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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苏珊?桑塔格关于影像伦理与意识形态的评论，具体体现在拍摄者与被拍摄者、苦难影像的创作与观看、影像消费主义与受众独立意识、影像传播与西方文化霸权等几组关系的剖析上。其独到之处，在于将影像放在历史、文化和社会视域里抽丝剥茧，挖掘影像的深层内涵，同时给无数影像研究者提供了新方向。
[关键词] 苏珊?桑塔格 影像伦理 消费主义 文化霸权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20.039
作为“美国公众的良心”，苏珊?桑塔格[1]的影像评论，保持了一贯的斗士风格：冷静，锋利，抽丝剥茧，充满批判精神。她对影像的关注，源于“一篇文章——讨论摄影影像之无所不在引起的一些美学问题和道德问题……一组逐渐发展的文章，讨论照片的意义和历程。”[2]她绝不局限于影像的表现形式与语言特征，而是始终秉持伦理道德和政治批判的立场。她批判摄影的捕食者性格，反思人们对痛苦场景和影像的喜好，并且毫不留情地抨击隐含在影像里的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这使她的影像评论，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在这个影像时代，仍然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
一、摄影具有捕食性与侵略性
“窥淫癖”、“干预”、“变形”、“麻木”、“捕捉”、“收集”等词语频繁地出现在桑塔格的摄影论述中。她清晰地意识到，摄影本身具有鲜明的捕食性、侵略性：“拍照的行为具有某种捕食意味。拍摄人即是侵犯人，把他们视作他们从未把自己视作的样子，了解他们对自己从不了解的事情；它把人变成可以被象征性地拥有的物体。”[3]在桑塔格看来，捕食性是摄影与生俱来的天性，摄影从诞生之日起，就意味着捕捉和占有数目尽可能多的拍摄对象，而技术进步使得摄影有能力将一切经验转化为影像。
拍照行为本身具有强烈的掠夺性质，拍摄对象的意愿则被抹杀。桑塔格以阿布斯的作品为例，摄影者利用被摄者不知自己之“丑”而被摄影者拍成照片以满足其他观看“观丑”的猎奇心理；而更多的被摄者总是在不愿自己的痛苦被公开宣示之下被瞬间猎取的。摄影师对拍摄对象、拍摄时间、拍摄地点、拍摄方式等进行一系列选择之后，照片已经渗透了主观意识。他们根据自己的口味和良心，决定照片的构成和底片的挑选，而将自己的意愿依附于拍摄对象身上，这就是对拍摄对象的“侵略”。尽管这种“侵略”是有所选择的，但桑塔格仍然坚定地表示，无论是对拍摄对象的美化，还是纯粹的客观记录，摄影的侵略性都体现在相机的每次使用中。“最终，人们可能学会多用相机而少用枪支来发泄他们的侵略欲，代价是使世界更加影像泛滥。”[4]
而更重要的是，人们通过摄影消费了现实，也耗尽了现实。摄影将世界转变为百货商店或没有围墙的博物馆，每个题材都在其中贬值为一件消费品，提升为审美欣赏的一个对象，人们通过照相机成为现实的消费者或者旅行者。正如文化研究的先驱者雷蒙?威廉斯所说，消费一词最早的用法就是“摧毁、用光、浪费、耗尽”。[5]桑塔格借用了这一概念来揭示摄影与消费的深层关系：需要拍摄一切事物的最终理由在于消费本身的逻辑。消费意味着挥霍，意味着耗尽——因此，需要再添和补充。我们制造影像、消费影像的同时，需要生产更多的影像、越来越多的影像……
二、围观“痛苦”是人类本身的欲望
摄影见证和记录了战争和战争的暴虐，将触目惊心的场景凝固、留存并展示在我们面前：垂死挣扎的士兵、残缺不全的尸体、血淋淋的屠杀场面、被夷为平地的村庄、炮火袭击后的森林灰烬、硝烟中的城市废墟……摄影师们期待以战争影像揭示人性的阴暗面，激起人们的道德义愤，从而抵制战争、暴力，拯救普遍受害的人。
然而，桑塔格对于拍摄战争影像反映出的人类苦难、以及这些影像的观看伦理感到困惑：“遭受痛苦是一回事，与拍摄下来的痛苦的影像生活在一起是另一回事，后者不一定会强化良心和强化同情的能力。它也可能会腐蚀良心和同情……影像会使人麻木。”[6]
桑塔格敏锐地意识到，旁观者对“痛苦”的观看是人类本身的欲望和需求。人们对记录重大暴行和罪行的照片的反应，并非都受到理性和良知的支配。因为大多数有关遭受折磨、被肢解抑或血腥的身体描绘，是会激起观看者的淫欲、色相想象力或者本身就与性以及色情紧密相关。比如，公路上发生骇人听闻车祸时，经过的车辆会放慢速度，其隐藏的目的就是希望见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
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里，人的某些本能欲望，往往同社会习俗、道德、伦理不相容，因此常常在意识领域内产生激烈的斗争。而斗争的结果通常是，欲望迁就习俗；这种迁就，对人来说自然是一种很痛苦的事。但是，由于习俗的力量太强，为了保护自我，又不容许轻易地为欲望付出代价，结果多是欲望让步于习俗。观看痛苦的欲望，与其他欲望一样，都是潜伏在大众心里底处的潜意识，一旦有了发泄的渠道，它们便冲破意识的禁锢而获得释放。
桑塔格提倡“艺术色情学”，色情是从经验上感觉到的，它不诉诸于理性，而是诉诸于感觉。当桑塔格主张“现今所有艺术评论的目标，是应该使艺术作品——以及，依此类推，我们自身的体验——对我们来说更真实，而不是更不真实”[8]的时候，我们能够感觉到桑塔格对作为人自身身体的重视，和对于感觉经验的推崇。
但这并不意味着桑塔格对观看“痛苦”欲望这一行为的默认甚至赞许，实际上她与弗洛伊德一样，最终都成为道德的捍卫者。弗洛伊德认为，人与动物有别，正在于道德文明驯制人的原始本能，使本能改道发泄，也即基本符合人类共同生存的规范。[7]桑塔格在其摄影文论中，对于道德的追求与弗洛伊德非常相近，认为旁观他人的痛苦显然不是对战争摄影理所当然的反应，“也许，惟一有权利看这种极端痛苦的影像的人，是那些有能力去为减轻这痛苦做点事情的人……或可以从中吸取教训的人。”[9]
三、影像消费主义消解受众独立意识
桑塔格将影像无限生产和消费的现象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需要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要求一种以影像为基础的文化。它需要供应数量庞大的娱乐，以便刺激购买力和麻醉阶级、种族和性别的伤口。”[10]相机把现实主观化和把现实客观化的双重功能被利用来满足并加强这些需要，它以作为奇观（对大众而言）和作为监视对象（对统治者而言）这两种对先进工业社会的运作来说必不可少的方式来定义现实。 在这个意义上说，影像消费成了统治阶级麻痹受众意识觉醒、阻滞社会变革的“帮凶”。正如W.J.T.米歇尔在《图像理论》中说：“CNN向我们表明，一群假定非常警觉的、受过教育的公民（比如美国的选民）目睹对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大规模破坏时，可能就像观看一出电视情节闹剧一样，充满了善战胜恶的简单叙事，而且很快就会从记忆中抹掉。媒体的力量能够‘让一个比较善良和温顺的民族’接受无辜人员的灭亡，同时又不感到愧疚或自责，更值得注意的是，它能够利用这一毁灭的场景祛除和抹掉上一次大规模战争带来的一切愧疚和记忆。”[11]在西方社会，消费结构以虚无主义的价值观念浸入社会机体并且轻易地摧毁传统价值理念，比专制主义统治更具毁灭性。
西方社会进入消费时代之后，资本主义开始借助商业对整个文化体系实施前所未有的收编和控制，所谓的文化多元实质上只是文化产品的多元，而不是文化价值的多元。更为严重的是，文化产品的过量以及本该附着于其中的批判价值的缺乏，导致人们对美和道德的感受力越来越麻木。桑塔格对诸如影像等产品的传播并不忧虑，她忧虑的是艺术纯粹性和受众独立性受到消费主义商业精神的侵蚀和腐化。
相对于本雅明对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取代具有独一无二艺术灵韵的艺术作品的状况所持的乐观态度，桑塔格却是越来越深感忧虑。这是因为，在机械复制时代，艺术作品成为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意味着艺术家将陷入消费主义的泥淖，被西方商业利益所腐蚀。她在接受采访时愤然指责了消费主义强大的异化作用：“在这个国家，利己主义和重商主义的诱惑，使你不得不成为一个怪人，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 [12]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展，商业资本加强了对文化的控制，消费主义甚嚣尘上，商品消费成为指征社会身份的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符码，具有强大购买力的消费者成为时代的“英雄”，而绘制人类精神宏图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则被时代埋没，过去那些严肃的标准和价值也烟消云散。现代主义的衰落和以消费社会为背景的后现代主义的上升逐渐成为不争的事实，这种状况不断加剧着桑塔格一类的知识分子的痛苦，也刺激着他们去捍卫现代主义的某些残留下来的价值。这也再次证明了桑塔格思想中的多元化，她的论述并不拘宥于某种所谓的“主义”，而是出于自己的良心和判断。
四、影像传播体现文化霸权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曾把包括摄影手段在内的监控看作是国家权力的生产过程：“在现代的、和平的国家里，信息控制连同极其迅捷的通讯、交通体系以及复杂的隔离技术，能够直接用于监视人的一举一动，因而生产出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13]在战争影像传播的过程中，权力表现得尤为明显，政府始终有组织地禁止前线的新闻摄影。
桑塔格尖锐地指责媒体热衷于对战争影像进行自我审查，成为政府控制影像的共谋者：“在美国强权以遥控战争对付无数敌人的时代，有关应让公众看什么东西或不应让公众看什么东西的政策，仍在形成中。关于公众知情范围方面的共识，原是摇摆不定的，电视新闻制作者和报刊图片编辑每天做出决定，使这摇摆不定的共识逐渐趋于稳固。他们的决定往往作为判断‘高品味’的依据——这‘高品味’，如果是由机构提出的，总是变成压制性的标准。”[14]
影像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正是通过审查与自我审查，对社会、大众实施心理控制。对于媒介这一惊人的力量和影响力，没有人能够否定，因为这是一个被媒介左右、控制的时代。桑塔格眼中的政府，正是这影像权力牢牢的掌控者。如果站在社会文化的背景上来审视影像在现实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分析它在人们的思想导向上的实际作用，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它们都不仅仅是纯粹的影像及影像批评，而是在向大众提供一种更易于接受的思想方式和价值取向。
桑塔格的观点，无疑深受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在西方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都被资产阶级全面操控，所谓的“大众”只能是被宰制的对象。而当今社会，文化成为较之政治、军事更强有力且有效的控制手腕。西方社会的传媒具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宣称是“第四权力”，表面上它是中立的、民主的、自由的文化空间,实质上它也逃脱不了成为资产阶级或者说统治阶层控制的“文化手段”：从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体到广播电视、互联网，在信息传达之前，它已经为“受众”提供了一个“接受的位置”。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在这个舞台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它们一轮又一轮地演出；而其它的声音却被拨入边缘或者直接被“抹煞”，在这样的状况下，大众或多或少地受到媒体力量的牵引。对这种文化的简单否定并不能成功瓦解资本主义文化的全面宰制，而需要一种永恒的文化抵制与之抗争。“大众文化”就是资本阶级社会内部抵制、抗击统治文化的主要文化形式。
现代社会里影像无所不在，覆盖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桑塔格探讨影像，纯粹是一种本体论式的研究，不涉及任何摄影的技巧，甚至不涉及一般意义上的影像美学，真正地将影像作为“实践”和“本质”进行思考。桑塔格影像评论的价值和意义不在于构建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站在一个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穿梭于文学、哲学、历史、伦理、政治等诸多学科，对影像做出了最精彩的论述。作为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桑塔格始终质疑权威，勇于批判，并以启蒙大众为己任。在实践中，则是对艺术、文化层面的创新与超越，对感受力的敏锐能力与合法性的维护，以及对政治和道德价值的践行。坚持思想和批判的独立性，并与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桑塔格的独到之处。这一切，都使得桑塔格的影像评论愈久弥新。
参考文献
[1]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当代美国著名文论家和作家，在当代西方思想界中扮演着多层角色。她的摄影文论在摄影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论摄影》和《关于他人的痛苦》是集中诠释和注脚。
[2][美]苏珊?桑塔格著，黄灿然译：《论摄影》，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扉页
[3][美]苏珊?桑塔格著，黄灿然译：《论摄影》，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14页
[4] [美]苏珊?桑塔格著，黄灿然译：《论摄影》，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14页
[5][英]迈克?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江苏：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30页
[6][美]苏珊?桑塔格著，黄灿然译：《论摄影》，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20页。在20多年后《关于他人的痛苦》，桑塔格对上述观点作出了修正，期待战争摄影促进人们认识战争的狰狞面目，拯救受害者。
[7][美]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反对阐释》，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8]见李铮、章忠民著：《弗洛伊德与现代文化》，黄山书社，1988年版，第189页
[9][美]苏珊?桑塔格著，黄灿然译：《关于他人的痛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
[10][美]苏珊?桑塔格著，黄灿然译：《论摄影》，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177页
[11][美] W.J.T.米歇尔著，陈永国、胡文征译：《图像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页
[12][美]查尔斯?鲁亚斯著，粟旺等译：《美国作家访谈录》，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第174页。
[13][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胡宗泽等译：《民族-国家与暴力》，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59-360页
[14][美]苏珊?桑塔格著，黄灿然译：《关于他人的痛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62页
作者简介
周明太，福建日报记者，南京师范大学广播电视艺术学硕士。
[关键词] 苏珊?桑塔格 影像伦理 消费主义 文化霸权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20.039
作为“美国公众的良心”，苏珊?桑塔格[1]的影像评论，保持了一贯的斗士风格：冷静，锋利，抽丝剥茧，充满批判精神。她对影像的关注，源于“一篇文章——讨论摄影影像之无所不在引起的一些美学问题和道德问题……一组逐渐发展的文章，讨论照片的意义和历程。”[2]她绝不局限于影像的表现形式与语言特征，而是始终秉持伦理道德和政治批判的立场。她批判摄影的捕食者性格，反思人们对痛苦场景和影像的喜好，并且毫不留情地抨击隐含在影像里的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这使她的影像评论，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在这个影像时代，仍然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
一、摄影具有捕食性与侵略性
“窥淫癖”、“干预”、“变形”、“麻木”、“捕捉”、“收集”等词语频繁地出现在桑塔格的摄影论述中。她清晰地意识到，摄影本身具有鲜明的捕食性、侵略性：“拍照的行为具有某种捕食意味。拍摄人即是侵犯人，把他们视作他们从未把自己视作的样子，了解他们对自己从不了解的事情；它把人变成可以被象征性地拥有的物体。”[3]在桑塔格看来，捕食性是摄影与生俱来的天性，摄影从诞生之日起，就意味着捕捉和占有数目尽可能多的拍摄对象，而技术进步使得摄影有能力将一切经验转化为影像。
拍照行为本身具有强烈的掠夺性质，拍摄对象的意愿则被抹杀。桑塔格以阿布斯的作品为例，摄影者利用被摄者不知自己之“丑”而被摄影者拍成照片以满足其他观看“观丑”的猎奇心理；而更多的被摄者总是在不愿自己的痛苦被公开宣示之下被瞬间猎取的。摄影师对拍摄对象、拍摄时间、拍摄地点、拍摄方式等进行一系列选择之后，照片已经渗透了主观意识。他们根据自己的口味和良心，决定照片的构成和底片的挑选，而将自己的意愿依附于拍摄对象身上，这就是对拍摄对象的“侵略”。尽管这种“侵略”是有所选择的，但桑塔格仍然坚定地表示，无论是对拍摄对象的美化，还是纯粹的客观记录，摄影的侵略性都体现在相机的每次使用中。“最终，人们可能学会多用相机而少用枪支来发泄他们的侵略欲，代价是使世界更加影像泛滥。”[4]
而更重要的是，人们通过摄影消费了现实，也耗尽了现实。摄影将世界转变为百货商店或没有围墙的博物馆，每个题材都在其中贬值为一件消费品，提升为审美欣赏的一个对象，人们通过照相机成为现实的消费者或者旅行者。正如文化研究的先驱者雷蒙?威廉斯所说，消费一词最早的用法就是“摧毁、用光、浪费、耗尽”。[5]桑塔格借用了这一概念来揭示摄影与消费的深层关系：需要拍摄一切事物的最终理由在于消费本身的逻辑。消费意味着挥霍，意味着耗尽——因此，需要再添和补充。我们制造影像、消费影像的同时，需要生产更多的影像、越来越多的影像……
二、围观“痛苦”是人类本身的欲望
摄影见证和记录了战争和战争的暴虐，将触目惊心的场景凝固、留存并展示在我们面前：垂死挣扎的士兵、残缺不全的尸体、血淋淋的屠杀场面、被夷为平地的村庄、炮火袭击后的森林灰烬、硝烟中的城市废墟……摄影师们期待以战争影像揭示人性的阴暗面，激起人们的道德义愤，从而抵制战争、暴力，拯救普遍受害的人。
然而，桑塔格对于拍摄战争影像反映出的人类苦难、以及这些影像的观看伦理感到困惑：“遭受痛苦是一回事，与拍摄下来的痛苦的影像生活在一起是另一回事，后者不一定会强化良心和强化同情的能力。它也可能会腐蚀良心和同情……影像会使人麻木。”[6]
桑塔格敏锐地意识到，旁观者对“痛苦”的观看是人类本身的欲望和需求。人们对记录重大暴行和罪行的照片的反应，并非都受到理性和良知的支配。因为大多数有关遭受折磨、被肢解抑或血腥的身体描绘，是会激起观看者的淫欲、色相想象力或者本身就与性以及色情紧密相关。比如，公路上发生骇人听闻车祸时，经过的车辆会放慢速度，其隐藏的目的就是希望见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
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里，人的某些本能欲望，往往同社会习俗、道德、伦理不相容，因此常常在意识领域内产生激烈的斗争。而斗争的结果通常是，欲望迁就习俗；这种迁就，对人来说自然是一种很痛苦的事。但是，由于习俗的力量太强，为了保护自我，又不容许轻易地为欲望付出代价，结果多是欲望让步于习俗。观看痛苦的欲望，与其他欲望一样，都是潜伏在大众心里底处的潜意识，一旦有了发泄的渠道，它们便冲破意识的禁锢而获得释放。
桑塔格提倡“艺术色情学”，色情是从经验上感觉到的，它不诉诸于理性，而是诉诸于感觉。当桑塔格主张“现今所有艺术评论的目标，是应该使艺术作品——以及，依此类推，我们自身的体验——对我们来说更真实，而不是更不真实”[8]的时候，我们能够感觉到桑塔格对作为人自身身体的重视，和对于感觉经验的推崇。
但这并不意味着桑塔格对观看“痛苦”欲望这一行为的默认甚至赞许，实际上她与弗洛伊德一样，最终都成为道德的捍卫者。弗洛伊德认为，人与动物有别，正在于道德文明驯制人的原始本能，使本能改道发泄，也即基本符合人类共同生存的规范。[7]桑塔格在其摄影文论中，对于道德的追求与弗洛伊德非常相近，认为旁观他人的痛苦显然不是对战争摄影理所当然的反应，“也许，惟一有权利看这种极端痛苦的影像的人，是那些有能力去为减轻这痛苦做点事情的人……或可以从中吸取教训的人。”[9]
三、影像消费主义消解受众独立意识
桑塔格将影像无限生产和消费的现象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需要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要求一种以影像为基础的文化。它需要供应数量庞大的娱乐，以便刺激购买力和麻醉阶级、种族和性别的伤口。”[10]相机把现实主观化和把现实客观化的双重功能被利用来满足并加强这些需要，它以作为奇观（对大众而言）和作为监视对象（对统治者而言）这两种对先进工业社会的运作来说必不可少的方式来定义现实。 在这个意义上说，影像消费成了统治阶级麻痹受众意识觉醒、阻滞社会变革的“帮凶”。正如W.J.T.米歇尔在《图像理论》中说：“CNN向我们表明，一群假定非常警觉的、受过教育的公民（比如美国的选民）目睹对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大规模破坏时，可能就像观看一出电视情节闹剧一样，充满了善战胜恶的简单叙事，而且很快就会从记忆中抹掉。媒体的力量能够‘让一个比较善良和温顺的民族’接受无辜人员的灭亡，同时又不感到愧疚或自责，更值得注意的是，它能够利用这一毁灭的场景祛除和抹掉上一次大规模战争带来的一切愧疚和记忆。”[11]在西方社会，消费结构以虚无主义的价值观念浸入社会机体并且轻易地摧毁传统价值理念，比专制主义统治更具毁灭性。
西方社会进入消费时代之后，资本主义开始借助商业对整个文化体系实施前所未有的收编和控制，所谓的文化多元实质上只是文化产品的多元，而不是文化价值的多元。更为严重的是，文化产品的过量以及本该附着于其中的批判价值的缺乏，导致人们对美和道德的感受力越来越麻木。桑塔格对诸如影像等产品的传播并不忧虑，她忧虑的是艺术纯粹性和受众独立性受到消费主义商业精神的侵蚀和腐化。
相对于本雅明对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取代具有独一无二艺术灵韵的艺术作品的状况所持的乐观态度，桑塔格却是越来越深感忧虑。这是因为，在机械复制时代，艺术作品成为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意味着艺术家将陷入消费主义的泥淖，被西方商业利益所腐蚀。她在接受采访时愤然指责了消费主义强大的异化作用：“在这个国家，利己主义和重商主义的诱惑，使你不得不成为一个怪人，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 [12]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展，商业资本加强了对文化的控制，消费主义甚嚣尘上，商品消费成为指征社会身份的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符码，具有强大购买力的消费者成为时代的“英雄”，而绘制人类精神宏图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则被时代埋没，过去那些严肃的标准和价值也烟消云散。现代主义的衰落和以消费社会为背景的后现代主义的上升逐渐成为不争的事实，这种状况不断加剧着桑塔格一类的知识分子的痛苦，也刺激着他们去捍卫现代主义的某些残留下来的价值。这也再次证明了桑塔格思想中的多元化，她的论述并不拘宥于某种所谓的“主义”，而是出于自己的良心和判断。
四、影像传播体现文化霸权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曾把包括摄影手段在内的监控看作是国家权力的生产过程：“在现代的、和平的国家里，信息控制连同极其迅捷的通讯、交通体系以及复杂的隔离技术，能够直接用于监视人的一举一动，因而生产出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13]在战争影像传播的过程中，权力表现得尤为明显，政府始终有组织地禁止前线的新闻摄影。
桑塔格尖锐地指责媒体热衷于对战争影像进行自我审查，成为政府控制影像的共谋者：“在美国强权以遥控战争对付无数敌人的时代，有关应让公众看什么东西或不应让公众看什么东西的政策，仍在形成中。关于公众知情范围方面的共识，原是摇摆不定的，电视新闻制作者和报刊图片编辑每天做出决定，使这摇摆不定的共识逐渐趋于稳固。他们的决定往往作为判断‘高品味’的依据——这‘高品味’，如果是由机构提出的，总是变成压制性的标准。”[14]
影像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正是通过审查与自我审查，对社会、大众实施心理控制。对于媒介这一惊人的力量和影响力，没有人能够否定，因为这是一个被媒介左右、控制的时代。桑塔格眼中的政府，正是这影像权力牢牢的掌控者。如果站在社会文化的背景上来审视影像在现实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分析它在人们的思想导向上的实际作用，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它们都不仅仅是纯粹的影像及影像批评，而是在向大众提供一种更易于接受的思想方式和价值取向。
桑塔格的观点，无疑深受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在西方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都被资产阶级全面操控，所谓的“大众”只能是被宰制的对象。而当今社会，文化成为较之政治、军事更强有力且有效的控制手腕。西方社会的传媒具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宣称是“第四权力”，表面上它是中立的、民主的、自由的文化空间,实质上它也逃脱不了成为资产阶级或者说统治阶层控制的“文化手段”：从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体到广播电视、互联网，在信息传达之前，它已经为“受众”提供了一个“接受的位置”。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在这个舞台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它们一轮又一轮地演出；而其它的声音却被拨入边缘或者直接被“抹煞”，在这样的状况下，大众或多或少地受到媒体力量的牵引。对这种文化的简单否定并不能成功瓦解资本主义文化的全面宰制，而需要一种永恒的文化抵制与之抗争。“大众文化”就是资本阶级社会内部抵制、抗击统治文化的主要文化形式。
现代社会里影像无所不在，覆盖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桑塔格探讨影像，纯粹是一种本体论式的研究，不涉及任何摄影的技巧，甚至不涉及一般意义上的影像美学，真正地将影像作为“实践”和“本质”进行思考。桑塔格影像评论的价值和意义不在于构建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站在一个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穿梭于文学、哲学、历史、伦理、政治等诸多学科，对影像做出了最精彩的论述。作为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桑塔格始终质疑权威，勇于批判，并以启蒙大众为己任。在实践中，则是对艺术、文化层面的创新与超越，对感受力的敏锐能力与合法性的维护，以及对政治和道德价值的践行。坚持思想和批判的独立性，并与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桑塔格的独到之处。这一切，都使得桑塔格的影像评论愈久弥新。
参考文献
[1]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当代美国著名文论家和作家，在当代西方思想界中扮演着多层角色。她的摄影文论在摄影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论摄影》和《关于他人的痛苦》是集中诠释和注脚。
[2][美]苏珊?桑塔格著，黄灿然译：《论摄影》，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扉页
[3][美]苏珊?桑塔格著，黄灿然译：《论摄影》，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14页
[4] [美]苏珊?桑塔格著，黄灿然译：《论摄影》，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14页
[5][英]迈克?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江苏：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30页
[6][美]苏珊?桑塔格著，黄灿然译：《论摄影》，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20页。在20多年后《关于他人的痛苦》，桑塔格对上述观点作出了修正，期待战争摄影促进人们认识战争的狰狞面目，拯救受害者。
[7][美]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反对阐释》，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8]见李铮、章忠民著：《弗洛伊德与现代文化》，黄山书社，1988年版，第189页
[9][美]苏珊?桑塔格著，黄灿然译：《关于他人的痛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
[10][美]苏珊?桑塔格著，黄灿然译：《论摄影》，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177页
[11][美] W.J.T.米歇尔著，陈永国、胡文征译：《图像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页
[12][美]查尔斯?鲁亚斯著，粟旺等译：《美国作家访谈录》，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第174页。
[13][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胡宗泽等译：《民族-国家与暴力》，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59-360页
[14][美]苏珊?桑塔格著，黄灿然译：《关于他人的痛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62页
作者简介
周明太，福建日报记者，南京师范大学广播电视艺术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