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初，于少东的儿子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后提出办个像样儿的婚礼。起初，于少东并不赞同，想让儿子旅行结婚。
　　身为副厅级领导干部的于少东当然清楚，给儿子大操大办婚礼会产生负面影响。而且，几年前城口县的一名副县长因大操大办母亲的丧礼受到调查处理，有前车之鉴。因为头脑中绷紧了党纪这根弦，所以于少东在父亲去世时没有举办丧礼。
　　于少东关于旅行结婚的提议，遭到妻子、儿子以及儿媳娘家的强烈反对。妻子在操办婚礼的问题上态度坚决；儿子几番吐露“要不办婚礼，我会后悔一辈子”；亲家母也多次表示：“我就一个女儿，不能悄没声儿地嫁到你们于家，我们这方的亲戚朋友还要参加婚礼呢！”于少东的兄弟姐妹也出面说情：“父亲的丧礼不办也就算了，侄儿的婚礼要再不办，莫怪我们不认你这个兄弟！”一些朋友也劝他：“你这是何必呢，孩子结婚是大喜事，那谁谁谁不都办了嘛！”
　　在家人亲友的反对下，于少东本来就不是很坚决的态度转变了。再想想“这些年没少参加别人家的红白喜事，送出去不少礼金，也借此机会收回来一些”。
　　在同意儿子办婚礼后，于少东起初还是希望尽量控制规模，并提出不在城口县办，而在重庆市区办，因为“县里地方小，担心影响不好”。筹办过程中，他要求家人不发请帖，只口头通知，除亲戚朋友外，不通知城口县的人，并默许在重庆市的一家五星级酒店预订了90多席，标准为午宴2499元/席、晚宴800元/席。
　　2012年11月，于少东与家人确定了婚礼筹备人员，并将各项事务落实到人——有于少东的亲戚、民营企业主身份的同学、县级部门单位负责人及工作人员。于少东还电话通知了在重庆市其他區县任职的一些朋友。婚期定在2013年1月2日。
　　2012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出台《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尽管重庆市已认真传达贯彻文件要求，但并没有改变于少东的“既定安排”。“我知道‘八项规定’，但没有引起思想上的重视，以为这次也只是强调一下而已。”于少东对大操大办抱有一丝侥幸，为此还做了精心安排。
　　婚礼现场，于少东没有安排新人向双方父母敬茶、双方家长讲话等常规环节。中午11点多，于少东才赶到举办婚礼的酒店，并且直接进入包间陪客人吃饭，很多来宾压根儿没见到于少东的身影。
　　婚礼结束后，于少东夫妇在市区家中花了一天的时间清点礼金，登记造册。当看到城口县多个部门和乡镇党政领导的送礼名单，看到企业老板少则1万元、多则10万元的礼金，于少东心里打鼓了，他知道这是严重违规，但仍心存侥幸。
　　为了应付组织上可能的调查，于少东和妻子造了两份礼簿——一份真实的，总计200多万元；一份假的，只登记了亲戚朋友所送礼金和外人金额较小的礼金，总计47万余元。
　　儿子举办婚礼的第二天，于少东听说有人要举报，就让儿子找到扬言要举报的人。为了说服举报人，于少东的儿子花了三个半小时“做工作”。
　　除了婚礼开销和其他相应支出，婚礼所收礼金还剩下100余万元。于少东在接受调查时对办案人员坦白，在如何存放这笔现金的问题上，他采纳了妻子的建议，放贷给一个做工程需要资金周转的老板。
　　到头来，于少东大操大办儿子婚礼并借机敛财一事，还是被知情者举报。经查，于少东为儿子操办婚礼设午宴101桌，收受礼金200多万元。其中，收受管理服务对象的礼金高达90多万元。
　　于少东在《悔过书》中写道：“在儿子办婚礼的问题上，尽管最初反对大操大办，但最后还是经不起诱惑，从默许到亲自参与这一违规违纪行为。在听说有人举报的情况下，不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而是采取弄虚作假的手段制造假礼簿并支持儿子隐藏礼金，企图蒙混过关。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这样麻木、大胆，甚至在被组织调查之初都还没有认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现在看来真是可惊可叹。”
　　（王雪根据《中国纪检监察报》的报道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