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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好坏单纯以就业率来判断未免过于简单，更不应因为就业率差就将某一专业砍掉，换言之，就业压力应由社会、政府、高校三方分减，仅仅压给大学会使整个高等教育变形。
如今，专业的冷热很难有一个普遍的标准。
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时，按招生人数排名前十的专业分别是：计算机、汉语言文学、机械制造、英语、临床医学、工商管理、会计、数学及应用数学、法学、电子信息。
现在这些专业在高校普及率极高，仅管理和外语两个专业在上海高校的覆盖率就达到了80％。正因为如此，这些专业不仅在报考时火爆异常，面临就业时也竞争激烈。原来的热门专业，到了就业却变成了冷需求。而如机械加工、数控机床、速记这些市场反应颇好的专业，却始终无人问津——按教育界的话说，大多数人出于偏见，不愿选择走进工厂。
因此，熟悉高等教育的人们普遍认为，专业的好坏单纯以就业率来判断未免过于简单，更不应因为就业率差就将某一专业砍掉。
《大学有问题》的作者熊丙奇认为，就业率差的专业要找到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办学方向不对，没体现特色，或者是办学质量不到位，没结合到教育上。说到底，对待这个问题不能搞“一刀切”。
“有些问题是学校可以解决的，有些是学校怎么都解决不了的，这时就需要政策的扶持来做，如果说真的无法解决，才会到停办这一步。而即使停办也不应由政府说了算，而是由学校和教育市场来决定”熊丙奇说。
在他看来，教育市场包括两部分，学校的生源市场和用人单位的人才市场。这两个市场之间恰当的制约，即能使专业和就业产生动态的平衡。
通识教育的出口
有教育界人士指出，简单跟着市场需求走的，是职业教育应实现的目标。在过去还是秉承着苏联教育模式的时候，就是简单的为行业培养人才，一个萝卜一个坑，效率优先。然而这样培养出的人，虽然技术性很强，但适应性较差，一换了岗位，就无所适从。
而与职业教育相对立的是通识教育，强调对人类贯通的综合素质的培养。它在美国最为普遍，从20世纪下半叶就获得了教育界普遍的承认，并由一所大学迅速波及全国主要的大学。改变职业教育无法变通的最佳方式就是要打破专业界限，拓宽专业面，让学生接受通识教育，在此基础上再接受专业教育。
两种教育方式的分歧从欧洲中世纪就开始了，即主张“解放人的思想和精神”的非功利性目的与“准备生存”的工具性目的之争。
而两者的矛盾在实行所谓消费者导向型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表现得最为激烈。
在美国，市场运行和国家调控均以消费者，即买方利益为转移。所以用人单位和大学生的意向关系到学校的生存，任何学校也不敢漠视，而是将其作为专业和设置课程的重要依据。
这种状况在美国上世纪70年代表现得最为突出，不少高校在激烈的竞争中，不得不将专业设置屈服于市场压力，导致高教职业化加深。
高等教育的过分市场化遭受到了美国教育和经济界的一致反对，他们认为高等教育存在着与市场机制并不相协调的自身运作规律，理由是高校并不追求自身活动的最大利润和最小成本，也并不完全依成本向学生收费等。
然而此时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当大学纷纷向综合性研究型进发，通识教育越来越多时，职业教育又开始无法贯彻。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胡瑞文认为，培养通识教育是给研究生准备的，为了朝上走才这么全面培养；但现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本科生不是所有人都要成为管理型人才，也有一些要向技术型培养。
熊丙奇则认为，这个问题的症结其实是社会不愿承担任何培养人才的责任，非要依靠高校来承担职业培训所的角色。而如一些欧莱雅、宝洁、联合利华这样的外企，都有自己成熟的管理培训生计划。
以西门子公司为例，应聘时并不考察学生的工作经验，只考核其基本能力和素质，因为这些就足以把你培养成西门子需要的人才。在专门的西门子学院，有入职经理和职业规划经理来告诉你如何适应西门子的价值理念和工作环境，等于把学生真正变成社会人。
而如今用人单位对工作经验的强调，让学生过早社会化，大学教育和社会教育比例失衡。
教育界人士指出，高等教育不应无限承担就业压力，也应分减，仅仅压给大学会使整个大学教育变形。在这个问题上高校、政府、社会各有各的责任。
将自主权还给高校
熊丙奇认为对大学来说，既然要办，就要给它自主权。可以对它进行制度评估，办乱了可以勒令停办，但学校发展不能靠市场说了算，更不能以行政的力量要它回到以前状态。
1852年，英国红衣主教纽曼所著《大学的理念》首次探讨了大学的精神，自此“学术自由、教授治校、通才教育、学生自治”等大学的基本价值和制度，渊源流传。
其中大学自主权是精神的核心，它应包括：招生、学科设置、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方面包括课程和教材设置等方面的自主权。政府应担任的角色是按照法律来监督办学，现有规模是否符合条件，教学质量是否保证，对职责进行控制而不是过程。
专业设置往往是政府介入高校事务的切入点，目前，以专业目录实施管理的模式，近似前苏联。而1992年后，俄罗斯联邦科学部高等学校委员会就宣布自己与各高校不再是隶属关系，专业目录失去了强制性，只作为参考。
有人担忧，政府放任不管，高校会失去理智盲目扩增专业。其实市场完全可以对此调节，当学校招不到学生，自然也办不下去。政府在其中可以充当信息提供者的角色，给学校提供更全面的设置专业的背景信息，给考生和家长提供更准确的学校专业信息。
教育界人士认为，不仅专业设置上，在一些高校发展政策上也应放权，或者至少做到分类指导。
诸如扩招问题，很多大学并不趋之若鹜，对于建立综合性大学的问题上，有些高校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些年学科的增设呈现一窝蜂的态势，很多学校一哄而上，但是过两年，立马反映到市场上就是此类人才过剩。这时候，人才之间一竞争，你们学校的学科基础水平立马凸现出来了。这样反而办不好。新升本科的一些院校尤其明显，新专业多到反而使得学校以往优势专业倒退。就像家里一下子多出来好多吃饭的嘴，最终大家都吃不饱。”上海大学教务处长周锋说。
高校专业设置问题除了要淡化政府与市场的直接干预外，高校与用人单位联合培养则是解决此问题的另一个突破点。
上海交大的核工专业，由国务院直接下指令让学校一年提供200个毕业生，交大苦于无配套的师资和科研能力，遂与中广核集团做了协定，学生读到大三直接到过去接受培训。这等于缩短了职业培训的时间，但对学生来说也意味着被用人单位定位了。
但并不是每个学校和专业都有这么便捷的途径。上海大学的通讯学院也与一些IT行业及医疗器械行业保持着密切联系，对方人力资源部经理以及高级研发负责人参与教学委员会，但如何实现教学共建目前还是个问题，因为所设专业无法与教育部公布的专业目录吻合。教务处长周锋估计，变成选修课程或许是最好的结果。
如今，专业的冷热很难有一个普遍的标准。
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时，按招生人数排名前十的专业分别是：计算机、汉语言文学、机械制造、英语、临床医学、工商管理、会计、数学及应用数学、法学、电子信息。
现在这些专业在高校普及率极高，仅管理和外语两个专业在上海高校的覆盖率就达到了80％。正因为如此，这些专业不仅在报考时火爆异常，面临就业时也竞争激烈。原来的热门专业，到了就业却变成了冷需求。而如机械加工、数控机床、速记这些市场反应颇好的专业，却始终无人问津——按教育界的话说，大多数人出于偏见，不愿选择走进工厂。
因此，熟悉高等教育的人们普遍认为，专业的好坏单纯以就业率来判断未免过于简单，更不应因为就业率差就将某一专业砍掉。
《大学有问题》的作者熊丙奇认为，就业率差的专业要找到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办学方向不对，没体现特色，或者是办学质量不到位，没结合到教育上。说到底，对待这个问题不能搞“一刀切”。
“有些问题是学校可以解决的，有些是学校怎么都解决不了的，这时就需要政策的扶持来做，如果说真的无法解决，才会到停办这一步。而即使停办也不应由政府说了算，而是由学校和教育市场来决定”熊丙奇说。
在他看来，教育市场包括两部分，学校的生源市场和用人单位的人才市场。这两个市场之间恰当的制约，即能使专业和就业产生动态的平衡。
通识教育的出口
有教育界人士指出，简单跟着市场需求走的，是职业教育应实现的目标。在过去还是秉承着苏联教育模式的时候，就是简单的为行业培养人才，一个萝卜一个坑，效率优先。然而这样培养出的人，虽然技术性很强，但适应性较差，一换了岗位，就无所适从。
而与职业教育相对立的是通识教育，强调对人类贯通的综合素质的培养。它在美国最为普遍，从20世纪下半叶就获得了教育界普遍的承认，并由一所大学迅速波及全国主要的大学。改变职业教育无法变通的最佳方式就是要打破专业界限，拓宽专业面，让学生接受通识教育，在此基础上再接受专业教育。
两种教育方式的分歧从欧洲中世纪就开始了，即主张“解放人的思想和精神”的非功利性目的与“准备生存”的工具性目的之争。
而两者的矛盾在实行所谓消费者导向型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表现得最为激烈。
在美国，市场运行和国家调控均以消费者，即买方利益为转移。所以用人单位和大学生的意向关系到学校的生存，任何学校也不敢漠视，而是将其作为专业和设置课程的重要依据。
这种状况在美国上世纪70年代表现得最为突出，不少高校在激烈的竞争中，不得不将专业设置屈服于市场压力，导致高教职业化加深。
高等教育的过分市场化遭受到了美国教育和经济界的一致反对，他们认为高等教育存在着与市场机制并不相协调的自身运作规律，理由是高校并不追求自身活动的最大利润和最小成本，也并不完全依成本向学生收费等。
然而此时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当大学纷纷向综合性研究型进发，通识教育越来越多时，职业教育又开始无法贯彻。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胡瑞文认为，培养通识教育是给研究生准备的，为了朝上走才这么全面培养；但现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本科生不是所有人都要成为管理型人才，也有一些要向技术型培养。
熊丙奇则认为，这个问题的症结其实是社会不愿承担任何培养人才的责任，非要依靠高校来承担职业培训所的角色。而如一些欧莱雅、宝洁、联合利华这样的外企，都有自己成熟的管理培训生计划。
以西门子公司为例，应聘时并不考察学生的工作经验，只考核其基本能力和素质，因为这些就足以把你培养成西门子需要的人才。在专门的西门子学院，有入职经理和职业规划经理来告诉你如何适应西门子的价值理念和工作环境，等于把学生真正变成社会人。
而如今用人单位对工作经验的强调，让学生过早社会化，大学教育和社会教育比例失衡。
教育界人士指出，高等教育不应无限承担就业压力，也应分减，仅仅压给大学会使整个大学教育变形。在这个问题上高校、政府、社会各有各的责任。
将自主权还给高校
熊丙奇认为对大学来说，既然要办，就要给它自主权。可以对它进行制度评估，办乱了可以勒令停办，但学校发展不能靠市场说了算，更不能以行政的力量要它回到以前状态。
1852年，英国红衣主教纽曼所著《大学的理念》首次探讨了大学的精神，自此“学术自由、教授治校、通才教育、学生自治”等大学的基本价值和制度，渊源流传。
其中大学自主权是精神的核心，它应包括：招生、学科设置、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方面包括课程和教材设置等方面的自主权。政府应担任的角色是按照法律来监督办学，现有规模是否符合条件，教学质量是否保证，对职责进行控制而不是过程。
专业设置往往是政府介入高校事务的切入点，目前，以专业目录实施管理的模式，近似前苏联。而1992年后，俄罗斯联邦科学部高等学校委员会就宣布自己与各高校不再是隶属关系，专业目录失去了强制性，只作为参考。
有人担忧，政府放任不管，高校会失去理智盲目扩增专业。其实市场完全可以对此调节，当学校招不到学生，自然也办不下去。政府在其中可以充当信息提供者的角色，给学校提供更全面的设置专业的背景信息，给考生和家长提供更准确的学校专业信息。
教育界人士认为，不仅专业设置上，在一些高校发展政策上也应放权，或者至少做到分类指导。
诸如扩招问题，很多大学并不趋之若鹜，对于建立综合性大学的问题上，有些高校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些年学科的增设呈现一窝蜂的态势，很多学校一哄而上，但是过两年，立马反映到市场上就是此类人才过剩。这时候，人才之间一竞争，你们学校的学科基础水平立马凸现出来了。这样反而办不好。新升本科的一些院校尤其明显，新专业多到反而使得学校以往优势专业倒退。就像家里一下子多出来好多吃饭的嘴，最终大家都吃不饱。”上海大学教务处长周锋说。
高校专业设置问题除了要淡化政府与市场的直接干预外，高校与用人单位联合培养则是解决此问题的另一个突破点。
上海交大的核工专业，由国务院直接下指令让学校一年提供200个毕业生，交大苦于无配套的师资和科研能力，遂与中广核集团做了协定，学生读到大三直接到过去接受培训。这等于缩短了职业培训的时间，但对学生来说也意味着被用人单位定位了。
但并不是每个学校和专业都有这么便捷的途径。上海大学的通讯学院也与一些IT行业及医疗器械行业保持着密切联系，对方人力资源部经理以及高级研发负责人参与教学委员会，但如何实现教学共建目前还是个问题，因为所设专业无法与教育部公布的专业目录吻合。教务处长周锋估计，变成选修课程或许是最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