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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至18日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历史任务，这是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来首次提出的命题，反映了中共乃至中国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的文化自觉
据说，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几年前曾说过一段令中国人很不爽的话，大意是：不用害怕中国，中国成不了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
以古证今，撒切尔夫人的这个话或许有些武断，因为中国古代向东亚乃至世界输出了灿烂的儒家文明。不过，撒切尔夫人的“轻看”中国也说明，在当今的全球化竞争中，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广袤的土地、众多的人口乃至物质的繁荣，而没有文化和精神的强大，没有可以服众的信仰和价值观，是成不了世界领导者的。
中国文化的“守势”和“弱势”
文化是什么？简单地说，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安身立命之所，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区别于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本质标志。举个例子，也许全世界的消费者都在使用苹果最新推出的平板电脑——这体现了全球化的影响——但每个国家的消费者在使用苹果电脑时，必然会有语言、文字、内容乃至输入方式的差异，这种差异本身，即是文化。从这个角度看，文化是无所不在的。人们在今天已很难找到没有文化标记的产品，很难找到不借助文化影响的销售，很难找到不体现文化意义的消费。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政府对人民的组织动员能力、参与国际化程度等，都越来越带有文化的印记，取决于文化发展的综合水平，可以说，文化日益深刻地融入了社会发展之中。
正是出于此种全球竞争时期文化发展的紧迫性，刚结束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历史任务，这是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来首次提出的命题，反映了中共乃至中国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的文化自觉。
确实，不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文化之于中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作为一个有着5000年历史的文明之邦，也是世界上唯一文化不曾中断的民族和国家。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来源于其包容和开放性。在中国历史上，土地曾被异族侵占过，但文化从来没有被别的外来文化所征服和同化，相反，随着异族铁骑而来的其他文明，一踏入中华土地上，反被中华文化所同化、融合，变成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只是到近代，中华文化和异质的基督教文化相遇，首次开始不自信，并由此伴随着国力的衰弱，在长达近百年的历史上，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去中国化的、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这种文化发展的不自信到改革开放后，也并未得到根本的扭转。
尽管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我们也开始有意识在海外传播和推广中国文化，但是，在和西方文化的竞争中，中国文化并未彻底改变自鸦片战争以来形成的被动局面，西方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识，还停留在中华传统文化的阶段，对中国改革以来发生的包括文化在内的巨大社会变迁，未有一个合乎客观实际的相对正确的认知，尤其对中国基于自身历史条件和环境选择的发展道路，不能很好地理解。中华文化的不自信还表现在，我们在改革中创造的一些好的做法和经验，只有在得到西方的肯定后，才能被自身所肯定和接受。这无疑会削弱中华文化对外的解释能力，使中国的发展受到文化上的制约。
应该说，现在是改变这种文化上的“守势”和“弱势”的时候了。在中国经济已经位居世界第二的背景下，我们要想在世界上有更大的作为和影响力，就不能单单依靠同世界各国发展经贸的互利互惠关系，还必须要有被世界所接受的文化和价值观，通过文化和价值观来影响人、说服人。
政府不必对文化大包大揽
要想复兴中国文化，首先对这种“复兴”要有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诚如六中全会所指出的，自觉把文化繁荣发展作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重要内容，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基本要求，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或者用已故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话说，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一定要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文化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如此，就是一个“文化自觉”的过程。
从费孝通先生的这个话来看，对本民族的文化发展首先有这种自觉意识的，一定是从事文化创造和传播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而言，关键是政府对文化发展的重要性，要有自觉。政府惟有真正认识到文化在历史进步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文化发展规律有一种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的历史责任有一种主动担当，才能主动去发展中华文化、传播中华文化，推动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型和创新发展；否则，如果还像过去一样重经济轻文化，或由于与政绩难以挂钩，致使文化在经济社会中处于弱势，那么，文化自觉最终会变成一个空洞的口号，甚至会搞偏。
但是，文化发展要靠政府自觉去推动，并不表示政府就可以对文化大包大揽，不尊重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以政府的好恶为文化的好恶，假如这样，就不是在发展文化，而是在糟蹋文化，败坏文化。政府虽然对文化发展起关键作用，但在文化的创造与传播上，必须界定好政府作用的发挥方式。换言之，政府既要积极有为但又不能乱作为。这就需要政府首先在思想观念上，打破各种束缚，敢于将文化创意与商业模式相结合，创造出生机勃勃的文化生产力；在运作模式上，从主要通过计划配置过渡到主要依赖市场化手段配置文化产业资源；在政府功能定位上，要积极有为但不越位，从宏观层面对文化发展、文化产业进行引导扶持，但决不参与市场具体运作。将文化和文化发展变成政府垄断的事情和领域，事实会有害于文化的发展。政府只要把握好文化发展的方向，制定好文化发展的规制和政策，加强对文化发展的总量、结构和质量调控，做好引导、扶持和服务工作就可以了，政府应逐步从文化产业领域中退出来，让民间资本大规模进入，充分发挥个人的文化创造力。
一个古老大国的新生，是需要文化做支撑的。中华文化曾经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感召力，必然使得中国人以文化大国乃至文化强国来期许自己；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所承载的国际期待和肩负的国际责任，也必然要求通过中华文化来传播和谐理念、完善中国表达、树立中国形象。所以，增强文化发展的自觉意识和自信心，对以什么样的视角认识文化，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文化，以什么样的思路发展文化，以及对如何确立文化发展目标、谋划文化发展战略、提出文化发展举措，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长远发展，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整个民族对文化的发展和复兴具有一种明确的自觉意识时，撒切尔夫人的话也就会不攻自破了。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
据说，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几年前曾说过一段令中国人很不爽的话，大意是：不用害怕中国，中国成不了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
以古证今，撒切尔夫人的这个话或许有些武断，因为中国古代向东亚乃至世界输出了灿烂的儒家文明。不过，撒切尔夫人的“轻看”中国也说明，在当今的全球化竞争中，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广袤的土地、众多的人口乃至物质的繁荣，而没有文化和精神的强大，没有可以服众的信仰和价值观，是成不了世界领导者的。
中国文化的“守势”和“弱势”
文化是什么？简单地说，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安身立命之所，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区别于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本质标志。举个例子，也许全世界的消费者都在使用苹果最新推出的平板电脑——这体现了全球化的影响——但每个国家的消费者在使用苹果电脑时，必然会有语言、文字、内容乃至输入方式的差异，这种差异本身，即是文化。从这个角度看，文化是无所不在的。人们在今天已很难找到没有文化标记的产品，很难找到不借助文化影响的销售，很难找到不体现文化意义的消费。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政府对人民的组织动员能力、参与国际化程度等，都越来越带有文化的印记，取决于文化发展的综合水平，可以说，文化日益深刻地融入了社会发展之中。
正是出于此种全球竞争时期文化发展的紧迫性，刚结束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历史任务，这是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来首次提出的命题，反映了中共乃至中国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的文化自觉。
确实，不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文化之于中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作为一个有着5000年历史的文明之邦，也是世界上唯一文化不曾中断的民族和国家。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来源于其包容和开放性。在中国历史上，土地曾被异族侵占过，但文化从来没有被别的外来文化所征服和同化，相反，随着异族铁骑而来的其他文明，一踏入中华土地上，反被中华文化所同化、融合，变成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只是到近代，中华文化和异质的基督教文化相遇，首次开始不自信，并由此伴随着国力的衰弱，在长达近百年的历史上，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去中国化的、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这种文化发展的不自信到改革开放后，也并未得到根本的扭转。
尽管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我们也开始有意识在海外传播和推广中国文化，但是，在和西方文化的竞争中，中国文化并未彻底改变自鸦片战争以来形成的被动局面，西方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识，还停留在中华传统文化的阶段，对中国改革以来发生的包括文化在内的巨大社会变迁，未有一个合乎客观实际的相对正确的认知，尤其对中国基于自身历史条件和环境选择的发展道路，不能很好地理解。中华文化的不自信还表现在，我们在改革中创造的一些好的做法和经验，只有在得到西方的肯定后，才能被自身所肯定和接受。这无疑会削弱中华文化对外的解释能力，使中国的发展受到文化上的制约。
应该说，现在是改变这种文化上的“守势”和“弱势”的时候了。在中国经济已经位居世界第二的背景下，我们要想在世界上有更大的作为和影响力，就不能单单依靠同世界各国发展经贸的互利互惠关系，还必须要有被世界所接受的文化和价值观，通过文化和价值观来影响人、说服人。
政府不必对文化大包大揽
要想复兴中国文化，首先对这种“复兴”要有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诚如六中全会所指出的，自觉把文化繁荣发展作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重要内容，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基本要求，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或者用已故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话说，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一定要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文化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如此，就是一个“文化自觉”的过程。
从费孝通先生的这个话来看，对本民族的文化发展首先有这种自觉意识的，一定是从事文化创造和传播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而言，关键是政府对文化发展的重要性，要有自觉。政府惟有真正认识到文化在历史进步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文化发展规律有一种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的历史责任有一种主动担当，才能主动去发展中华文化、传播中华文化，推动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型和创新发展；否则，如果还像过去一样重经济轻文化，或由于与政绩难以挂钩，致使文化在经济社会中处于弱势，那么，文化自觉最终会变成一个空洞的口号，甚至会搞偏。
但是，文化发展要靠政府自觉去推动，并不表示政府就可以对文化大包大揽，不尊重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以政府的好恶为文化的好恶，假如这样，就不是在发展文化，而是在糟蹋文化，败坏文化。政府虽然对文化发展起关键作用，但在文化的创造与传播上，必须界定好政府作用的发挥方式。换言之，政府既要积极有为但又不能乱作为。这就需要政府首先在思想观念上，打破各种束缚，敢于将文化创意与商业模式相结合，创造出生机勃勃的文化生产力；在运作模式上，从主要通过计划配置过渡到主要依赖市场化手段配置文化产业资源；在政府功能定位上，要积极有为但不越位，从宏观层面对文化发展、文化产业进行引导扶持，但决不参与市场具体运作。将文化和文化发展变成政府垄断的事情和领域，事实会有害于文化的发展。政府只要把握好文化发展的方向，制定好文化发展的规制和政策，加强对文化发展的总量、结构和质量调控，做好引导、扶持和服务工作就可以了，政府应逐步从文化产业领域中退出来，让民间资本大规模进入，充分发挥个人的文化创造力。
一个古老大国的新生，是需要文化做支撑的。中华文化曾经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感召力，必然使得中国人以文化大国乃至文化强国来期许自己；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所承载的国际期待和肩负的国际责任，也必然要求通过中华文化来传播和谐理念、完善中国表达、树立中国形象。所以，增强文化发展的自觉意识和自信心，对以什么样的视角认识文化，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文化，以什么样的思路发展文化，以及对如何确立文化发展目标、谋划文化发展战略、提出文化发展举措，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长远发展，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整个民族对文化的发展和复兴具有一种明确的自觉意识时，撒切尔夫人的话也就会不攻自破了。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