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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邓慧，女，出生于1985年，广东廉江人。作品散见于《大观》 《散文诗》 《湛江文学》 《散文选刊》 《美文》 《特区文学》 刊物等。出版合集《指尖的阳光》。现居广州。
1
90年代初，六队的房子是用红砖叠起来的，家家户户门前都会种上一棵树，芒果树、龙眼树、番石榴树、黄皮樹，以此作为自家象征性的门牌。那时，外祖父身体还健壮，离坐轮椅的日子还很远。他搬着板凳坐在自家大门口的龙眼树下，挂上一个牌子：赤脚神医。下面写着：专治跌打风湿各种疑难杂症。旁边放着一个箱子，是泡沫箱子。吸引了许多人过来。他认真地给人把脉，看眼睛，看舌头，对应地说出一些症状，然后，从泡沫箱子里拿出一瓶药酒说，这里我祖传留下来的秘方，要按时涂上一个月，一天三次。说起来也怪，有些肿痛与风湿的人，自从涂了这药酒，没过几天便消了肿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被人们奉为“药神”。
为了将他的药酒惠及更多的人，他骑上了单车，打着响铃，穿越整个廉城，摇摇晃晃地叫喊着：祖传秘方，专治跌打风湿各种疑难杂症。10元一瓶，绝对的良心价。阳光斑驳，从树叶的缝隙里落在街边上，一头白发在葱郁的树叶底下染上耀眼的底色。那一年，外祖父五十二岁，他对研发药酒充满了信心，天天在专研各种药酒。可是，人们发现涂了药酒，除了消肿、治风湿，却治不了其他疾病。于是，很少再去光顾他。外祖父倒是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即使没人光顾还是坚持踩了两年单车，才回到自家门口摆摊。
事实上，他摆药酒，家里没人支持他，包括外祖母。外祖母站在天台上，指着龙眼树下的他，大声喝道，一把年纪，专搞没用的东西。外祖父坐在家门口抽水烟筒，一尺多长的竹制烟筒，立在一个胶桶里，胶桶里装了三分之一的水，外祖父往烟筒里倒了半筒水，把烟丝塞入烟嘴，用手包起烟筒口，嘴对着拳心，用火柴点着，在火柴燃烧的过程中，嘴用力吸了起来，烟丝顿时亮了，烟瞬间就从烟筒里、鼻孔里冒出来了。火柴灭了，烟丝也抽完了。然后再擦亮下一根。外祖父好不惬意地吸完一口又一口，烟雾迷住了双眼，直到他缓缓地舒了一口气，才站起来，咳了一口痰，往龙眼树根一吐，说，妇娘婆，懂什么。然后继续坐回藤椅上晒太阳。
为此事，外祖母没少跟他吵架。不管家里人怎么劝说，而他雷打不动，气得外祖母与他分房睡。他没地方住，就把家里的猪全卖了，把猪屋重新翻新，摆上一张木床，住了进去。大舅、小舅、姨妈知道了，轮流来劝他。他说，我又没害人，我只是想做自己的事。外祖母知道他住进了猪屋，更是气出胃病。外祖母说，要住就让他住一辈子，家里的脸都给他丢光了。
外祖父六十四岁那一年，与外祖母闹翻。分开住，分开吃，各不相干。母亲去看外祖父，也不知道说什么，该说的大舅、小舅、姨妈都说过了。母亲来广州之前，去给外祖父道别。母亲说，爸，你那药酒也给我来一瓶吧，说不定以后用得上。外祖父在床下翻了好一会，才拿出来一瓶，说，就剩下两瓶了。给你一瓶，一瓶我自己留着用。母亲说，你在家里要好好的，别和妈吵。外祖父在编织谷箩，阳光照在他的老花镜上，折射出一道锋利的光束。他说，我这辈子就想做点好事，我不是害人，素芬不懂我哎。外祖父低着头，额上的纹路一点点浸进骨头里，挤出干瘪的皮，犹如皲裂的老树皮随时掰落。
素芬是我的外祖母。年轻时，是队里的一朵金花，身材高挑，面容清秀，喜欢她的人得排到大门口，而她偏偏跟了外祖父。外祖父在所有人眼里都十分平庸，身高不及外祖母，相貌平平，脾气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还被抓去坐了三年牢。外祖母没有怨言，一个人拉扯四姐弟。他自觉对不起外祖母，所以，家里的大小事都由着外祖母。唯独对药酒这事，外祖父无论如何都不肯作罢。他觉得活到了杖乡之年，怎么也得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才能不枉此生。
日子越发单调，外祖父去屋后的小山坡上砍回单竹，一根一根堆在屋门口。每日饭后，他就把小板凳抬到门口边，对着每天的晨曦与黄昏，咬着一根竹牙签，用大刀把单竹破开，削成一条细细长长的竹鞭，用来编织各种用具。单竹一般可分三层，竹外围的竹青质量最好，中间层次之，最里一层无利用价值（也称竹襄）。外祖父就用竹青磨去青皮编织成各种小篮子、谷箩、簸箕、鸡笼等，一织就是一整天，不与任何人说话。赶集的时候带几个出去卖。外祖母自然也看在心里，但碍于面子，谁都不愿意主动说一句话。这样的日子也总算风平浪静，家里人也少操心了。用姨丈的话来说，这是在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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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外祖父二十多岁的时候，给人算过命，做过风水先生。遇到外祖母后，就循入了世俗。于是，他再也没法洞察天机。按理说，能给人掐指算命的，给人的形象都是仙风道骨，削瘦而聪慧，而外祖父刚好相反，他的脸颊圆润，身长腿短，顶着一颗未到三十就暴露出地中海的头，在一年只有夏与冬的南方气候里，整天穿着中短裤与白色棉布短袖，昼出夜伏。每个夜晚来临之前，他早早就回到家，关上门，开着吱吱呀呀、雪花满屏的黑白电视，度过了十几年漫漫的黑夜。
早年时，给母亲与姑妈算命，说母亲与姑妈都是命好的人，不用操劳。这种操劳是指不用像其他农村妇女一样，要外出打工或在家务农。事实上，母亲与姑妈都是在家带孩子，两姐妹都是生了三个小孩，一个人拉扯大。父亲长年外出打工，一年回两次家。母亲说，她从来没觉得自己命好。为了孩子的学业，她从村里搬到农场，再搬到父亲打工的地方，又因外来户口没法升学，又搬回农场，每天为我们三姐弟煮饭洗衣，偶尔打理一下家门口的番石榴树，在旁人看来，日子过得舒服而清闲。可母亲心里堵得慌，她总觉得这样的日子看不到头。姨丈在城镇上开了一间铺头，专卖床上用品，姨妈与姨丈日子过得还算滋润。至少是母亲羡慕的日子，不用日日盼着父亲的归期。
后来表哥与我出生了，外祖父就开始给我俩算命。他说，我们都是读书的料。表哥真如外祖父说的一样，读书从小一路开挂，考最好的高中，上本地最好的大学，读研考博，出来直接就是医院的主任。而我也是在众多女孩当中，唯一读了大学的。大舅因为年少贪玩，没读书，只能在大排档打工，擦桌子、洗碗。表弟出生后，外祖父就给表弟起了个名字：永发。外祖父说，人的一生，一是命，二是运。这名字能助大舅家财运亨通。而转折就出现在表弟起名字后，大舅做了厨师，薪酬比之前高了十倍。家里的日子也渐渐好了起来。为此，外祖父无不得意地在我们面前经常提起，看吧，我说的没错吧。我们都只是笑笑，这算命我们也仅当娱乐。我们知道外祖父只是找个寄托。 我一直都有个疑问，就是长期蜷缩在我大脑里的梦境，这个梦境就像某种意义上的印记，伴随着我的整个记忆长河。在一个白雪茫茫的冬日，屋檐下还残留着我刚出生时的体温，父亲用一张绣着凤凰的红色棉布裹起刚出生不久的我，把我抱到曾祖父的屋门口，雪花铺满了我的双眼，我从雪花即将要融化的缝隙里，看到白蒙蒙的天空，犹如曾包裹着我的子宫，带着漫无边际的孤独，却又流淌着新生的光芒。父亲站在门口说，是个女儿。曾祖父没有开门，他在光线昏暗的泥土屋里，透过门缝里的光，静静地看着我。
多年后，我把这段记忆告知父亲，想证实这段记忆的真实性。父亲说，南方怎么会有雪？我说，我看到你抱着我，站在屋外看雪，曾祖父门口的三块红砖，那只褐黑色的巨大火鸡就站在那里，我记得清清楚楚。父亲说，刚出生的孩儿怎么会有记忆？这只是你的梦境。我努力地往前回忆，四岁时骑在褐黑色的火鸡身上，它带着我从祖母的家门口一直奔跑到曾祖父的门前才停下来。泥土屋早已破败不堪，用铁线捆起来的木门，还在顽强地虚掩着屋里的人去楼空。我骑着火鸡站在被泥土与脚印覆盖得已经看不见颜色的三块红砖上，就如当年这只火鸡看着父亲抱着我站在这里，百年一遇的大雪南下，风吹着红色棉布的角落，抖落无尽的孤独。
后来，我问外祖父，刚出生的孩儿有没有记忆？外祖父说，不要追究你的梦，男孩女孩又如何？活得快乐便可。
外祖父不信天，不信命，却给别人算命。我问他这是为什么。他笑着说，当一个人觉得自己运气不好时，你给他算，告诉他希望就在前面，他便不会一直沉溺在过往里。
3
家门口的龙眼树已经长到了二楼的窗边，房子的外墙也加深了几个色号，但还很牢固。外祖父坐在龙眼树下，只是这次坐的是轮椅。前些日子，母亲打电话通知我回来看外祖父，说外祖父想我了。我突然才想起多年未回去看过外祖父，趁着中秋，回了趟老家。
坐在轮椅上的外祖父，秃顶的背头，寥寥几根头发粘在皮表层，像山顶上枯败的树枝，风一吹枝丫乱颤，与头顶上正茂的龙眼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原来，外祖父已经患尿毒症多年，一直靠着透析度日，为了不让孙子外孙担心，一直让外祖母瞒着我们多年，而我实在也是不孝，竟是多年未曾回来过。
前些日子，外祖父摔了一跤，摔断了尾椎骨。外祖母要求动手术，外祖父无论如何都不同意。他说，这么多年，我只有两件事不听你的，第一件是做药酒，第二件就是这次。我一把年纪了，动不动手术效果不大，吃点接骨片慢慢就会好的。还不如把手术的钱留下来以后办理后事。
医生说，外祖父如果不换肾，已经时日无多了。
这些年外祖父看病花了很多钱，虽然居委会帮忙申请了低保，但远远填补不了这个缺口。为了不增加孩子们的负担，外祖母七十多岁了还推着三轮车到大街上卖手巾，赚点生活费。大舅把原来高薪的厨师工作辞掉了，回来照顾外祖父，在家附近一个人打两份工，中午和下午到学校伙房做厨师，晚上九点到凌晨两点在邻居家档口做炒冰。每隔三四天就骑着单车带外祖父到医院透析，日复一日。
前两天，外祖父做了一个梦。梦见猫头鹰从头顶上飞过，说自己大限将至，召集我们回来再见一面。外祖母凶他，你也是半个算命先生，算着自己能活过七十九，为什么相信这些奇奇怪怪的梦？外祖父说，梦由心生，我的事我知道。外祖母表面上在凶他，事实上和母亲打电话时已经哭成了泪人。她说，这个老不死的，说梦到自己要死了，我怎么办。
我站在门口，他背对着我，夕阳的余晖落在他的身上，只有枯瘦佝偻的影子。想起多年前，我和他坐在门前，等待落日谢幕，他告诉我什么是日月，什么是星晨。那时的他，身体笔直，像是黑夜里的光，点燃了我年少所有的好奇。我的鼻子有点酸，想去喊他，他已转头看到了我。
我走了过去，蹲在轮椅前，握着他皮挂骨的手。我惊讶时间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它怎么能把一个圆润的人变成了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外祖父背着阳光笑了起来，剪影在间隔抖动，就像要凋落的叶子。
第二天，我陪外祖父去透析，他躺在透析室的病床上，等待医生。我看着隔离床上的病人也在透析，鲜红的血在透析器里汩汩地走，经过一轮过滤，又回到身体里。我仿佛看到外祖父在这些血液的反复流动中，一点点消耗了他的精力，他圓滚滚的身子也被流走了。在医生要给他透析的时候，我走出了病房，我实在不忍心看着这一幕。
出来的时候，外祖父脸色发白。我问他是不是难受。他摇摇头，慢慢地吸了一口气，再慢慢地吐出来，我想起了他抽水烟筒的样子，那种享受的表情，可这明明是难受。他说，习惯了，习惯了。透析一下，精神百倍。对着我呵呵地笑了起来。我想起曾经从不言笑的外祖父，现在却刻意地用笑去逢迎对方，一股无名的滋味涌上心口，犹如一块巨石堵在胸口，让人久久不能喘息。
中秋过完，本来是想多留几天的。外祖父说他算着自己的命长着呢，能活过七十九。期限未到，老天不敢收。让我赶快回去上班。他见我不放心，摸了摸肚子说，我这两天胃口很好，还吃得很多，不信你摸摸。我见他在肚皮上来回摸了一圈，担心他把肚皮钻的小洞给摸着了。我说，我国庆再回去看你。他点了点头，说，去吧。
4
这天早上和往常并没有什么不同。大舅陪着外祖父去透析，透析回来还吃了一碗粥，外祖父吃完粥后，一个人坐在门口的龙眼树下等外祖母。十一点多的阳光还是有点耀眼，外祖父觉得有点晒，就背着阳光继续等。中午到来之前，街上还是很安静的，小学生还没有放学，街边只有几只猫蜷缩在角落里。邻居张伯见到外祖父坐在门口好一会儿了，就喊他：启明，日头晒到头顶咯，你回屋坐。叫了一声，没反应，张伯又叫了一声，还是没反应。张伯走过来拍了一下外祖父，才发现不一样，跌跌撞撞地跑去找外祖母。
外祖母打电话过来说，外祖父走了。他终究不愿意我们看着他走。我请了假，什么也没带，赶了回去。夜色落在屋檐上的时候，我与母亲同时赶回到外祖父家。外祖母看到我们都回齐了，就说，第三天就出殡吧。我想说点什么，但又说不上来。外祖母转过身来说，安慰的话就不用说了。说完就回了房间。 外祖母回房间后，大家也散了。大舅去忙第二天、第三天的事。看着外祖父疼痛这么多年，走了也未尝不是好事。但是整个晚上我都无法入睡，想起了外祖父，想起他年轻时的样子，想起了他年老的孤独，也想起了他这些年郁郁不得志，一直到了下半夜，才迷迷糊糊地睡着。突然，我好像听到了猫头鹰的叫声，可能是嗅着某种特殊的气味寻过来，站在门口的树上，声音悲怆地歌唱。想起年少时，外祖父曾经和我说起，要是你看到谁家树上站着猫头鹰，谁家就会有人去世。无奈睡意太沉重，手脚不听使唤。在阵阵的悲声中，又再次睡了过去。凌晨五点多，我爬起来，才发现这里早在许多年前就没了猫头鹰的影子，它仅仅是留存在道听途说中。
刚出房间，便发现外祖母不见了。
大家都寻了起来。最后在猪屋里，看到外祖母静静地躺在外祖父的隔壁。这个秋后的深夜，她醒来发现他已经悄无声息地走了。她起来看着熟睡中的他，给他整理了一下被子，然后，躺下来握着他的手，睡在他的身边。七十三岁的她，握着七十四岁的他的手。她只想陪他睡到天亮。这些年她以为早已不再爱他，在她这一辈人里，不知道什么是爱情。她只是觉得，他就像一条蛇日日蜷缩在心口，在无数次的黑夜撒咬着她的胃，在半夜疼醒。现在，她躺在他的身边，静静的，反而感觉安心了。这种感觉慢慢地回来了，可是，她听不到他的呼吸了。
大舅吓得不轻，去叫醒外祖母，担心她做傻事。外祖母过了一会才睁开眼说，整整十年我都没和他睡在一起了，好不容易睡一个晚上，你们来这里看什么热闹。
大舅说，爸走了。
我就和他睡一个晚上。外祖母握着外祖父的手，梳了梳外祖父稀疏而零散的头发，突然嚎啕大哭，我就想送送他。十多年没睡在一起了，没想到我们都是这样的死脾气，争争吵吵一辈子，以后都没机会了。
大舅眼眶红红的，再也说不出话来。我们守着他们，寂静无声。在苍凉的空气中等待天色吐出鱼肚白。直到晨曦发出一种金褐色的闪闪余韵，日头渐渐扒開雾霭笼罩的天际，柔和的温度铺在屋脊上，多么美好的一天，却在外祖母的心里落尽了悲凉。
在外祖父走后的第三天，我们开始回忆起他枯瘦的一生。那些曾不被我们理解的行为，在他走后，突然就明亮了起来。那唯一一瓶药酒被外祖母小心翼翼地保存在柜子里，表哥坐在灵棚外面的大门口，眉飞色舞地和众人分享外祖父的往事，说到转折之处，情动之下，口沫都粘在了门框上，外祖父瞬间变成了世外高人。而这一幕外祖父最想看到的，却是他不在的时候。我站在摩肩接踵的厅中，看着熙来攘往的过道，如同一锅黏稠的稀粥。酒席上阵阵的吆喝声、敲锣打鼓声、烟花炮竹声，混成一片，倒酒的、上菜的、添饭的，淹没了那颗悲伤的心。
而此刻，我的脑海里浮过外祖父颤颤巍巍的背影，想起他曾说过：人一世，物一世，不过是大千世界的一粒浮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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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初，六队的房子是用红砖叠起来的，家家户户门前都会种上一棵树，芒果树、龙眼树、番石榴树、黄皮樹，以此作为自家象征性的门牌。那时，外祖父身体还健壮，离坐轮椅的日子还很远。他搬着板凳坐在自家大门口的龙眼树下，挂上一个牌子：赤脚神医。下面写着：专治跌打风湿各种疑难杂症。旁边放着一个箱子，是泡沫箱子。吸引了许多人过来。他认真地给人把脉，看眼睛，看舌头，对应地说出一些症状，然后，从泡沫箱子里拿出一瓶药酒说，这里我祖传留下来的秘方，要按时涂上一个月，一天三次。说起来也怪，有些肿痛与风湿的人，自从涂了这药酒，没过几天便消了肿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被人们奉为“药神”。
为了将他的药酒惠及更多的人，他骑上了单车，打着响铃，穿越整个廉城，摇摇晃晃地叫喊着：祖传秘方，专治跌打风湿各种疑难杂症。10元一瓶，绝对的良心价。阳光斑驳，从树叶的缝隙里落在街边上，一头白发在葱郁的树叶底下染上耀眼的底色。那一年，外祖父五十二岁，他对研发药酒充满了信心，天天在专研各种药酒。可是，人们发现涂了药酒，除了消肿、治风湿，却治不了其他疾病。于是，很少再去光顾他。外祖父倒是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即使没人光顾还是坚持踩了两年单车，才回到自家门口摆摊。
事实上，他摆药酒，家里没人支持他，包括外祖母。外祖母站在天台上，指着龙眼树下的他，大声喝道，一把年纪，专搞没用的东西。外祖父坐在家门口抽水烟筒，一尺多长的竹制烟筒，立在一个胶桶里，胶桶里装了三分之一的水，外祖父往烟筒里倒了半筒水，把烟丝塞入烟嘴，用手包起烟筒口，嘴对着拳心，用火柴点着，在火柴燃烧的过程中，嘴用力吸了起来，烟丝顿时亮了，烟瞬间就从烟筒里、鼻孔里冒出来了。火柴灭了，烟丝也抽完了。然后再擦亮下一根。外祖父好不惬意地吸完一口又一口，烟雾迷住了双眼，直到他缓缓地舒了一口气，才站起来，咳了一口痰，往龙眼树根一吐，说，妇娘婆，懂什么。然后继续坐回藤椅上晒太阳。
为此事，外祖母没少跟他吵架。不管家里人怎么劝说，而他雷打不动，气得外祖母与他分房睡。他没地方住，就把家里的猪全卖了，把猪屋重新翻新，摆上一张木床，住了进去。大舅、小舅、姨妈知道了，轮流来劝他。他说，我又没害人，我只是想做自己的事。外祖母知道他住进了猪屋，更是气出胃病。外祖母说，要住就让他住一辈子，家里的脸都给他丢光了。
外祖父六十四岁那一年，与外祖母闹翻。分开住，分开吃，各不相干。母亲去看外祖父，也不知道说什么，该说的大舅、小舅、姨妈都说过了。母亲来广州之前，去给外祖父道别。母亲说，爸，你那药酒也给我来一瓶吧，说不定以后用得上。外祖父在床下翻了好一会，才拿出来一瓶，说，就剩下两瓶了。给你一瓶，一瓶我自己留着用。母亲说，你在家里要好好的，别和妈吵。外祖父在编织谷箩，阳光照在他的老花镜上，折射出一道锋利的光束。他说，我这辈子就想做点好事，我不是害人，素芬不懂我哎。外祖父低着头，额上的纹路一点点浸进骨头里，挤出干瘪的皮，犹如皲裂的老树皮随时掰落。
素芬是我的外祖母。年轻时，是队里的一朵金花，身材高挑，面容清秀，喜欢她的人得排到大门口，而她偏偏跟了外祖父。外祖父在所有人眼里都十分平庸，身高不及外祖母，相貌平平，脾气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还被抓去坐了三年牢。外祖母没有怨言，一个人拉扯四姐弟。他自觉对不起外祖母，所以，家里的大小事都由着外祖母。唯独对药酒这事，外祖父无论如何都不肯作罢。他觉得活到了杖乡之年，怎么也得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才能不枉此生。
日子越发单调，外祖父去屋后的小山坡上砍回单竹，一根一根堆在屋门口。每日饭后，他就把小板凳抬到门口边，对着每天的晨曦与黄昏，咬着一根竹牙签，用大刀把单竹破开，削成一条细细长长的竹鞭，用来编织各种用具。单竹一般可分三层，竹外围的竹青质量最好，中间层次之，最里一层无利用价值（也称竹襄）。外祖父就用竹青磨去青皮编织成各种小篮子、谷箩、簸箕、鸡笼等，一织就是一整天，不与任何人说话。赶集的时候带几个出去卖。外祖母自然也看在心里，但碍于面子，谁都不愿意主动说一句话。这样的日子也总算风平浪静，家里人也少操心了。用姨丈的话来说，这是在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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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外祖父二十多岁的时候，给人算过命，做过风水先生。遇到外祖母后，就循入了世俗。于是，他再也没法洞察天机。按理说，能给人掐指算命的，给人的形象都是仙风道骨，削瘦而聪慧，而外祖父刚好相反，他的脸颊圆润，身长腿短，顶着一颗未到三十就暴露出地中海的头，在一年只有夏与冬的南方气候里，整天穿着中短裤与白色棉布短袖，昼出夜伏。每个夜晚来临之前，他早早就回到家，关上门，开着吱吱呀呀、雪花满屏的黑白电视，度过了十几年漫漫的黑夜。
早年时，给母亲与姑妈算命，说母亲与姑妈都是命好的人，不用操劳。这种操劳是指不用像其他农村妇女一样，要外出打工或在家务农。事实上，母亲与姑妈都是在家带孩子，两姐妹都是生了三个小孩，一个人拉扯大。父亲长年外出打工，一年回两次家。母亲说，她从来没觉得自己命好。为了孩子的学业，她从村里搬到农场，再搬到父亲打工的地方，又因外来户口没法升学，又搬回农场，每天为我们三姐弟煮饭洗衣，偶尔打理一下家门口的番石榴树，在旁人看来，日子过得舒服而清闲。可母亲心里堵得慌，她总觉得这样的日子看不到头。姨丈在城镇上开了一间铺头，专卖床上用品，姨妈与姨丈日子过得还算滋润。至少是母亲羡慕的日子，不用日日盼着父亲的归期。
后来表哥与我出生了，外祖父就开始给我俩算命。他说，我们都是读书的料。表哥真如外祖父说的一样，读书从小一路开挂，考最好的高中，上本地最好的大学，读研考博，出来直接就是医院的主任。而我也是在众多女孩当中，唯一读了大学的。大舅因为年少贪玩，没读书，只能在大排档打工，擦桌子、洗碗。表弟出生后，外祖父就给表弟起了个名字：永发。外祖父说，人的一生，一是命，二是运。这名字能助大舅家财运亨通。而转折就出现在表弟起名字后，大舅做了厨师，薪酬比之前高了十倍。家里的日子也渐渐好了起来。为此，外祖父无不得意地在我们面前经常提起，看吧，我说的没错吧。我们都只是笑笑，这算命我们也仅当娱乐。我们知道外祖父只是找个寄托。 我一直都有个疑问，就是长期蜷缩在我大脑里的梦境，这个梦境就像某种意义上的印记，伴随着我的整个记忆长河。在一个白雪茫茫的冬日，屋檐下还残留着我刚出生时的体温，父亲用一张绣着凤凰的红色棉布裹起刚出生不久的我，把我抱到曾祖父的屋门口，雪花铺满了我的双眼，我从雪花即将要融化的缝隙里，看到白蒙蒙的天空，犹如曾包裹着我的子宫，带着漫无边际的孤独，却又流淌着新生的光芒。父亲站在门口说，是个女儿。曾祖父没有开门，他在光线昏暗的泥土屋里，透过门缝里的光，静静地看着我。
多年后，我把这段记忆告知父亲，想证实这段记忆的真实性。父亲说，南方怎么会有雪？我说，我看到你抱着我，站在屋外看雪，曾祖父门口的三块红砖，那只褐黑色的巨大火鸡就站在那里，我记得清清楚楚。父亲说，刚出生的孩儿怎么会有记忆？这只是你的梦境。我努力地往前回忆，四岁时骑在褐黑色的火鸡身上，它带着我从祖母的家门口一直奔跑到曾祖父的门前才停下来。泥土屋早已破败不堪，用铁线捆起来的木门，还在顽强地虚掩着屋里的人去楼空。我骑着火鸡站在被泥土与脚印覆盖得已经看不见颜色的三块红砖上，就如当年这只火鸡看着父亲抱着我站在这里，百年一遇的大雪南下，风吹着红色棉布的角落，抖落无尽的孤独。
后来，我问外祖父，刚出生的孩儿有没有记忆？外祖父说，不要追究你的梦，男孩女孩又如何？活得快乐便可。
外祖父不信天，不信命，却给别人算命。我问他这是为什么。他笑着说，当一个人觉得自己运气不好时，你给他算，告诉他希望就在前面，他便不会一直沉溺在过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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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的龙眼树已经长到了二楼的窗边，房子的外墙也加深了几个色号，但还很牢固。外祖父坐在龙眼树下，只是这次坐的是轮椅。前些日子，母亲打电话通知我回来看外祖父，说外祖父想我了。我突然才想起多年未回去看过外祖父，趁着中秋，回了趟老家。
坐在轮椅上的外祖父，秃顶的背头，寥寥几根头发粘在皮表层，像山顶上枯败的树枝，风一吹枝丫乱颤，与头顶上正茂的龙眼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原来，外祖父已经患尿毒症多年，一直靠着透析度日，为了不让孙子外孙担心，一直让外祖母瞒着我们多年，而我实在也是不孝，竟是多年未曾回来过。
前些日子，外祖父摔了一跤，摔断了尾椎骨。外祖母要求动手术，外祖父无论如何都不同意。他说，这么多年，我只有两件事不听你的，第一件是做药酒，第二件就是这次。我一把年纪了，动不动手术效果不大，吃点接骨片慢慢就会好的。还不如把手术的钱留下来以后办理后事。
医生说，外祖父如果不换肾，已经时日无多了。
这些年外祖父看病花了很多钱，虽然居委会帮忙申请了低保，但远远填补不了这个缺口。为了不增加孩子们的负担，外祖母七十多岁了还推着三轮车到大街上卖手巾，赚点生活费。大舅把原来高薪的厨师工作辞掉了，回来照顾外祖父，在家附近一个人打两份工，中午和下午到学校伙房做厨师，晚上九点到凌晨两点在邻居家档口做炒冰。每隔三四天就骑着单车带外祖父到医院透析，日复一日。
前两天，外祖父做了一个梦。梦见猫头鹰从头顶上飞过，说自己大限将至，召集我们回来再见一面。外祖母凶他，你也是半个算命先生，算着自己能活过七十九，为什么相信这些奇奇怪怪的梦？外祖父说，梦由心生，我的事我知道。外祖母表面上在凶他，事实上和母亲打电话时已经哭成了泪人。她说，这个老不死的，说梦到自己要死了，我怎么办。
我站在门口，他背对着我，夕阳的余晖落在他的身上，只有枯瘦佝偻的影子。想起多年前，我和他坐在门前，等待落日谢幕，他告诉我什么是日月，什么是星晨。那时的他，身体笔直，像是黑夜里的光，点燃了我年少所有的好奇。我的鼻子有点酸，想去喊他，他已转头看到了我。
我走了过去，蹲在轮椅前，握着他皮挂骨的手。我惊讶时间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它怎么能把一个圆润的人变成了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外祖父背着阳光笑了起来，剪影在间隔抖动，就像要凋落的叶子。
第二天，我陪外祖父去透析，他躺在透析室的病床上，等待医生。我看着隔离床上的病人也在透析，鲜红的血在透析器里汩汩地走，经过一轮过滤，又回到身体里。我仿佛看到外祖父在这些血液的反复流动中，一点点消耗了他的精力，他圓滚滚的身子也被流走了。在医生要给他透析的时候，我走出了病房，我实在不忍心看着这一幕。
出来的时候，外祖父脸色发白。我问他是不是难受。他摇摇头，慢慢地吸了一口气，再慢慢地吐出来，我想起了他抽水烟筒的样子，那种享受的表情，可这明明是难受。他说，习惯了，习惯了。透析一下，精神百倍。对着我呵呵地笑了起来。我想起曾经从不言笑的外祖父，现在却刻意地用笑去逢迎对方，一股无名的滋味涌上心口，犹如一块巨石堵在胸口，让人久久不能喘息。
中秋过完，本来是想多留几天的。外祖父说他算着自己的命长着呢，能活过七十九。期限未到，老天不敢收。让我赶快回去上班。他见我不放心，摸了摸肚子说，我这两天胃口很好，还吃得很多，不信你摸摸。我见他在肚皮上来回摸了一圈，担心他把肚皮钻的小洞给摸着了。我说，我国庆再回去看你。他点了点头，说，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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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早上和往常并没有什么不同。大舅陪着外祖父去透析，透析回来还吃了一碗粥，外祖父吃完粥后，一个人坐在门口的龙眼树下等外祖母。十一点多的阳光还是有点耀眼，外祖父觉得有点晒，就背着阳光继续等。中午到来之前，街上还是很安静的，小学生还没有放学，街边只有几只猫蜷缩在角落里。邻居张伯见到外祖父坐在门口好一会儿了，就喊他：启明，日头晒到头顶咯，你回屋坐。叫了一声，没反应，张伯又叫了一声，还是没反应。张伯走过来拍了一下外祖父，才发现不一样，跌跌撞撞地跑去找外祖母。
外祖母打电话过来说，外祖父走了。他终究不愿意我们看着他走。我请了假，什么也没带，赶了回去。夜色落在屋檐上的时候，我与母亲同时赶回到外祖父家。外祖母看到我们都回齐了，就说，第三天就出殡吧。我想说点什么，但又说不上来。外祖母转过身来说，安慰的话就不用说了。说完就回了房间。 外祖母回房间后，大家也散了。大舅去忙第二天、第三天的事。看着外祖父疼痛这么多年，走了也未尝不是好事。但是整个晚上我都无法入睡，想起了外祖父，想起他年轻时的样子，想起了他年老的孤独，也想起了他这些年郁郁不得志，一直到了下半夜，才迷迷糊糊地睡着。突然，我好像听到了猫头鹰的叫声，可能是嗅着某种特殊的气味寻过来，站在门口的树上，声音悲怆地歌唱。想起年少时，外祖父曾经和我说起，要是你看到谁家树上站着猫头鹰，谁家就会有人去世。无奈睡意太沉重，手脚不听使唤。在阵阵的悲声中，又再次睡了过去。凌晨五点多，我爬起来，才发现这里早在许多年前就没了猫头鹰的影子，它仅仅是留存在道听途说中。
刚出房间，便发现外祖母不见了。
大家都寻了起来。最后在猪屋里，看到外祖母静静地躺在外祖父的隔壁。这个秋后的深夜，她醒来发现他已经悄无声息地走了。她起来看着熟睡中的他，给他整理了一下被子，然后，躺下来握着他的手，睡在他的身边。七十三岁的她，握着七十四岁的他的手。她只想陪他睡到天亮。这些年她以为早已不再爱他，在她这一辈人里，不知道什么是爱情。她只是觉得，他就像一条蛇日日蜷缩在心口，在无数次的黑夜撒咬着她的胃，在半夜疼醒。现在，她躺在他的身边，静静的，反而感觉安心了。这种感觉慢慢地回来了，可是，她听不到他的呼吸了。
大舅吓得不轻，去叫醒外祖母，担心她做傻事。外祖母过了一会才睁开眼说，整整十年我都没和他睡在一起了，好不容易睡一个晚上，你们来这里看什么热闹。
大舅说，爸走了。
我就和他睡一个晚上。外祖母握着外祖父的手，梳了梳外祖父稀疏而零散的头发，突然嚎啕大哭，我就想送送他。十多年没睡在一起了，没想到我们都是这样的死脾气，争争吵吵一辈子，以后都没机会了。
大舅眼眶红红的，再也说不出话来。我们守着他们，寂静无声。在苍凉的空气中等待天色吐出鱼肚白。直到晨曦发出一种金褐色的闪闪余韵，日头渐渐扒開雾霭笼罩的天际，柔和的温度铺在屋脊上，多么美好的一天，却在外祖母的心里落尽了悲凉。
在外祖父走后的第三天，我们开始回忆起他枯瘦的一生。那些曾不被我们理解的行为，在他走后，突然就明亮了起来。那唯一一瓶药酒被外祖母小心翼翼地保存在柜子里，表哥坐在灵棚外面的大门口，眉飞色舞地和众人分享外祖父的往事，说到转折之处，情动之下，口沫都粘在了门框上，外祖父瞬间变成了世外高人。而这一幕外祖父最想看到的，却是他不在的时候。我站在摩肩接踵的厅中，看着熙来攘往的过道，如同一锅黏稠的稀粥。酒席上阵阵的吆喝声、敲锣打鼓声、烟花炮竹声，混成一片，倒酒的、上菜的、添饭的，淹没了那颗悲伤的心。
而此刻，我的脑海里浮过外祖父颤颤巍巍的背影，想起他曾说过：人一世，物一世，不过是大千世界的一粒浮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