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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在钓鱼台如画的景致中进行，座椅并没有面对面摆放，吴海龙要扭过脸才能与记者直视，吴海龙毫不在意，把这个扭脸的姿势一直保持了4个小时。正是这短短的4个小时，让记者走近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外交风云，走近了一个赤诚的内蒙男儿。
做一个令对手尊敬的外交官
吴海龙做外交官已经33年了，从最初进入外交部时的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工农兵学员到现在的部长助理，他已经习惯了每天批文件，看电报，夜夜很晚才回家，衣物行李存单位，一拎箱子就可以出差的“外交官的生活方式”。女儿考高中时，他怕回家太晚影响女儿的睡眠，索性在外交部的宿舍里住了半年；处理朝核问题最紧要的时段，他二十几天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办公室已经成为他生命的核心，“所有的出差，我都是从办公室出发，一下飞机直接再回到办公室。哪怕再晚再累，我也要把案头积压的文件批完，电报看完才回家。”“国际形势千变万化，你必须随时准备出征。”工作上的勤奋努力，积累和沉淀，正是吴海龙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纵横驰骋的底气。
外交官的人生，一切同样要从最具体、最基础的事情做起。
1978年吴海龙毕业后，到外交部第一天的工作就包括翻译十几米长的外交电条。翻译工作本身倒不是最困难的，看着周围那些解放前毕业于燕京、圣约翰大学的精通外语、谙熟外交的老前辈，心中不由自主地升起敬畏之情，给工作平添了巨大的压力。当天夜晚，面对长长的电条，吴海龙总是不自觉地回想起自己因为是平生第一次坐小汽车，进了外交部的大院，却手忙脚忙地开不了门、下不了车时的情景；回想起面对诸位年长的同事，自己都不知是该叫职位还是叫同志；回想起白天自己不停地剪报、记大事记，努力地辨认领导的改动以誊清文稿……夜阑人静，吴海龙悬了一整天的心慢慢平静下来：翻译、剪报、誊写、记大事记、写简报，这些不正是外交工作的基本功吗？在大学里盼了那么久，现在不正是在工作中学习、向前辈们学习的最好时机吗？只有自己争气，才能改变社会对工农兵学员的看法！想到这儿，原来有些紧张的吴海龙反到有些迫切地盼望新的一天早点到来了。原本的压力变成了动力，同事们发现，这个新来的23岁的内蒙小伙，无论做什么，无论工作到多晚，脸上总是带着笑意。
由于工作积极努力，1980年10月，吴海龙与外交部的高级翻译施燕华等一行5人被派往曼谷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以下简称“亚太经社会”）的临时笔译工作。经过3个月“海量翻译”的洗礼，他从富有经验的同事身上学到了许多翻译的技巧和知识，同时也对亚太经社会这个当时亚太地区唯一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1981年7月，吴海龙这个进入外交部不过三年的小伙子，就被派往曼谷做中国常驻亚太经社会“代表秘书”，而且一去就是6年。
这是吴海龙人生中关键的6年。由于中国的常驻代表由驻泰国大使兼任，总代表处的实际工作人员就是副代表和吴海龙两个人。前后共事过的两位副代表都是中国外交界的前辈名宿，年长吴海龙很多。6年间总代表处里总是一老一少，一个掌控方向，一个拳打脚踢，相得益彰。由于是多边经社组织，加之中国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每年有几十个来自国内各个部门的团组要来亚太经社会参加各种会议。吴海龙不只是要负责这些团组的接待，还要协调、交涉和参会，每天忙的不亦乐乎。此外每年还要牵线搭桥，为国内有关部门与亚太经社会安排十几个合作项目。新华社、人民日报驻曼谷的记者也非常喜欢外交部这个爱动笔的小伙子，希望吴海龙多写一点介绍联合国和亚太国家的文章。所有这一切，几乎把吴海龙这六年时间都占得满满当当。吴海龙则热情高涨，对每一件事都认真办理、每一个人都有求必应。六年下来，不论是国内有关部门的同仁，还是亚太经社会秘书处的官员，有事大家都习惯来找吴海龙。时任外交部国际司处长的王光亚甚至开玩笑地称吴海龙是“曼谷一霸”。原来四年的任期已经被延长了两年，副代表钟述孔教授还是舍不得吴海龙回国。吴海龙的妻子不愿意了：结婚20多天丈夫就去了曼谷，此后六年二人只见过二次面！当吴海龙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任时，在曼谷联合国机构工作的外国以及华人官员和工作人员，七八十人自发地组织了欢送会，还赠给吴海龙一块纪念铜牌，上面写着：谨对你的为人和对亚太经社会所做的贡献表示由衷的钦佩和敬意。那一刻，吴海龙年轻的心被因外交工作而生的巨大幸福感充满了，他做了有生以来最长，也是最打动人心的一次即席演说，令在场的人无不为这位年轻人的激情和口才所折服。吴海龙暗下决心：在今后的外交人生中，要奋力拼搏，有所作为。
要做一个好的外交官，先要做一个好人
6年曼谷的工作历练，使吴海龙成了外交部里多边外交领域的年轻骨干之一。回国后，吴海龙又回到国际司，工作得心应手，备受领导器重。而命运又是那样的垂顾于他。1988年新任的外交部长要物色一位秘书，吴海龙被挑中了。对此，吴海龙进行了一番长考，最后他放弃了当秘书的选择，被派到纽约的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我就是想看看，我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究竟能走多远。”他这样对同事解释，也明确了自己的人生信念。
在纽约这个联合国大舞台上四年多的磨练，使吴海龙的眼界更加开阔，能力不断提升，外交实践更加丰富。1992年他任满回国后，担任外交部国际司的副处长。此后在参与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大会、人居大会、世界减灾大会中，作为主要谈判代表，他为维护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屡屡舌战群雄，据理力争。有趣的是，多数在会上被他驳斥的对手在会下反而和他成了朋友，吴海龙的外交智慧，得到了谈判对手的认同。
1993年，吴海龙率领九位中国同事前往柬埔寨主持联合国在柬埔寨举行的民主选举。进入金边前，澳大利亚的军官负责介绍柬埔寨的军事环境和避雷常识，看完血淋淋的幻灯片后，很多国家的外交官当时就卷起铺盖打道回府了。接过发下来的野外生存背包，吴海龙与同事们果断地钻进法国空军运输机黑洞洞的机舱里，一路摇晃着到了金边。此后十名中国外交官分赴各地主持选举。选举结束后吴海龙负责的选区被各派的游击队包围，无法出去。最后只好连人带选票箱被俄罗斯的直升机接回金边。重又在金边相聚，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吴海龙发现大家的目光中都多了一种坚定。
1996年年中，已经在外交部国际司经济事务处做了半年代处长的吴海龙，奉调出任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参赞。干了十几年的多边外交，突然又到了巴以和谈正进入紧要关头的以色列，一切都要重头学起。三年多时间，吴海龙带着使馆工作人员，遍访了巴以双方的外交官和专家学者。为了了解实际情况，他们开着车跑遍了巴勒斯坦几乎所有的城市，在以色列交还希伯伦的紧要当口，吴海龙也带着同事到现场做观察，了解第一手情况。1992年适逢李鹏委员长访问以巴，当委员长结束在以色列的访问准备到巴区去会见阿拉法特时，巴以双方竟然推翻了事先商量好的交接方式，谁也不让对方的车队进入几米宽的中间地带。边境上一时剑拔弩张，中方代表团则被困在了酒店中。关键时刻，吴海龙拿起电话，要求双方负责人恪守信用，从中巴和中以的友谊考虑，立即安排好车队交接工作。最终巴以双方各让一步，都把车开进中间地带，李鹏委员长下以车上巴车，安全过境。“紧急时刻双方都是意气用事，像朋友一样批评他们比其他外交辞令更管用。”吴海龙“先礼后兵、主动出击”的外交经验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
1999年，吴海龙回国另有任用，时任以色列外交部副总司长的谢里夫专门请他吃饭。谢里夫说，“我从来没有请参赞吃过饭，你是第一个。三年时间，除了工作以外，我更欣赏你的为人”。吴海龙说：“我的理解是A good diplomat must be a good man，要做一个好的外交官，先要做一个好人。”
“联合国是最民主的机构”
从以色列回来，吴海龙被任命为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兼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国高官。吴海龙成功地组织筹备了新中国建国以来举办的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亚太经合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驻港公署副特派员的位置上也有颇多建树，于2005年被委任为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的特命全权大使。
50岁，第一次做大使，从内蒙县城走出来的吴海龙感觉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每一天都工作得痛快淋漓，更何况背后还有一个日渐强大、任何人也不能再忽视的祖国。在他具体负责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工业发展组织、国际禁核试条约组织的各项工作中，中国的意见都占据重要位置，在几个组织总干事的选举中，吴海龙更是代表中国主动表明立场，为发展中国家争取了应有的地位，在几大国际组织中树立了中国全新的形象。
一次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会议上，英国作为欧盟的主席，硬是不让作为不结盟国家的主席的马来西亚大使发言，非常霸道，会场气氛异常紧张。吴海龙果断地举手发言：“主席，联合国是最民主的机构，要允许所有成员国自由地发表意见，不结盟国家代表了发展中国家，不让他们发言是没有任何道理的。英国是民主国家，更应当知道在联合国尊重民主。”英国大使哑口无言，最后，只得让马来西亚大使发言了。
2006年吴海龙调任外交部国际司司长，2009年又任部长助理，在此期间，他参与组织和协调了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亚欧首脑会议、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亚运会、大运会等活动的外事工作，参与和谋划了陈冯富珍女士竞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工作，代表中国参与和处理了朝核、伊核、苏丹达尔富尔、科索沃等全球热点问题的解决，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会议、20国集团会议等一系列重大国际会议。他所经历的这一切，印证了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中国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印证了中国的外交事业大有可为。
“好男儿志在外交”
回首往昔，吴海龙觉得自己这辈子从事外交工作，算是把内蒙人的豪爽、厚道尽情发挥出来了。
他眼中的内蒙人，首先是小时候和他生活在在一个大杂院里的八、九户人家。一到放学的时候，一院子的大学生、高中生、中专生、初中生、小学生都趴在院中的大桌上看书学习，吴海龙身处其中，翻翻这本书，看看那本杂志，还时不时地插几句话，一切都是那样新鲜有趣。小学四年级字认得差不多了，吴海龙就独自找长篇小说看，从《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到《铁道游击队》、《新儿女英雄传》、《上海的早晨》，从普希金的诗歌到解放前的线装书，他走到哪儿借到哪儿，抓住什么读什么，把县城里能找到的书基本上读了个遍。读书的间歇，他给房子打过土坯，到野地里刨过药材，为修铁路打过石子，帮牧民喂过羊，高中放假时还跑到县城里烧锅炉、做服务。在他眼里，学习与劳动，都是一个十五六岁、内蒙人家的长子必须的担当。
那时候他羡慕过修建县礼堂的建筑师，更敬仰被下放到内蒙教他高中课程的大学生们。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高中语文老师吴翔在课堂上讲鲁迅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讲战国策的《触龙说赵太后》时有声有色、声情并茂的神态；还记得学外贸出身的、被同学们称为“活字典”的政治老师何伟文纵论天下大事的风采。正是在这些老师的启发下，吴海龙酷爱读鲁迅的作品，还一本不漏地从新华书店里买回《国际知识》丛书品读，后来又咬着牙从“ABC”变成北京外国语学院笔译、口译双A的优秀毕业生。
吴海龙忘不了高中住校早起时，同学们熟睡的脸上白白的霜花，忘不了与内蒙同乡杨柳荫在北外相互砥砺、共同进步的成长经历，更忘不了自己的母亲。正是这位平凡的内蒙母亲，在吴海龙小时候对他郑重承诺：“好男儿志在四方，家里砸锅卖铁也要供你读书”，而从进入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那一刻起，吴海龙心中就一直藏着一句对母亲的承诺：“好男儿志在外交”。
责任编辑 曾炜
做一个令对手尊敬的外交官
吴海龙做外交官已经33年了，从最初进入外交部时的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工农兵学员到现在的部长助理，他已经习惯了每天批文件，看电报，夜夜很晚才回家，衣物行李存单位，一拎箱子就可以出差的“外交官的生活方式”。女儿考高中时，他怕回家太晚影响女儿的睡眠，索性在外交部的宿舍里住了半年；处理朝核问题最紧要的时段，他二十几天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办公室已经成为他生命的核心，“所有的出差，我都是从办公室出发，一下飞机直接再回到办公室。哪怕再晚再累，我也要把案头积压的文件批完，电报看完才回家。”“国际形势千变万化，你必须随时准备出征。”工作上的勤奋努力，积累和沉淀，正是吴海龙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纵横驰骋的底气。
外交官的人生，一切同样要从最具体、最基础的事情做起。
1978年吴海龙毕业后，到外交部第一天的工作就包括翻译十几米长的外交电条。翻译工作本身倒不是最困难的，看着周围那些解放前毕业于燕京、圣约翰大学的精通外语、谙熟外交的老前辈，心中不由自主地升起敬畏之情，给工作平添了巨大的压力。当天夜晚，面对长长的电条，吴海龙总是不自觉地回想起自己因为是平生第一次坐小汽车，进了外交部的大院，却手忙脚忙地开不了门、下不了车时的情景；回想起面对诸位年长的同事，自己都不知是该叫职位还是叫同志；回想起白天自己不停地剪报、记大事记，努力地辨认领导的改动以誊清文稿……夜阑人静，吴海龙悬了一整天的心慢慢平静下来：翻译、剪报、誊写、记大事记、写简报，这些不正是外交工作的基本功吗？在大学里盼了那么久，现在不正是在工作中学习、向前辈们学习的最好时机吗？只有自己争气，才能改变社会对工农兵学员的看法！想到这儿，原来有些紧张的吴海龙反到有些迫切地盼望新的一天早点到来了。原本的压力变成了动力，同事们发现，这个新来的23岁的内蒙小伙，无论做什么，无论工作到多晚，脸上总是带着笑意。
由于工作积极努力，1980年10月，吴海龙与外交部的高级翻译施燕华等一行5人被派往曼谷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以下简称“亚太经社会”）的临时笔译工作。经过3个月“海量翻译”的洗礼，他从富有经验的同事身上学到了许多翻译的技巧和知识，同时也对亚太经社会这个当时亚太地区唯一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1981年7月，吴海龙这个进入外交部不过三年的小伙子，就被派往曼谷做中国常驻亚太经社会“代表秘书”，而且一去就是6年。
这是吴海龙人生中关键的6年。由于中国的常驻代表由驻泰国大使兼任，总代表处的实际工作人员就是副代表和吴海龙两个人。前后共事过的两位副代表都是中国外交界的前辈名宿，年长吴海龙很多。6年间总代表处里总是一老一少，一个掌控方向，一个拳打脚踢，相得益彰。由于是多边经社组织，加之中国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每年有几十个来自国内各个部门的团组要来亚太经社会参加各种会议。吴海龙不只是要负责这些团组的接待，还要协调、交涉和参会，每天忙的不亦乐乎。此外每年还要牵线搭桥，为国内有关部门与亚太经社会安排十几个合作项目。新华社、人民日报驻曼谷的记者也非常喜欢外交部这个爱动笔的小伙子，希望吴海龙多写一点介绍联合国和亚太国家的文章。所有这一切，几乎把吴海龙这六年时间都占得满满当当。吴海龙则热情高涨，对每一件事都认真办理、每一个人都有求必应。六年下来，不论是国内有关部门的同仁，还是亚太经社会秘书处的官员，有事大家都习惯来找吴海龙。时任外交部国际司处长的王光亚甚至开玩笑地称吴海龙是“曼谷一霸”。原来四年的任期已经被延长了两年，副代表钟述孔教授还是舍不得吴海龙回国。吴海龙的妻子不愿意了：结婚20多天丈夫就去了曼谷，此后六年二人只见过二次面！当吴海龙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任时，在曼谷联合国机构工作的外国以及华人官员和工作人员，七八十人自发地组织了欢送会，还赠给吴海龙一块纪念铜牌，上面写着：谨对你的为人和对亚太经社会所做的贡献表示由衷的钦佩和敬意。那一刻，吴海龙年轻的心被因外交工作而生的巨大幸福感充满了，他做了有生以来最长，也是最打动人心的一次即席演说，令在场的人无不为这位年轻人的激情和口才所折服。吴海龙暗下决心：在今后的外交人生中，要奋力拼搏，有所作为。
要做一个好的外交官，先要做一个好人
6年曼谷的工作历练，使吴海龙成了外交部里多边外交领域的年轻骨干之一。回国后，吴海龙又回到国际司，工作得心应手，备受领导器重。而命运又是那样的垂顾于他。1988年新任的外交部长要物色一位秘书，吴海龙被挑中了。对此，吴海龙进行了一番长考，最后他放弃了当秘书的选择，被派到纽约的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我就是想看看，我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究竟能走多远。”他这样对同事解释，也明确了自己的人生信念。
在纽约这个联合国大舞台上四年多的磨练，使吴海龙的眼界更加开阔，能力不断提升，外交实践更加丰富。1992年他任满回国后，担任外交部国际司的副处长。此后在参与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大会、人居大会、世界减灾大会中，作为主要谈判代表，他为维护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屡屡舌战群雄，据理力争。有趣的是，多数在会上被他驳斥的对手在会下反而和他成了朋友，吴海龙的外交智慧，得到了谈判对手的认同。
1993年，吴海龙率领九位中国同事前往柬埔寨主持联合国在柬埔寨举行的民主选举。进入金边前，澳大利亚的军官负责介绍柬埔寨的军事环境和避雷常识，看完血淋淋的幻灯片后，很多国家的外交官当时就卷起铺盖打道回府了。接过发下来的野外生存背包，吴海龙与同事们果断地钻进法国空军运输机黑洞洞的机舱里，一路摇晃着到了金边。此后十名中国外交官分赴各地主持选举。选举结束后吴海龙负责的选区被各派的游击队包围，无法出去。最后只好连人带选票箱被俄罗斯的直升机接回金边。重又在金边相聚，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吴海龙发现大家的目光中都多了一种坚定。
1996年年中，已经在外交部国际司经济事务处做了半年代处长的吴海龙，奉调出任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参赞。干了十几年的多边外交，突然又到了巴以和谈正进入紧要关头的以色列，一切都要重头学起。三年多时间，吴海龙带着使馆工作人员，遍访了巴以双方的外交官和专家学者。为了了解实际情况，他们开着车跑遍了巴勒斯坦几乎所有的城市，在以色列交还希伯伦的紧要当口，吴海龙也带着同事到现场做观察，了解第一手情况。1992年适逢李鹏委员长访问以巴，当委员长结束在以色列的访问准备到巴区去会见阿拉法特时，巴以双方竟然推翻了事先商量好的交接方式，谁也不让对方的车队进入几米宽的中间地带。边境上一时剑拔弩张，中方代表团则被困在了酒店中。关键时刻，吴海龙拿起电话，要求双方负责人恪守信用，从中巴和中以的友谊考虑，立即安排好车队交接工作。最终巴以双方各让一步，都把车开进中间地带，李鹏委员长下以车上巴车，安全过境。“紧急时刻双方都是意气用事，像朋友一样批评他们比其他外交辞令更管用。”吴海龙“先礼后兵、主动出击”的外交经验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
1999年，吴海龙回国另有任用，时任以色列外交部副总司长的谢里夫专门请他吃饭。谢里夫说，“我从来没有请参赞吃过饭，你是第一个。三年时间，除了工作以外，我更欣赏你的为人”。吴海龙说：“我的理解是A good diplomat must be a good man，要做一个好的外交官，先要做一个好人。”
“联合国是最民主的机构”
从以色列回来，吴海龙被任命为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兼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国高官。吴海龙成功地组织筹备了新中国建国以来举办的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亚太经合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驻港公署副特派员的位置上也有颇多建树，于2005年被委任为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的特命全权大使。
50岁，第一次做大使，从内蒙县城走出来的吴海龙感觉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每一天都工作得痛快淋漓，更何况背后还有一个日渐强大、任何人也不能再忽视的祖国。在他具体负责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工业发展组织、国际禁核试条约组织的各项工作中，中国的意见都占据重要位置，在几个组织总干事的选举中，吴海龙更是代表中国主动表明立场，为发展中国家争取了应有的地位，在几大国际组织中树立了中国全新的形象。
一次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会议上，英国作为欧盟的主席，硬是不让作为不结盟国家的主席的马来西亚大使发言，非常霸道，会场气氛异常紧张。吴海龙果断地举手发言：“主席，联合国是最民主的机构，要允许所有成员国自由地发表意见，不结盟国家代表了发展中国家，不让他们发言是没有任何道理的。英国是民主国家，更应当知道在联合国尊重民主。”英国大使哑口无言，最后，只得让马来西亚大使发言了。
2006年吴海龙调任外交部国际司司长，2009年又任部长助理，在此期间，他参与组织和协调了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亚欧首脑会议、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亚运会、大运会等活动的外事工作，参与和谋划了陈冯富珍女士竞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工作，代表中国参与和处理了朝核、伊核、苏丹达尔富尔、科索沃等全球热点问题的解决，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会议、20国集团会议等一系列重大国际会议。他所经历的这一切，印证了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中国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印证了中国的外交事业大有可为。
“好男儿志在外交”
回首往昔，吴海龙觉得自己这辈子从事外交工作，算是把内蒙人的豪爽、厚道尽情发挥出来了。
他眼中的内蒙人，首先是小时候和他生活在在一个大杂院里的八、九户人家。一到放学的时候，一院子的大学生、高中生、中专生、初中生、小学生都趴在院中的大桌上看书学习，吴海龙身处其中，翻翻这本书，看看那本杂志，还时不时地插几句话，一切都是那样新鲜有趣。小学四年级字认得差不多了，吴海龙就独自找长篇小说看，从《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到《铁道游击队》、《新儿女英雄传》、《上海的早晨》，从普希金的诗歌到解放前的线装书，他走到哪儿借到哪儿，抓住什么读什么，把县城里能找到的书基本上读了个遍。读书的间歇，他给房子打过土坯，到野地里刨过药材，为修铁路打过石子，帮牧民喂过羊，高中放假时还跑到县城里烧锅炉、做服务。在他眼里，学习与劳动，都是一个十五六岁、内蒙人家的长子必须的担当。
那时候他羡慕过修建县礼堂的建筑师，更敬仰被下放到内蒙教他高中课程的大学生们。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高中语文老师吴翔在课堂上讲鲁迅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讲战国策的《触龙说赵太后》时有声有色、声情并茂的神态；还记得学外贸出身的、被同学们称为“活字典”的政治老师何伟文纵论天下大事的风采。正是在这些老师的启发下，吴海龙酷爱读鲁迅的作品，还一本不漏地从新华书店里买回《国际知识》丛书品读，后来又咬着牙从“ABC”变成北京外国语学院笔译、口译双A的优秀毕业生。
吴海龙忘不了高中住校早起时，同学们熟睡的脸上白白的霜花，忘不了与内蒙同乡杨柳荫在北外相互砥砺、共同进步的成长经历，更忘不了自己的母亲。正是这位平凡的内蒙母亲，在吴海龙小时候对他郑重承诺：“好男儿志在四方，家里砸锅卖铁也要供你读书”，而从进入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那一刻起，吴海龙心中就一直藏着一句对母亲的承诺：“好男儿志在外交”。
责任编辑 曾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