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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孟非大红大紫，可谁知道，他成名前是一名典型的“励志哥”。他幼年不幸，父母离婚，中学时早恋，高考落榜，打过苦工，受过工伤，成名后的他不拘小节，私底下爱讲段子——
他现在是江苏卫视货真价实的台柱子，也是极少数地方卫视直接培养出来的具有全国知名度的主持人。
接受采访时，孟非漫不经心地边盯着电脑边回答问题。“我这一辈子就是这么没出息的性子。我惧怕所有的挑战、竞争。这么说吧，一个10人团队里有8个人能有机会获得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剩下的那两个人之一。”这么说似乎无法解释他事业上的成功，在《非诚勿扰》播出前，他早已是南京本地最红的主持人，拥有一档可以写进电视新闻史教材的标杆节目。孟非把领导的重用归结于运气好，可从他新出版的自传《随遇而安》里可以看到，年轻时他并不能算是个好运的人。他对“随遇而安”的理解是：“一路走来，领导交给我的事我都非常认真，好好把它做好，做得甚至比领导期望的还好一点。在江苏台我曾经说：我这20年吧，每一个岗位都不是我争取来的结果，都是领导安排叫我干的，但是我每一个都把它好好干。比如下面开发个新节目让我做，有可能做砸了，也有可能挺好的。人有很多种可能性，就不停地尝试。”
孟非出生在山城重庆，父母都是媒体人，长年两地分居。父亲在西安电视台，孟非跟着外公外婆在重庆日报社的家属院生活，直到12岁，才和父母、哥哥团聚于南京。这次团聚对他来说并不算喜讯，父母永远在“冷战”，从他小学四年级直到高中毕业方才离婚。哥哥归父亲，孟非归母亲，姓氏也随了母亲。生活在母系氏族的男孩胆小懦弱，父母离婚会给孩子造成阴影，是孟非不能认同的社会成见。但他也承认，高考那年父母的离异对他的落榜或多或少产生了一些影响，只不过他不想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你看那些农村孩子家里什么样？人家书照样念得好，所以书没念好别找这些原因。”
“这种影响是点点滴滴在你的生活当中，每一天你都在这种环境和阴影当中，你可能会在身上形成某种东西，你会把很多事放在心里，不会很阳光，那种家庭氛围会和别的不一样，有很多事你自己去消化。”他养成了很自觉地自我保护的习惯，和最好的朋友也不提家里的事。
1990年，他高考落榜，这在他意料之中，父母都已接受了这个现实，可实际上孟非的心情并非一潭死水，他比喻说，即使人知道自己总是要死的，当医生告诉你快死了时，还是重大的打击。“那个时候能不能上大学是个分水岭，很明确的一个界线，你就被这个社会划分到另外一个阶层里了。能上大学就意味着人生一个更高的平台，更高的起点，更多的选择；你没有机会上大学那你的选择就少一些，你和很多同龄人站在一块儿排队，当然会有自卑感，往大了说，一直伴随到现在。”
孟非被排在了“无业青年”那一队，他上了一学期自考班后，和朋友们去深圳淘金了。刚刚改革开放，渔民在码头卸下货后，会有一批扛大个的青年把货送到酒店、饭馆，孟非干的就是这种活儿，生意旺的时候一天可以赚几百块，可谁也保证不了明天会有活儿。尽管干着苦力，他内心却非常明白自己和其他后进青年不一样，未来也不一样。
他的父亲是江苏电视台的一名中层干部，本来安排子女并不是很难的事，但父亲一直没有为孟非求过人。“人到中年我觉得好多事都能理解，不是我儿子‘海归’回来了和领导说说啊，这挺有面子的事儿。你儿子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你去和领导开口，也丢脸，人一句话就把你回了，不符合标准呢！”
当时孟非并不理解，并有些许的怨恨，这导致他形成一个看起来有点悲观的人生原则：永远不对别人的帮助抱有太高期许，哪怕是你的父母。
他的第一个正式职业是江苏广播电视报印刷厂的临时工，如果干得好，或许有机会转正。那一年他出过印刷厂建厂以来最大的事故——左手卷进了开动的机器滚筒里。在医院里，他在没有打麻药的情况下，中指和无名指的指甲被拔下来，充分理解了江姐所承受的痛苦。
受伤之后的孟非进入电视台当了临时工，有活儿的时候一天50元钱，这一干就是七八年，至今孟非也回想不起自己是哪一年转的正。
他当临时工的时候，全国30个省级卫视，江苏排名二十六七，居于末流，完全与当地GDP不符。换了台长之后，还是那帮人，却进入了第一方阵。孟非老是不客气地说这个崛起与《南京零距离》有直接关系，在南京所有能收到的电视节目里，这档民生新闻类节目排名第一。
孟非在南京市民的心中，几乎是正义的化身，他的敢言敢怒变成一种标志。“这是中国老百姓对新闻、对社会公平的需要没有多少选择途径的结果。”1小时的直播节目里有8分钟的读报，大约千字的稿件是孟非自己撰写的。他没少惹祸，比如批评省委常委，被领导叫去谈话，他还曾经挨过黑砖。受伤的时候，就由另一位女主持代班。
“南京零距离”有100多人的团队，可观众认识的只有孟非。“这个职业有这个特点，100多人的锋芒由你一个人享用。但是节目不好的时候，人家不骂制片人，也不骂记者，就骂你，说你节目做得太烂了。主持人这个行业，它的特殊性就在于，你会获得很多本不该你获得的东西。但是同样，你也要面对一些本不该你面对的责难。我觉得这就是生活公平的地方，你不能只想着荣誉都是我的。”
孟非坦率地承认：“公众人物和偶像这两个概念之间是有区别的。有很多公众人物，我觉得我勉强算一个，但我不是也不愿意把自己弄成偶像。我不具备这个素质成为偶像，因为维护偶像的成本太高了，你要终年终日装，好辛苦的。比如说我今天，我要是偶像路线，今天面对采访的时候，我一定要想，穿什么样的衣服比较合适，什么样的造型，在记者面前说话的姿态和风格应该什么样。我可以偶尔装一天或两个小时，你让我长年累月，无时无刻，不行。”
摘自《知音励志》2012年第1期
他现在是江苏卫视货真价实的台柱子，也是极少数地方卫视直接培养出来的具有全国知名度的主持人。
接受采访时，孟非漫不经心地边盯着电脑边回答问题。“我这一辈子就是这么没出息的性子。我惧怕所有的挑战、竞争。这么说吧，一个10人团队里有8个人能有机会获得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剩下的那两个人之一。”这么说似乎无法解释他事业上的成功，在《非诚勿扰》播出前，他早已是南京本地最红的主持人，拥有一档可以写进电视新闻史教材的标杆节目。孟非把领导的重用归结于运气好，可从他新出版的自传《随遇而安》里可以看到，年轻时他并不能算是个好运的人。他对“随遇而安”的理解是：“一路走来，领导交给我的事我都非常认真，好好把它做好，做得甚至比领导期望的还好一点。在江苏台我曾经说：我这20年吧，每一个岗位都不是我争取来的结果，都是领导安排叫我干的，但是我每一个都把它好好干。比如下面开发个新节目让我做，有可能做砸了，也有可能挺好的。人有很多种可能性，就不停地尝试。”
孟非出生在山城重庆，父母都是媒体人，长年两地分居。父亲在西安电视台，孟非跟着外公外婆在重庆日报社的家属院生活，直到12岁，才和父母、哥哥团聚于南京。这次团聚对他来说并不算喜讯，父母永远在“冷战”，从他小学四年级直到高中毕业方才离婚。哥哥归父亲，孟非归母亲，姓氏也随了母亲。生活在母系氏族的男孩胆小懦弱，父母离婚会给孩子造成阴影，是孟非不能认同的社会成见。但他也承认，高考那年父母的离异对他的落榜或多或少产生了一些影响，只不过他不想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你看那些农村孩子家里什么样？人家书照样念得好，所以书没念好别找这些原因。”
“这种影响是点点滴滴在你的生活当中，每一天你都在这种环境和阴影当中，你可能会在身上形成某种东西，你会把很多事放在心里，不会很阳光，那种家庭氛围会和别的不一样，有很多事你自己去消化。”他养成了很自觉地自我保护的习惯，和最好的朋友也不提家里的事。
1990年，他高考落榜，这在他意料之中，父母都已接受了这个现实，可实际上孟非的心情并非一潭死水，他比喻说，即使人知道自己总是要死的，当医生告诉你快死了时，还是重大的打击。“那个时候能不能上大学是个分水岭，很明确的一个界线，你就被这个社会划分到另外一个阶层里了。能上大学就意味着人生一个更高的平台，更高的起点，更多的选择；你没有机会上大学那你的选择就少一些，你和很多同龄人站在一块儿排队，当然会有自卑感，往大了说，一直伴随到现在。”
孟非被排在了“无业青年”那一队，他上了一学期自考班后，和朋友们去深圳淘金了。刚刚改革开放，渔民在码头卸下货后，会有一批扛大个的青年把货送到酒店、饭馆，孟非干的就是这种活儿，生意旺的时候一天可以赚几百块，可谁也保证不了明天会有活儿。尽管干着苦力，他内心却非常明白自己和其他后进青年不一样，未来也不一样。
他的父亲是江苏电视台的一名中层干部，本来安排子女并不是很难的事，但父亲一直没有为孟非求过人。“人到中年我觉得好多事都能理解，不是我儿子‘海归’回来了和领导说说啊，这挺有面子的事儿。你儿子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你去和领导开口，也丢脸，人一句话就把你回了，不符合标准呢！”
当时孟非并不理解，并有些许的怨恨，这导致他形成一个看起来有点悲观的人生原则：永远不对别人的帮助抱有太高期许，哪怕是你的父母。
他的第一个正式职业是江苏广播电视报印刷厂的临时工，如果干得好，或许有机会转正。那一年他出过印刷厂建厂以来最大的事故——左手卷进了开动的机器滚筒里。在医院里，他在没有打麻药的情况下，中指和无名指的指甲被拔下来，充分理解了江姐所承受的痛苦。
受伤之后的孟非进入电视台当了临时工，有活儿的时候一天50元钱，这一干就是七八年，至今孟非也回想不起自己是哪一年转的正。
他当临时工的时候，全国30个省级卫视，江苏排名二十六七，居于末流，完全与当地GDP不符。换了台长之后，还是那帮人，却进入了第一方阵。孟非老是不客气地说这个崛起与《南京零距离》有直接关系，在南京所有能收到的电视节目里，这档民生新闻类节目排名第一。
孟非在南京市民的心中，几乎是正义的化身，他的敢言敢怒变成一种标志。“这是中国老百姓对新闻、对社会公平的需要没有多少选择途径的结果。”1小时的直播节目里有8分钟的读报，大约千字的稿件是孟非自己撰写的。他没少惹祸，比如批评省委常委，被领导叫去谈话，他还曾经挨过黑砖。受伤的时候，就由另一位女主持代班。
“南京零距离”有100多人的团队，可观众认识的只有孟非。“这个职业有这个特点，100多人的锋芒由你一个人享用。但是节目不好的时候，人家不骂制片人，也不骂记者，就骂你，说你节目做得太烂了。主持人这个行业，它的特殊性就在于，你会获得很多本不该你获得的东西。但是同样，你也要面对一些本不该你面对的责难。我觉得这就是生活公平的地方，你不能只想着荣誉都是我的。”
孟非坦率地承认：“公众人物和偶像这两个概念之间是有区别的。有很多公众人物，我觉得我勉强算一个，但我不是也不愿意把自己弄成偶像。我不具备这个素质成为偶像，因为维护偶像的成本太高了，你要终年终日装，好辛苦的。比如说我今天，我要是偶像路线，今天面对采访的时候，我一定要想，穿什么样的衣服比较合适，什么样的造型，在记者面前说话的姿态和风格应该什么样。我可以偶尔装一天或两个小时，你让我长年累月，无时无刻，不行。”
摘自《知音励志》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