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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自转型之后,一向是被我们的主流媒体、主流学者鄙视的。看他们对东欧的种种描绘,那里简直就是人间地狱:经济下滑,社会混乱,黑道横行,大批妇女涌入西欧做妓女。此番金融海啸之后,来自那里的消息更不美妙。总之,转型对于东欧,似乎就是一场灾难,一场永远没有尽头的灾难。这让我们这些生活在社会主义天堂里的人,深感渐进改革的幸福。
前段时间有机会去东欧几个国家转了转。去之前,还有好心人告诉我,去那里要小心,弄不好会被敲诈的。而那里的警察,对华人也相当不友好,求助也没用,一时间心里还真是七上八下的。
可是,到了东欧之后,发现此前的种种传言并不确切。虽然我们此行仅是走马观花,但所到之处无论白天黑夜,绝对没有人打扰。看不见国内常见的乞讨者、卖假证者、卖盗版光碟者,至于小偷、皮条客和敲诈者,则连影子都没见到。无论发达的捷克还是落后的波兰、斯洛伐克,街上所有的人都神态安逸,悠闲极了,全然没有中国人那种匆匆忙忙外加神情严肃的“通用表情”。据说受金融海啸影响最大的匈牙利,人们也一样不慌不忙。走路的慢悠悠,賣东西的不吆喝。不小心把东西忘在小贩那里了?不用着急,想起来再回去取,根本没人动。内陆国家没有海滩,漂亮的女孩子就穿着比基尼,在公园草地上晒太阳,养眼极了。走了这么多国家,只在匈牙利看到一个年老的流浪汉,在多瑙河边洗澡。
更令我惊奇的是,尽管几个国家的总统或者总理府都对民众开放,除了办公区,游人可随意进出,但在那里,我们居然看不到一个上访者——半个都没有。人们在总统府门口摆摊,拉小提琴挣钱,就是没人上访。而我们的各级政府,只要挂了牌,无论门禁多么森严,上访者的困扰,几乎都免不了。常有上访者成群结队堵在政府门口,甚至长期安营扎寨。如果没有大力度的层层截访、各级政府专人盯守,北京的上访压力将会更大。许多地方的基层政府工作人员,每到节假日就忙得一塌糊涂,人盯人地看住那些潜在的上访者,为此累得叫苦连天。
按常识判断,我们国家上访潮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司法的失效。从古至今,老百姓日常纠纷的调节和解决,大部分取决于司法诉讼,而现在每一级法院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同级政府的影响。法院不仅在体制上受制于地方党政机构,还要“讲政治”。老百姓已经发现,有时决定审判的最关键因素不是法律,也不是法院,而是政府。即使不属于民告官的情形,也是如此。因此,只要有了不可不解决的纠纷,无论什么性质,无论有没有经过法院,感到不公的一方(无论是真的不公还是自己的感觉),都会倾向于找政府,一级不行,就再上一级,直至上访到中央政府。如果我们的行政部门无权干涉审判,各级司法部门都能取信于民,老百姓还会到行政部门去上访吗?当然不会,因为去了也没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司法改革力度不可谓不大,从“无法无天”逐渐过渡到了有法可依。但是,法律和司法系统的公信力依然没有建立起来。各级政府虽已不是过去的全能政府,但依然有包办一切的趋向,长期占据权力的金字塔顶尖,通吃一切,不仅法院管不了,法律也管不了——不仅管不了,而且还要反过来管法院。这种情况不改变,无论花多么大的财力、人力截访,甚至动用司法手段以拘留劳教相钳制,都解决不了问题——上访只能越访规模越大,越访行动越激烈。从上访变成群体性事件,只是弹指间的事儿。
转型前的东欧,其实与我们的差别不太大。转型之后的东欧经济情况究竟怎样,我不是经济学家,不清楚,但那里的社会秩序,就我的感觉来说,比我们好。否则,人家的总统府总理府断然不敢开放。人家为什么能做到这点,是不是司法比我们有效,我也不清楚。但事实是,东欧就是没有上访者。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前段时间有机会去东欧几个国家转了转。去之前,还有好心人告诉我,去那里要小心,弄不好会被敲诈的。而那里的警察,对华人也相当不友好,求助也没用,一时间心里还真是七上八下的。
可是,到了东欧之后,发现此前的种种传言并不确切。虽然我们此行仅是走马观花,但所到之处无论白天黑夜,绝对没有人打扰。看不见国内常见的乞讨者、卖假证者、卖盗版光碟者,至于小偷、皮条客和敲诈者,则连影子都没见到。无论发达的捷克还是落后的波兰、斯洛伐克,街上所有的人都神态安逸,悠闲极了,全然没有中国人那种匆匆忙忙外加神情严肃的“通用表情”。据说受金融海啸影响最大的匈牙利,人们也一样不慌不忙。走路的慢悠悠,賣东西的不吆喝。不小心把东西忘在小贩那里了?不用着急,想起来再回去取,根本没人动。内陆国家没有海滩,漂亮的女孩子就穿着比基尼,在公园草地上晒太阳,养眼极了。走了这么多国家,只在匈牙利看到一个年老的流浪汉,在多瑙河边洗澡。
更令我惊奇的是,尽管几个国家的总统或者总理府都对民众开放,除了办公区,游人可随意进出,但在那里,我们居然看不到一个上访者——半个都没有。人们在总统府门口摆摊,拉小提琴挣钱,就是没人上访。而我们的各级政府,只要挂了牌,无论门禁多么森严,上访者的困扰,几乎都免不了。常有上访者成群结队堵在政府门口,甚至长期安营扎寨。如果没有大力度的层层截访、各级政府专人盯守,北京的上访压力将会更大。许多地方的基层政府工作人员,每到节假日就忙得一塌糊涂,人盯人地看住那些潜在的上访者,为此累得叫苦连天。
按常识判断,我们国家上访潮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司法的失效。从古至今,老百姓日常纠纷的调节和解决,大部分取决于司法诉讼,而现在每一级法院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同级政府的影响。法院不仅在体制上受制于地方党政机构,还要“讲政治”。老百姓已经发现,有时决定审判的最关键因素不是法律,也不是法院,而是政府。即使不属于民告官的情形,也是如此。因此,只要有了不可不解决的纠纷,无论什么性质,无论有没有经过法院,感到不公的一方(无论是真的不公还是自己的感觉),都会倾向于找政府,一级不行,就再上一级,直至上访到中央政府。如果我们的行政部门无权干涉审判,各级司法部门都能取信于民,老百姓还会到行政部门去上访吗?当然不会,因为去了也没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司法改革力度不可谓不大,从“无法无天”逐渐过渡到了有法可依。但是,法律和司法系统的公信力依然没有建立起来。各级政府虽已不是过去的全能政府,但依然有包办一切的趋向,长期占据权力的金字塔顶尖,通吃一切,不仅法院管不了,法律也管不了——不仅管不了,而且还要反过来管法院。这种情况不改变,无论花多么大的财力、人力截访,甚至动用司法手段以拘留劳教相钳制,都解决不了问题——上访只能越访规模越大,越访行动越激烈。从上访变成群体性事件,只是弹指间的事儿。
转型前的东欧,其实与我们的差别不太大。转型之后的东欧经济情况究竟怎样,我不是经济学家,不清楚,但那里的社会秩序,就我的感觉来说,比我们好。否则,人家的总统府总理府断然不敢开放。人家为什么能做到这点,是不是司法比我们有效,我也不清楚。但事实是,东欧就是没有上访者。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