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高中信息技术课程实施的现状与反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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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该研究针对2010年教育部组织实施的“关于开展普通高中新课程教科书使用情况的调查”中全国问卷调研所发现的“高中信息技术教科书低使用率”的现象在J省进行了进一步的访谈调查,旨在探究导致问题的深层次原因。研究采用个别访谈法,对J省的C、J和S三地市八所高中的师生和省、市级信息技术教研员共39人进行了录音访谈,经过录音文本转换、编码和三角检测分析,发现影响教科书使用的主要障碍在于:师生对信息技术课程价值的认知偏差、地方评价体系冲突、学生的信息技术基础参差不齐等五个方面。为深化信息技术课程发展,应首要建立良性高考文化,赋予信息技术课程合理地位,深化信息技术课程发展研究,并全面提升包括教研员在内的一线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
  关键词:高中信息技术;教科书使用;个别访谈;课程实施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自2010年7月开始的全国性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使用调查主要以问卷调查的方法,向我们呈现了这样一组结果[1]:学生在课前、课中和课后都很少使用教科书;教师和学生不能有效地利用教科书进行教与学。教科书作为课程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在我国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用于指导中小学的教与学,是中小学教师实施教学的重要的文本式参考依据[2]。然而,在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教学中,经过教育部审定的五套教科书却很少被师生使用,成了一种“摆设”,似乎可有可无。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一种现实,教师和学生又出于怎样的考虑而不能有效地利用教科书进行教与学?带着这些疑问,课题组于2011年11月深入J省三市,展开了对三市中小学教师、学生和信息技术教研员的深入访谈。
  一、研究过程与研究方法概述
  研究人员对C、J、S三市的学校进行了分层抽样,最终确定了8所普通高中的13名教师和19名高中生作为重点访谈对象。同时,在走访该省各市期间,还对1名省级教研员和2名市级教研员做了个别访谈,以做三角互证之用。访谈的内容主要涉及:教科书的基本使用情况、教科书的使用与学生发展的情况、教科书使用与教师发展的关系以及课程实施状况等。经过为期一个星期的调查,研究组共收集访谈录音981分钟。
  访谈录音在经过文本转制后,主要由4名研究人员对录音文本进行持续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信息技术教科书的使用主要受师生对信息技术课程价值的认知、学业评价制度等因素的影响。
  二、影响高中信息技术教科书使用的主要因素
  与问卷调查的结果相一致,不论是学生还是教师,甚至省市级学科教研员对教科书都只能做到粗略地翻看,使用频率较低。被访者往往对教科书中的内容表现出一种“漠视”和“陌生”。教研员会用“估计教材里面所有提到的都是体现课标的”这类话语回复我们所提问的“对教科书的看法”这类问题。而教师则会说,“我们把里面(涉及)考试的知识点都梳理出来了,不用教材了”,显然,教师对“考试”的重视与其对“教材”的漠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深入挖掘教师、学生和教研员的话语,我们不难发现,“漠视教科书”现象的背后其实是教师、学生、教研员,乃至全社会对信息技术课程价值的认知偏差、教育评价体系的单一化、区域教育不均衡等课程实施问题的具体体现。
  (一)当前的高考文化引发对信息技术课程价值的偏差认知
  刘向永、董玉琦[3]的研究指出,信息技术教师呈现出“什么实用教什么”的现象。那么,当下的高中教育中什么才是“实用”的?毫无疑问是高考考核的内容。我们所走访的该省是信息技术学业评价没有被纳入高中阶段学业总评的省份,高考的利害并不在信息技术课程的学习中体现,甚至从与学生能否毕业相挂钩的“考试”科变成了是否通过考核都与学生学业前程无关的“考察”科。由此,受访学生SC2觉得,“信息技术高考不考,是业余的,因为大家都注重成绩。”受访教师TS1则抱怨,“学生都只学高考考的学科,高考不考的,谁给你学啊?以前会考的时候学生还跟着学点,改成考察后就更不学了。”
  在全社会尚未形成真正以人为本的高考文化之时,功利主义倾向的课程“实用”观让学生和教师产生了对信息技术课程价值的偏差认知。很多受访学生认为,信息技术课程就是其紧张备战高考之余的“休闲娱乐课程”,教师TJ1无奈地说,“你让她(在课上)玩游戏都喜欢。(但)你举的例子再人文,再综合,能有游戏有兴趣吗?”教师TS4认为,信息技术课程应成为一门“考试适用”的课程,其教科书应该反映考试内容,而与《课标(实验稿)》无关。有受访教师认为高中新课程改革以前的教材更适合教学,原因很简单,老版教材与学生考试内容对应很好[4]。当我们问及有关教科书内容的满意度问题时,教师TS4抱怨,“考试和书本根本就不配套。”教师TS1为了使教学与考试保持一致更是用心良苦,“考试内容好多都是教材内容以外的,最后我们还得加课。教材当中的,在考试当中都是小题,像选择题了,还有些判断的题比较多。但那些操作题,教材里一个都没有,像Word、Excel、PowerPoint、画图之类的,教材里头一个都没有,都是我们后来自己加的。”在教师TS4心目中,“如果现在书本和考试的内容是配套的,那证明教材是好的。”
  (二)地方考试大纲限制教师对教科书内容的选择
  教学评价的典型功能之一即是对教学的导向功能。在全社会尚未形成良性的高考文化面前,评价对于教学的导向功能则更为突出。对于并非是高考科目的信息技术课程而言,地方考试评价制度对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和课程教学方法等则有着比《课标(实验稿)》更强烈的“指挥棒”作用。在访谈中,受访教师和市级教研员都表示,实际教学内容都是按该省的学业考试说明进行的,常规教学中,如果《课标(实验稿)》与地方考试大纲的内容有出入,教师基本上都会按照考试大纲来筛选教学内容。考试大纲中并未出现过的《课标(实验稿)》对应模块则是“公开课的宠儿”。对于考试不考的内容,J市教研员表示,“那是为了做公开课(而讲的),平时就讲会考内容。”而对于选修模块而言,由于选修模块完全不在J省的考试大纲范围内,其地位相对于必修模块又会稍逊一筹,教师TS4提到,“选修课不参加任何的考试,我们只是订了书,但根本没开课。”   从教师和教研员对考试大纲与教学内容之间关系的解说中,我们察觉该省的信息技术考试大纲与现行《课标(实验稿)》似乎是有出入的。为此,课题组对该省现行高中信息技术学业考试说明与《课标(实验稿)》做了对比,结果发现:
  1.考试说明缩减了《课标(实验稿)》要求的课程内容
  《课标(实验稿)》明确指出,“高中信息技术课程包括必修与选修两个部分,共六个模块,每个模块2学分。必修部分只有‘信息技术基础’一个模块,2学分。它与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相衔接,是信息素养培养的基础,是学习后续选修模块的前提。”然而考试说明却仅仅“以高中信息技术教材《信息技术基础》(必修)为考查范围”。
  2.考试说明将信息素养的培养狭隘化为几个具体软件的操作
  《课标(实验稿)》评价建议部分明确指出,“要创造条件全面考察学生信息素养的协调发展,避免只重视知识记忆和计算机操作,忽视学生利用信息技术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倾向。”“不能单纯依赖题型单一、只考察基本知识与操作能力的机考系统,否则容易对信息技术教学产生误导。”然而,学业考试说明中对考试内容的描述却不是从信息处理与交流的角度展开的,它将考试目标狭隘化为几个计算机软件的操作,对信息技术教学产生了误导。
  (三)学生的信息技术基础制约教科书的使用
  访谈结果表明,高中学生入学时的信息技术基础严重制约了教科书的有效使用。学生基础问题成为受访教师反映教科书使用不方便的主要原因之一,教师们普遍认为教科书中的活动设计、任务设计、情境设计与学生的学习基础不相适应。教师TS7表示,“这本教材知识挺活的,完全是素质教育,上课时给出个任务,让学生去做,我们高中虽然是重点高中,但也不行,学生没有几个会做。”按照任务驱动的教学理念和“非零起点”设计的教科书,通常并不会详细列出某个软件的具体操作步骤,因为“非零起点”的教科书编写前提是假设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已经具备了信息技术处理的基本技能,高中阶段主要解决学生如何提升全面的信息素养的问题。正如教师TS4所说,“它只是告诉学生用Word做(信息处理),但并没有告诉学生用Word怎么去做,(因为)它假设学生在初中、小学都已经学过了,但事实上学生根本不会,啥是Word有些学生都不知道,所以它与现实脱节。”义务教育阶段的信息技术课程与高中阶段信息技术课程的衔接是这一现象背后的本质问题,教师TJ1表示,“教科书中的(某个)情境涉及到好多技术,学生根本不会。(因为)小学、初中的信息技术学习,(基础)不扎实。”S市教研员也说:“现在高中技术课程标准是非零起点的,但在我们这儿,很多地方就是零起点的”。
  理想课程中的“非零起点”与现实中的“零起点”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考察我国现行的义务教育阶段信息技术课程的实施,义教阶段和高中阶段课程的衔接问题主要由于义教阶段的信息技术教育以《国家九年义务教育课程综合实践活动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为依据开展教学活动,而《纲要》在地方教育中的落实却存在资源和师资问题。《纲要》中指出,综合实践活动的内容范围主要包括: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劳动与技术教育四个领域。技术教育在信息素养培养方面的独特性未能从四领域融合的综合实践活动中凸显出来。小学的信息技术教育包含在综合实践活动中,初中的信息技术教育则独立出来,然而,《纲要》对于小学与初中在信息技术学习上的衔接却未能做出明确说明。同时,一线教师对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认识形形色色,学校的实际开课情况更是混乱随意,很多学校并不具备开设综合实践活动的条件,尤其是实施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师资得不到保障。J市教研员表示,“现在小学和初中的课表里已经没有信息技术课了。按照国家的要求,它一定要按照综合实践的要求来上,但从各级、各种培训来看,上综合实践的条件根本都不具备。”省教研员J对综合实践活动的师资培养也提出了质疑,“大学没有综合实践活动课对应的教师培养专业,在综合实践活动里不太可能系统地对中小学生进行信息素养的培养。”
  (四)教科书中各项活动的开展受到课时量与教学环境的制约
  在课题组开展访谈和考察的高中,多数只是高一年级开设信息技术课程,而课时基本都是每周一节,有的学校甚至压缩成了两周一节。严重缩水的课时量远远无法满足教科书内容及相应活动的开展,加之学业考试的要求,很多教师为满足课上强化学生技能训练的目的,不得不根据考试要求以知识点的传递为主进行教学,很难在每节课上根据教科书的要求与建议设计课程,正如教师TC1所说,“(教科书)这些活动对于我们来说没法按课时教,尤其是我们学校更突出,两节课变成一节课了。上课本身就40分钟,有些知识概念还必须得讲,因为考试涉及到这些内容,如果按地图版教材设计的活动来讲,仅第一章就8课时、10课时,我们一学期总共17课时,很难实现。如果不考,我们或许还可以开展活动,案例也讲一讲。但是就那么点时间。”至于选修模块的开设则更是与《课标(实验稿)》的要求严重不符,很多学校甚至没有开设选修课程,即使开课的学校,也只是象征性地介绍一下“不得不介绍的”,剩下的多半时间则要让路给“会考复习”。
  学校的硬件条件也是限制教科书使用的一个重要因素。新版教科书突显了综合、探究、合作等新课程理念,基于这些理念的活动设计都对网络的稳定性和速度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但在访谈和实地考察中,我们发现多数学校都存在软硬件设备陈旧、网络联通不畅、运行不稳定、维护滞后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教学内容的正常开展,教科书中凡是涉及网络的教学活动也都无法进行。在有些受访学校的机房中,学生用机安装的都是Windows 98系统,教师TS3介绍到,“我们的机器是2002年配的,内存只有64M和128M的两种,40G硬盘,赛扬1.6。只能装Win98,XP都不行。”在享有“J省电化教育示范校”“国家教育部现代教育技术实验校”盛誉的省重点中学工作的教师TS5说:“我们算是S地区相当好的学校了,但我们现在都无法实现全班同时上网,这样的条件下,书上说的那些根本行不通,还不如踏踏实实地讲点Word、PowerPoint。在我们上不了网的情况下,考试软件里的题也比这个(教科书)强。” 教师将技术软件的操作作为教学内容,以考试大纲作为主要教学依据,似乎成为了教学环境条件不足的一种无奈的选择。   (五)教师对教科书的低认同度及其可能的原因对教科书使用造成的影响
  访谈结果表明,除了上述外部因素的制约,教师对教科书内容本体的理解与认同程度也严重影响教科书的使用效果。习惯了软件操作教学与学业考试应试教学的信息技术教师们对教科书中大篇幅的情境创设并不买账,对于没有具体软件操作指导的主题活动也颇为反感,教师们普遍抱怨教科书内容空泛,更希望教科书能直接、明确地呈现考试知识点。如S地区的教师TS6随便翻开一页教科书,指着“克服语言障碍”这部分内容说:“就翻译软件这个内容,情境创设啰啰嗦嗦不说,还起这么个题目,让人抓不住重点、知识点。”不只是一线教师,省市两级的信息技术教研员对教科书本体的认同度也很低,教师和教研员都对教科书能够列出明确的知识点、系统的知识体系提出了极为迫切的需求,对现行教科书的内容和编写意图都缺少理解与认同。J市教研员说:“这些教材对老师和学生都没用。因为它没有具体操作。”S市教研员说:“不管什么价值观、态度的,这教材还是先应该按照知识和技能这个主线来写。实用的教材,就是先把知识点,主要的知识点,必须列清楚了。”
  在教师还没有吃透教材编写意图的时候,我们对教师能够有效地实施信息技术课程,落实《课标(实验稿)》的理念简直是一种奢望。在教研员也不能发展新的课程理念之时,希冀教研员能够对一线教师做出有益的引领和指导也只能是一种空想。尤其对于专业背景复杂[5][6]的信息技术教师群体而言,除了主动寻求教师专业发展途径,更需要专业培训、教学研讨等各种形式的外部支持,毕竟在职培训和课内外研讨是效率最高、效果最强的专业发展途径。但访谈中的大部分教师都表示几乎没有参加过什么培训,对于少数偶尔能参加培训的教师来说,培训似乎只是专家的一种理论灌输,如教师TS4反映“专家说的天花乱坠,我们在教学中用不上”,加上近几年轮番轰炸、没有系统规划的各种培训的充斥,对于培训效果,省教研员J介绍道:“教师们参加培训往往都有(抵触)情绪,最后效果也不好。”除了培训,信息技术教师参加地方性的教学比赛、教学研讨活动的机会也很少。教师TS5无奈地说:“到外面讲课都是参加高考的大科的老师们去,像信息技术这样的小科无所谓,没机会。”信息技术教师走不出去本就丧失了很大的专业发展支持,校外的指导也走不进来,教师的专业发展无人问津。S地区的教师TS7表示,“我们这科处于被遗忘的状态。”S市教研员坦言:“我们好几年没下去了,八大科下去督导,没有我们信息(技术课程)。”不仅在S地区,C地区的教师TC2、TC4也表示:“没看见过(教研员来听课)”教师培训的机会少、效果差,地方性的教研活动稀缺,教研员督导工作缺失,使得教师发展处于自发状态。当教师在教科书使用过程中自己的课程意识和能力受到挑战、遇到困惑、无力解决时,这种培训支持的缺失加剧了教师的退缩性选择,毕竟退缩到考什么教什么的教学轨道上更加的稳妥、风险低。
  三、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有效实施的深层思考
  如前所述,信息技术教科书使用率低是信息技术课程在现实中遇到困境的一种具体体现。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这种困境,恐怕用“水土不服”较为贴切。其主要表现是:(1)新课程理想在全社会不良的高考文化土壤中的“不服”;(2)高中《课标(实验稿)》在地方学业评价土壤中的“不服”;(3)新课程理念在教研员和教师落后的课程观与教学法土壤中的“不服”;(4)教科书对学生能力 “非零起点”的假设在学生近乎“零起点”的现实土壤中的“不服”;(5)新课程的理想实施环境在地区教育不均衡配置土壤中的“不服”。所有“不服”的现象在本质上暴露的是高中信息技术新课程在实施过程中难以撇开的社会文化问题、课程研究问题和教师发展问题,为了有效实施高中信息技术课程,需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考虑。
  (一) 创建真正“以人为本”的高考文化,赋予信息技术课程合理地位
  如前所述,应试教育倾向的高考文化令高中教育中的某些学科自然地成为了所谓的“边缘学科”,信息技术课程的边缘化尤为突出。为抢夺不均衡的教育资源,全社会形成了“择校文化”“主科文化”,这种不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异化教育观令校长、教师、家长和学生对升学率的追求达到极致,对于像信息技术这样的非高考科目则视为可有可无之物。信息技术课程实施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小科边缘化”现象是全社会“非人教育”的高考文化在现实中的具体体现,多次的调查都反映了这样一种课程现实:信息技术的课时常常被高考科目挤占,任课教师往往有种似乎低人一等的“小科心态”,学生往往将信息技术课程看作是其紧张的学习之余难得的游戏课,而家长则将信息技术课程中的学习内容视为“洪水猛兽”。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信息技术课程的实施遭遇了自2000年教育部确认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的合法地位之后的,最为严重的高考文化的阻碍。
  进一步深入思考,我们不难发现信息技术课程在当前如此不受重视,直接的、表象的原因似乎是不健全的高考文化所致,然而,这种不健全的高考文化恰恰是全社会尚未形成正确的、创新人才培养观的结果。全社会尚未真正认识到创新是一种能够将信息转化为知识,进而提升为智慧的特殊能力,创新能力首先体现为对环境信息的有效获取,对纷繁信息的准确判断,对多重信息的有效转化与整合,它的培养首先依赖于信息素养教育,创新能力是过分注重“选拔”功能的考试难以评测的。只有当全社会对此达成真正的共识,“竞争性”的高考文化才有改变为“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高考文化的可能,也才能够给予信息技术课程合理的课程地位,进而形成全社会对信息技术课程价值的重新认知。
  (二)深化信息技术课程发展研究,为政策决策提供合理建议
  在我们一味抱怨不健全的高考文化制约了信息技术课程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深刻认识到全社会之所以没能体认到信息技术课程对于信息素养培养的价值,没能将其与创新人才培养联系起来,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信息技术课程研究的不健全。访谈数据在揭示信息技术课程实施中存在的文化制约问题的同时,也向我们呈现了这样一幅画面:《课标(实验稿)》和体现《课标(实验稿)》理念的教科书被教师、学生,甚至教研员甩在一边,取而代之的是地方学业考试大纲。然而,地方学业考试大纲与《课标(实验稿)》有一定的出入,主要面向信息技术基本技能。如此的考试大纲导向教师“只见技术不见人”的技能强化式教学,原因很简单,为的是解决学生“零起点”问题。   这幅画面反映出的深层问题不言而喻,一是国家课程与地方课程的落差;二是小初高一贯制课程体系的不健全。国家课程与地方课程的落差实质上是理想课程与运作课程间的差距,根据古德莱德的课程观,理想课程需经过领悟课程转化为运作课程。在我国尚未具备数量足够、质量合格的信息技术师资力量之时,理想课程向教师领悟课程的转化需要理想课程的精细化处理,也就是说,国家层面的课程标准不仅需要从宏观层面规制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更要从微观层面规划详细的课程内容范围、组织结构、评价标准和测评指标等,以及较为精细的课程实施方法建议。然而,这一切在现行的《课标(实验稿)》中还做得远远不够,归根结底是信息技术课程研究在课程价值取向、教学模式方法与学业评价体系等方面未能深入下去,理论建构与实践研究尚不成熟。
  小初高一贯制课程体系的缺失是信息技术课程研究未能深入的另一种突出表现。高中信息技术课程实施中出现的学生“零起点”现象反映的不仅是小初高课程内容衔接的问题,更是信息技术课程价值的澄清与落实的问题,以及信息技术课程实施标准研制问题和信息技术课程监控问题。小初高不同学段的信息技术课程内容如何组织,需要信息技术课程研究共同体首先澄清信息素养在小初高不同学段的具体体现,这就涉及信息技术课程在小初高不同学段的课程价值问题。信息技术课程在实施过程中经常遭遇区域、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阻滞,那么如何配置标准化的信息技术课程环境,需要信息技术课程研究共同体澄清小初高不同学段的核心课程内容与相对细致的活动建议,进而根据内容与活动的需求制定信息技术课程实施的标准化环境配置要求。这就涉及信息技术课程内容的价值判断与系统化课程设计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信息素养内涵解析和信息技术课程的价值澄清问题。而信息技术课程实施监控问题涉及信息技术课程评价,一方面是学生学业评价问题,另一方面是教师教学效果评价问题。那么,评价什么,如何评价,谁来评价?关于信息技术课程的评价研究,尤其是面向学生发展的、能够有效指导一线教学的评价研究尚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如果从评价技术的角度探寻信息技术课程的评价体系,我们仍然绕不开信息素养研究和信息技术课程价值研究。
  (三) 全面提升一线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切实推进信息技术课程的高效实施
  在解决课程实施存在的外部环境与内在动能问题的同时,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的信息技术课程从业人员作为课程实施的中介,应成为课程理论与实践共同关注的焦点。理想课程在现实中的有效实施首先就需要课程行动者对理想课程的深刻领悟,以往我们只关注信息技术教师的培养,而忽略各地区信息技术教研员的专业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课程研究素养的提升。然而,此次调查的结果则表明,教研员对信息技术课程标准、教科书的“漠视”往往成为信息技术教师培训的阻碍,间接成为信息技术课程实施的重要影响因素。研究组成员在与信息技术教研员访谈过程中,发现信息技术教研员并不能形成自身对于信息技术课程价值的认识,不能从自我建构与解读的过程中深刻领悟《课标(实验稿)》理念。由于信息技术教研员缺乏这些必备的信息技术课程理论素养、研究素养,在如此现实下希冀信息技术教研员能够成为理想课程与教师领悟课程之间的有效中介只能是一种空想。
  当然,教师作为课程实施的直接参与者,领悟课程向运作课程之间的转化仍然需要教师能够具有较高的教学设计能力和教学实施能力,在新课程理念下,更需要教师具有一定的课程开发能力与课程领导能力。然而,信息技术教师的现实状况与其他高考科目的授课教师相比,由于在“小科边缘化”的课程文化下,除了教学能力之外,更有学科专业基础薄弱、身份认同感低下和过早的职业倦怠[5]等问题的困扰。因此,信息技术教师专业素养的提升不应仅仅依托信息技术教师的新课程理念培训,更应深入信息技术教师的工作情境,关注信息技术教师的学科专业素养和学科认同感的提升。
  通过对教科书使用情况的调研能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课程标准的落实情况,以及信息技术课程的实施情况。教科书使用问题反映的是深层次的课程实施问题,信息技术学科由于受不良高考文化制约而逐渐形成“小科边缘化”,与其他高考科目相比,更关键和首要解决的是扭转全社会对信息技术课程价值的认识问题,深入开展信息技术课程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问题,以及同轴共创课程与一线从业人员,包括教师和教研员在内的全体从业者,互动发展、和谐共生的问题。
  参考文献:
  [1][6] 包正委,董玉琦,杨宁.普通高中信息技术课程实施的现状与反思(上)——基于9省份5版本教科书使用状况的问卷调查[J].中国电化教育,2014,(3):24-29.
  [2] 严佳丽,孔凡哲.国内“教师使用教科书”的研究现状及其反思[J].上海教育科研, 2013,(5):48-52.
  [3] 刘向永,董玉琦.信息技术课程价值实现的困境与机制[J].电化教育研究, 2012,(1):85-89.
  [4] “关于开展普通高中新课程教科书使用情况的调查”课题组.“普通高中新课程教科书使用情况的调查”总报告[R].长春:东北师范大学信息技术教育研究所,2012.
  [5] 韩忠强,王世军,董玉琦.关于高中信息技术课程实施的调查与分析[J].课程·教材·教法, 2005,(11):63-68.
  作者简介:
  钱薇旭: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信息技术教育(baiyunq@gmail.com)。
  董玉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信息技术教育(dongyq@nenu.edu.cn)。
  杨宁: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信息技术教育(jlapplegirl@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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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ducatio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24; 2. School of Educ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
  Abstract: This study is an important complement to “the national survey on the new high school curriculum textbook usage”, aimed at probing the deep reasons of “low textbooks using frequency”. The study employed individual interviews on 12 IT teachers and some high school students from 8 schools of 3 cities, also 3 IT teaching and research staff involved.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interview tex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isconception of IT course value hold by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local academic evaluation policy, the students’ prior knowled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other two factors are the main obstacles to the use of textbooks. To develop the IT curriculum in the future, three problems should be solved first. One is to create the healthy entrance evaluation culture so that IT course has the reasonable position. Second, IT curriculum research should be deepen to give the appropriate suggestion on IT course implementation. Last is the continuous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lso including the teaching and research staff.
  Keywords: IT Textbooks Using Survey; Personal Interviews;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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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育扶贫肩负着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历史使命,是决胜脱贫攻坚的有效路径和必然选择。通过问卷调查及个案深度访谈获取数据,运用有序Logit模型对教育扶贫政策展开绩效评估,探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变量对政策实施质量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义务教育阶段、父母受教育水平等人力资本特征对政策满意度有显著正影响,而家庭就业能力则存在负向作用,学校重视程度、学校落实情况、政策宣传、审核实施过程等社会资本特征对满意
她能够恢复她的自我,不为他人所左右了。正是在现在这样的时刻,她经常感到需要——思索;嗯,甚至还不是思索,是寂静;是孤独。所有那些向外扩展、闪闪发光、音响杂然的存在和活动,都已烟消云散;现在,带着一种严肃的感觉,她退缩返回她的自我——一个楔形的黑暗的内核,某种他人所看不见的东西。虽然她正襟危坐,继续编织,正是在这种状态中,她感到了她的自我;而这个摆脱了羁绊的自我,是自由自在的,可以经历最奇特的冒险。
5年前,一場车祸让四肢健全的潘俊帆变成了“独脚潘”。  但是,只剩一条腿没有让他失去生活的希望,正相反,他开始用一条腿奔跑,拥有了比以前更多的人生可能。  他说:“人是永远不会残疾的,就算身体不完整,只要你坚定信念,照样可以活出自己的人生精彩。”  刘德华的新片《拆弹专家2》应该是近期最火的电影之一了,在港片已死的嘘声中,票房已经破了8亿。  在这部电影里,华仔演一个因为意外失去右腿的拆弹专家潘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