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张爱玲以一个上海外来者的眼光审视着殖民地香港光怪陆离的人与物，揭示了殖民地香港被看的处境与迎合的无主体姿态。在这种大环境下，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乔琪与女主人公葛薇龙分别因为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和异乡与原乡的断裂性感到了一种无根的身份焦虑，在精神的折磨和外界的诱惑中，自觉地走向了堕落。隐含作者在猛烈批判自己笔下主人公意志不坚定的同时，也给予了他们一些人性的关怀与同情。
　　关键词：张爱玲 《沉香屑·第一炉香》 香港 殖民 身份
　　殖民地香港的鱼龙混杂、中西合璧的大环境，香港当局和主流社会对西方男性殖民者的迎合，本土文化的边缘位置和“失语”状态，都让身处其中的人们感到了一种身份的焦虑。在这种大环境下，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由殖民者主导的种族观念，让男主人公乔琪的混血身份得不到承认，无法获得一种归属感，漂浮在其中，无落脚之地；而身处封闭空间的梁宅（香港）中的女主人公葛薇龙因为自己与本土文化的割裂而倍感焦灼，在病中出现了“上海”与“香港”的对立，并且产生了“怀乡”情结，体现了她在香港的无根状态。隐含作者在此基础上理解和同情了自己笔下人物的堕落，并没有简单地进行“善”与“恶”的道德判断，更多的是展现了一种现代人生形态。
　　一、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
　　张爱玲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呈现的香港是鱼龙混杂的，社会中人种的构成极其复杂，有黄种人、白种人，还有杂种人。但正如梁太太所说，“我们香港行的是英国规矩”，作为殖民者的白种人无疑掌握了最高的权力和话语权，而其他的黄种人和杂种人则被置于边缘位置。作者有意设置乔琪的中葡混血身份（这是一个得不到主流话语承认的身份），揭示了香港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通过对乔琪身份的书写，隐含作者在猛烈批判乔琪这个花花公子的同时也给予了他一丝理解和同情。小说通过人物语言侧面反映了殖民地香港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以及乔琪因其“杂种”人身份而无根的漂浮状态。
　　（一）侧面反映种族观念深厚 小说并没有正面描写殖民地香港深厚的种族观念与乔琪的身份焦虑，而是通过描写与乔琪有纠葛的其他人物——梁太太和周吉婕（乔琪同母异父的妹妹）的语言、叙述语气和语调，侧面交代男主人公“杂种人”身份以及这种身份的边缘位置，反映了殖民地深厚的种族观念和种族界限。
　　在梁太太的口中，“姓乔的你这小杂种，你爸爸巴结英国人弄了个爵士衔，你妈可是来历不明的葡萄牙婊子，澳门摇摊场子上数筹码的”a。言词充满了轻蔑，作为一个香港富商的遗孀或说香港本地人，对于中葡混血的乔琪不甚尊重。“杂种人”的称呼意味着正常身份的不被承认：没有香港人认为“高贵”的英国血统，同时又不是纯黄种人，在社会中受挤压，不受重视，没有话语权，这多少会导致乔琪心理扭曲，性格阴沉。乔琪同母异父的妹妹吉婕对于这种“殖民地的空气”更为敏感。她在醉酒后的一段独白是对殖民地香港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的激烈控诉。在恋爱和婚姻中，“杂种人可能对象全是杂种人”反映了种族观念和等级观念的深厚。“没有安身立命的地方”更是道出了她和乔琪这类人无根的漂泊感，漂浮于历史的天空上，没有心灵的栖息之地。
　　（二）无根的漂泊状态 香港长期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中，身处其中的人们经常会产生身份认同的危机，“杂种人”乔琪更是繁华都市的边缘人。他像“无脚鸟”一样一直在漂泊，“无根”是他的生命状态。他与王家卫导演的《阿飞正传》中的旭仔（阿飞）同型，都是悬浮在历史舞台上的“无脚鸟”。隐含作者某种程度上体恤了这种因为“无爱的时代”而造成的“无爱的人生”。b乔琪因母亲“来历不明的葡萄牙婊子”身份而在父亲身边不得宠，无心学业与事业，游走于各种女性之间，天天只想快活，不想负责任。尽管乔琪表面风光，落拓不羁，但是最终与葛薇龙结婚，并不是他的“浪子回头”，而是与他的经济处境有关，杂种人的身份限定了他的职业和收入，为了不劳而获他甘愿与自己不爱的人结婚。当然，乔琪的自甘堕落并不可取，他不加节制的欲望不仅毁了自己的人生，更是让一个曾经清纯的女学生堕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隐含作者对于男主人公的身份焦虑表达得较为隐晦和含蓄，需要读者反复阅读才能够推知，但是对于女主人公葛薇龙身份焦虑的呈现却较为明显，这体现为一种因异乡与原乡在空间和精神文化上的断裂而产生的漂浮状态。
　　二、异乡与原乡的割裂
　　在女主人公这个外乡人的视角中，梁宅除了中西對照激烈之外，更因其地理位置的封闭性而产生了断裂性。空间断裂造成了精神文化的断裂。在文中，主人公很少用“家”来指称自己所在的梁宅（香港），而上海是作为香港的镜像出现的，是异乡人葛薇龙真正的“家”。在香港，本土文化的“失语”使得身处其中的中国内地人无法感受到与原乡的联系，生发出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迷惘和惆怅。这与作家1939—1942年在香港求学、身为异乡客的经历有关，在此基础上隐含作者比较理解和同情葛薇龙。
　　（一）封闭空间带来的断裂性 从文中看，梁宅与周围环境是隔绝的。主人公葛薇龙第一次拜访姑母时，对于姑母家花园的印象是“栏杆外就是一片荒山。这园子仿佛是乱山中凭空擎出的一只金漆托盘”c。“荒山”显示出一种凄凉和孤寂之感，梁宅是高高在上的、不好接近的，它与世隔绝，成为一种封闭空间。
　　而葛薇龙从姑母家出来后再次审视梁宅，“很有点像古代的皇陵”，“转眼间那贵家宅第已经化成一座大坟山”d。 “皇陵”象征着权力，至高无上，姑母在这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做着操纵一切的美梦。“大坟山”所呈现的“坟墓”意象，又隐喻着这种封闭性最终埋葬一个时代。
　　文中写梁宅与周围环境是那样的格格不入，是为了突出一种空间上的断裂性和封闭性。而梁宅的与世隔绝，又隐喻着香港与中国内地地理位置上的隔绝。香港的这种隔绝状态使它像一座“孤岛”，阻断了与外界的交流，空间的断裂又导致了精神文化上的割裂。
　　（二）精神文化的割裂 在殖民地香港，葛薇龙逐渐被同化，慢慢舍弃了原先在中国内地中接受的伦理观念和文化观念，“来的时候是一个人……现在又是一个人”。刚开始葛薇龙并不认同自己的姑妈，认为自己绝不会像姑妈那样靠男人为生，绝不会纸醉金迷地堕落下去。但从薇龙的父母由香港搬回上海这一事件起，标志着薇龙与旧有文化的彻底隔绝与断裂。葛薇龙也就开始了被同化的堕落之旅。如在讨论“贞节”和“名誉”问题时，薇龙与姑妈的交流，自己原先形成的一套文化观念无法带入，并且逐渐抛弃旧有观念，接受了以姑妈为代表的香港话语体系——“一个女人顶要紧的是名誉”，最好的出路就是找个好男人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