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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我快乐地向前，多沉重的担子也不会发软!”这是作家王蒙的人生座右铭。但是2012年3月23日，这位有着乐观精神的老人，却痛哭到瘫软。与他携手走过近60年时光的妻子崔瑞芳，永远地离开了他……
1950年春天，北海公园，16岁的王蒙第一次遇见崔瑞芳。那年她17岁，是王蒙姐姐王洒的小学同学。当姐姐向崔瑞芳介绍弟弟王蒙时，崔瑞芳看着这个戴一副大大的眼镜的瘦弱男孩儿，忍不住“扑哧”笑了：“这是你的弟弟?真有意思。”
缘分也“真有意思”。几个月后，崔瑞芳和王蒙重遇。还在读高中的她，被临时调到位于东四十一条39号的一个四合院里，协助“三反五反”运动做文书工作，而王蒙也在那里从事文学创作。两个年轻人低头不见抬头见偶尔寒暄几句。去食堂打饭时，崔瑞芳常常会发现王蒙在队伍里搜寻着她。四目相对，相视一笑。
某天晚上11点，正埋头做表格的崔瑞芳，突然听到敲窗声。王蒙趴在窗户上，一边推快要掉下来的眼镜一边说：“别干了，休息一会儿，出去散散步。”因为有旁人在场，崔瑞芳红着脸拒绝，他却趴在窗户上央求：“去吧，去吧，就一会儿!”她不再忍心拒绝。清冷的午夜，两个年轻人沿着东四大街，刻意地保持着距离，不紧不慢地走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无论话题好笑与否，都会刻意地笑，而且一笑好半天。
即便时过境迁，当他们终于走到一起，结婚、生子以至白发苍苍，王蒙依然忘不了，他和崔瑞芳一起走过的那个简单、悸动却也有些蠢笨的长夜。
1957年1月28日，北京小绒线胡同27号，有老鼠欢快来去的纸糊顶棚，任何一点儿声音都会精准地传进邻居家的薄墙，再热烈的阳光也照不进来的破旧房间里，绿色镶花边的中式棉衣是新娘的婚纱，藏蓝色海军呢中山服是新郎的西装。崔瑞芳做的炸酱，王蒙擀的面条，两个人守一张小桌，一人捧一只大号搪瓷碗。吃着肉末比平时多很多的炸酱面。在相识7年后，王蒙和崔瑞芳结婚了。
这年王蒙23岁，他得意洋洋地向朋友炫耀：“可以从事自己喜欢的写作，有一个美满的家庭，这是我最成功的两件事。我这一生没什么遗憾。”他倒是没遗憾了，但崔瑞芳却开始苦不堪言了。王蒙性子急，每天早起做好早餐，她洗漱时他就开始嚷嚷：“面包烤好都凉了!你吃不吃啊?”两人出门，他总是先她一步站在门外，然后可劲儿催：“快点儿快点儿!要迟到了!”
于是她给他取了个绰号：“催人泪下”。王蒙最“催人泪下”的壮举，是1962年的某天，正在109中学上课的崔瑞芳接到王蒙的电话：“我正在开会，领导号召作家到下面去，我们去新疆好不好?”她沉吟片刻后答：“我同意。”放下电话，崔瑞芳却慌了：新疆?那是多么遥远荒凉的地方，自己真要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和他一起去吗?
但是很快她就知道，是的，她要陪他去新疆。因为，她曾经在结婚时说过，这一辈子，无论喜乐，无论安定还是奔波，她都会跟着他。
他们带着两个孩子和大包小包的行李，踏上了北京至乌鲁木齐的火车。崔瑞芳的怀里抱着一口小鱼缸，那清澈的水里，有两条小的可怜的金鱼在游泳。这小小的鱼儿，是王蒙最喜欢的宠物。12月末的乌鲁木齐，气温零下20℃。漫天飞雪迎面扑来，地面堆满了无数的小冰锥，没有暖气的房子冻彻心骨。崔瑞芳问王蒙：“我们要在新疆待几年?”他说：“三五年，顶多10年。”3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王蒙被划为“右派”，一家人在新疆一住就是16年。这漫长的16年，为王蒙以后的创作积累了无比丰富和扎实的素材，但崔瑞芳却说：“我被岁月吞食了，被岁月淹没了，被岁月消融了。”每当她有所抱怨，那个曾经“催人泪下”的急性子就笑呵呵地安慰：“不急不急，春天就要来了!”
1979年，王蒙的“右派”得以平反，他终于带着妻儿，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故乡。
回到北京后，王蒙進入黄金创作期。他全身心投入创作，家里的事儿一概不管。崔瑞芳就嗔怒他是“一塌糊涂的呆子”。去开会，王蒙总把文件落在家里；极正式的场合，他穿西装打领带，裤子却一只裤腿长一只裤腿短。每每这样的尴尬时刻，他都会喊来妻子救场。
次数多了，她就烦了说他是白痴。王蒙急了：“难道我在你眠中，就是一个白痴?”她笑了：“你知道你怎么过马路的吗?简直跟大笨熊似的，瞪着双眼，向急驶而来的车辆迎面走去，吓得我在后。面一个劲儿地嚷嚷。”她顿了顿接着说，“我比你大一岁。我不能想象，如果哪天我不在了，你怎么能安全地穿过马路，而不会滚到车轮下面去?”
年岁渐长，崔瑞芳越来越害怕自己会先他而去，她担心没有了她的陪伴和提醒，王蒙根本无法生存，所以她越来越亦步亦趋地跟紧他。他去国外讲学，她跟着；他去险峻的地方旅行，她跟着；他去马路对面买牛肉，她也跟着；午后他躺在院子里的摇椅上睡着了，她担心他“睡过去”，也搬一个小凳子，在旁边守着，过一会儿探探他的鼻息……
在《我的先生王蒙》一书中，崔瑞芳这样写道：“爱了，永远爱着，无可替代。过日子了，一直过下去，有你有我……”但是，再深的深情，终敌不过催人的岁月。2012年3月23日，当崔瑞芳生命中“最糊涂的呆子”笨拙地做好早餐，然后急慌慌地催她趁热吃掉时，她却再也听不到了。
“此身此世此心中，瑞草芳菲煦煦风。”这首王蒙写给崔瑞芳的悼亡诗，被永远地印在了她的生平里。这就像在她79年的人生里，已经把长达62年的身心和爱情，都深深地烙在了王蒙的生命里一般。这份爱天地可鉴、真切绵长，如菲菲芳草，将会从有限的今世蔓延到无限的来生!
1950年春天，北海公园，16岁的王蒙第一次遇见崔瑞芳。那年她17岁，是王蒙姐姐王洒的小学同学。当姐姐向崔瑞芳介绍弟弟王蒙时，崔瑞芳看着这个戴一副大大的眼镜的瘦弱男孩儿，忍不住“扑哧”笑了：“这是你的弟弟?真有意思。”
缘分也“真有意思”。几个月后，崔瑞芳和王蒙重遇。还在读高中的她，被临时调到位于东四十一条39号的一个四合院里，协助“三反五反”运动做文书工作，而王蒙也在那里从事文学创作。两个年轻人低头不见抬头见偶尔寒暄几句。去食堂打饭时，崔瑞芳常常会发现王蒙在队伍里搜寻着她。四目相对，相视一笑。
某天晚上11点，正埋头做表格的崔瑞芳，突然听到敲窗声。王蒙趴在窗户上，一边推快要掉下来的眼镜一边说：“别干了，休息一会儿，出去散散步。”因为有旁人在场，崔瑞芳红着脸拒绝，他却趴在窗户上央求：“去吧，去吧，就一会儿!”她不再忍心拒绝。清冷的午夜，两个年轻人沿着东四大街，刻意地保持着距离，不紧不慢地走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无论话题好笑与否，都会刻意地笑，而且一笑好半天。
即便时过境迁，当他们终于走到一起，结婚、生子以至白发苍苍，王蒙依然忘不了，他和崔瑞芳一起走过的那个简单、悸动却也有些蠢笨的长夜。
1957年1月28日，北京小绒线胡同27号，有老鼠欢快来去的纸糊顶棚，任何一点儿声音都会精准地传进邻居家的薄墙，再热烈的阳光也照不进来的破旧房间里，绿色镶花边的中式棉衣是新娘的婚纱，藏蓝色海军呢中山服是新郎的西装。崔瑞芳做的炸酱，王蒙擀的面条，两个人守一张小桌，一人捧一只大号搪瓷碗。吃着肉末比平时多很多的炸酱面。在相识7年后，王蒙和崔瑞芳结婚了。
这年王蒙23岁，他得意洋洋地向朋友炫耀：“可以从事自己喜欢的写作，有一个美满的家庭，这是我最成功的两件事。我这一生没什么遗憾。”他倒是没遗憾了，但崔瑞芳却开始苦不堪言了。王蒙性子急，每天早起做好早餐，她洗漱时他就开始嚷嚷：“面包烤好都凉了!你吃不吃啊?”两人出门，他总是先她一步站在门外，然后可劲儿催：“快点儿快点儿!要迟到了!”
于是她给他取了个绰号：“催人泪下”。王蒙最“催人泪下”的壮举，是1962年的某天，正在109中学上课的崔瑞芳接到王蒙的电话：“我正在开会，领导号召作家到下面去，我们去新疆好不好?”她沉吟片刻后答：“我同意。”放下电话，崔瑞芳却慌了：新疆?那是多么遥远荒凉的地方，自己真要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和他一起去吗?
但是很快她就知道，是的，她要陪他去新疆。因为，她曾经在结婚时说过，这一辈子，无论喜乐，无论安定还是奔波，她都会跟着他。
他们带着两个孩子和大包小包的行李，踏上了北京至乌鲁木齐的火车。崔瑞芳的怀里抱着一口小鱼缸，那清澈的水里，有两条小的可怜的金鱼在游泳。这小小的鱼儿，是王蒙最喜欢的宠物。12月末的乌鲁木齐，气温零下20℃。漫天飞雪迎面扑来，地面堆满了无数的小冰锥，没有暖气的房子冻彻心骨。崔瑞芳问王蒙：“我们要在新疆待几年?”他说：“三五年，顶多10年。”3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王蒙被划为“右派”，一家人在新疆一住就是16年。这漫长的16年，为王蒙以后的创作积累了无比丰富和扎实的素材，但崔瑞芳却说：“我被岁月吞食了，被岁月淹没了，被岁月消融了。”每当她有所抱怨，那个曾经“催人泪下”的急性子就笑呵呵地安慰：“不急不急，春天就要来了!”
1979年，王蒙的“右派”得以平反，他终于带着妻儿，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故乡。
回到北京后，王蒙進入黄金创作期。他全身心投入创作，家里的事儿一概不管。崔瑞芳就嗔怒他是“一塌糊涂的呆子”。去开会，王蒙总把文件落在家里；极正式的场合，他穿西装打领带，裤子却一只裤腿长一只裤腿短。每每这样的尴尬时刻，他都会喊来妻子救场。
次数多了，她就烦了说他是白痴。王蒙急了：“难道我在你眠中，就是一个白痴?”她笑了：“你知道你怎么过马路的吗?简直跟大笨熊似的，瞪着双眼，向急驶而来的车辆迎面走去，吓得我在后。面一个劲儿地嚷嚷。”她顿了顿接着说，“我比你大一岁。我不能想象，如果哪天我不在了，你怎么能安全地穿过马路，而不会滚到车轮下面去?”
年岁渐长，崔瑞芳越来越害怕自己会先他而去，她担心没有了她的陪伴和提醒，王蒙根本无法生存，所以她越来越亦步亦趋地跟紧他。他去国外讲学，她跟着；他去险峻的地方旅行，她跟着；他去马路对面买牛肉，她也跟着；午后他躺在院子里的摇椅上睡着了，她担心他“睡过去”，也搬一个小凳子，在旁边守着，过一会儿探探他的鼻息……
在《我的先生王蒙》一书中，崔瑞芳这样写道：“爱了，永远爱着，无可替代。过日子了，一直过下去，有你有我……”但是，再深的深情，终敌不过催人的岁月。2012年3月23日，当崔瑞芳生命中“最糊涂的呆子”笨拙地做好早餐，然后急慌慌地催她趁热吃掉时，她却再也听不到了。
“此身此世此心中，瑞草芳菲煦煦风。”这首王蒙写给崔瑞芳的悼亡诗，被永远地印在了她的生平里。这就像在她79年的人生里，已经把长达62年的身心和爱情，都深深地烙在了王蒙的生命里一般。这份爱天地可鉴、真切绵长，如菲菲芳草，将会从有限的今世蔓延到无限的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