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分配不公现象到底有多严重?国家有关统计数字，2005年城镇10％最高收入家庭(约1900万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2.9万元。可是，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研究员最近在《比较》杂志发表题为《灰色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报告认为，这与当年家用汽车的普及程度(约1300万辆)、商品住宅普及程度(十年累计销售超1800万套，合2005年价每套逾30万元)、银行存款的数额和分布(居民存款14万亿，大额存款数量巨大)等情况严重不符。这些迹象说明，目前关于居民收入的统计调查数据有可能明显失真，高收入居民收入水平的统计远低于实际水平。
　　王小鲁认为，调查数据失真的主要原因是对高收入户进行调查并取得真实数据面临种种困难；特别是高收入居民有相当大量的灰色收入。他的研究报告，将非法收入、违规违纪收入、按照社会公认的道德观念其合理性值得质疑的收入、以及其他来源不明的收入统称为灰色收入。为了摸清灰色收入的真实情况，王小鲁的课题组于2005-2006年对全国几十个城市和县两千多名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进行了家庭收支调查。调查采用社会学方法进行，调查对象全部是调查员关系密切并了解情况的亲属、朋友、邻居。结果发现，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统计到的隐性收入可能达到4.8万亿元。
　　王小鲁根据“一定的恩格尔系数与一定的人均收入水平对应”的原理，将样本数据与国家统计局数据进行了分组比对。结果发现，在恩格尔系数相同的情况下，统计局样本中各高收入组的人均收入都低于此次的调查样本，而且收入越高，差异越大。统计收入的遗漏主要发生在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户，占全部遗漏收入的四分之三。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而不是按国家统计数据推算的21倍。由于数据不充分，难以重新计算基尼系数，但肯定会明显高于世界银行计算的0.45的水平。
　　大块的灰色收入从哪里来?王小鲁分析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公共资金的流失，包括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拨款；第二是金融腐败，主要是官方贷款和民间贷款巨大的利差给金融机构提供了寻租机会；第三是行政许可、行政审批中的寻租行为；第四是土地收益的流失；最后是垄断行业的收入。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的估计：垄断行业的工资加非工资的收入大概相当于其他非垄断行业人均收入的5-10倍。
　　王小鲁认为，大量灰色收入的存在，主要问题是制度不健全。因此，单靠再分配改革并不能解决巨大的收入差距。重要的问题是政府改革，最关键的是透明机制。从长期来看只有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民主化进程，才能形成公众对政府管理的有效监督，从制度上保证政府和公共部门管理的合理化。
　　
　　声音：加深对现代化文明普世核心价值的认识
　　
　　进入1990年代以来，80年代形成的中国思想文化界统一的启蒙阵营，开始出现分化。这一分化，无论在现实批判和学理表述层面，都有着复杂的背景、激烈的交锋和错综的关系。作为一种“启蒙的自我瓦解”，对于启蒙的不同理解，是其中的关键因素之一；而对于启蒙的反思，从根底上看，既是理论论争，也是史实的考查之争。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近日在《经济观察报》上撰写长文《民初宪政挫败与启蒙》，对民国初年的宪政及英失败这一历史个案做了重新检讨。
　　袁伟时认为，民国十年中国宪政实验的失败，从思想渊源来说，是鸦片战争以降特别是甲午战争失败后启蒙运动成败的记录。尽管民初宪政在否决行政系统的违法建议等方面有不俗的表现，但是，由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情绪压倒了公民权利诉求，特别是浓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给知识准备带来的不足，使它在两方面存在根本缺陷：第一，它没有为公民的自由权利建构切实的保障；第二，它没有建立彻底的互相制约的制度。
　　袁伟时指出，进入20世纪以后，面对公民权利的觉醒，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笼罩，成为中国社会前进的主要思想障碍。而中国人所以未能阻挡这些思想文化逆流，说到底是对文艺复兴以降的现代文明的思想成果缺乏深切的了解和普及。因此，目前反启蒙的声音甚嚣尘上：实质是对历史进程的误解。加深对现代文明普适性的核心价值的认识，坚持不懈用各种方式做好普及工作，仍然是中国人无法回避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