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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谢桃坊先生,是一个在词学界享有盛誉的知名学者。他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然最能代表其学术功力和成就的是其词学研究。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宋词辨》,这是关于宋代词人评论和词学史研究方面的专著。2007年4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宋词辨》的姊妹篇——《词学辨》,这是其对近百年词学研究中疑难问题的清理和探讨,收其近年的学术论文32篇,分为词体研究、词学批评、词林考证三大部分。
词学虽经历代学人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还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令研究者感到棘手和困惑,如词体的起源、宋词的流派、词体的分类、词韵的分部与入派三声、词乐的重构、词体的文学性质等。谢先生以极大的兴趣对这些学术难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对于这些疑难问题,他有独特的治学个性:不依傍前人,大胆怀疑,喜好自我开拓,研究视角非常敏锐地投向文学史家们所忽略而又有较高价值的问题,喜作前人未作或别人不愿意做而又有价值的题目。如宋代词人用韵的情况。是一个颇感棘手的问题。一般认为,以清人戈载的《词林正韵》为标准;但实际上宋词的用韵与《词林正韵》存在差异,并不完全吻合。这一现象引起了谢先生的密切关注。南宋词人朱敦儒曾试拟词韵,但详细内容因其文集已佚不得而知。谢先生根据元人陶宗仪的《韵记》提供的线索,对朱敦儒现存的三卷《樵歌》的用韵进行考察,复原了朱氏的词韵十六条,重现了宋词用韵的实际情况。通过复原朱氏的词韵,他发现《樵歌》的用韵体现了宋人依口语协韵的习惯,朱氏的词韵十六条与戈载的《词林正韵》存在较大的差异。如灰韵。朱氏将其单列一部,没有与支、微韵合并;戈载于第三、四、五、八、九、十、十二部所附的入声派入三声,在朱氏韵中并不存在。他的这一发现。一方面唤醒学界重新审视《词林正韵》确定的标准,另一方面又为解决词韵分部、三系阳声韵和入声韵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证据材料。这体现了他独到深邃的学术洞察力,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宋词有无流派,是否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婉约派和豪放派,或者按其风格类型划分成若干流派,这也是词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宋词的流派问题》一文,谢先生在充分占有宋词文献的坚实基础上,从历史追溯与词学辨析两个方面入手,认为宋代词人并无流派观念:宋词分为婉约和豪放两派,是词学史上的一种误会或附会:近世词学家对宋词流派风格的种种划分,都是缺乏文艺理论依据的,因而也是不科学的。以上意见,乍看令人难以接受。而实则有着它们坚实的理论和文献依据,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本世纪词学界所遇到的难题。
近世的大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虽非词学专家。仅偶尔涉足词学,但在理论与方法上都对现代词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试评王国维关于唐五代词的研究》中,谢先生对王国维关于唐五代词的研究中的失误与偏见、创见与猜想做了重新的审视和检讨,既指出王国维整理唐五代词存在的疏失,同时又肯定了他带有审美偏见的敏锐的艺术见解。谢先生特别赞赏王国维在敦煌文献研究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他所注意到的敦煌曲子词在词史上的重要意义。谢先生认为:王国维的这些精深创见很值得我们重视,这对我们研究词与燕乐、声诗的关系、词的起源、诗词的界域这些具有争议的问题很有启发意义和理论价值。梁启超不是专门的词学家,但其方法对词学有深远影响。谢先生《梁启超的稼轩词研究之词学史意义》一文,全面探讨了梁启超的稼轩词研究及其影响,对梁启超的词学研究做了十分准确的定位。其立论新颖。视角独特,于平凡中见出奇特,颇能显现作者的学术识见。
谢先生不喜作校勘、注释等古籍接理工作,但有深厚的考辨兴趣:因为考辨工作最富于创造性,可以产生新的证据。这正好符合先生喜欢挑战、好尚新奇的学术追求。他偏爱考辨工作是因为“古典文学研究者若仅利用别人的考辨成果去作理论的阐发或批评的依据,则表明其研究是不深入的,可能会出现以错为错、一误再误的弊病,其理论批评是缺乏坚实基础的”。他对考辨工作极为审慎,从构思到完成是颇费斟酌的,有的断断续续长达数年。难怪他的考辨总会有新的收获,总能找到新的立论依据,并最终导致对某一问题研究的突破。他的许多考证文章,颇有乾嘉学派的遗风,以广博的专业基础和过硬的基本功以及科学的研究方法取胜,多有纠正前贤的创获。他的《吴文英事迹考辨》、《姜夔事迹考辨》、《欧阳修词集考》、《张炎词集辨证》、《魏了翁词编年考》等考证文章,皆自成一说,深为词学界所重视。如词人吴文英的生卒年,向无明确的记载,身世也扑朔迷离。周密《浩然斋雅谈》谓翁元龙“与吴君特为亲伯仲”,后出嗣吴氏。谢先生的《吴文英事迹考辨》,在大量可靠文献的基础上,力辨其非,纠正了前人的误说。王灼的《碧鸡漫志》在我国古代文学、音乐、戏曲和科举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但王灼一生淡泊功名、隐居不仕,其生平不见于正史,因此其生卒年月、行迹、著述鲜为人知。谢先生的《王灼事迹考》,根据现存王灼的作品,并参证有关历史文献和地方文献,对其籍贯、生卒年月、行迹、著述进行了钩稽探索,其中的某些论点虽不是最终结论。却填补了王灼研究中的一项空白。
总之,谢先生的考证文章,立论谨严而又别具只眼。富有创新精神、批判意识与实事求是之风。其运笔行文没有一般考证之作的沉闷呆板,饶有趣味,使读者在津津有味的阅读中去认识问题的真相和本质。他所考证的成果多被征引,不少被袁行霈先生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之《中国文学史》所采用或列为重要参考资料。他的《词学辨》这部富于个性见解、具有开创意义的学术专著,适应了当今词学发展的趋势,体现出勇于探索的精神,能够经得起历史和学术严肃的检验。
作者: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昆明)讲师,文学博士
词学虽经历代学人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还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令研究者感到棘手和困惑,如词体的起源、宋词的流派、词体的分类、词韵的分部与入派三声、词乐的重构、词体的文学性质等。谢先生以极大的兴趣对这些学术难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对于这些疑难问题,他有独特的治学个性:不依傍前人,大胆怀疑,喜好自我开拓,研究视角非常敏锐地投向文学史家们所忽略而又有较高价值的问题,喜作前人未作或别人不愿意做而又有价值的题目。如宋代词人用韵的情况。是一个颇感棘手的问题。一般认为,以清人戈载的《词林正韵》为标准;但实际上宋词的用韵与《词林正韵》存在差异,并不完全吻合。这一现象引起了谢先生的密切关注。南宋词人朱敦儒曾试拟词韵,但详细内容因其文集已佚不得而知。谢先生根据元人陶宗仪的《韵记》提供的线索,对朱敦儒现存的三卷《樵歌》的用韵进行考察,复原了朱氏的词韵十六条,重现了宋词用韵的实际情况。通过复原朱氏的词韵,他发现《樵歌》的用韵体现了宋人依口语协韵的习惯,朱氏的词韵十六条与戈载的《词林正韵》存在较大的差异。如灰韵。朱氏将其单列一部,没有与支、微韵合并;戈载于第三、四、五、八、九、十、十二部所附的入声派入三声,在朱氏韵中并不存在。他的这一发现。一方面唤醒学界重新审视《词林正韵》确定的标准,另一方面又为解决词韵分部、三系阳声韵和入声韵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证据材料。这体现了他独到深邃的学术洞察力,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宋词有无流派,是否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婉约派和豪放派,或者按其风格类型划分成若干流派,这也是词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宋词的流派问题》一文,谢先生在充分占有宋词文献的坚实基础上,从历史追溯与词学辨析两个方面入手,认为宋代词人并无流派观念:宋词分为婉约和豪放两派,是词学史上的一种误会或附会:近世词学家对宋词流派风格的种种划分,都是缺乏文艺理论依据的,因而也是不科学的。以上意见,乍看令人难以接受。而实则有着它们坚实的理论和文献依据,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本世纪词学界所遇到的难题。
近世的大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虽非词学专家。仅偶尔涉足词学,但在理论与方法上都对现代词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试评王国维关于唐五代词的研究》中,谢先生对王国维关于唐五代词的研究中的失误与偏见、创见与猜想做了重新的审视和检讨,既指出王国维整理唐五代词存在的疏失,同时又肯定了他带有审美偏见的敏锐的艺术见解。谢先生特别赞赏王国维在敦煌文献研究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他所注意到的敦煌曲子词在词史上的重要意义。谢先生认为:王国维的这些精深创见很值得我们重视,这对我们研究词与燕乐、声诗的关系、词的起源、诗词的界域这些具有争议的问题很有启发意义和理论价值。梁启超不是专门的词学家,但其方法对词学有深远影响。谢先生《梁启超的稼轩词研究之词学史意义》一文,全面探讨了梁启超的稼轩词研究及其影响,对梁启超的词学研究做了十分准确的定位。其立论新颖。视角独特,于平凡中见出奇特,颇能显现作者的学术识见。
谢先生不喜作校勘、注释等古籍接理工作,但有深厚的考辨兴趣:因为考辨工作最富于创造性,可以产生新的证据。这正好符合先生喜欢挑战、好尚新奇的学术追求。他偏爱考辨工作是因为“古典文学研究者若仅利用别人的考辨成果去作理论的阐发或批评的依据,则表明其研究是不深入的,可能会出现以错为错、一误再误的弊病,其理论批评是缺乏坚实基础的”。他对考辨工作极为审慎,从构思到完成是颇费斟酌的,有的断断续续长达数年。难怪他的考辨总会有新的收获,总能找到新的立论依据,并最终导致对某一问题研究的突破。他的许多考证文章,颇有乾嘉学派的遗风,以广博的专业基础和过硬的基本功以及科学的研究方法取胜,多有纠正前贤的创获。他的《吴文英事迹考辨》、《姜夔事迹考辨》、《欧阳修词集考》、《张炎词集辨证》、《魏了翁词编年考》等考证文章,皆自成一说,深为词学界所重视。如词人吴文英的生卒年,向无明确的记载,身世也扑朔迷离。周密《浩然斋雅谈》谓翁元龙“与吴君特为亲伯仲”,后出嗣吴氏。谢先生的《吴文英事迹考辨》,在大量可靠文献的基础上,力辨其非,纠正了前人的误说。王灼的《碧鸡漫志》在我国古代文学、音乐、戏曲和科举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但王灼一生淡泊功名、隐居不仕,其生平不见于正史,因此其生卒年月、行迹、著述鲜为人知。谢先生的《王灼事迹考》,根据现存王灼的作品,并参证有关历史文献和地方文献,对其籍贯、生卒年月、行迹、著述进行了钩稽探索,其中的某些论点虽不是最终结论。却填补了王灼研究中的一项空白。
总之,谢先生的考证文章,立论谨严而又别具只眼。富有创新精神、批判意识与实事求是之风。其运笔行文没有一般考证之作的沉闷呆板,饶有趣味,使读者在津津有味的阅读中去认识问题的真相和本质。他所考证的成果多被征引,不少被袁行霈先生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之《中国文学史》所采用或列为重要参考资料。他的《词学辨》这部富于个性见解、具有开创意义的学术专著,适应了当今词学发展的趋势,体现出勇于探索的精神,能够经得起历史和学术严肃的检验。
作者: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昆明)讲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