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透过对前九届百强县的梳理，正好反映出各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是一张清晰的中国区域经济变化图。百强县榜单的任何一次格局变动，都代表着一个地区的光荣与梦想。
日前，人民网的一项网络调查，引起了各界的普遍关注。在全国百强县的区域板块中，人民网网络调查发现，超过半数的人认为目前最具活力的县域经济板块是浙江板块，比例为60.6%；江苏板块其次，为19.5%；山东板块第三，为9.3%；广东板块第四，为4.1%；这前四名正好与百强县地域分布中最多的四个省相吻合。接下来的第五是福建板块，比例为3.8%。这正好验证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最新动态。
如果进一步把1991年开始的九届百强县测评结果进行“解剖麻雀”式的梳理，各地区在百强县中的席次增减以及名次进退，反映出的正是一个区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诸多层面的深刻变化。百强县榜单的任何一次格局变动，都代表着一个地区的光荣与梦想。
而2007年度百强县被取消，正好是对百强县的板块变动进行扫描的最佳时机。
十强县：三省演义
“浙江多，江苏强，山东快，广东稳。”采访中，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对四个东部经济大省的百强县特征进行了精炼概括。其中，代表中国县域最发达水平的十强县，江苏、广东、浙江三分天下。
尤其在苏南地区，不仅百强县密度最高，十强县也是最多的。从1991年第一届百强县评比开始，在代表经济实力和区域竞争力的十强县中，苏南三分天下有其二，还曾有3年占据了7个席位。其中，昆山是苏南发展的典型代表。从1985年昆山“自费”开办第一家经济开发区开始，经过整整20年终于修成正果，从苏州的“小六子”登上全国百强县榜首。2005年，昆山发生两件大事，一是在中国县域经济中“折桂”；二是实现江苏省制定的全面小康社会的标准。2006年初，江苏省委、省政府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昆山之路，随之，新苏南模式开始流行。2006年，江阴、昆山、张家港、常熟的财政收入都超过100亿元。
以“昆山之路”、“江阴板块”、“张家港精神”、“常熟制造”等为代表，苏南县域经济开始登上“神坛”，全国各地党政代表团纷至沓来。随之，工业立县、招商引资成为各地县域经济最一致的选择。
苏南县域作为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领舞者”，其一路绝尘的气势，谁敢与之争锋？
相比江苏，同在长三角经济区的浙江，从1991年以来，在数量上毫无疑问是中国县域经济的“状元”，仅从2000年以来，浙江的县域就有164次出现在百强县榜单上。但是，中国县域经济最发达的十强县中，浙江仅仅是个“探花”，不仅在总量上没有突破2个，甚至在第二届时竟然空手而归。
虽然十强县浙江“靠边站”的状况，已经连续多年。但浙江人对此并没有特别的沮丧和失落感。以“富”见长的浙江经济，历来藏富于民。如果按照居民实际富裕水平和综合生活水平排名，相信名次结果绝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区域经济专家普遍认为，浙江许多县市的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和富裕程度，一点都不逊于上榜的苏粤县市。
事实上，任何一个地方发展经济的初衷绝不是为了追求一堆数字，其本质都是为了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让他们有更好的生活保障和发展空间。令人欣慰的是，苏南许多县市已经把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指数”作为目标。比如“幸福江阴”试验，昆山的“三有五保”社会事业建设等等。
除长三角地区的江苏、浙江外，珠三角的广东省占据了十强县的两个席位，而且连续九届都是顺德、南海，这也是对“广东稳”这一特征的证明。
浙江与广东两地在进入十强县方面，处于伯仲之间。但是，浙江的强县扩权与广东的撤县建区，是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
浙江县域经济背后最直接的推手，是在全国率先实行的“省管县”实践。“省管县”直接避免了“市刮县”和地级市对县一级的“抽水机”现象。从2002年10月起，浙江开始对17个经济强县和3个区实施“扩权”。浙江首富萧山是从1997年开始享受“特权”试点的，扩权5年间的全国百强县评比中，年年都在前十名之列。对此，萧山人的感受是，放下来的权力就是生产力。
与此同时，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就是珠三角相对长三角县域经济竞争力的下滑。虽然2006年，广东顺德成为中国第一个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00亿元的县域，但是在2006年发布第九届百强县榜单时，广东跌破10个，只进入8个。对此，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泠一在比较县域经济十强县之后指出，在珠三角区域，外来投资地的来源显得比较单一，15年前是以港台为主，15年后的今天依然是以港台为主，并没有发现港台产业资本在技术研发层面的后续优势。所以，没有更高层次的西方发达国家产业资本的介入，珠三角区域的县域综合竞争力将进一步下降。
不管如何起伏，江阴、常熟、张家港、顺德、南海等5个，从来没有从十强县中消失，其榜样和标杆意义不可磨灭。从1991年第一届百强县评比以来，十强县为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完成了第一次经验探索，成功创造出多个标志性发展模式。从现在开始，这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县域就要进行第二次经验探索，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模式升级做出贡献。在第二阶段，同样需要它们来做中国县域经济“雁阵”中的领头雁。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作为县域经济发展样板的苏南县域经济，正在进行第三次转型，我们期待苏南能够再一次引领中国县域经济的模式升级。
沿海经济大省起伏：煮酒论英雄
统计资料显示，从2000年到2005年，共有134个县域出现在百强县的名单中，其中的67个县，也就是2/3的县连续6年保持在百强县的行列中。在最近的第九届百强县中，浙江、山东、江苏、广东、河北、福建6个沿海经济大省，占据百强县88个席位。其中，山东整体排名第二。但山东的县域从来没有在十强县中“金榜题名”，呈现出了“多平快”的特征。
从“齐鲁首富”荣成的变动趋势来看，从1991年以来，最高排名第12，最低排名第29位。2000年以来更是在15名左右徘徊，没有大起大落。与荣成相类似，整个山东的县域经济排名都很“平”。
更重要的是，山东的百强县从2000年以来，每年都在增加，形成了一道持续上扬的直线，没有出现起伏。这在产生过百强县的20个省中，是惟一一个。2005年与2000年相比，增加了9个，增长率为69.2%。经测算，2006年第九届百强县评比中，山东省进入百强的县市发展水平、发展潜力和发展活力三项指数增速均快于全国，以发展水平指数增幅最大。有经济学家认为，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重心逐步由南向北转移的趋势日益明显。山东逐渐成长为中国北方经济总量最大、增长潜力和发展活力最强的一个省份。
与山东同在环渤海经济圈中的河北，经历了百强县排名的起落升降，总体上呈现出“U”字形的变化曲线，2000年最高时有8个，然后下滑到2003年时跌入谷底只有3个，再从2003年开始上升，到2005年时恢复到7个。从山东、河北的百强县变化趋势中不难发现，环渤海地区正在呈现积极上升的发展态势。
与山东一路上扬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福建的一路下滑。福建作为中国沿海开放的第一方阵，一度与广东并列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领跑者。2000年，“八闽首富”晋江在十强县中露了一次面，这也是福建省的县域经济惟一一次出现在十强中。从整体数量上来说，福建在百强县区域板块中排名第五没有改变。然而，福建省县域经济实力下滑的趋势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从2000年到2005年，连续六届全国百强县评比中，福建每年下降一个，从8个下滑为4个，下降了50%，这与整个福建省在中国区域经济竞争格局中的竞争力下降基本一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第一轮开放型经济招商引资的大潮中，离台湾最近的福建没有成为台商投资高科技产业的首选地，而是选择了广东、江苏等地。另据一项在华投资的中小企业对中国投资环境评价进行的调查表明，在投资首选目标地区上，福建省的闽南三角区落后于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很多中小企业更看好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潜力。在区域竞争格局的变动中，福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失去了其应有的光彩，与其作为中国首批改革开放地区的地位不相称。
三大板块：区域变迁的符号
除多、强、快、稳之外，第五个概括百强县分布特征的字是“散”，第九届百强县中，上述前六个省占到88席，其余12个零星分散在10个省。
以中部地区为例。2000年以来，中部进入过全国百强的县域，只有巩义、新郑、河津、长沙四个县（市）12次出现在百强榜单上。湖北、安徽、江西三省从来没有一个进入。东北地区有5个县（市）19次出现在百强榜单上。西部地区有12个县（市、区、旗）44次出现在百强榜单上。
从绝对数和上榜次数来看，中部地区都是最少的。
再从上榜位次来看，西部和东北都有进入过前50强的县，排名最靠前的一次是2005年，内蒙古东胜名列第25位。但中部从来没有一个县闯入前50强，排名最靠前的是2005年，河南巩义排第52位。而且，中部地区，只有河南巩义惟一一个县从1991年开始连续不落榜。而整个中部6省，有400多个县域。
由此可见，在全国百强县的风云际会中，中部地区显然失去了话语权。这也成为“中部塌陷”的佐证之一。
从三大板块的变动趋势看，西部在1991、1992、1994连续三届百强县全部都是“交白卷”，没有一个县域经济上榜。从2000年开始，西部地区的百强县个数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2000年10个县域上榜，2001年9个、2002年9个、2003年7个、2004年5个、2005年4个。从2000年占全国百强县比重的10%下降为2005年的4%，下降了6个百分点。在全国各地的县域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宏观背景下，逐年减少的趋势不能不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
与此同时，西部呈现出的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马太效应”，在四大区域经济板块中是最明显的。从2000年的10个到2005年的4个，没有跌出百强县榜单的4个县，正好是2000年以来连续榜上有名的4个县域经济，即内蒙古的东胜、四川的双流与温江和新疆的库尔勒。
与西部县域经济之间的强弱越来越悬殊不同，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呈现出了大致相同的趋势，主要特点有两个：一是从上榜的连续性上来看，河南巩义与辽宁海城的“独角戏”，这两个县域经济从1991年第一届全国百强县开始，就从来没有一次在评比中“名落孙山”，其强大的县域经济实力非比寻常，是名副其实的“中原首富”与“东北首富”；第二个是“跑龙套”现象明显，除了上述两个，其他县域都是偶尔在百强县榜单上出现一次，比如安徽的宁国、湖北的仙桃与天门。能够连续三次上榜的，在中部地区只有山西河津，在东北地区有黑龙江绥芬河、吉林延吉等极少数县域经济。
在上述“独角戏”和“跑龙套”两大特征之外，还有一个中西部板块呈现出的现象不可忽视，这就是从来没有一个县域上榜的省份，都集中在这些区域。中部地区是江西；西部地区最多，有陕西、宁夏、青海、西藏、贵州、广西和重庆；此外就是特殊的沿海省份海南。一共有9个省份多年来榜上无名。
日前，人民网的一项网络调查，引起了各界的普遍关注。在全国百强县的区域板块中，人民网网络调查发现，超过半数的人认为目前最具活力的县域经济板块是浙江板块，比例为60.6%；江苏板块其次，为19.5%；山东板块第三，为9.3%；广东板块第四，为4.1%；这前四名正好与百强县地域分布中最多的四个省相吻合。接下来的第五是福建板块，比例为3.8%。这正好验证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最新动态。
如果进一步把1991年开始的九届百强县测评结果进行“解剖麻雀”式的梳理，各地区在百强县中的席次增减以及名次进退，反映出的正是一个区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诸多层面的深刻变化。百强县榜单的任何一次格局变动，都代表着一个地区的光荣与梦想。
而2007年度百强县被取消，正好是对百强县的板块变动进行扫描的最佳时机。
十强县：三省演义
“浙江多，江苏强，山东快，广东稳。”采访中，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对四个东部经济大省的百强县特征进行了精炼概括。其中，代表中国县域最发达水平的十强县，江苏、广东、浙江三分天下。
尤其在苏南地区，不仅百强县密度最高，十强县也是最多的。从1991年第一届百强县评比开始，在代表经济实力和区域竞争力的十强县中，苏南三分天下有其二，还曾有3年占据了7个席位。其中，昆山是苏南发展的典型代表。从1985年昆山“自费”开办第一家经济开发区开始，经过整整20年终于修成正果，从苏州的“小六子”登上全国百强县榜首。2005年，昆山发生两件大事，一是在中国县域经济中“折桂”；二是实现江苏省制定的全面小康社会的标准。2006年初，江苏省委、省政府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昆山之路，随之，新苏南模式开始流行。2006年，江阴、昆山、张家港、常熟的财政收入都超过100亿元。
以“昆山之路”、“江阴板块”、“张家港精神”、“常熟制造”等为代表，苏南县域经济开始登上“神坛”，全国各地党政代表团纷至沓来。随之，工业立县、招商引资成为各地县域经济最一致的选择。
苏南县域作为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领舞者”，其一路绝尘的气势，谁敢与之争锋？
相比江苏，同在长三角经济区的浙江，从1991年以来，在数量上毫无疑问是中国县域经济的“状元”，仅从2000年以来，浙江的县域就有164次出现在百强县榜单上。但是，中国县域经济最发达的十强县中，浙江仅仅是个“探花”，不仅在总量上没有突破2个，甚至在第二届时竟然空手而归。
虽然十强县浙江“靠边站”的状况，已经连续多年。但浙江人对此并没有特别的沮丧和失落感。以“富”见长的浙江经济，历来藏富于民。如果按照居民实际富裕水平和综合生活水平排名，相信名次结果绝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区域经济专家普遍认为，浙江许多县市的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和富裕程度，一点都不逊于上榜的苏粤县市。
事实上，任何一个地方发展经济的初衷绝不是为了追求一堆数字，其本质都是为了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让他们有更好的生活保障和发展空间。令人欣慰的是，苏南许多县市已经把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指数”作为目标。比如“幸福江阴”试验，昆山的“三有五保”社会事业建设等等。
除长三角地区的江苏、浙江外，珠三角的广东省占据了十强县的两个席位，而且连续九届都是顺德、南海，这也是对“广东稳”这一特征的证明。
浙江与广东两地在进入十强县方面，处于伯仲之间。但是，浙江的强县扩权与广东的撤县建区，是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
浙江县域经济背后最直接的推手，是在全国率先实行的“省管县”实践。“省管县”直接避免了“市刮县”和地级市对县一级的“抽水机”现象。从2002年10月起，浙江开始对17个经济强县和3个区实施“扩权”。浙江首富萧山是从1997年开始享受“特权”试点的，扩权5年间的全国百强县评比中，年年都在前十名之列。对此，萧山人的感受是，放下来的权力就是生产力。
与此同时，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就是珠三角相对长三角县域经济竞争力的下滑。虽然2006年，广东顺德成为中国第一个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00亿元的县域，但是在2006年发布第九届百强县榜单时，广东跌破10个，只进入8个。对此，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泠一在比较县域经济十强县之后指出，在珠三角区域，外来投资地的来源显得比较单一，15年前是以港台为主，15年后的今天依然是以港台为主，并没有发现港台产业资本在技术研发层面的后续优势。所以，没有更高层次的西方发达国家产业资本的介入，珠三角区域的县域综合竞争力将进一步下降。
不管如何起伏，江阴、常熟、张家港、顺德、南海等5个，从来没有从十强县中消失，其榜样和标杆意义不可磨灭。从1991年第一届百强县评比以来，十强县为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完成了第一次经验探索，成功创造出多个标志性发展模式。从现在开始，这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县域就要进行第二次经验探索，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模式升级做出贡献。在第二阶段，同样需要它们来做中国县域经济“雁阵”中的领头雁。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作为县域经济发展样板的苏南县域经济，正在进行第三次转型，我们期待苏南能够再一次引领中国县域经济的模式升级。
沿海经济大省起伏：煮酒论英雄
统计资料显示，从2000年到2005年，共有134个县域出现在百强县的名单中，其中的67个县，也就是2/3的县连续6年保持在百强县的行列中。在最近的第九届百强县中，浙江、山东、江苏、广东、河北、福建6个沿海经济大省，占据百强县88个席位。其中，山东整体排名第二。但山东的县域从来没有在十强县中“金榜题名”，呈现出了“多平快”的特征。
从“齐鲁首富”荣成的变动趋势来看，从1991年以来，最高排名第12，最低排名第29位。2000年以来更是在15名左右徘徊，没有大起大落。与荣成相类似，整个山东的县域经济排名都很“平”。
更重要的是，山东的百强县从2000年以来，每年都在增加，形成了一道持续上扬的直线，没有出现起伏。这在产生过百强县的20个省中，是惟一一个。2005年与2000年相比，增加了9个，增长率为69.2%。经测算，2006年第九届百强县评比中，山东省进入百强的县市发展水平、发展潜力和发展活力三项指数增速均快于全国，以发展水平指数增幅最大。有经济学家认为，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重心逐步由南向北转移的趋势日益明显。山东逐渐成长为中国北方经济总量最大、增长潜力和发展活力最强的一个省份。
与山东同在环渤海经济圈中的河北，经历了百强县排名的起落升降，总体上呈现出“U”字形的变化曲线，2000年最高时有8个，然后下滑到2003年时跌入谷底只有3个，再从2003年开始上升，到2005年时恢复到7个。从山东、河北的百强县变化趋势中不难发现，环渤海地区正在呈现积极上升的发展态势。
与山东一路上扬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福建的一路下滑。福建作为中国沿海开放的第一方阵，一度与广东并列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领跑者。2000年，“八闽首富”晋江在十强县中露了一次面，这也是福建省的县域经济惟一一次出现在十强中。从整体数量上来说，福建在百强县区域板块中排名第五没有改变。然而，福建省县域经济实力下滑的趋势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从2000年到2005年，连续六届全国百强县评比中，福建每年下降一个，从8个下滑为4个，下降了50%，这与整个福建省在中国区域经济竞争格局中的竞争力下降基本一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第一轮开放型经济招商引资的大潮中，离台湾最近的福建没有成为台商投资高科技产业的首选地，而是选择了广东、江苏等地。另据一项在华投资的中小企业对中国投资环境评价进行的调查表明，在投资首选目标地区上，福建省的闽南三角区落后于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很多中小企业更看好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潜力。在区域竞争格局的变动中，福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失去了其应有的光彩，与其作为中国首批改革开放地区的地位不相称。
三大板块：区域变迁的符号
除多、强、快、稳之外，第五个概括百强县分布特征的字是“散”，第九届百强县中，上述前六个省占到88席，其余12个零星分散在10个省。
以中部地区为例。2000年以来，中部进入过全国百强的县域，只有巩义、新郑、河津、长沙四个县（市）12次出现在百强榜单上。湖北、安徽、江西三省从来没有一个进入。东北地区有5个县（市）19次出现在百强榜单上。西部地区有12个县（市、区、旗）44次出现在百强榜单上。
从绝对数和上榜次数来看，中部地区都是最少的。
再从上榜位次来看，西部和东北都有进入过前50强的县，排名最靠前的一次是2005年，内蒙古东胜名列第25位。但中部从来没有一个县闯入前50强，排名最靠前的是2005年，河南巩义排第52位。而且，中部地区，只有河南巩义惟一一个县从1991年开始连续不落榜。而整个中部6省，有400多个县域。
由此可见，在全国百强县的风云际会中，中部地区显然失去了话语权。这也成为“中部塌陷”的佐证之一。
从三大板块的变动趋势看，西部在1991、1992、1994连续三届百强县全部都是“交白卷”，没有一个县域经济上榜。从2000年开始，西部地区的百强县个数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2000年10个县域上榜，2001年9个、2002年9个、2003年7个、2004年5个、2005年4个。从2000年占全国百强县比重的10%下降为2005年的4%，下降了6个百分点。在全国各地的县域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宏观背景下，逐年减少的趋势不能不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
与此同时，西部呈现出的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马太效应”，在四大区域经济板块中是最明显的。从2000年的10个到2005年的4个，没有跌出百强县榜单的4个县，正好是2000年以来连续榜上有名的4个县域经济，即内蒙古的东胜、四川的双流与温江和新疆的库尔勒。
与西部县域经济之间的强弱越来越悬殊不同，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呈现出了大致相同的趋势，主要特点有两个：一是从上榜的连续性上来看，河南巩义与辽宁海城的“独角戏”，这两个县域经济从1991年第一届全国百强县开始，就从来没有一次在评比中“名落孙山”，其强大的县域经济实力非比寻常，是名副其实的“中原首富”与“东北首富”；第二个是“跑龙套”现象明显，除了上述两个，其他县域都是偶尔在百强县榜单上出现一次，比如安徽的宁国、湖北的仙桃与天门。能够连续三次上榜的，在中部地区只有山西河津，在东北地区有黑龙江绥芬河、吉林延吉等极少数县域经济。
在上述“独角戏”和“跑龙套”两大特征之外，还有一个中西部板块呈现出的现象不可忽视，这就是从来没有一个县域上榜的省份，都集中在这些区域。中部地区是江西；西部地区最多，有陕西、宁夏、青海、西藏、贵州、广西和重庆；此外就是特殊的沿海省份海南。一共有9个省份多年来榜上无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