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328米高楼，到金牛、“万米长城”、“小天安门”，华西村和吴仁宝渐成一景。对上，吴仁宝保持着高度政治敏感；对下，他是大家长，不断给村民超前享受。最后，吴仁宝和他的家族，成为这个村的最高统治者。
吴仁宝的管理学
2011年10月，华西村建村50周年庆典。来自50多个国家175家新闻媒体的500余名记者像报道一场大型国际盛典一样赶赴现场。
村庆过去20天后，吴仁宝拖着一个黑色拉杆箱，没有人搀扶，走进华西村大金塔二楼餐厅。他的步履略带蹒跚，但步步自信。在儿孙面前交代一番，然后拉着曾孙子的手上台，台下围坐着二三十桌乡邻朋友，每桌摆一个生日蛋糕。
吴仁宝清清嗓子，像课堂上的老师对小学生一样，向下面端坐的人群喊道：“安静，大家不要讲话了！”背景板上写着“辛卯十月初六”，这一天，是吴仁宝84岁生日。
吴仁宝的演讲是“免费”的。没有讲稿，孙媳妇、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周丽坐在一旁，将他的外人难以听懂的江阴方言翻译成普通话，一句男声方言，一句女声国语，形式颇像苏州评弹。
与台上诙谐、激昂又细致入微的语言相伴的，是台下村民专注的目光。
经过50年风雨考验，华西村民对于吴仁宝，很多人是发自内心的钦佩与依赖。
作为吴仁宝的贴身翻译，1981年出生的孙媳妇周丽是村党委班子中的年轻一代。她对于吴仁宝的魅力与权威有着比一般村民更为深入的理解，“因为我这么多年来跟在老书记身边，觉得他从来都不考虑自己的事情，24小时，只要清醒着，他都在考虑华西村如何发展，都是在考虑公事。他确实是大公无私的一个人，所以很伟大。”
今年吴仁宝在演讲的间隙，因为眼睛不好而摔倒，导致行动有些不便。于是，吴仁宝把自己的休息室搬到了村党委会议室隔壁，接通一个麦克风，“我们在这边说话，他那边也能听到，他跟我们说话，我们也能听到，像是远程会议一样。”这样一个象征着吴仁宝权力不倒的场面，令周丽无限感动。
另一个值得提起的细节是，吴仁宝的四儿子吴协恩接受中央媒体采访时，被问到：“你父亲如此权威，你能在以后对华西村的管理中胜过他吗？”吴协恩坦承：“我们兄弟4个加起来，也比不了我父亲。”
“典型”的路径
“今天星期六是工作日，不是休息日。”吴仁宝在其生日宴上的第一句话就重申了华西村的村规：没有周末。
无可否认，华西的一切，和“总设计师”吴仁宝密不可分，但显然，3年的私塾教育，并不足以将他推到今天的位置。吴仁宝说真正教育他的是实践：“50年代听，60年代顶，70年代拼。”
14岁前，长工吴仁宝白天放牛喂猪，早晚照顾地主家瘫痪在床的儿子。一年下来，可以赚到40斤米。1949年4月，江阴全境解放，21岁的贫农吴仁宝第一次分到了2.4亩地。紧随而至的抗美援朝，让这位一腔热血的青年决定从军报国，却因为严重的关节炎落选，一时报国无门。
此后，吴仁宝几乎事事先进，捐粮给抗美援朝前线，他跑在前；在互助合作中，帮工换工跑在前……很快，他被驻村工作组注意到，被任命为江阴县瓠岱乡（华西村前称）第三村村长。
在浮夸风盛行的年代，吴仁宝被选举为华西村党支部书记。一上任就遇上“大跃进”。“在一次报产量放卫星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支部书记报亩产2000斤，第二个3000斤，最后数字竟上到了1万斤。”
“1万斤是不低了，可还是跟不上跃进形势，比不过其他公社。吴仁宝同志，你们大队亩产多少，你们的稻子长势比其他大队都好，能突破万斤大关吧？”怀着当“种田神仙”梦的吴仁宝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几十双眼睛齐刷刷看着他，他猛抽口烟：“3700斤。”随着烟雾飘然吐出，会场顿时骚动，但大多数人却暗自庆幸吴仁宝犯傻，垫了自己的底。
“仁宝同志，你太保守，产量高低是政治问题，也是党性问题，你再考虑考虑。”
吴仁宝要求公社收割时，到队里监收监打，“多收一斤我们宁愿挨饿，也多卖给国家10斤，少收一斤，你们补给我一斤就行啦。”以此解了围。
这一段历史，被吴仁宝在以后的日子里反复提起，结合着他的著名论断“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
“家华西”
华西村对其村民而言，是一个离不开的家，离开家，一切的财富将化为乌有。而这个“家”，吴仁宝无疑是最大的“家长”。
贫苦的出身在政治挂帅的年代为吴家平添了“先进”。父亲良善，“母亲管起家来厉害”：“家教很严，如果你错了一点，就要打了，逃都逃不了。”吴仁宝对这样的棍棒教育表示感恩，“当时打了，我现在高兴。为什么？因为家教严格对我个人有好处。”
1949年江阴解放前夕，母亲朱玉娥在弥留之际唤来21岁的吴仁宝，嘱其叫来唐家巷赵家之女赵根娣。按照当地习俗，在几年前两人经人说合订下亲事。赵根娣未及踏进吴家大门，朱玉娥溘然离世。一场因吊丧而起的婚事就此伴随了吴仁宝一生。
此后的吴仁宝家延续了这种严苛的家教。“5个孩子，个个被他打过。还没人敢去劝，弄不好连劝的人也要打。”老村长赵毛妹是目前村里和吴仁宝一同“开天辟地”的为数不多的几大元老之一。
在吴仁宝孙女吴洁的印象中，家里的衣食住行都有规矩。老村长赵毛妹称吴仁宝一向注重礼数，早年带着村里技术员到上海接待客人，客人还没到，技术员就要动筷子，吴仁宝从他的筷子上把菜夺下来，狠狠批评。
现任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的人生经历，被广泛流传为老书记爱民如子的典范。11岁那年，华西村村民孙良庆12岁的儿子溺死河中。“老书记就去劝。劝到最后说：你别哭了，我把我的儿子给你。”赵毛妹对这段轶事记忆深刻：“阿四（吴协恩）是被他爸拖着去孙家的。”
但是老书记决定了的，最终吴协恩仍然过继到了孙家。7年后孙良庆去世，孙家母女要求吴协恩成为孙家女婿。而此时吴协恩亦心有所属，但吴仁宝几乎没有多与儿子商量，便允下了婚事，将吴协恩入赘给孙家。
订婚后的吴协恩愤然离家参军，也许是初次离家，他很快理解了父亲。“大概在当兵当了几个月以后，我想来想去他不仅把我作为家里人，他把华西人都作为家里人来看待，他的心比我大、比我宽，我那个时候想明白了，既然想明白了，那就要全力地支持我父亲了。”
退伍后吴协恩还是回了华西。 “选阿四（吴协恩）是选对了人。”赵毛妹事后感叹。当时的吴协恩管理着华西村宝昌化纤公司，即华西村众多企业中最为特殊的烟草行业。“阿四做人沉稳，不像老大吴协东说话没有顾忌，乱来的。”据赵毛妹透露，上世纪80年代吴仁宝落选党代表，是因为老大吴协东在老干部中的口碑不好，影响了父亲的选举。
有研究统计指出，“自1995年起，华西村党委班子构成中吴仁宝的子女及家族共11人进入了村领导岗位。”从目前华西村的村党委成员可以看出，41名党委副书记中，以吴仁宝为核心的家族成员占据了20多人。而华西集团八大公司负责人中，除了杨永昌是外来人员，其余都是吴仁宝的嫡系近亲。
有学者认为，从村党委改选的结果看家族权力的产生，总不免像外人一样有改选是否真正合理、公正和民主的疑问。其实，深入其境，我们清楚意识到：无论这个村的选举过程是否民主公正，结果都可能完全相同。
“书记一家人都为村庄的富裕作奉献”，在华西村，这句话既是村庄老少皆有的口头禅，也是他们依从权威领导的心理价码。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40期
吴仁宝的管理学
2011年10月，华西村建村50周年庆典。来自50多个国家175家新闻媒体的500余名记者像报道一场大型国际盛典一样赶赴现场。
村庆过去20天后，吴仁宝拖着一个黑色拉杆箱，没有人搀扶，走进华西村大金塔二楼餐厅。他的步履略带蹒跚，但步步自信。在儿孙面前交代一番，然后拉着曾孙子的手上台，台下围坐着二三十桌乡邻朋友，每桌摆一个生日蛋糕。
吴仁宝清清嗓子，像课堂上的老师对小学生一样，向下面端坐的人群喊道：“安静，大家不要讲话了！”背景板上写着“辛卯十月初六”，这一天，是吴仁宝84岁生日。
吴仁宝的演讲是“免费”的。没有讲稿，孙媳妇、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周丽坐在一旁，将他的外人难以听懂的江阴方言翻译成普通话，一句男声方言，一句女声国语，形式颇像苏州评弹。
与台上诙谐、激昂又细致入微的语言相伴的，是台下村民专注的目光。
经过50年风雨考验，华西村民对于吴仁宝，很多人是发自内心的钦佩与依赖。
作为吴仁宝的贴身翻译，1981年出生的孙媳妇周丽是村党委班子中的年轻一代。她对于吴仁宝的魅力与权威有着比一般村民更为深入的理解，“因为我这么多年来跟在老书记身边，觉得他从来都不考虑自己的事情，24小时，只要清醒着，他都在考虑华西村如何发展，都是在考虑公事。他确实是大公无私的一个人，所以很伟大。”
今年吴仁宝在演讲的间隙，因为眼睛不好而摔倒，导致行动有些不便。于是，吴仁宝把自己的休息室搬到了村党委会议室隔壁，接通一个麦克风，“我们在这边说话，他那边也能听到，他跟我们说话，我们也能听到，像是远程会议一样。”这样一个象征着吴仁宝权力不倒的场面，令周丽无限感动。
另一个值得提起的细节是，吴仁宝的四儿子吴协恩接受中央媒体采访时，被问到：“你父亲如此权威，你能在以后对华西村的管理中胜过他吗？”吴协恩坦承：“我们兄弟4个加起来，也比不了我父亲。”
“典型”的路径
“今天星期六是工作日，不是休息日。”吴仁宝在其生日宴上的第一句话就重申了华西村的村规：没有周末。
无可否认，华西的一切，和“总设计师”吴仁宝密不可分，但显然，3年的私塾教育，并不足以将他推到今天的位置。吴仁宝说真正教育他的是实践：“50年代听，60年代顶，70年代拼。”
14岁前，长工吴仁宝白天放牛喂猪，早晚照顾地主家瘫痪在床的儿子。一年下来，可以赚到40斤米。1949年4月，江阴全境解放，21岁的贫农吴仁宝第一次分到了2.4亩地。紧随而至的抗美援朝，让这位一腔热血的青年决定从军报国，却因为严重的关节炎落选，一时报国无门。
此后，吴仁宝几乎事事先进，捐粮给抗美援朝前线，他跑在前；在互助合作中，帮工换工跑在前……很快，他被驻村工作组注意到，被任命为江阴县瓠岱乡（华西村前称）第三村村长。
在浮夸风盛行的年代，吴仁宝被选举为华西村党支部书记。一上任就遇上“大跃进”。“在一次报产量放卫星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支部书记报亩产2000斤，第二个3000斤，最后数字竟上到了1万斤。”
“1万斤是不低了，可还是跟不上跃进形势，比不过其他公社。吴仁宝同志，你们大队亩产多少，你们的稻子长势比其他大队都好，能突破万斤大关吧？”怀着当“种田神仙”梦的吴仁宝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几十双眼睛齐刷刷看着他，他猛抽口烟：“3700斤。”随着烟雾飘然吐出，会场顿时骚动，但大多数人却暗自庆幸吴仁宝犯傻，垫了自己的底。
“仁宝同志，你太保守，产量高低是政治问题，也是党性问题，你再考虑考虑。”
吴仁宝要求公社收割时，到队里监收监打，“多收一斤我们宁愿挨饿，也多卖给国家10斤，少收一斤，你们补给我一斤就行啦。”以此解了围。
这一段历史，被吴仁宝在以后的日子里反复提起，结合着他的著名论断“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
“家华西”
华西村对其村民而言，是一个离不开的家，离开家，一切的财富将化为乌有。而这个“家”，吴仁宝无疑是最大的“家长”。
贫苦的出身在政治挂帅的年代为吴家平添了“先进”。父亲良善，“母亲管起家来厉害”：“家教很严，如果你错了一点，就要打了，逃都逃不了。”吴仁宝对这样的棍棒教育表示感恩，“当时打了，我现在高兴。为什么？因为家教严格对我个人有好处。”
1949年江阴解放前夕，母亲朱玉娥在弥留之际唤来21岁的吴仁宝，嘱其叫来唐家巷赵家之女赵根娣。按照当地习俗，在几年前两人经人说合订下亲事。赵根娣未及踏进吴家大门，朱玉娥溘然离世。一场因吊丧而起的婚事就此伴随了吴仁宝一生。
此后的吴仁宝家延续了这种严苛的家教。“5个孩子，个个被他打过。还没人敢去劝，弄不好连劝的人也要打。”老村长赵毛妹是目前村里和吴仁宝一同“开天辟地”的为数不多的几大元老之一。
在吴仁宝孙女吴洁的印象中，家里的衣食住行都有规矩。老村长赵毛妹称吴仁宝一向注重礼数，早年带着村里技术员到上海接待客人，客人还没到，技术员就要动筷子，吴仁宝从他的筷子上把菜夺下来，狠狠批评。
现任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的人生经历，被广泛流传为老书记爱民如子的典范。11岁那年，华西村村民孙良庆12岁的儿子溺死河中。“老书记就去劝。劝到最后说：你别哭了，我把我的儿子给你。”赵毛妹对这段轶事记忆深刻：“阿四（吴协恩）是被他爸拖着去孙家的。”
但是老书记决定了的，最终吴协恩仍然过继到了孙家。7年后孙良庆去世，孙家母女要求吴协恩成为孙家女婿。而此时吴协恩亦心有所属，但吴仁宝几乎没有多与儿子商量，便允下了婚事，将吴协恩入赘给孙家。
订婚后的吴协恩愤然离家参军，也许是初次离家，他很快理解了父亲。“大概在当兵当了几个月以后，我想来想去他不仅把我作为家里人，他把华西人都作为家里人来看待，他的心比我大、比我宽，我那个时候想明白了，既然想明白了，那就要全力地支持我父亲了。”
退伍后吴协恩还是回了华西。 “选阿四（吴协恩）是选对了人。”赵毛妹事后感叹。当时的吴协恩管理着华西村宝昌化纤公司，即华西村众多企业中最为特殊的烟草行业。“阿四做人沉稳，不像老大吴协东说话没有顾忌，乱来的。”据赵毛妹透露，上世纪80年代吴仁宝落选党代表，是因为老大吴协东在老干部中的口碑不好，影响了父亲的选举。
有研究统计指出，“自1995年起，华西村党委班子构成中吴仁宝的子女及家族共11人进入了村领导岗位。”从目前华西村的村党委成员可以看出，41名党委副书记中，以吴仁宝为核心的家族成员占据了20多人。而华西集团八大公司负责人中，除了杨永昌是外来人员，其余都是吴仁宝的嫡系近亲。
有学者认为，从村党委改选的结果看家族权力的产生，总不免像外人一样有改选是否真正合理、公正和民主的疑问。其实，深入其境，我们清楚意识到：无论这个村的选举过程是否民主公正，结果都可能完全相同。
“书记一家人都为村庄的富裕作奉献”，在华西村，这句话既是村庄老少皆有的口头禅，也是他们依从权威领导的心理价码。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4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