两本和前两本课本的注音，会发现随着上海不断开放，语言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发音也有好些不同了。”
　　最后一部《1930年代的上海话》则又是法国传教士写的，底本是1939年蒲君南撰写的《上海方言课本》。这个是比较通用的上海话课本，大量内容表现上海现代都市的新生活面貌，“作者编写语句采录的都是生活口语，所以词语句法都很新，跟之前的相差较多，倒是与我们在50年代听到的父母亲说的上海话风味相同。大量的新名词，记录得相当全面。”有的刚在上海话中诞生，就被记录下来，比如“牺牲品”一词，在当时就是大促销货品的意思。
　　钱乃荣最终确定把这5本传教士方言著作选出来，并不是看最早或者最权威，而更多考虑到可读性，选的都是比较有趣的读本，最大限度重现当时上海的生活和风俗。
　　上海小报上的俗语图说
　　民国时期的上海小报非常发达，1932年起就有汪仲贤文、许晓霞配图的“上海俗语图说”连载，生动有趣，别具一格，以“一条俗语、一段故事、一幅漫画”的形式，表现上海市民生活百态。钱乃荣教授曾看到过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一本汪仲贤“俗语图说”，觉得对理解上海俚语和上海风情很有帮助，就打算有机会把当年的这些图说都整理出来，作为一份了解上海社会和上海话俗语的资料保存下来。今年，他和上海大学出版社的编辑黄晓彦一起，花了很大功夫，遍寻各种小报资料，把所有连载的俗语图说汇总起来辑集成册，出版了5本一套“上海话俗语系列”。
　　“只是把繁体字转成简体字，其他都保持原汁原味。这些生动活泼的杂文都是海上洋场文人所撰写，很能反映老上海三四十年代的洋场文化一角，当然也有点荤素不拘。”钱乃荣说，“我们的版本保留了原来的用字，除对明显错字做了更正外，语言风格、用字、标点符号等都一并按旧。它原先报纸上就缺失的，我们就放了一个方框在那里。”他和黄晓彦在校对认字上花了很大精力。“先要在纷繁小报中寻找到这些连载的上海话俗语出现的报纸日期，一共找到了10部。接着再从小报的微型胶卷中一篇一篇找到。”因为图书馆影印得很不清晰，为了认字还得到资料库里微缩胶片上查看核对，“我年纪大眼睛老花，糊涂字生僻字都要一个个認出来，很费力。”

　　书中的很多俗语我们至今都在用，比如“戳壁脚”（指背后说人坏话）、“三脚猫”（指功夫没有练到家）、“出风头”（指显摆引起注意）、“孵豆芽”（指宅在家里不务正业）等等。在一篇写“一搨糊涂”的文中，作者还写到“一搨刮子”一词，说“上海话又叫作‘骨碌山姆（All sum的译音）’，北平话叫作‘龟里包椎’，广东话叫作‘亨白冷’，宁波话叫作‘和总来该’，有‘包罗万象’之意。”这无意间提供了很好的方言比较研究。而此文后面又讲到“我们的一搨糊涂太多了，就是请了会计师公会里的全体会员来清理，也算不清这千万票的糊涂账，那时只得想个变通变法，把盈千累万淘过的‘浆糊竹罐’，一齐埋藏在坟墓里”，原来，那个时代就有“淘浆糊”之说了。
　　可见，上海话是上海本土文化的重要根基，承载着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回音、文化血脉、时代记忆。
　　钱乃荣去年出版的《上海老唱片》，今年又出了精装版，虽然此书价值不菲，但也有不少喜欢上海老歌的读者朋友追捧。为了写这本书，研究老歌，钱教授不惜花巨资四处搜寻老唱片。他认为，这些书籍对上海话和海派文化的梳理，一定会让读者对上海这个城市的文化底蕴增加更加感性和深切的了解。这是做这些开拓工作的原委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