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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不少官方机构、智库同行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调研。一些记者在采访笔者时，都会问及类似的问题：“作为金融智库，如何选拔专业人才？”“如何协调智库与大学学科建设的关系？”这些问题让笔者不由想到美国著名学者、世界体系理论创始人沃勒斯坦的一本专著《否思社会科学》。他用“否思”（unthinking）一词，而不是用“反思”（rethinking），对起源于19世纪的社会科学学科划分进行否定性的思考。这种批判对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建设有极其关键的启示意义。
19世纪的学科分野，造成知识狭隘与研究壁垒
根据沃勒斯坦的逻辑，目前的各种理论、范式和制度化的安排，都是从19世纪开始建构的。此前，在大学，或其他研究机构，并没有像今天这么多元与专门的学科划分。正因如此，在阅读19世纪前的研究经典著作时，很容易发现许多大思想家跨学科、跨门类的知识底蕴。比如，17世纪的英国科学家牛顿既是物理学家，又是数学家，还是提出金本位制度的经济学家，对宗教的研究也非常深入透彻。
19世纪后，学科的分野开始越来越专门化，先是科学与人文的分野，延续到现在，主要是体现在文科与理科的差异。目前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已经全然不可能像牛顿那样把物理学、经济学与宗教学融会贯通，以统合、一体的方法观察与研究世界了。相反，文科、理科已然变成截然对立、差异化极强的两种认识世界的形式。
在人文与社会科学内部，也开始逐渐严格地分化为六大学科：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和东方学。在沃勒斯坦看来，学科间分野的主要依据在于三个方面：一是过去与现在的时间分野。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被视为是研究当下发生的事情；而历史学则假设为是对过去发生事情的研究。二是西方与非西方的文化分野。人类学、东方学被视为是对野蛮的、非西方社会的研究范畴，而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则只关心文明社会，暗喻西方人自己。三是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的空间分野，由此而分解出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
三大学科分野人为地割裂了原本世界在时间、文化和空间上的有机统一。虽然这种分野的初衷是为了更清晰地研究世界的局部，但实际上却有碍人们完整地观察世界。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在其《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所讲的，很多社会科学家只会看某个小问题，或用某个抽象概念去判断问题，对现实的经验毫无感觉。
这种学科分野在20世纪初以某种“启蒙运动”方式，移植到了中国大学与研究机构，延续至今便成了目前的所谓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等专业划分体系。在笔者看来，比专业划分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学科内容上，中国大多数大学与研究机构在社会科学的教材、研究标准上，几乎照搬照抄了来自于欧美世界19世纪的思想叙述与话语体系，导致了文化自主性与研究本土性的丧失。
这种现象被一些舆论视为“中国思想的被殖民”。无论这种观念对错与否，从实际上看，的确存在着严重的大学知识与社会脱节的现象，以至于舆论常感叹“在大学里学的东西，在社会上根本用不上”。类似“用不上”的感慨，加上博士学科研究的专门化、细分化与标准化流程，渐渐演化成了学术精英化、学科壁垒化、知识狭隘化的弊端，以致被一些人讥讽为“读书无用”。这种现象反衬在智库界，就衍生出了所谓的“学者无用论”。
沃勒斯坦在《否思社会科学》一书的序言中谈道：“时至今日，这些旧理论中既狭隘又具有训导性的假说依然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思维，而实际上本不该如此。这些曾经（19世纪）被认为是思想解放的假说，今天已经成为我们对社会进行有用的分析的核心理性障碍。”
靠单一学科，难以成就好的智库
诚如沃氏所言，已被假定的理论框架，落到现实生活的观察与研究中，通常被演化成“经济学家只研究经济问题，政治学家只研究政治问题……”的知识狭隘，以及现实问题解决方案的片面化。但智库却是一个综合、全面寻找现实问题的政策解决方案的咨询机构，不应该有太多所谓专业的划分，即所谓“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
曾经流传着一个网络笑话：一个肥皂厂为防止肥皂盒里没有装肥皂，花了数百万请一位博士专门订制了一台红外线遥感仪，探测盒里是否有实物肥皂。另一位聪明的老农想了一个更实用的办法，用大风扇放在肥皂盒的传输出口，没有装实物的盒子很容易就被吹走了。
这个笑话给我们的启示是，智库解决方案需要实用，不一定要像学术研究那样复杂与高深。然而，当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科壁垒，长期被复制到中国智库界，导致后者政策智力支持捉襟见肘，远远跟不上时代与决策者的需求。
以号称“亚洲最重要智库”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例，其下拥有文学哲学部、历史学部、经济学部、社会政法学部、国际研究学部、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等六大学部，40个研究院所，學科划分方式基本与19世纪以来的学科变迁相似。
笔者不止一次听到学者，包括中国社科院学者自己评价说，类似学科分类造成学者对于非本领域事务的陌生化，以及仅会从一个视角分析本领域的事务，如国际学部的研究人员对中国国内的情况相当不了解；经济学部的研究人员多根据数据来分析中国经济走向，而忘却了中国经济具有非常浓烈的政治经济学色彩，等等。
相比之下，欧美发达智库并没有严格的学科分类，而只有议题项目导向的划分方式，比如，在《全球智库报告》中多年蝉联全球智库第一名的布鲁金斯学会不可能出现类似经济研究所、政治研究所的划分，而是就中国政治、安全、全球治理、东北亚安全等专题导向，来确定相关的人员配比与下属机构设置。
与此同时，在人员与机构设置中，国外优秀智库并不拘泥于学科划分，甚至研究人员也不要求拥有博士学位。不少优秀的智库学者只拥有硕士学位，有的甚至还只是学士学位。不止一位欧美智库学者对笔者讲，仅靠一个学科，难以打造好的智库，甚至都完成不了好的智库项目。
中国智库目前需要超越学科化
当下，相当一部分渐入佳境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传统智库为基础建立的，是对传统智库的转型和提升。这些新型智库仍保持原有传统智库的学科分类，其研究者的知识框架和专业相对单一。
在这个背景下，传统智库如何调整？在哪个方面进行转型？在哪些领域进行提升？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笔者的看法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进一步发展，必须要有一场对社会科学发展的否思。
传统智库的升级离不开19世纪学科专业化以来的功底，但绝不能仅仅限于传统学科的专业。基于专业学科，超越学科化，回归现实的本体，才能破除智库发展的知识障碍。因此，传统智库的转型与提升，首先需要智库学者尽可能摆脱19世纪以来学科专业化，尤其是20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美国化的思想桎梏，恢复与中国古代传统一脉相承的士大夫情结，以及基于现实的学统与道统。这应是当下智库学者的新理想、新素养。
只有重拾当代学人“学以致用”的精神，才能使智库研究产生方法论的转型，使研究方向真正贴近社会、贴近现实、贴近政策，让研究超越现有的学术精英化、知识壁垒化的不良趋向，最终符合“思想市场”的需求，提出社会问题的可行性解决方案。
另外，在智库运营层面，还需要重塑人员结构与知识构成。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要吸引专业能力强的人才，也要跨学科地引进与主攻方面相关的其他专业人才。比如，金融与经济智库，不妨引进一些政治学、国际研究类的人才，甚至具有社会学专业背景的人才；而国际研究类的智库，最好能够引进外语类、文学类和经济类的人才。而且，中国智库目前最需要增加的还有战略传播人才。
笔者相信，中国智库的发展，以及智库学者研究能力的不断提升，必将重塑社会科学的思考，助推当下大学学术研究与学科划分的改革。毕竟，目前的大学结构与研究机构过于僵化，是时候来点外部的思想冲击了。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微信公众号：rdcy2013）
19世纪的学科分野，造成知识狭隘与研究壁垒
根据沃勒斯坦的逻辑，目前的各种理论、范式和制度化的安排，都是从19世纪开始建构的。此前，在大学，或其他研究机构，并没有像今天这么多元与专门的学科划分。正因如此，在阅读19世纪前的研究经典著作时，很容易发现许多大思想家跨学科、跨门类的知识底蕴。比如，17世纪的英国科学家牛顿既是物理学家，又是数学家，还是提出金本位制度的经济学家，对宗教的研究也非常深入透彻。
19世纪后，学科的分野开始越来越专门化，先是科学与人文的分野，延续到现在，主要是体现在文科与理科的差异。目前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已经全然不可能像牛顿那样把物理学、经济学与宗教学融会贯通，以统合、一体的方法观察与研究世界了。相反，文科、理科已然变成截然对立、差异化极强的两种认识世界的形式。
在人文与社会科学内部，也开始逐渐严格地分化为六大学科：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和东方学。在沃勒斯坦看来，学科间分野的主要依据在于三个方面：一是过去与现在的时间分野。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被视为是研究当下发生的事情；而历史学则假设为是对过去发生事情的研究。二是西方与非西方的文化分野。人类学、东方学被视为是对野蛮的、非西方社会的研究范畴，而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则只关心文明社会，暗喻西方人自己。三是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的空间分野，由此而分解出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
三大学科分野人为地割裂了原本世界在时间、文化和空间上的有机统一。虽然这种分野的初衷是为了更清晰地研究世界的局部，但实际上却有碍人们完整地观察世界。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在其《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所讲的，很多社会科学家只会看某个小问题，或用某个抽象概念去判断问题，对现实的经验毫无感觉。
这种学科分野在20世纪初以某种“启蒙运动”方式，移植到了中国大学与研究机构，延续至今便成了目前的所谓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等专业划分体系。在笔者看来，比专业划分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学科内容上，中国大多数大学与研究机构在社会科学的教材、研究标准上，几乎照搬照抄了来自于欧美世界19世纪的思想叙述与话语体系，导致了文化自主性与研究本土性的丧失。
这种现象被一些舆论视为“中国思想的被殖民”。无论这种观念对错与否，从实际上看，的确存在着严重的大学知识与社会脱节的现象，以至于舆论常感叹“在大学里学的东西，在社会上根本用不上”。类似“用不上”的感慨，加上博士学科研究的专门化、细分化与标准化流程，渐渐演化成了学术精英化、学科壁垒化、知识狭隘化的弊端，以致被一些人讥讽为“读书无用”。这种现象反衬在智库界，就衍生出了所谓的“学者无用论”。
沃勒斯坦在《否思社会科学》一书的序言中谈道：“时至今日，这些旧理论中既狭隘又具有训导性的假说依然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思维，而实际上本不该如此。这些曾经（19世纪）被认为是思想解放的假说，今天已经成为我们对社会进行有用的分析的核心理性障碍。”
靠单一学科，难以成就好的智库
诚如沃氏所言，已被假定的理论框架，落到现实生活的观察与研究中，通常被演化成“经济学家只研究经济问题，政治学家只研究政治问题……”的知识狭隘，以及现实问题解决方案的片面化。但智库却是一个综合、全面寻找现实问题的政策解决方案的咨询机构，不应该有太多所谓专业的划分，即所谓“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
曾经流传着一个网络笑话：一个肥皂厂为防止肥皂盒里没有装肥皂，花了数百万请一位博士专门订制了一台红外线遥感仪，探测盒里是否有实物肥皂。另一位聪明的老农想了一个更实用的办法，用大风扇放在肥皂盒的传输出口，没有装实物的盒子很容易就被吹走了。
这个笑话给我们的启示是，智库解决方案需要实用，不一定要像学术研究那样复杂与高深。然而，当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科壁垒，长期被复制到中国智库界，导致后者政策智力支持捉襟见肘，远远跟不上时代与决策者的需求。
以号称“亚洲最重要智库”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例，其下拥有文学哲学部、历史学部、经济学部、社会政法学部、国际研究学部、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等六大学部，40个研究院所，學科划分方式基本与19世纪以来的学科变迁相似。
笔者不止一次听到学者，包括中国社科院学者自己评价说，类似学科分类造成学者对于非本领域事务的陌生化，以及仅会从一个视角分析本领域的事务，如国际学部的研究人员对中国国内的情况相当不了解；经济学部的研究人员多根据数据来分析中国经济走向，而忘却了中国经济具有非常浓烈的政治经济学色彩，等等。
相比之下，欧美发达智库并没有严格的学科分类，而只有议题项目导向的划分方式，比如，在《全球智库报告》中多年蝉联全球智库第一名的布鲁金斯学会不可能出现类似经济研究所、政治研究所的划分，而是就中国政治、安全、全球治理、东北亚安全等专题导向，来确定相关的人员配比与下属机构设置。
与此同时，在人员与机构设置中，国外优秀智库并不拘泥于学科划分，甚至研究人员也不要求拥有博士学位。不少优秀的智库学者只拥有硕士学位，有的甚至还只是学士学位。不止一位欧美智库学者对笔者讲，仅靠一个学科，难以打造好的智库，甚至都完成不了好的智库项目。
中国智库目前需要超越学科化
当下，相当一部分渐入佳境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传统智库为基础建立的，是对传统智库的转型和提升。这些新型智库仍保持原有传统智库的学科分类，其研究者的知识框架和专业相对单一。
在这个背景下，传统智库如何调整？在哪个方面进行转型？在哪些领域进行提升？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笔者的看法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进一步发展，必须要有一场对社会科学发展的否思。
传统智库的升级离不开19世纪学科专业化以来的功底，但绝不能仅仅限于传统学科的专业。基于专业学科，超越学科化，回归现实的本体，才能破除智库发展的知识障碍。因此，传统智库的转型与提升，首先需要智库学者尽可能摆脱19世纪以来学科专业化，尤其是20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美国化的思想桎梏，恢复与中国古代传统一脉相承的士大夫情结，以及基于现实的学统与道统。这应是当下智库学者的新理想、新素养。
只有重拾当代学人“学以致用”的精神，才能使智库研究产生方法论的转型，使研究方向真正贴近社会、贴近现实、贴近政策，让研究超越现有的学术精英化、知识壁垒化的不良趋向，最终符合“思想市场”的需求，提出社会问题的可行性解决方案。
另外，在智库运营层面，还需要重塑人员结构与知识构成。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要吸引专业能力强的人才，也要跨学科地引进与主攻方面相关的其他专业人才。比如，金融与经济智库，不妨引进一些政治学、国际研究类的人才，甚至具有社会学专业背景的人才；而国际研究类的智库，最好能够引进外语类、文学类和经济类的人才。而且，中国智库目前最需要增加的还有战略传播人才。
笔者相信，中国智库的发展，以及智库学者研究能力的不断提升，必将重塑社会科学的思考，助推当下大学学术研究与学科划分的改革。毕竟，目前的大学结构与研究机构过于僵化，是时候来点外部的思想冲击了。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