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作为清初来华耶稣会索隐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马若瑟，在华传教期间撰写了大量诠释中国经典的汉语作品。他通过使用基督教神学资源来重新诠释儒家经典，企图从儒家经典文本中寻找到基督教的信息。马若瑟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诠释，一方面是为开放的儒家经典文本提供新的解释，另一方面弥合了儒耶之间的张力，为清初基督教提供思想与文化合法性。其核心内容是：信经不信传，六经地位不可动摇，《易经》是六经之首；经过秦火之后，六经原义丧失，汉儒、宋儒不仅不能恢复原义，反而淆乱经典；因为人类同源异流，上帝所赋之“理义”相同，所以可以用天学（基督教神
【基金项目】
：
[本文受上海大学高原学科中国史及全国优博作者专项资金（201201）资助,谨致谢意]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作为清初来华耶稣会索隐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马若瑟，在华传教期间撰写了大量诠释中国经典的汉语作品。他通过使用基督教神学资源来重新诠释儒家经典，企图从儒家经典文本中寻找到基督教的信息。马若瑟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诠释，一方面是为开放的儒家经典文本提供新的解释，另一方面弥合了儒耶之间的张力，为清初基督教提供思想与文化合法性。其核心内容是：信经不信传，六经地位不可动摇，《易经》是六经之首；经过秦火之后，六经原义丧失，汉儒、宋儒不仅不能恢复原义，反而淆乱经典；因为人类同源异流，上帝所赋之“理义”相同，所以可以用天学（基督教神学）来恢复六经原义；而且古文字中亦含有天学思想；因此，受洗入教不是脱离儒家而是成为真正的儒家，“孔子倒成全于耶稣”。索隐神学综合了儒家以及基督教的释经学传统，但因忽略各自的传统与权威而遭到双方的批判，却为清初信徒及天主教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并可被视作经典辨读的早期尝试。马若瑟的索隐神学重塑了清初汉语基督教神学的样态，为清初基督教思想史注入了新的可能性，也为当下的汉语神学建构提供了有益参考。
其他文献
林教授您好，自您1994年发表《后新儒学论纲》以来，“后新儒学”受到了广泛关注，请问促使您提出儒学变革的原因是什么？ ●1994年我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访问。我是1993年到美国的，1994年2月间写的《后新儒学论纲》。
关于孔子《论语》“可与共学”章的“未可与权”说，历史上的各种解释乏善可陈。汉唐儒学有关“权”的主流解释有二，一指权衡，一指权变。许慎释以“反常”，公羊学释以“反经”，均有训诂学上的依据。程颐批评汉儒“反经合道”说，提出“权只是经”这一颠覆性命题，认为孔子所言“权”即“权衡尺度”之义，具有“揆事物”“量轻重”的标准义。这一解释符合“未可与权”之本意。朱熹却认定孔子“与权”与孟子“嫂溺援手”之“权”为同义——即与“经”相对而言的权变义，此解难以成立。孔子“与权”旨在强调这样一种愿景：只有可与共同权衡天下事务之
当前,我国中小学已经出现多起严重的校园霸凌事件,亟待进行相关立法。通过研究可以发现,英、美两国校园霸凌防治政策有如下共同点：遵守行政法的原则,政策设计回应校园安全的需求,深化利害关系人的问责,辅导与惩戒并行不悖,防治政策呈现正面成效。借鉴英美相关立法工作,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应尽快修订学校管教学生的法规,强化家长改善子女在校偏差行为的义务,建构替代教育机制,以便能够有效维护校园安全。
在近代上海“文明”剧场的参照下，北京戏园数百年的形制特点、观演习俗被晚清一部分知识分子诟病为“野蛮”，他们提出要对北京的传统戏园进行改良。民初政府接受了知识分子的改良主张，强制戏园向剧场转变，并每日派出警察到戏园弹压、稽查。然而就在貌似严密的监控下，1913—1919年间北京戏园却屡屡违章。分析“散戏逾时”“任意加凳”“站立闲人”“有伤风化”“谎报”四类违章现象的原因，可知戏园具体如何抵抗政府政策的执行。虽然戏园在与警察厅的博弈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并不能就此认为民初的北京戏园就是“公共领域”：因为戏园所
2015年,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一年,教育事业全面发展,教育改革全面推进。这一年里,教育理论创新的力度和服务教育改革发展的水平显著提高,教育科研的新成果不断涌现。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5年10月10日,全国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经验交流暨德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行为体是“全球治理”的核心要素。由詹姆斯·罗西瑙首先提出的没有政府的全球治理，集中探讨权威空间中的所有行为体如何讨论某个具体的问题领域或者平等地提供公共或集体物品，即没有政府的治理世界。这种新的本体论要求我们集中于那些跨国行为体、结构、过程和制度上，它更多的是有关国家与跨国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从而取代了社会主导的视角和国家中心的观点。没有政府的全球治理提出了围绕跨国行为体的目标，通过多层治理结构与过程和有关的掌舵机制，各种平等的主体以合作与相互依赖的方式来提供公共物品的建议与解决方法，这对国际政治和全球公共
于逢春认为宋元之际中国海洋文明海陆双重帝国架构渐渐成型，由于明清时期将“禁海”作为长期国策，且将海商及海外华侨作为异己力量予以镇压。同时，经常默许乃至联合西方殖民者迫害或屠杀海外华人华侨，使得中国民间海上力量生存空间愈益萎缩乃至蓬勃发展的海洋文明一度出现中衰，但海洋文明的基因和价值仍在。李庆新认为明代海外贸易分为官方经营的朝贡（贡舶）贸易与私商经营的商舶贸易两种形式。明前期，朝廷于浙闽粤三省置市舶司，管理朝廷贸易，因而三省成为明前期主要对外贸易区域。明中叶海外贸易发生转型，以民间走私为主的商舶贸易逐渐成为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之知（良知）既不是命题性知识（knowing—that），也不是能力之知（knowing—how），而是第三种知识，即动力之知（knowing-to）。动力之知具有命题性知识和能力之知都没有的独特特征：具备动力之知的人会做出相应的行动，但是，无论是单独的命题性知识或能力之知，还是二者合在一起，都不会驱使具备这些知识的人做出相应的行动。上述观点有两个遭到当今学者挑战的预设：其一，赖尔对命题性知识与能力之知的区分是有道理的；其二，王阳明关于有一种既具认知功能又具情感驱动功能的心智状态的看法是正
古代“立言不朽”起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先秦时期，世人肯定臧文仲“立言”在事功层面的社会价值，这是对文人以言语参政的社会价值的认定；“立言不朽”，指其“言得其要，理足可传”能令个体生命得以“不朽”延续。第二阶段，有着臧文仲“立言不朽”、扬名后世的榜样，又有解决社会大变动时代重大问题的需要，诸子“立言”盛行，且以文字的形式流传；诸子的自由、独立于体制外的身份，其“立言”也有充分的独特思考、独立意志，呈现出“成一家之言”的百家争鸣特点；“立言”由事功效益更多地转化为思想、理论的表述和论证。第三阶段，曹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