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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娜拉走后怎样》是鲁迅对于五四思想新潮带来的个性解放妇女观的评介。鲁迅根据当时引起轰动的易卜生的问题剧《玩偶之家》所反映的女性问题，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表达了他自己的新女性观。鲁迅分析了娜拉出走不会成功的症结是在于经济。一般的中国妇女要想真正摆脱被支配的命运就唯有获得经济权。在社会还无希望改变的情况下，这个经济权无疑要靠女性自己去努力争取。
关键词：娜拉；妇女；解放；女权主义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4-107-03
在近现代文学作品里，娜拉一直被看作是妇女解放的典型人物，可以被说成是一名具有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想的叛逆女性。她对社会的背叛和弃家出走，被誉为妇女解放的“独立宣言”。然而，在这个把妇女当作玩偶的社会里，娜拉真的能求得独立解放吗？暗夜无边，她又能走向何处？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说：“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确实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要想解决好这个问题，并且使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我们必须从中国女性解放之路的源头说起，探究女性运动在中国的起源与发展，波折与前进，以及对中国与世界人类文明所做出的贡献。
一、时代背景
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须藤瑞代先生曾研究过近代时期中国的女权概念，他认为，近代中国女性研究史上虽然常常提及“女权”这个概念，但是大多数研究也都只是探讨为了发展“女权”，应当如何进行解放缠足、女子教育、妇女婚嫁等具体问题。“女权”一直被当做女性解放运动的口号，而关于“女权”这个概念的真正内涵，则并没有人深入探讨。“女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是像作品《女界钟》（1903年）的金天翮所主张的“做国民之母”；还是正如秋瑾凭其言行与她在1904年发表的题为《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秋瑾集》）一文中激进地宣称“尽与男子一样的任务”；是像名医张竹君通过实际操作获得经验与感受，提出女性新角色就是“与男子获同等之权利”；还是如同更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何震在《女子解放问题》一文里所道出的女权核心就是“拒绝做女国民”？须藤瑞代先生总结出的近代中国四个不同的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同时也指出了妇女解放的四条不同的发展之路。这四种形象是如何产生的，渊源是什么，到底对近代乃至当代中国妇女产生了哪些影响？这应当从源头说起。
明清之际，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由此带来的社会观念的变化，出现了一批启蒙思想家，他们敢于质疑和挑战，抨击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同情妇女的处境，尤其是对男尊女卑等封建伦理道德极为不满，但是他们的男女平等的呼声还很微弱，再加上理学家们的无情批驳与群众的不理解，这些思想犹如昙花一现，很快就消失在人群中了。
从1840年始，中国对外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国门，同时也带来了男女平等的价值观念。中国人的两性观念、女性价值观、婚姻家庭观开始发生变化，为后来妇女解放运动奠定基础。对于男女平等思想的尝试与推广，是从太平天国运动开始的。太平天国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有别于传统妇女的政策，包括女子参军参政、女子教育、家庭婚姻、社会习俗等涉及到女性权利的方方面面，对男女平等思想进行了初步的尝试，现实中提高了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一定程度上尊重女子人格与意志。虽然太平天国起义是一场农民起义，特定的历史时代与农民阶级的双重性，导致其婚姻家庭制度最终回归传统，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打下了反对封建婚姻家庭制度的社会基础，使一夫一妻制、男女平等的观念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强化。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出现了资本主义这一新的生产关系，同时在思想和文化领域里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妇女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在近代社会急剧变动之际，显得尤为重要。无论是封建统治者，还是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都对“女性权利”这一问题作出积极的思考。他们在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反专制、倡导男女平等的思想基础上，以西方“天赋人权”思想为武器，对传统女性观进行了批判。清政府于清朝末年被迫推出一系列新政，要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的近代化改革，练兵、筹饷、废科举、兴游学等政策的实施对女性解放运动无疑起到了催化作用。而维新派认为，“三纲五常”是造成男女不平等之大源，他们明确提出了资产阶级女性观，对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传统女性观进行大胆否定。资产阶级革命派更是为妇女解放开辟出更广阔的空间，妇女的解放有了空前的发展。女学的兴起、女性婚恋观与家庭观的转变，对旧道德、旧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强烈地批判父权制、夫权制的不合理性。
可是，在中国近代时期这样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女性真正的解放是很难实现的。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说道，“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资产阶级给予妇女这么多的权利并非真正得以实现。封建保守势力具有顽固性，而资产阶级又具有软弱性，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的“女权”思想，刚有了崭新的发展，就因种种理由和特权被压制下去。中国女性解放运动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女子的觉醒与解放普遍是由男子倡导的，是从五四运动的核心内容“人性”这一口号中诞生的，这一特点也充分暴露其弊端——中国的大多数女性并未开始真正的觉醒。女性的解放只是人性解放的一部分，并没有独立成一个体系，从而影响社会文化结构和民众的观念。
一切要从根源上解决，归根结底，除了要动摇这个社会固有的意识以外，还要使广大妇女，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妇女真正地自觉起来。可是这一切应当怎样去做，娜拉并没有给我们一个答案，妇女们发起的多次争取权利与自由的运动一再失败，曾经响亮的口号也逐渐淹没在尘埃中。封建思想的根基并未被真正触动，并且依然长期被窥权者与牟利者所利用，成为解放妇女的桎梏。
二、鲁迅对“娜拉出走”的再阐释
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创作于女权主义运动诞生的前夜，塑造了一个不甘于忍受男权约束的女性叛逆者娜拉。鲁迅先生在中国的语境下对“娜拉的出走”作了再阐释。在如同黑屋子的社会大环境下，娜拉的出走无疑是悲剧性的，正如鲁迅的预言：“要么堕落，要么回来，要么饿死。”接着鲁迅举出“做梦”这一例子，他一再强调“万不可做将来的梦”。“将来的梦”在女性解放运动中意味着一个完美的黄金世界，一个不切合实际的美梦。当多数妇女不能理解女性解放这一思想的涵义，并且没有意识到自身的责任与权利的时候，要想获得和男子同等的权利（包括一些更高的权利，如选举权、参政权、性平等权等）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并不代表否定近代女性解放运动争取选举权、参政权等这样的做法的合理性，但是，使女子获得同男子一样的平等的经济权却是当务之急，也是鲁迅先生在文中一再强调的“不要做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经济能解救人的饥饿，经济能使人独立生存而减少被人牵制的机会。
据史书记载，清朝后期，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出现了一批独特的女性群体，她们自称“自梳女”。《顺德县志》上说，当时顺德蚕丝业发达，许多女工收入可观且经济独立。她们看到一些姐妹出嫁后，在婆家受气，地位低微，因此不甘受此束缚，情愿终身不嫁，于是产生了自梳女。根据分析来看，她们选择这样的方式生活，一方面是由于封建宗法制度以男性为中心，不少农村女子为了逃避封建宗法家庭的虐待，摆脱夫权的严厉束缚，宁愿牺牲自己美好的青春，发誓不嫁，自愿梳起。二是由于清末时缫丝工商业发达，收入颇丰，这为寻找出路过独身生活的女子创造了自食其力的经济条件，多数互相自梳“结相知”，购屋（俗称姑婆屋）共居，永不嫁人。这里的经济因素是根本的、最重要的。一个女性要想独立生存于社会，首当其冲就得有一份基本收入，其次再来谈论理想与发展。
上述事例仅仅是中国近代社会的特例，基本上局限于江浙、福建、广东一带少数几个地区，对于整个国家的总体格局而言是很难产生影响的。这些地区妇女的生存情况并不能说明她们懂得妇女解放的内涵及实际需求，她们只是为生存自由而选择独立。当中国家庭作坊式的缫丝业日渐被外来的棉纺织工厂和机器大生产取代之时，许许多多的妇女又重新沦落到男权统治的社会中。传统的道德根基并未被触动，大的环境无所改观，中国社会封建传统思想依然循环运作，单靠一个小群体的力量是很难改变现状的。惟一能做的就是完善人们的精神，就像鲁迅先生所言，第一“需要记性，记性不佳，是有益于己而有害于子孙的”；第二“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对于新女性而言所需具备的重要品格，一个是人格的独立，一个是要具有坚毅果敢的斗争精神。捍卫自己的独立，同男子争取平等的政治经济地位，为人类的进步发展和幸福做出贡献，这些是鲁迅先生所希望看到的。
三、娜拉们的未来展望
鲁迅先生针对“娜拉出走”作出了新的阐释。若是有千万个娜拉想要出走，无疑女性必须掌握经济上的主动权，但是他却没有告诉我们，这个经济权应当怎样获得，什么时候能够获得，只是一再地说“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正如十九世纪，法国的一位女性小说家乔治·桑有能力“为生活而写作”，但在“为表达自己而写作”的女性仍是凤毛麟角的社会里，我们除了对她表达羡慕和崇敬之外，也只有呐喊而已。中国历经漫长的封建社会，一直到现在仍潜藏着许许多多的痼疾，很多事情仅仅是将表面解决好，但依旧存留着内在的、本质的、无法根除的问题，只有敏感的长于思考的人才不会被蒙蔽。鲁迅是敏锐的，他的思想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是女性解放运动最沉重的呐喊。
娜拉的出走尽管摆脱了不公道的夫权，但离家后将要面对的是一个更强悍的到处都充满惊涛骇浪的社会。在中国这样独特的国情下要想独立于社会，首要条件必须是获得独立的经济权。经济权的获得是个长期缓慢的过程，并不是像选举权、受教育权那样一纸文书、一项政策就可以得到的，经济权是所有权利的根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男权制的历史和经济作了最全面、最激进的论述。他发现了男权制社会家庭和财产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妇女受压迫的基础是男性对妇女的征服和占有。恩格斯说，“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他认为，男性经济支配地位必须结束，这样女性才能完全平等并独立地迈入经济领域。
当下社会，男女之间的“主奴关系”正走向崩溃，女性身上的枷锁被打碎了。然而正如卢梭所说，没有了锁链的奴隶们，却不知道该如何行走了。习惯、惰性、自我沉沦、无所适从是女权主义当前的一种必然状态。当代的“娜拉”出走以后应该怎么办？历史不会终结，娜拉的困境仍伴随着我们。女权主义者在发出自己的第一声啼哭之后，必须要先学会如何行走。把握社会职业群体日益扩大的时代机遇，学会适应社会身份的必然转变，使自己迅速成长为成熟的社会实践主体，构建出一种与男性和平共处的女性文化和秩序，将成为解决娜拉困境的关键。我们要切忌，经济权仍然是解决问题的基础与关键。立法保护和男性的解放应该是并行的，然而，女性自身的问题和痼疾，却并非一张法律意义上的契约和同情的眼泪所能够化解掉的。中国的娜拉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2]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3]钱理群.鲁迅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钱理群.心灵的探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杜芳琴.发现妇女的历史——中国妇女史论集[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6]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M].北京：三联出版社，1995.
[7]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M].钟良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8]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责任编校：李亚绒)
关键词：娜拉；妇女；解放；女权主义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4-107-03
在近现代文学作品里，娜拉一直被看作是妇女解放的典型人物，可以被说成是一名具有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想的叛逆女性。她对社会的背叛和弃家出走，被誉为妇女解放的“独立宣言”。然而，在这个把妇女当作玩偶的社会里，娜拉真的能求得独立解放吗？暗夜无边，她又能走向何处？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说：“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确实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要想解决好这个问题，并且使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我们必须从中国女性解放之路的源头说起，探究女性运动在中国的起源与发展，波折与前进，以及对中国与世界人类文明所做出的贡献。
一、时代背景
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须藤瑞代先生曾研究过近代时期中国的女权概念，他认为，近代中国女性研究史上虽然常常提及“女权”这个概念，但是大多数研究也都只是探讨为了发展“女权”，应当如何进行解放缠足、女子教育、妇女婚嫁等具体问题。“女权”一直被当做女性解放运动的口号，而关于“女权”这个概念的真正内涵，则并没有人深入探讨。“女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是像作品《女界钟》（1903年）的金天翮所主张的“做国民之母”；还是正如秋瑾凭其言行与她在1904年发表的题为《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秋瑾集》）一文中激进地宣称“尽与男子一样的任务”；是像名医张竹君通过实际操作获得经验与感受，提出女性新角色就是“与男子获同等之权利”；还是如同更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何震在《女子解放问题》一文里所道出的女权核心就是“拒绝做女国民”？须藤瑞代先生总结出的近代中国四个不同的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同时也指出了妇女解放的四条不同的发展之路。这四种形象是如何产生的，渊源是什么，到底对近代乃至当代中国妇女产生了哪些影响？这应当从源头说起。
明清之际，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由此带来的社会观念的变化，出现了一批启蒙思想家，他们敢于质疑和挑战，抨击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同情妇女的处境，尤其是对男尊女卑等封建伦理道德极为不满，但是他们的男女平等的呼声还很微弱，再加上理学家们的无情批驳与群众的不理解，这些思想犹如昙花一现，很快就消失在人群中了。
从1840年始，中国对外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国门，同时也带来了男女平等的价值观念。中国人的两性观念、女性价值观、婚姻家庭观开始发生变化，为后来妇女解放运动奠定基础。对于男女平等思想的尝试与推广，是从太平天国运动开始的。太平天国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有别于传统妇女的政策，包括女子参军参政、女子教育、家庭婚姻、社会习俗等涉及到女性权利的方方面面，对男女平等思想进行了初步的尝试，现实中提高了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一定程度上尊重女子人格与意志。虽然太平天国起义是一场农民起义，特定的历史时代与农民阶级的双重性，导致其婚姻家庭制度最终回归传统，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打下了反对封建婚姻家庭制度的社会基础，使一夫一妻制、男女平等的观念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强化。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出现了资本主义这一新的生产关系，同时在思想和文化领域里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妇女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在近代社会急剧变动之际，显得尤为重要。无论是封建统治者，还是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都对“女性权利”这一问题作出积极的思考。他们在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反专制、倡导男女平等的思想基础上，以西方“天赋人权”思想为武器，对传统女性观进行了批判。清政府于清朝末年被迫推出一系列新政，要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的近代化改革，练兵、筹饷、废科举、兴游学等政策的实施对女性解放运动无疑起到了催化作用。而维新派认为，“三纲五常”是造成男女不平等之大源，他们明确提出了资产阶级女性观，对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传统女性观进行大胆否定。资产阶级革命派更是为妇女解放开辟出更广阔的空间，妇女的解放有了空前的发展。女学的兴起、女性婚恋观与家庭观的转变，对旧道德、旧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强烈地批判父权制、夫权制的不合理性。
可是，在中国近代时期这样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女性真正的解放是很难实现的。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说道，“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资产阶级给予妇女这么多的权利并非真正得以实现。封建保守势力具有顽固性，而资产阶级又具有软弱性，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的“女权”思想，刚有了崭新的发展，就因种种理由和特权被压制下去。中国女性解放运动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女子的觉醒与解放普遍是由男子倡导的，是从五四运动的核心内容“人性”这一口号中诞生的，这一特点也充分暴露其弊端——中国的大多数女性并未开始真正的觉醒。女性的解放只是人性解放的一部分，并没有独立成一个体系，从而影响社会文化结构和民众的观念。
一切要从根源上解决，归根结底，除了要动摇这个社会固有的意识以外，还要使广大妇女，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妇女真正地自觉起来。可是这一切应当怎样去做，娜拉并没有给我们一个答案，妇女们发起的多次争取权利与自由的运动一再失败，曾经响亮的口号也逐渐淹没在尘埃中。封建思想的根基并未被真正触动，并且依然长期被窥权者与牟利者所利用，成为解放妇女的桎梏。
二、鲁迅对“娜拉出走”的再阐释
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创作于女权主义运动诞生的前夜，塑造了一个不甘于忍受男权约束的女性叛逆者娜拉。鲁迅先生在中国的语境下对“娜拉的出走”作了再阐释。在如同黑屋子的社会大环境下，娜拉的出走无疑是悲剧性的，正如鲁迅的预言：“要么堕落，要么回来，要么饿死。”接着鲁迅举出“做梦”这一例子，他一再强调“万不可做将来的梦”。“将来的梦”在女性解放运动中意味着一个完美的黄金世界，一个不切合实际的美梦。当多数妇女不能理解女性解放这一思想的涵义，并且没有意识到自身的责任与权利的时候，要想获得和男子同等的权利（包括一些更高的权利，如选举权、参政权、性平等权等）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并不代表否定近代女性解放运动争取选举权、参政权等这样的做法的合理性，但是，使女子获得同男子一样的平等的经济权却是当务之急，也是鲁迅先生在文中一再强调的“不要做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经济能解救人的饥饿，经济能使人独立生存而减少被人牵制的机会。
据史书记载，清朝后期，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出现了一批独特的女性群体，她们自称“自梳女”。《顺德县志》上说，当时顺德蚕丝业发达，许多女工收入可观且经济独立。她们看到一些姐妹出嫁后，在婆家受气，地位低微，因此不甘受此束缚，情愿终身不嫁，于是产生了自梳女。根据分析来看，她们选择这样的方式生活，一方面是由于封建宗法制度以男性为中心，不少农村女子为了逃避封建宗法家庭的虐待，摆脱夫权的严厉束缚，宁愿牺牲自己美好的青春，发誓不嫁，自愿梳起。二是由于清末时缫丝工商业发达，收入颇丰，这为寻找出路过独身生活的女子创造了自食其力的经济条件，多数互相自梳“结相知”，购屋（俗称姑婆屋）共居，永不嫁人。这里的经济因素是根本的、最重要的。一个女性要想独立生存于社会，首当其冲就得有一份基本收入，其次再来谈论理想与发展。
上述事例仅仅是中国近代社会的特例，基本上局限于江浙、福建、广东一带少数几个地区，对于整个国家的总体格局而言是很难产生影响的。这些地区妇女的生存情况并不能说明她们懂得妇女解放的内涵及实际需求，她们只是为生存自由而选择独立。当中国家庭作坊式的缫丝业日渐被外来的棉纺织工厂和机器大生产取代之时，许许多多的妇女又重新沦落到男权统治的社会中。传统的道德根基并未被触动，大的环境无所改观，中国社会封建传统思想依然循环运作，单靠一个小群体的力量是很难改变现状的。惟一能做的就是完善人们的精神，就像鲁迅先生所言，第一“需要记性，记性不佳，是有益于己而有害于子孙的”；第二“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对于新女性而言所需具备的重要品格，一个是人格的独立，一个是要具有坚毅果敢的斗争精神。捍卫自己的独立，同男子争取平等的政治经济地位，为人类的进步发展和幸福做出贡献，这些是鲁迅先生所希望看到的。
三、娜拉们的未来展望
鲁迅先生针对“娜拉出走”作出了新的阐释。若是有千万个娜拉想要出走，无疑女性必须掌握经济上的主动权，但是他却没有告诉我们，这个经济权应当怎样获得，什么时候能够获得，只是一再地说“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正如十九世纪，法国的一位女性小说家乔治·桑有能力“为生活而写作”，但在“为表达自己而写作”的女性仍是凤毛麟角的社会里，我们除了对她表达羡慕和崇敬之外，也只有呐喊而已。中国历经漫长的封建社会，一直到现在仍潜藏着许许多多的痼疾，很多事情仅仅是将表面解决好，但依旧存留着内在的、本质的、无法根除的问题，只有敏感的长于思考的人才不会被蒙蔽。鲁迅是敏锐的，他的思想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是女性解放运动最沉重的呐喊。
娜拉的出走尽管摆脱了不公道的夫权，但离家后将要面对的是一个更强悍的到处都充满惊涛骇浪的社会。在中国这样独特的国情下要想独立于社会，首要条件必须是获得独立的经济权。经济权的获得是个长期缓慢的过程，并不是像选举权、受教育权那样一纸文书、一项政策就可以得到的，经济权是所有权利的根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男权制的历史和经济作了最全面、最激进的论述。他发现了男权制社会家庭和财产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妇女受压迫的基础是男性对妇女的征服和占有。恩格斯说，“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他认为，男性经济支配地位必须结束，这样女性才能完全平等并独立地迈入经济领域。
当下社会，男女之间的“主奴关系”正走向崩溃，女性身上的枷锁被打碎了。然而正如卢梭所说，没有了锁链的奴隶们，却不知道该如何行走了。习惯、惰性、自我沉沦、无所适从是女权主义当前的一种必然状态。当代的“娜拉”出走以后应该怎么办？历史不会终结，娜拉的困境仍伴随着我们。女权主义者在发出自己的第一声啼哭之后，必须要先学会如何行走。把握社会职业群体日益扩大的时代机遇，学会适应社会身份的必然转变，使自己迅速成长为成熟的社会实践主体，构建出一种与男性和平共处的女性文化和秩序，将成为解决娜拉困境的关键。我们要切忌，经济权仍然是解决问题的基础与关键。立法保护和男性的解放应该是并行的，然而，女性自身的问题和痼疾，却并非一张法律意义上的契约和同情的眼泪所能够化解掉的。中国的娜拉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2]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3]钱理群.鲁迅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钱理群.心灵的探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杜芳琴.发现妇女的历史——中国妇女史论集[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6]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M].北京：三联出版社，1995.
[7]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M].钟良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8]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责任编校：李亚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