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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波1928年离开家乡湖南益阳邓石桥乡清溪村，来到上海，投身于左翼革命文学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与周扬、艾思奇等于1937年9月离开上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途经西安时，党组织派他与舒群转赴山西、河北抗日前线，先后为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与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卡尔逊作翻译，并担任战地记者，走访了晋察翼边区八路军抗日前线。1938年，周立波创作了我国最早反映八路军英勇抗战事迹的报告文学《晋察翼边区印象记》、《战地日记》。1938年底至1939年，周立波在沅陵、桂林办报，1939年底，他来到了延安。
在沅陵编辑《抗战日报》
《抗战日报》旧址在沅陵旧城一条很不显眼的老街上。
这是一座两层楼的木板屋。进院子的那张大门，是很厚的木板做的，与安徽西递、宏村的那种经典的中国明清民居大门一样，八字形，寓意钱财不外流。进院门的上方有一个四方的屋檐，用来遮雨保护大门。一堵土围墙围成一个院落，院子不大，大概只有50来平方米，堆放些不显眼的东西。进门有一个阶矶，阶矶有一米宽左右。堂屋门槛比阶矶约高一尺，要提起脚才能跨进堂屋。堂屋的两边是当时报社办公的场所，楼上是办报人员的卧室。穿过堂屋，走到屋后，便是一条很窄的阶矶，上一个小木楼梯，然后转一个急弯，走在一条不平的有卵石的曲道上，走到曲道尽头，就看见当年办报的印刷厂旧址。印刷厂已拆，不见踪影，剩下一块空坪隙地被邻居栽种蔬菜。实际上印刷厂是建在报社的后山上，用一堵高耸壁立的山土与报社隔离。
当年，报社人员办公、住宿都在这所房子里。房后小山上有几栋茅房，现已拆除，当年便是印刷厂。
周立波是1938年农历十月经安化走山路到沅陵，1939年5月离开沅陵到桂林。在沅陵，周立波担任中共沅陵县委宣传委员，还负责统一战线工作，同时和廖沫沙一起主持编辑《抗战日报》。当时的中共沅陵县委由周立波及书记丁务淳、组织部长陈德明3人组成。
《抗战日报》是田汉于1938年1月28日即上海抗战6周年纪念日在长沙创刊的，是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报纸，在长沙发行半年后被迫休刊。周恩来1938年11月召见周立波，指派他和廖沫沙去沅陵复刊。当年到沅陵去的编辑人员还有作家欧阳山、草明，木刻家张望夫以及周立波的表弟林岳松、妹夫雷夏。周立波在一篇文章中回忆：
周恩来同志看见我进来，招呼我坐在他旁边的一把椅子上，随即结束了他和那位同志的谈话。那位同志走了以后，他开门见山地对我说道：“派你到沅陵去办报纸，要办一个统一战线的报纸。对国民党政府办的事情，凡是有利于抗战的，我们就要赞扬；凡是不利于抗战的，我们就要批评。交给你一部机器，一套铅字，八百块钱。有两位负伤的印刷工人跟你去，他们到那里一面养伤，一面帮助你们建立印刷所。另外还有几个同志跟你去。我们用办事处的汽车送你们走。明天上午你到这里来上车。”
《抗战日报》于1938年底出报，1939年6月15日被迫停刊，在沅陵发行半年时间。在这半年里，周立波、廖沫沙等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积极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揭露汉奸卖国贼投降反共言行。《抗战日报》曾连续11天全文刊载了毛泽东1938年10月在延安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论新阶段》。《抗战日报》不顾国民党特务阻挠，发表了一系列消息、言论宣扬团结抗战，声讨汪精卫叛国投敌。周立波还以记者身份，到湘西采访，写了《湘西行》、《湘西苗民的过去与风俗》、《雾里的湘西》等报告文学、特写、通讯发表。
《抗战日报》社还办了一个小电影院和一家缝纫厂，以其收入作办报经费。我们今天无法想象当年地下党办报的困难。报社人员无工资，生活艰难，还要提防特务的迫害。周立波前妻姚陵华回忆：“当时周立波在沅陵办《抗战日报》时生活相当艰苦。为了生活，我只好将大孩子周建明送到孤儿院，自己到缝纫工厂做缝纫活。周立波生病是新路书店经理彭少彭同志接济他养病，我也用微薄的工钱买点东西给他吃。”
要特别提到的一位编辑是周立波的妹夫雷夏，他是周立波着意培养的一位年轻革命者。1938年冬，雷夏接到妻兄周立波的来信，便匆匆告别了尚在哺乳的妻子周育英，步行离开益阳，到达沅陵，担任了《抗战日报》副刊编辑。欧阳山、草明、廖沫沙、周立波先后离开沅陵，雷夏、林岳松主编后段的《抗战日报》。1939年6月15日《抗战日报》被迫停刊。在最后一期上，雷夏、林岳松等写文章诉说，气候恶劣，蚊子、臭虫扰人等等，暗喻反动派的种种破坏。妻子周育英将丈夫雷夏定亲时的信物—— 一对手镯变卖，寄钱到沅陵作为他的回家路费。雷夏陪田汉的老母亲等一道坐船回来，途中还险遇岸上国民党军队枪击。到益阳后，雷夏到益阳地下党活动的蔚南女中任教。
在桂林太平街四号编辑《救亡日报》副刊
桂林市中山北路14号是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旧址。这所楼房，从外形看不同于其它楼房，有点特殊，整个门楼像一块大匾。大门的右边挂着叶剑英1983年1月题写的白底红字的长匾：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左边挂着深蓝底白字的长匾：国民革命第十八集团军桂林办事处。侧门上方横挂着“万祥坊”牌匾。从侧门进去，就看见长条形的柜台上陈列着当年一些酒坛酒罐。再往里走，是一个小天井，天井三方有房子，一方是围墙。
抗日战争时期，武汉、广州失守后，桂林成为大后方抗日文化中心，扛起了中国抗战文化大旗。皖南事变之前，到桂林的文化界人士有1000多人，进步文化团体多达40来个。其中《救亡日报》以统战面貌出现，实际上是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的机关报，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战方针和推动抗战文化运动的坚强舆论阵地。
位于太平路4号的《救亡日报》旧址，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旧址相比，显得幽静、冷落一些。这是一座年代久远显得比较陈旧的一个小院，面积约300多平方米，有两栋房子。前一栋是木结构两层楼房，后一栋是砖木结构楼房。房子主人姓陈，1938年租给了《救亡日报》社作社址。
《救亡日报》于1938年5月创办于上海，是上海救亡协会的机关报。上海沦陷后迁广州，广州沦陷后迁桂林。当时，周恩来、郭沫若向李宗仁、白崇禧做工作后取得合法地位。武汉失守后，1938年10月24日晚，白崇禧、周恩来等撤离汉口去长沙。路过沙市后，白崇禧的汽车抛锚。周恩来邀请白崇禧坐他的车。一路上，周恩来向白崇禧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鼓励白崇禧抗日。白崇禧同意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也同意在桂林恢复《救亡日报》社。经过艰苦的筹备，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在桂林出版。报社建立了中共支部，郭沫若担任社长，夏衍担任总编辑。
据夏衍回忆，周恩来指示桂林《救亡日报》要“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方针，办出独特风格来，办成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喜欢看的报纸”。经过编辑同仁共同努力，这张八开版面的报纸吸引了许多文化人投稿。连日本进步文人鹿地亘、池田幸子等也常有文章在这份报纸上发表。报纸日发行量也由最初3000份扩大到一万余份，在江南各省、港澳和南洋一带发挥了鼓励抗日的积极作用。
据周立波自己回忆，1938年11月上旬，周恩来在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接见周立波，派他和廖沫沙、欧阳山等去沅陵恢复《抗战日报》。1939年4月，周恩来从桂林电告八路军驻湘办事处，要周立波来桂林。
1939年5月，周立波从沅陵经邵阳抵达桂林，与夏衍、艾青、艾芜等一起编辑与《抗战日报》并称为姊妹报的《救亡日报》。11月中旬，张闻天、周扬来电，要周立波去延安工作，他即离桂，与正在南方巡视工作的胡乔木等同路去了延安。
周立波在桂林太平街4号生活工作了半年时间，主要任务是编辑《救亡日报》副刊《文化岗位》。他写了许多文章，参加救亡文化活动，给同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时报社经费困难。据许觉民回忆，报社人员每月只拿一点生活津贴，没有稿费，每天伙食只是糙米饭和一点蔬菜，生活十分清苦。周立波和艾芜同住在一座楼上，房间门对着房间门。每天晚上，周立波去上夜班，熬更度夜，努力工作。夏天，南方夜晚蚊子叮咬。入冬，南方的晚上不烤火，冷冻难熬，脚冻肿了。白天，还要翻山越岭，外出采访，辛苦倍尝，却从不叫苦。
1939年的《救亡日报》上，周立波发表的文章有：
1939年7月14日：《湘西的苗家》；8月20日：译文《为什么莎士比亚为苏联人民所珍爱》；10月30日：为叶紫病逝写下的别具一格的悼文《为叶紫喜》；11月8日：《叹诉与做》（短论，约800字）；11月9日：译文《亚美尼亚的绘画》；12月18日《江南敌兵哀语》（短评，约250字）。
除《为叶紫喜》一文外，其他各篇均未收入《周立波选集》、《周立波文集》。
在桂林期间，周立波还译完了早在武汉就开始翻译的苏联报告文学集《白海运河》一书，可惜译稿在桂林毁于日寇炸弹，未能出版传世。
周立波在桂林还参加了两个影响较大的文化活动：
一是1939年7月4日，桂林文艺界在南京饭店举行聚餐会，商讨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筹委会事宜。周立波与艾青、艾芜、舒群、田汉、夏衍等被推选为筹备委员。二是叶紫去世后，周立波与在桂林的文化工作者商量了救助叶紫遗孤事宜。11月3日，周立波与夏衍、艾芜、廖沫沙、林林、新波等在《广西日报》、《救亡日报》刊登为援助叶紫先生遗族募捐启事。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政治局势恶化，《救亡日报》被勒令停刊。《救亡日报》办报时间虽不长，但在中国新闻史上影响是很大的。周立波在桂林太平街4号工作时间虽只有半年，但在他革命文学生涯中却是重要的一段。
在延安窑洞里讲授世界名著
1939年底，周立波从桂林来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担任编译处处长、文学系教员，从1940年到1943年3年多时间里讲授《名著选读》。
周立波夫人林蓝整理编辑了《周立波鲁艺讲稿》。她在校注附记中说：
延安当年物资极端匮乏。立波同志的这些讲稿，是在那时书籍奇缺，难以找到参考资料的情况下，是在那时极为珍贵的棉籽油的昏黄闪烁的灯苗下，是在那时视为最高级的各色油光纸上，是在那时鲁艺东山窑洞里的无数寒冷的冬夜与凉爽的夏日写成的。在讲稿上那些细小难辨的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倾注着立波同志为党培养文艺接班人的无尽的赤诚和心血！当时，立波同志讲授的“名著选读”，不仅使文学系的同学为之痴迷，也受到其他各系同学及教职员工的热烈欢迎，大大提高了同学们的文学知识和欣赏写作水平。故此，解放后，工作在全国各条文化战线上的延安鲁艺的老同志，每当回忆起在延安鲁艺度过的可贵的青春岁月时，必然要谈起立波同志的“名著选读”课，都对立波同志怀有深切的尊敬之情。
当年鲁艺文学系教员主要是3人。周扬教《艺术论》、《新文学运动史》。他讲课不要讲稿，善于雄辩。何其芳教《写作实习》。他根据自己诗歌散文创作经验来讲授，每堂课都点评学员的作业。周立波讲授《名著选读》。除了中国的《红楼梦》、《三国演义》外，大量的是外国名著。
周立波教的是鲁艺文学系第二期，有12个学员，10名男生、2名女生。男生住在一个窑洞里，女生住在一个平房里。据当年的学员葛洛、陈涌回忆：
他穿一件破旧的深色呢大衣，戴一副断了一条腿、用绳子系起的近视眼镜，身躯高大瘦削，两颊深陷，可是脸上显现出奕奕的神采，浑身透露朝气。当年他也才三十岁出头，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
立波同志分析起作品来，细致入微，条理清晰，而且娓娓动听，再加上他举止优雅，风度翩翩，在同学中很快便赢得了很高的赞誉。
当年日寇飞机常来轰炸延安。鲁艺文学系课堂设在桥儿沟后山窑洞前坪。讲课过程中经常听到延安城传来的炸弹爆炸声。周立波与学员习以为常，讲的照常讲，听的照常听。
周立波当年亲手写成的讲课提纲，经过战争年代和“文革”之灾，能保存下来，真是不容易。1982年林蓝将这份珍贵的遗稿交徐迟，在《外国文学》杂志分西欧作家与作品、沙俄作家与作品、苏联作家与作品三期刊发。
周立波鲁艺讲稿共22篇，8万多字。今天读来，仍给人以很深的启发。例如，《不走正路的安德伦》就探讨了几个重要的美学问题。这些美学问题在今天仍有启示与借鉴意义。
《不走正路的安德伦》为苏联涅维洛夫作，曹靖华译，鲁迅序。作者是一个伟大的农民作家，描写动荡中的农民生活的好手。作者所叙的是革命初始，头脑单纯的革命者在乡村里怎样受农民的反对而失败，写得又生动，又诙谐。
这本中篇小说是翻译家曹靖华1931年在列宁格勒翻译后寄给鲁迅。1931年12月25日鲁迅日记中有记载。曹靖华青年时代留学俄国，深通俄国文字，当时在列宁格勒大学任教。鲁迅认为曹靖华是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切实的翻译者”。鲁迅亲自出资印刷并为此书校阅并作《小引》。
《不走正路的安德伦》的出版在当时中国文化界引起广泛注意与很大反响。北京左联刊物《文学杂志》刊发了书评，认为这是苏联文学反映农村革命的典范作品，中国左翼作家也要把目光集注于风起云涌的土地革命。上海左联成员聂绀弩、叶紫主编的《中华日报》副刊上也发表书评，认为这部作品响彻着不断改造生活、变革生活的呼声。
周立波在延安窑洞里把《不走正路的安德伦》作为一部重要作品推介给鲁艺学员。在讲授提纲中提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美学理论问题。例如，确定文学的新的主题与新的手法；写出时代的风俗史；表现新旧观念和秩序的矛盾的内容；现实生活是美学的基础，也是笑话与诙谐的源泉；走出个人狭窄的小巷，走到时代广漠的大野，突破知识分子的啾啾唧唧的呻吟，吹起洪亮的军号，等等。
在当时提出这些美学理论问题，可见周立波理论修养之深。《不走正路的安德伦》对周立波后来创作《暴风骤雨》无疑也是有很大影响的。
1944年2月，周立波调到《解放日报》，担任副刊部副部长。1944年底，周立波参加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担任司令部秘书，转战一万多里。1945年8月，他在湖北宣化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沅陵编辑《抗战日报》
《抗战日报》旧址在沅陵旧城一条很不显眼的老街上。
这是一座两层楼的木板屋。进院子的那张大门，是很厚的木板做的，与安徽西递、宏村的那种经典的中国明清民居大门一样，八字形，寓意钱财不外流。进院门的上方有一个四方的屋檐，用来遮雨保护大门。一堵土围墙围成一个院落，院子不大，大概只有50来平方米，堆放些不显眼的东西。进门有一个阶矶，阶矶有一米宽左右。堂屋门槛比阶矶约高一尺，要提起脚才能跨进堂屋。堂屋的两边是当时报社办公的场所，楼上是办报人员的卧室。穿过堂屋，走到屋后，便是一条很窄的阶矶，上一个小木楼梯，然后转一个急弯，走在一条不平的有卵石的曲道上，走到曲道尽头，就看见当年办报的印刷厂旧址。印刷厂已拆，不见踪影，剩下一块空坪隙地被邻居栽种蔬菜。实际上印刷厂是建在报社的后山上，用一堵高耸壁立的山土与报社隔离。
当年，报社人员办公、住宿都在这所房子里。房后小山上有几栋茅房，现已拆除，当年便是印刷厂。
周立波是1938年农历十月经安化走山路到沅陵，1939年5月离开沅陵到桂林。在沅陵，周立波担任中共沅陵县委宣传委员，还负责统一战线工作，同时和廖沫沙一起主持编辑《抗战日报》。当时的中共沅陵县委由周立波及书记丁务淳、组织部长陈德明3人组成。
《抗战日报》是田汉于1938年1月28日即上海抗战6周年纪念日在长沙创刊的，是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报纸，在长沙发行半年后被迫休刊。周恩来1938年11月召见周立波，指派他和廖沫沙去沅陵复刊。当年到沅陵去的编辑人员还有作家欧阳山、草明，木刻家张望夫以及周立波的表弟林岳松、妹夫雷夏。周立波在一篇文章中回忆：
周恩来同志看见我进来，招呼我坐在他旁边的一把椅子上，随即结束了他和那位同志的谈话。那位同志走了以后，他开门见山地对我说道：“派你到沅陵去办报纸，要办一个统一战线的报纸。对国民党政府办的事情，凡是有利于抗战的，我们就要赞扬；凡是不利于抗战的，我们就要批评。交给你一部机器，一套铅字，八百块钱。有两位负伤的印刷工人跟你去，他们到那里一面养伤，一面帮助你们建立印刷所。另外还有几个同志跟你去。我们用办事处的汽车送你们走。明天上午你到这里来上车。”
《抗战日报》于1938年底出报，1939年6月15日被迫停刊，在沅陵发行半年时间。在这半年里，周立波、廖沫沙等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积极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揭露汉奸卖国贼投降反共言行。《抗战日报》曾连续11天全文刊载了毛泽东1938年10月在延安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论新阶段》。《抗战日报》不顾国民党特务阻挠，发表了一系列消息、言论宣扬团结抗战，声讨汪精卫叛国投敌。周立波还以记者身份，到湘西采访，写了《湘西行》、《湘西苗民的过去与风俗》、《雾里的湘西》等报告文学、特写、通讯发表。
《抗战日报》社还办了一个小电影院和一家缝纫厂，以其收入作办报经费。我们今天无法想象当年地下党办报的困难。报社人员无工资，生活艰难，还要提防特务的迫害。周立波前妻姚陵华回忆：“当时周立波在沅陵办《抗战日报》时生活相当艰苦。为了生活，我只好将大孩子周建明送到孤儿院，自己到缝纫工厂做缝纫活。周立波生病是新路书店经理彭少彭同志接济他养病，我也用微薄的工钱买点东西给他吃。”
要特别提到的一位编辑是周立波的妹夫雷夏，他是周立波着意培养的一位年轻革命者。1938年冬，雷夏接到妻兄周立波的来信，便匆匆告别了尚在哺乳的妻子周育英，步行离开益阳，到达沅陵，担任了《抗战日报》副刊编辑。欧阳山、草明、廖沫沙、周立波先后离开沅陵，雷夏、林岳松主编后段的《抗战日报》。1939年6月15日《抗战日报》被迫停刊。在最后一期上，雷夏、林岳松等写文章诉说，气候恶劣，蚊子、臭虫扰人等等，暗喻反动派的种种破坏。妻子周育英将丈夫雷夏定亲时的信物—— 一对手镯变卖，寄钱到沅陵作为他的回家路费。雷夏陪田汉的老母亲等一道坐船回来，途中还险遇岸上国民党军队枪击。到益阳后，雷夏到益阳地下党活动的蔚南女中任教。
在桂林太平街四号编辑《救亡日报》副刊
桂林市中山北路14号是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旧址。这所楼房，从外形看不同于其它楼房，有点特殊，整个门楼像一块大匾。大门的右边挂着叶剑英1983年1月题写的白底红字的长匾：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左边挂着深蓝底白字的长匾：国民革命第十八集团军桂林办事处。侧门上方横挂着“万祥坊”牌匾。从侧门进去，就看见长条形的柜台上陈列着当年一些酒坛酒罐。再往里走，是一个小天井，天井三方有房子，一方是围墙。
抗日战争时期，武汉、广州失守后，桂林成为大后方抗日文化中心，扛起了中国抗战文化大旗。皖南事变之前，到桂林的文化界人士有1000多人，进步文化团体多达40来个。其中《救亡日报》以统战面貌出现，实际上是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的机关报，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战方针和推动抗战文化运动的坚强舆论阵地。
位于太平路4号的《救亡日报》旧址，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旧址相比，显得幽静、冷落一些。这是一座年代久远显得比较陈旧的一个小院，面积约300多平方米，有两栋房子。前一栋是木结构两层楼房，后一栋是砖木结构楼房。房子主人姓陈，1938年租给了《救亡日报》社作社址。
《救亡日报》于1938年5月创办于上海，是上海救亡协会的机关报。上海沦陷后迁广州，广州沦陷后迁桂林。当时，周恩来、郭沫若向李宗仁、白崇禧做工作后取得合法地位。武汉失守后，1938年10月24日晚，白崇禧、周恩来等撤离汉口去长沙。路过沙市后，白崇禧的汽车抛锚。周恩来邀请白崇禧坐他的车。一路上，周恩来向白崇禧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鼓励白崇禧抗日。白崇禧同意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也同意在桂林恢复《救亡日报》社。经过艰苦的筹备，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在桂林出版。报社建立了中共支部，郭沫若担任社长，夏衍担任总编辑。
据夏衍回忆，周恩来指示桂林《救亡日报》要“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方针，办出独特风格来，办成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喜欢看的报纸”。经过编辑同仁共同努力，这张八开版面的报纸吸引了许多文化人投稿。连日本进步文人鹿地亘、池田幸子等也常有文章在这份报纸上发表。报纸日发行量也由最初3000份扩大到一万余份，在江南各省、港澳和南洋一带发挥了鼓励抗日的积极作用。
据周立波自己回忆，1938年11月上旬，周恩来在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接见周立波，派他和廖沫沙、欧阳山等去沅陵恢复《抗战日报》。1939年4月，周恩来从桂林电告八路军驻湘办事处，要周立波来桂林。
1939年5月，周立波从沅陵经邵阳抵达桂林，与夏衍、艾青、艾芜等一起编辑与《抗战日报》并称为姊妹报的《救亡日报》。11月中旬，张闻天、周扬来电，要周立波去延安工作，他即离桂，与正在南方巡视工作的胡乔木等同路去了延安。
周立波在桂林太平街4号生活工作了半年时间，主要任务是编辑《救亡日报》副刊《文化岗位》。他写了许多文章，参加救亡文化活动，给同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时报社经费困难。据许觉民回忆，报社人员每月只拿一点生活津贴，没有稿费，每天伙食只是糙米饭和一点蔬菜，生活十分清苦。周立波和艾芜同住在一座楼上，房间门对着房间门。每天晚上，周立波去上夜班，熬更度夜，努力工作。夏天，南方夜晚蚊子叮咬。入冬，南方的晚上不烤火，冷冻难熬，脚冻肿了。白天，还要翻山越岭，外出采访，辛苦倍尝，却从不叫苦。
1939年的《救亡日报》上，周立波发表的文章有：
1939年7月14日：《湘西的苗家》；8月20日：译文《为什么莎士比亚为苏联人民所珍爱》；10月30日：为叶紫病逝写下的别具一格的悼文《为叶紫喜》；11月8日：《叹诉与做》（短论，约800字）；11月9日：译文《亚美尼亚的绘画》；12月18日《江南敌兵哀语》（短评，约250字）。
除《为叶紫喜》一文外，其他各篇均未收入《周立波选集》、《周立波文集》。
在桂林期间，周立波还译完了早在武汉就开始翻译的苏联报告文学集《白海运河》一书，可惜译稿在桂林毁于日寇炸弹，未能出版传世。
周立波在桂林还参加了两个影响较大的文化活动：
一是1939年7月4日，桂林文艺界在南京饭店举行聚餐会，商讨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筹委会事宜。周立波与艾青、艾芜、舒群、田汉、夏衍等被推选为筹备委员。二是叶紫去世后，周立波与在桂林的文化工作者商量了救助叶紫遗孤事宜。11月3日，周立波与夏衍、艾芜、廖沫沙、林林、新波等在《广西日报》、《救亡日报》刊登为援助叶紫先生遗族募捐启事。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政治局势恶化，《救亡日报》被勒令停刊。《救亡日报》办报时间虽不长，但在中国新闻史上影响是很大的。周立波在桂林太平街4号工作时间虽只有半年，但在他革命文学生涯中却是重要的一段。
在延安窑洞里讲授世界名著
1939年底，周立波从桂林来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担任编译处处长、文学系教员，从1940年到1943年3年多时间里讲授《名著选读》。
周立波夫人林蓝整理编辑了《周立波鲁艺讲稿》。她在校注附记中说：
延安当年物资极端匮乏。立波同志的这些讲稿，是在那时书籍奇缺，难以找到参考资料的情况下，是在那时极为珍贵的棉籽油的昏黄闪烁的灯苗下，是在那时视为最高级的各色油光纸上，是在那时鲁艺东山窑洞里的无数寒冷的冬夜与凉爽的夏日写成的。在讲稿上那些细小难辨的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倾注着立波同志为党培养文艺接班人的无尽的赤诚和心血！当时，立波同志讲授的“名著选读”，不仅使文学系的同学为之痴迷，也受到其他各系同学及教职员工的热烈欢迎，大大提高了同学们的文学知识和欣赏写作水平。故此，解放后，工作在全国各条文化战线上的延安鲁艺的老同志，每当回忆起在延安鲁艺度过的可贵的青春岁月时，必然要谈起立波同志的“名著选读”课，都对立波同志怀有深切的尊敬之情。
当年鲁艺文学系教员主要是3人。周扬教《艺术论》、《新文学运动史》。他讲课不要讲稿，善于雄辩。何其芳教《写作实习》。他根据自己诗歌散文创作经验来讲授，每堂课都点评学员的作业。周立波讲授《名著选读》。除了中国的《红楼梦》、《三国演义》外，大量的是外国名著。
周立波教的是鲁艺文学系第二期，有12个学员，10名男生、2名女生。男生住在一个窑洞里，女生住在一个平房里。据当年的学员葛洛、陈涌回忆：
他穿一件破旧的深色呢大衣，戴一副断了一条腿、用绳子系起的近视眼镜，身躯高大瘦削，两颊深陷，可是脸上显现出奕奕的神采，浑身透露朝气。当年他也才三十岁出头，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
立波同志分析起作品来，细致入微，条理清晰，而且娓娓动听，再加上他举止优雅，风度翩翩，在同学中很快便赢得了很高的赞誉。
当年日寇飞机常来轰炸延安。鲁艺文学系课堂设在桥儿沟后山窑洞前坪。讲课过程中经常听到延安城传来的炸弹爆炸声。周立波与学员习以为常，讲的照常讲，听的照常听。
周立波当年亲手写成的讲课提纲，经过战争年代和“文革”之灾，能保存下来，真是不容易。1982年林蓝将这份珍贵的遗稿交徐迟，在《外国文学》杂志分西欧作家与作品、沙俄作家与作品、苏联作家与作品三期刊发。
周立波鲁艺讲稿共22篇，8万多字。今天读来，仍给人以很深的启发。例如，《不走正路的安德伦》就探讨了几个重要的美学问题。这些美学问题在今天仍有启示与借鉴意义。
《不走正路的安德伦》为苏联涅维洛夫作，曹靖华译，鲁迅序。作者是一个伟大的农民作家，描写动荡中的农民生活的好手。作者所叙的是革命初始，头脑单纯的革命者在乡村里怎样受农民的反对而失败，写得又生动，又诙谐。
这本中篇小说是翻译家曹靖华1931年在列宁格勒翻译后寄给鲁迅。1931年12月25日鲁迅日记中有记载。曹靖华青年时代留学俄国，深通俄国文字，当时在列宁格勒大学任教。鲁迅认为曹靖华是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切实的翻译者”。鲁迅亲自出资印刷并为此书校阅并作《小引》。
《不走正路的安德伦》的出版在当时中国文化界引起广泛注意与很大反响。北京左联刊物《文学杂志》刊发了书评，认为这是苏联文学反映农村革命的典范作品，中国左翼作家也要把目光集注于风起云涌的土地革命。上海左联成员聂绀弩、叶紫主编的《中华日报》副刊上也发表书评，认为这部作品响彻着不断改造生活、变革生活的呼声。
周立波在延安窑洞里把《不走正路的安德伦》作为一部重要作品推介给鲁艺学员。在讲授提纲中提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美学理论问题。例如，确定文学的新的主题与新的手法；写出时代的风俗史；表现新旧观念和秩序的矛盾的内容；现实生活是美学的基础，也是笑话与诙谐的源泉；走出个人狭窄的小巷，走到时代广漠的大野，突破知识分子的啾啾唧唧的呻吟，吹起洪亮的军号，等等。
在当时提出这些美学理论问题，可见周立波理论修养之深。《不走正路的安德伦》对周立波后来创作《暴风骤雨》无疑也是有很大影响的。
1944年2月，周立波调到《解放日报》，担任副刊部副部长。1944年底，周立波参加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担任司令部秘书，转战一万多里。1945年8月，他在湖北宣化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