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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能够成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风靡世界的主流思潮，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20世纪80年代之间，人类追求的不是新自由主义所代表的价值体系。作为一种世界潮流，当时人类追求的是公平和正义，在经济上追求的是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多种形式的干预而实现不同程度的公平。那么，以追求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为核心价值的新自由主义，又是如何挑战公正平等等价值理念，最终风靡世界，成为相当一部分人的信仰的呢？
公正和平等——前全球化时代的信仰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使西方经济实践的钟摆开始向左偏移。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原则受到了普遍怀疑，资本放任的自由受到普遍限制，传统的市场体制逐步让位于普遍的政府干预。自由市场经济历史性地退却，政府干预历史性地上升。凯恩斯主义逐步成为西方的正统。凯恩斯理论、经济政策、体制性改造形成了“凯恩斯共识”。这个共识的核心就是市场经济不能自动趋向均衡，政府必须通过干预在资本和劳动者之间实现某种平衡，实现某种公正和平等。
以限制资本自由为特点的政府干预开始成为西方的历史现象。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公正开始受到重视，资本的效率不再是财富创造和分配的唯一动力和判断标准。在追求经济效益和公正平等的过程中，政府的干预和规范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不只是经济的服务者，而且也是经济的管理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模式成了欧洲重建的基础。战后建立的以“美国—欧洲”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体系，包括IMF和世界银行，就是按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而设计的，体现了西方对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历史性反思。那种体制严格限制了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在西方几乎人人自称是凯恩斯主义者。只有极少人公开宣称市场必须是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的唯一决定者；企业必须被赋予完全的自由；政府必须减少对经济的干预；经济模型必须是“大市场，小政府”。
在新自由主义兴盛以前，除了一部分国家实施计划体制外，西方集团早已形成了政府干预、政府管制的混合经济体制。许多国家甚至实行大量的国有制，通过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来保护劳工的利益，通过一定的法律法规和政府干预来限制资本的权力。政府干预、社会公正、社会福利等口号在西方逐步成为主流。
这种公正和平等的历史潮流同时也体现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政治经济舞台的中心议题既不是全球化，也不是新自由主义，而是贫富不公和“南北关系”。而寻求解决这种不公的途径不是依靠资本的全球化。那是前殖民地国家和其他新兴国家由于共同的历史遭遇而有高度认同感的时期，是第三世界联合起来争取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时期。与其交织在一起的是两霸对抗和西方体系内部对美国挑战的时期。
这种思潮一直延续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不结盟运动，以及后来在此基础上扩大的77国集团，在南北对话和南北谈判中通过联合行动，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解决不平等问题是当时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要诉求之一。当时的国际潮流是追求平等和公正，是发展中国家通过斗争寻求公正的时代。
这种“平等和公正”的议题不仅左右着国际政治和经济议题，也几乎左右着许多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议题。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平等和公正”是社会经济政策和体制的价值基础；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平等和公正”是推动社会变化的主要动力；在西方内部，追求公正和平等的运动风起云涌。
丛林法则对公平的侧翼进攻
上述寻求公正和平等的历史潮流，一开始就受到另一种思潮的反对。这种思潮和历史上所有貌似公正的思潮一样，强调程序的公正和过程的公正。本来程序和过程是人类追求自己福利的手段，但是这种思潮认为手段就是一切。只要手段是公正的，结果也就是公正的。你把狼和羊放在一起竞争，程序公正至上的理论认为，狼吃掉羊是公正的。
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认为，为了经济增长牺牲几千万人的利益依然是公正的。
代表这种思潮的经济学就是后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这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要推动者就是芝加哥大学的哈耶克和他的学生弗里德曼。前者是奥地利学派的代表，后者是货币学派的创始人。他们的共同点是极度反对政府干预，信奉市场万能。
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是新自由主义的老前辈和大腕，是比许多“经济学家”懂得策略的经济学家。可能他们明白，两军对垒，有时候正面进攻可能遭遇强大的反击，而精心组织的侧翼进攻则常常能取得惊人的成果。所以，他们将公平和平等这些中心议题放在一边，而从个人自由和政府干预入手，来间接否定这些中心议题，从市场万能的角度来掏空公正平等的经济体制基础。
后来证明，这种侧面进攻的战术，为他们的经济学说带来了不少科学的色彩，并为理论的后来者扫掉了不少障碍。
这种思潮所推销的本来是丛林法则，却通过转换历史话题，把这场争论变成关于自由和效益的争论，并把自己打扮成自由和效益的代表。这是了解那场历史争论的关键。
哈耶克被认为是传统自由市场经济的捍卫者，是使西方经济体系从凯恩斯回到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影响者之一。20世纪80年代三大新自由主义的实践者之一的撒切尔夫人就是哈耶克的信徒。哈耶克出生于奥地利，后到了美国。到了美国以后，和弗里德曼组织了一个人数极少的讨论小组，这个小组获得了美国许多大资本家的慷慨解囊，他们二人的许多思想都是在这个小组中产生和传播的。我不敢推论，是不是这些大资本家早就看好了这个小组是一只优异的代表自己利益的潜在股。
弗里德曼和哈耶克一样，信奉绝对的个人自由，从绝对的市场自由出发，反对干预政策。
从这种市场万能的理论出发，弗里德曼提出了如下新自由主义的标准政策药方：
减少政府开支，减少政府干预，实施“小政府”；
削减公共支出，反对福利政策，实行低福利；
实施私有化，发展私有经济，推动自由市场；
放弃充分就业的政策目标，转而寻求物价稳定；
开放金融体系，实现货币的可兑换；
实行自由贸易，开放外资进入，开放资本市场，退休金私有化。
他就是如此策略地介入了20世纪50—70年代的那一场关于平等和公正的争论。
后来，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在世界范围内的某些困难和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的无能，市场万能论占了历史的上风，弗里德曼对政府的干预似乎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正是在这个历史前提下，丛林法则终于被开始重新崇拜。
一份改变历史的备忘录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其兴起的背后还有大国利益的影子。
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新自由主义包括信奉市场万能的货币学派最初只不过是少数人信奉的信条。20世纪60—70年代初期，美国精英集团信奉的不受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体制面临严重的挑战。这种体制性挑战是全方位的：在美苏对抗中，苏联居于攻势而美国则处于守势，美国在两霸对抗中开始力不从心，从而面临战略调整，出现了尼克松主义；发展中国家普遍将政府干预和社会公正作为经济发展的模型，素称“美国后院”的拉美各国纷纷选择国有制和政府干预；在美国自己的阵营中，西欧国家社会民主党在欧洲纷纷执政，带有社会主义特点的体制和政策特征在欧洲进一步涌现，实现了大规模的国有化和政府干预；而日本则更是以一种不同的经济模型对美国体制提出了挑战。就世界范围而言，人类的经济实践明显地向公平的一边偏移。就美国国内而言，自罗斯福实施“新政”到20世纪70年代，已有几十年的历史。政府干预、社会福利、工会力量、政府管制已经深入经济的各个方面。市场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在当时的情况下，传统的自由市场受人诟病。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内出现了对美国传统体制强大、广泛的批评声音。这种批评挑战美国传统资本主义的合理性。而美国的体系和美国的霸权都是建立在这种合理性上的。这是美国继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后面临的又一个巨大的挑战，是一次价值体系的挑战。
任何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都是建立在自己的价值体系上的。一旦这种价值体系崩溃，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也会随之崩溃，导致国家利益大量丧失。
美国保守的精英集团，对这种挑战所带来的历史危机感的洞察比后来的前苏联要深刻得多，而且态度也要坚决得多。他们对内开始寻求取代罗斯福“新政”以来建立的许多机构和观念，取消“新政”以来的许多社会经济政策，实施自由市场经济；对外开始寻求输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信条和体制，甚至为别的国家培养新自由主义的信徒和推销者。
但是，在当时那种历史大背景下，要在一夜之间扭转公众的认识，回到自由市场时代显然不可能。影响历史的大事件，往往发生于偶然。
1971年，美国就发生了这样一件偶然的事件。1971年，刘易斯·F·鲍威尔（Lewis F. Powell）给他的朋友，美国商会主任小尤金·西德诺（Eugene Sydnor. Jr）提交了一个备忘录。这就是著名的《鲍威尔宣言》，一篇新自由主义的动员令。鲍威尔是美国著名律师，1964—1971年任某家大烟草公司及其他好几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曾任美国烟草行业的法律代理。
在备忘录提出的两个月以后，他被尼克松提名并由国会批准而任职于最高法院。
对新自由主义而言，这篇备忘录的题目就非常振聋发聩：《对美国自由企业制度的攻击》。这是一个捍卫美国传统经济体制，捍卫代表美国经济体制的意识形态的动员令；一个代表美国企业利益，尤其是大企业利益的宣言；一个推动新自由主义在美国迅速发展并在短时间内取得惊人成功的标志性事件。这篇备忘录为新自由主义者们，尤其是大企业，提供了一个大胆而全面的纲领性行动计划。这篇宣言有三大要点：（1)美国自由企业制度受到了可怕的进攻；（2)要对付这种进攻，任何简单和零星的办法都无效；（3)美国企业界必须采取联合行动。
有人称其为改变历史的备忘录。
显然，这是一个捍卫体制的持久的、全面的大战略。一个美国精英集团要控制话语权，要通过话语权来制造舆论，来重塑公众思维取向的战略。
这份备忘录对美国新自由主义复兴有巨大影响。新自由主义者遵循他的建议，在这份备忘录的直接影响和鼓舞下，建立了一系列机构组织，包括美国著名的思想库——传统基金会。这些机构旨在通过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来改变和重塑美国公众的价值和信仰，使自由市场体制深入人心，从而使新自由主义在美国的推行成为可能。在后来的10多年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从零星的“游击”，迅速发展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不可谓不是一种奇迹。如果说在这份备忘录出现以前，新自由主义还处于“自在”的时期，那这份备忘录的出现使之进入了“自为”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新自由主义建立了一套巨大而有效的“精神基础设施”，大企业、大实业家为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捐款，这些捐款被用来建立和资助一大批相互配合的思想库、压力集团、代表特别利益的基金会、法律服务中心、学术研究和学术基金、出版和电视机构、倾向性媒体、政治咨询机构、民意测验机构和公共关系机构，等等。并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里面，都收集或捧出了一大批全国知名的“权威人士”为新自由主义鸣锣开道。
(作者为美国某顶级金融机构副总裁；该文摘编自《大国兴衰——全球化背景下的路线之争》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
责编/艾芸 美编/石玉
公正和平等——前全球化时代的信仰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使西方经济实践的钟摆开始向左偏移。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原则受到了普遍怀疑，资本放任的自由受到普遍限制，传统的市场体制逐步让位于普遍的政府干预。自由市场经济历史性地退却，政府干预历史性地上升。凯恩斯主义逐步成为西方的正统。凯恩斯理论、经济政策、体制性改造形成了“凯恩斯共识”。这个共识的核心就是市场经济不能自动趋向均衡，政府必须通过干预在资本和劳动者之间实现某种平衡，实现某种公正和平等。
以限制资本自由为特点的政府干预开始成为西方的历史现象。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公正开始受到重视，资本的效率不再是财富创造和分配的唯一动力和判断标准。在追求经济效益和公正平等的过程中，政府的干预和规范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不只是经济的服务者，而且也是经济的管理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模式成了欧洲重建的基础。战后建立的以“美国—欧洲”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体系，包括IMF和世界银行，就是按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而设计的，体现了西方对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历史性反思。那种体制严格限制了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在西方几乎人人自称是凯恩斯主义者。只有极少人公开宣称市场必须是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的唯一决定者；企业必须被赋予完全的自由；政府必须减少对经济的干预；经济模型必须是“大市场，小政府”。
在新自由主义兴盛以前，除了一部分国家实施计划体制外，西方集团早已形成了政府干预、政府管制的混合经济体制。许多国家甚至实行大量的国有制，通过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来保护劳工的利益，通过一定的法律法规和政府干预来限制资本的权力。政府干预、社会公正、社会福利等口号在西方逐步成为主流。
这种公正和平等的历史潮流同时也体现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政治经济舞台的中心议题既不是全球化，也不是新自由主义，而是贫富不公和“南北关系”。而寻求解决这种不公的途径不是依靠资本的全球化。那是前殖民地国家和其他新兴国家由于共同的历史遭遇而有高度认同感的时期，是第三世界联合起来争取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时期。与其交织在一起的是两霸对抗和西方体系内部对美国挑战的时期。
这种思潮一直延续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不结盟运动，以及后来在此基础上扩大的77国集团，在南北对话和南北谈判中通过联合行动，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解决不平等问题是当时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要诉求之一。当时的国际潮流是追求平等和公正，是发展中国家通过斗争寻求公正的时代。
这种“平等和公正”的议题不仅左右着国际政治和经济议题，也几乎左右着许多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议题。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平等和公正”是社会经济政策和体制的价值基础；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平等和公正”是推动社会变化的主要动力；在西方内部，追求公正和平等的运动风起云涌。
丛林法则对公平的侧翼进攻
上述寻求公正和平等的历史潮流，一开始就受到另一种思潮的反对。这种思潮和历史上所有貌似公正的思潮一样，强调程序的公正和过程的公正。本来程序和过程是人类追求自己福利的手段，但是这种思潮认为手段就是一切。只要手段是公正的，结果也就是公正的。你把狼和羊放在一起竞争，程序公正至上的理论认为，狼吃掉羊是公正的。
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认为，为了经济增长牺牲几千万人的利益依然是公正的。
代表这种思潮的经济学就是后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这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要推动者就是芝加哥大学的哈耶克和他的学生弗里德曼。前者是奥地利学派的代表，后者是货币学派的创始人。他们的共同点是极度反对政府干预，信奉市场万能。
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是新自由主义的老前辈和大腕，是比许多“经济学家”懂得策略的经济学家。可能他们明白，两军对垒，有时候正面进攻可能遭遇强大的反击，而精心组织的侧翼进攻则常常能取得惊人的成果。所以，他们将公平和平等这些中心议题放在一边，而从个人自由和政府干预入手，来间接否定这些中心议题，从市场万能的角度来掏空公正平等的经济体制基础。
后来证明，这种侧面进攻的战术，为他们的经济学说带来了不少科学的色彩，并为理论的后来者扫掉了不少障碍。
这种思潮所推销的本来是丛林法则，却通过转换历史话题，把这场争论变成关于自由和效益的争论，并把自己打扮成自由和效益的代表。这是了解那场历史争论的关键。
哈耶克被认为是传统自由市场经济的捍卫者，是使西方经济体系从凯恩斯回到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影响者之一。20世纪80年代三大新自由主义的实践者之一的撒切尔夫人就是哈耶克的信徒。哈耶克出生于奥地利，后到了美国。到了美国以后，和弗里德曼组织了一个人数极少的讨论小组，这个小组获得了美国许多大资本家的慷慨解囊，他们二人的许多思想都是在这个小组中产生和传播的。我不敢推论，是不是这些大资本家早就看好了这个小组是一只优异的代表自己利益的潜在股。
弗里德曼和哈耶克一样，信奉绝对的个人自由，从绝对的市场自由出发，反对干预政策。
从这种市场万能的理论出发，弗里德曼提出了如下新自由主义的标准政策药方：
减少政府开支，减少政府干预，实施“小政府”；
削减公共支出，反对福利政策，实行低福利；
实施私有化，发展私有经济，推动自由市场；
放弃充分就业的政策目标，转而寻求物价稳定；
开放金融体系，实现货币的可兑换；
实行自由贸易，开放外资进入，开放资本市场，退休金私有化。
他就是如此策略地介入了20世纪50—70年代的那一场关于平等和公正的争论。
后来，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在世界范围内的某些困难和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的无能，市场万能论占了历史的上风，弗里德曼对政府的干预似乎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正是在这个历史前提下，丛林法则终于被开始重新崇拜。
一份改变历史的备忘录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其兴起的背后还有大国利益的影子。
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新自由主义包括信奉市场万能的货币学派最初只不过是少数人信奉的信条。20世纪60—70年代初期，美国精英集团信奉的不受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体制面临严重的挑战。这种体制性挑战是全方位的：在美苏对抗中，苏联居于攻势而美国则处于守势，美国在两霸对抗中开始力不从心，从而面临战略调整，出现了尼克松主义；发展中国家普遍将政府干预和社会公正作为经济发展的模型，素称“美国后院”的拉美各国纷纷选择国有制和政府干预；在美国自己的阵营中，西欧国家社会民主党在欧洲纷纷执政，带有社会主义特点的体制和政策特征在欧洲进一步涌现，实现了大规模的国有化和政府干预；而日本则更是以一种不同的经济模型对美国体制提出了挑战。就世界范围而言，人类的经济实践明显地向公平的一边偏移。就美国国内而言，自罗斯福实施“新政”到20世纪70年代，已有几十年的历史。政府干预、社会福利、工会力量、政府管制已经深入经济的各个方面。市场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在当时的情况下，传统的自由市场受人诟病。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内出现了对美国传统体制强大、广泛的批评声音。这种批评挑战美国传统资本主义的合理性。而美国的体系和美国的霸权都是建立在这种合理性上的。这是美国继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后面临的又一个巨大的挑战，是一次价值体系的挑战。
任何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都是建立在自己的价值体系上的。一旦这种价值体系崩溃，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也会随之崩溃，导致国家利益大量丧失。
美国保守的精英集团，对这种挑战所带来的历史危机感的洞察比后来的前苏联要深刻得多，而且态度也要坚决得多。他们对内开始寻求取代罗斯福“新政”以来建立的许多机构和观念，取消“新政”以来的许多社会经济政策，实施自由市场经济；对外开始寻求输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信条和体制，甚至为别的国家培养新自由主义的信徒和推销者。
但是，在当时那种历史大背景下，要在一夜之间扭转公众的认识，回到自由市场时代显然不可能。影响历史的大事件，往往发生于偶然。
1971年，美国就发生了这样一件偶然的事件。1971年，刘易斯·F·鲍威尔（Lewis F. Powell）给他的朋友，美国商会主任小尤金·西德诺（Eugene Sydnor. Jr）提交了一个备忘录。这就是著名的《鲍威尔宣言》，一篇新自由主义的动员令。鲍威尔是美国著名律师，1964—1971年任某家大烟草公司及其他好几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曾任美国烟草行业的法律代理。
在备忘录提出的两个月以后，他被尼克松提名并由国会批准而任职于最高法院。
对新自由主义而言，这篇备忘录的题目就非常振聋发聩：《对美国自由企业制度的攻击》。这是一个捍卫美国传统经济体制，捍卫代表美国经济体制的意识形态的动员令；一个代表美国企业利益，尤其是大企业利益的宣言；一个推动新自由主义在美国迅速发展并在短时间内取得惊人成功的标志性事件。这篇备忘录为新自由主义者们，尤其是大企业，提供了一个大胆而全面的纲领性行动计划。这篇宣言有三大要点：（1)美国自由企业制度受到了可怕的进攻；（2)要对付这种进攻，任何简单和零星的办法都无效；（3)美国企业界必须采取联合行动。
有人称其为改变历史的备忘录。
显然，这是一个捍卫体制的持久的、全面的大战略。一个美国精英集团要控制话语权，要通过话语权来制造舆论，来重塑公众思维取向的战略。
这份备忘录对美国新自由主义复兴有巨大影响。新自由主义者遵循他的建议，在这份备忘录的直接影响和鼓舞下，建立了一系列机构组织，包括美国著名的思想库——传统基金会。这些机构旨在通过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来改变和重塑美国公众的价值和信仰，使自由市场体制深入人心，从而使新自由主义在美国的推行成为可能。在后来的10多年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从零星的“游击”，迅速发展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不可谓不是一种奇迹。如果说在这份备忘录出现以前，新自由主义还处于“自在”的时期，那这份备忘录的出现使之进入了“自为”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新自由主义建立了一套巨大而有效的“精神基础设施”，大企业、大实业家为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捐款，这些捐款被用来建立和资助一大批相互配合的思想库、压力集团、代表特别利益的基金会、法律服务中心、学术研究和学术基金、出版和电视机构、倾向性媒体、政治咨询机构、民意测验机构和公共关系机构，等等。并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里面，都收集或捧出了一大批全国知名的“权威人士”为新自由主义鸣锣开道。
(作者为美国某顶级金融机构副总裁；该文摘编自《大国兴衰——全球化背景下的路线之争》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
责编/艾芸 美编/石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