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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花是一门古老的生活艺术。从最初的赏花、摘花、赠花、佩花、簪花，一直发展到后来的盆栽、插花。这本身就是人类文明发展以及人化自然的一种审美呈现。文人花道是中国传统插花艺术的结晶。它将插花这一生活艺术的审美格调推向极致，为生活美学树立了实践的典范。
以志表情 历史悠久
早在2000多年前，《诗经》中便记载有青年男女手持兰草游玩嬉戏、互赠芍药示好的情景：“士与女，方秉蕳兮……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郑风·溱洧》）《楚辞》也描绘过佩花、插花、祭祀舞花和供花的情景，如“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离骚》），“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九歌·山鬼》），“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与。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九歌·礼魂》），等等。这些文字记载表明，先秦时期人们已经普遍运用花草装饰人体、舟车及厅堂，赠花传情，奉花祭祀，并赋予花草以精神象征意义，从而借助自然之美来表达至诚的情感与美好的愿望。
插花活动应该与折枝花的历史一样悠久。但中国插花技艺形成审美传统，现在只能追溯到佛教的“供花”。《南史》记载：“有献莲花供佛者，众僧以铜罂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南史·晋安王子懋传》）佛前供花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直接影响了士人阶层，促成文人插花艺术的兴起。譬如庚信即有盘花待客之诗：“春色方盈野，枝枝绽翠英。依稀映村坞，烂漫开山城。好折待宾客，金盘衬红琼。”（《杏花》）两宋时期，社会经济繁荣，插花艺术更是发展为新兴市民阶层的普遍雅好，甚至贩夫走卒都受到熏陶影响。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曾载：“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从宋朝开始，插花与挂画、点茶、燃香被文人雅士视为“生活四艺”，几已可与传统“文人四艺”（琴、棋、书、画）分庭抗礼。
体现生活意趣
有明一代，以瓶花为代表的文人花道达到巅峰。插花已成为文人韵士雅居必不可少的清供，是攸关个人性情的风雅癖好。如陈继儒在《小窗幽记》所讲，瓶中插花，“虽是寻常供具，实关幽人性情，若非得趣，个中布置，何能生致！”
由于文人的推崇，中国传统插花技艺与理论突飞猛进，中国文人花道由此进入鼎盛时期。其标志便是张谦德《瓶花谱》、袁宏道《瓶史》、屠本畯《瓶史月表》、何仙郎《花案》等花艺著作的问世。
这些著作对花目品第、折花造型、择水选器、储存保养、陈设搭配乃至插花禁忌等都有非常细致且精微的探讨。譬如，仿照官秩制度，以“九品九命”为近百种花卉划分品鉴等级。就算同一种花也有品种优劣的区分，“梅以重叶、绿萼、玉蝶、百叶缃梅为上，海棠以西府紫绵为上，牡丹以黄楼子、绿蝴蝶、西瓜瓤、大红、舞青猊为上”（袁宏道《瓶史·品第》）再譬如器皿选择，文人尚清雅，故贵铜瓷而贱金银，所以明朝文人供花主要使用铜器和瓷器。他们对瓶的形制、大小、新旧都相当考究。夏秋用瓷瓶，冬春天寒则多用铜瓶。书室清供斋瓶宜矮而小，而堂厦供花则宜大。供花铜器有花觚、铜觯、尊罍、方汉壶、素温壶、扁壶等，瓷器以古壶、胆瓶、尊、觚、一枝瓶为妙品，次之蓍草、纸槌、圆素瓶、鹅颈、蒲槌等亦可。一般而言，花器尚旧，古董尤佳，所以陶铜器皿入土年代越久越好，瓷器也講年代，但更讲究产地和工艺，柴窑、汝窑地位最尊，官、哥、宣、定诸宋代名窑的瓷器算一流的珍品，此外，龙泉、均州、章生、乌泥、成化等窑在当时也依次有其名贵地位。
可见，插花在明代文人眼中不是一件普通的装饰技艺，这里面包含了植物花卉、文物古董乃至室内设计的知识修养，也蕴含了清雅脱俗的审美理念与花道技法，它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关乎生活情趣与修身养性的艺术。
关乎人文意义
对于文人花道而言，花卉的自然美学属性并不是审美的真正核心，自然色香之美是附属于人文审美意义的。如花卉的“品第”及精神象征——“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可比德君子、处士，表征其格调的高洁；牡丹雍容华贵，堪配宫廷贵妇、名门闺秀；山茶花幽静娴雅，可配小家碧玉。
同时，花道审美并不只是花卉造型的审美，它也包含器具的审美以及与环境、天气、室内陈设乃至人物协调的整体审美。只有做到色、香、型、文四要素的内在和谐，并与外在环境气氛协调一致，才能体现花道的精髓。譬如插花之室宜清幽不宜嘈杂，宜明净不宜太暗或太敞；家具宜简而精致，不宜烦琐而奢华；花材的搭配，“梅花以迎春、瑞香、山茶为婢，海棠以苹婆、林檎、丁香为婢，牡丹以玫瑰、蔷薇、木香为婢……”欣赏花艺，“茗赏者上也，谈赏者次也，酒赏者下也”“寒花宜初雪，宜雪霁，宜新月，宜暖房。温花宜晴日，宜轻寒，宜华堂……”（《瓶史·清赏》），等等。
所以，插花是自然美人文化的一个典型，也就是说它更接近于现代人所讲的人文艺术。这不仅是因为它的整体造型是经过创作者深度艺术加工的结果，超越了自然形式，更在于它内蕴了丰富的审美文化意义。
有生命的活泼感
明代文人的花道与书画美学理念内在相通，其追求的美学兴趣重点都在天趣生动。书画讲究气韵生动，而这一境界非妙品难以企及，插花却不然，奇花凡草天机活泼，援之入室，自成生机。所以往往只需一瓶插花，室内顿时即可活意生香、清雅脱俗。生命的活泼是插花真正的艺术精神。书画妙品难得，瓶花却可随时插换，这也是它得到普通士子喜爱的原因。另外，它不像书画品鉴单纯限于一个被静观的艺术对象。实际上，插花艺术始终处于和人的互动之中。且不论选花、折花、配器、择水、造型作为插花创作过程需要人的艺术实践投入，后续的摆放、养护皆需要人的参与。所以，插花是融入家居生活实践中的一种艺术形式，它本质也是一种生活行为艺术。
这种将美的创造与欣赏融为一体的艺术形式，为平淡的生活注入一种创造性（自由感）与仪式感（形式感），从而改变了生活的形式、韵律和节奏，为日常生活增添了风神气韵。同时，插花是共享的艺术，它能将身边人都带入一种生活艺术审美的空间氛围中。这种持续不断的氛围熏陶，本质也是一种审美参与，它会在无形中丰富所有参与者的审美经验，并提升其审美品位。
以志表情 历史悠久
早在2000多年前，《诗经》中便记载有青年男女手持兰草游玩嬉戏、互赠芍药示好的情景：“士与女，方秉蕳兮……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郑风·溱洧》）《楚辞》也描绘过佩花、插花、祭祀舞花和供花的情景，如“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离骚》），“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九歌·山鬼》），“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与。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九歌·礼魂》），等等。这些文字记载表明，先秦时期人们已经普遍运用花草装饰人体、舟车及厅堂，赠花传情，奉花祭祀，并赋予花草以精神象征意义，从而借助自然之美来表达至诚的情感与美好的愿望。
插花活动应该与折枝花的历史一样悠久。但中国插花技艺形成审美传统，现在只能追溯到佛教的“供花”。《南史》记载：“有献莲花供佛者，众僧以铜罂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南史·晋安王子懋传》）佛前供花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直接影响了士人阶层，促成文人插花艺术的兴起。譬如庚信即有盘花待客之诗：“春色方盈野，枝枝绽翠英。依稀映村坞，烂漫开山城。好折待宾客，金盘衬红琼。”（《杏花》）两宋时期，社会经济繁荣，插花艺术更是发展为新兴市民阶层的普遍雅好，甚至贩夫走卒都受到熏陶影响。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曾载：“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从宋朝开始，插花与挂画、点茶、燃香被文人雅士视为“生活四艺”，几已可与传统“文人四艺”（琴、棋、书、画）分庭抗礼。
体现生活意趣
有明一代，以瓶花为代表的文人花道达到巅峰。插花已成为文人韵士雅居必不可少的清供，是攸关个人性情的风雅癖好。如陈继儒在《小窗幽记》所讲，瓶中插花，“虽是寻常供具，实关幽人性情，若非得趣，个中布置，何能生致！”
由于文人的推崇，中国传统插花技艺与理论突飞猛进，中国文人花道由此进入鼎盛时期。其标志便是张谦德《瓶花谱》、袁宏道《瓶史》、屠本畯《瓶史月表》、何仙郎《花案》等花艺著作的问世。
这些著作对花目品第、折花造型、择水选器、储存保养、陈设搭配乃至插花禁忌等都有非常细致且精微的探讨。譬如，仿照官秩制度，以“九品九命”为近百种花卉划分品鉴等级。就算同一种花也有品种优劣的区分，“梅以重叶、绿萼、玉蝶、百叶缃梅为上，海棠以西府紫绵为上，牡丹以黄楼子、绿蝴蝶、西瓜瓤、大红、舞青猊为上”（袁宏道《瓶史·品第》）再譬如器皿选择，文人尚清雅，故贵铜瓷而贱金银，所以明朝文人供花主要使用铜器和瓷器。他们对瓶的形制、大小、新旧都相当考究。夏秋用瓷瓶，冬春天寒则多用铜瓶。书室清供斋瓶宜矮而小，而堂厦供花则宜大。供花铜器有花觚、铜觯、尊罍、方汉壶、素温壶、扁壶等，瓷器以古壶、胆瓶、尊、觚、一枝瓶为妙品，次之蓍草、纸槌、圆素瓶、鹅颈、蒲槌等亦可。一般而言，花器尚旧，古董尤佳，所以陶铜器皿入土年代越久越好，瓷器也講年代，但更讲究产地和工艺，柴窑、汝窑地位最尊，官、哥、宣、定诸宋代名窑的瓷器算一流的珍品，此外，龙泉、均州、章生、乌泥、成化等窑在当时也依次有其名贵地位。
可见，插花在明代文人眼中不是一件普通的装饰技艺，这里面包含了植物花卉、文物古董乃至室内设计的知识修养，也蕴含了清雅脱俗的审美理念与花道技法，它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关乎生活情趣与修身养性的艺术。
关乎人文意义
对于文人花道而言，花卉的自然美学属性并不是审美的真正核心，自然色香之美是附属于人文审美意义的。如花卉的“品第”及精神象征——“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可比德君子、处士，表征其格调的高洁；牡丹雍容华贵，堪配宫廷贵妇、名门闺秀；山茶花幽静娴雅，可配小家碧玉。
同时，花道审美并不只是花卉造型的审美，它也包含器具的审美以及与环境、天气、室内陈设乃至人物协调的整体审美。只有做到色、香、型、文四要素的内在和谐，并与外在环境气氛协调一致，才能体现花道的精髓。譬如插花之室宜清幽不宜嘈杂，宜明净不宜太暗或太敞；家具宜简而精致，不宜烦琐而奢华；花材的搭配，“梅花以迎春、瑞香、山茶为婢，海棠以苹婆、林檎、丁香为婢，牡丹以玫瑰、蔷薇、木香为婢……”欣赏花艺，“茗赏者上也，谈赏者次也，酒赏者下也”“寒花宜初雪，宜雪霁，宜新月，宜暖房。温花宜晴日，宜轻寒，宜华堂……”（《瓶史·清赏》），等等。
所以，插花是自然美人文化的一个典型，也就是说它更接近于现代人所讲的人文艺术。这不仅是因为它的整体造型是经过创作者深度艺术加工的结果，超越了自然形式，更在于它内蕴了丰富的审美文化意义。
有生命的活泼感
明代文人的花道与书画美学理念内在相通，其追求的美学兴趣重点都在天趣生动。书画讲究气韵生动，而这一境界非妙品难以企及，插花却不然，奇花凡草天机活泼，援之入室，自成生机。所以往往只需一瓶插花，室内顿时即可活意生香、清雅脱俗。生命的活泼是插花真正的艺术精神。书画妙品难得，瓶花却可随时插换，这也是它得到普通士子喜爱的原因。另外，它不像书画品鉴单纯限于一个被静观的艺术对象。实际上，插花艺术始终处于和人的互动之中。且不论选花、折花、配器、择水、造型作为插花创作过程需要人的艺术实践投入，后续的摆放、养护皆需要人的参与。所以，插花是融入家居生活实践中的一种艺术形式，它本质也是一种生活行为艺术。
这种将美的创造与欣赏融为一体的艺术形式，为平淡的生活注入一种创造性（自由感）与仪式感（形式感），从而改变了生活的形式、韵律和节奏，为日常生活增添了风神气韵。同时，插花是共享的艺术，它能将身边人都带入一种生活艺术审美的空间氛围中。这种持续不断的氛围熏陶，本质也是一种审美参与，它会在无形中丰富所有参与者的审美经验，并提升其审美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