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我在家乡小城找不到工作。这首先是我读的学校不够过硬——我初中时开始发表文章，便开始自以为是地偏起科来，学习成绩一塌糊涂，但我的要求也不高，暂且在某个文化单位当个“临时工”也可以，我们那儿很多没读过什么书的年轻人都是这样解决工作的，当然，我也得承认，这是大院子女的惯性思维。
　　这个“大院”，跟王朔、冯小刚他们的大院没法比，不过是小城的市委家属院而已。我父亲是个正科级干部，我后来才明白，像他这种“主任科员”没有实权，也没有优势可言。
　　但我从小就在市委办公大楼里出没，叔叔伯伯们都知道我写文章，热情地喊我“大才女”。这种虚假的繁荣，使我在读书时曾抱有一种幻想。可是，当我站到他们面前，不管那些叔叔伯伯是文化局的，还是文联的，笑容依旧，只是“大才女”的称呼变成了一串熟练的“哈哈哈”，然后，看看天，看看手表，找个理由，顺利地金蝉脱壳了。
　　能以“哈哈”应对，还算客气。我又去见一位更熟悉的“伯伯”，他在某文化单位任要职，曾欣赏我的某篇文章，我对他抱以更多的希望。但在他家的客厅里，他的脸色冰冷如铁，他说：“你说你会写文章，可我手下的每一个人都会写。”我在没有被他的脸色击垮之前，勉强念出来之前准备好的最后一句台词：你给我个机会让我试试吧。他说：“那是不可能的。”
　　在那些日子里，我每晚都不能入睡，小城的夜寂静如井底，把心沁得冰凉。我怀疑自己这辈子都找不到工作了，想起小时候上学时经过的那条巷子，那里是小城的贫民窟，一排黑乎乎的小屋，经过时可以看见居民在里面刷牙、洗脸、吃饭，以及站在床上穿衣服，我想，那也许就是我的将来。
　　想过要离开，去别的地方，再也不回来，死在外面都不回来了。许多人年轻时，对家乡都有这种怨气吧，鲁迅写绍兴，也殊无好感，可能是因为，撇开在父母羽翼呵护下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们与家乡零距离接触的那几年，正好是我们最弱小的时候，受伤在所难免，结怨就理所当然。
　　那是一次至关重要的旅行。我顺便去拜访曾著文力推我的副刊编辑，他是一个羞涩拘谨的男子，却告诉了我一个改变我人生走向的消息，他说：“省城的某报在招聘，你一定要去试试。”
　　我去了那家报社，除了一张身份证，没有带任何证件。我嗫嚅着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明我的情况，一位女士回头笑问背对着我的年长者：“吴老师，你看能给报名吗？”年长者没有转身，说：“够条件就给报，不够条件当然不给报。”女士无奈地笑看着我，我知趣地退出。
　　我并没有转身走开，想了想，径直走进总编办公室，一口气说完我的情况。那位总编没有表情，只是在听完后对我说：“走，我带你去报个名。”
　　就那样报上了名，笔试、面试，不敢抱太大希望。那是1998年，该报打出的广告是年薪3万，应聘者挤破门槛。
　　回到家乡的第二天，我接到报社办公室的电话，通知我后天去报到。后来我听说，在面试之后的会议上，是那个曾背对着我的吴老师替我慷慨陈词，说：“这样的人不要我们要谁？”又有人告诉我，会议结束后，他坐在休息室里抽烟，眯着眼，微微笑着，有人问他有没有招到人才，他说：“有个叫闫红的很有灵气。”我完全想不出是哪句话打动了他，当时因为我过于紧张，几乎语无伦次。
　　我来到合肥，就像随手抽中的一根签，上面写着“上上大吉”。虽然一年之后，我就因在“敌报”上发表散文而被辞退，但当我来到“敌报”，跟总编自荐之后，总编面无表情地听完，对我说：“你明天来上班吧。”
　　这家“敌报”社，就是最初推荐我的那家报纸，《解读小才女》的作者成了我的同事。
　　之后的生活顺风顺水，我在这里结婚、买房、生子，人际关系简单到可以忽略，也没有让人厌烦头疼的人情往来。这似乎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一座城市，它不繁华也不喧嚣，更不排外。它房价适中，气候温和，街道干净，街边栽种着浓密的灌木与花草，新区里多公园与小湖，一年四季桃花红、李花白，桂花、梅花开个没完。它更大的好处是小，以我自己的生活为例，学校、单位、超市、电影院、书店、大剧院、体育场，皆可步行抵达，而步行时可以一路赏鉴那些默默开放的花朵，以及突然惊飞的一只白顶黑背的小鸟。哦，对了，有一次，我还在路边邂逅一条小蛇，可见生态环境之好。
　　有时也不免想，假如当年我没有出来，会怎么样？最好的情形也不过是终于博得谁的同情，去某个文化单位做个“临时工”，拿着比别人少一大截的工资，逢年过节给领导送礼，眼巴巴地等着转正，一等可能就是五六年、七八年——有几个和我处境相同的人，在那里是这样过的。
　　说了这么多，我不是说小城市不好。我相信中国一定有无数可爱的小城市，甚至于家乡的小城也不见得就不好，也许是我运气不好，也许只是那地方不适合我，应该会有很多人，在那里拥有着真实的幸福，但是，若我在那里，确实只是等死。
　　这些年，也经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不去大一点的城市呢？”本省的一位作家直接问：“你为什么不去北京？”我没法回答，我不是一个有魄力的人，在被那家报社辞退的那一年，我给北京的一家报社投去过简历，没有收到回复。
　　那时我24岁，很年轻，如果能去成，可能也就去了。那几年，是去北京的黄金年代，亲戚买的东四环外的房子6000元一平方米。一开始去可能有点艰难，咬紧牙关，打拼几年，总能够生存下去，我不知道如果去了，现在的我是什么样。
　　现在的我和北京，都明显不再相宜。房价且不说，交通也让我头疼。还有各种限购、抽签上牌，这座城市对于新移民可谓严防死守。
　　再说又何必去北京呢？网络这么发达，长途话费一分钟0.15元，包月套餐都用不完，传说中的那些歌剧、舞剧、演唱会，早已将二三线城市当成新市场，在这里并不缺少什么。
　　但似乎还是缺了点什么。在微信朋友圈里围观朋友们的生活，总觉得他们比我活得要投入。的确，那么高成本地生活着，一定要更加不辜负自己的心吧，不妥协，也不轻易放弃自己。从合肥去北京的一位作者就对我说，她回到合肥，见到很多女人，不过30多岁，口口声声说把小孩弄好就行了。她总可惜她们太早地放弃了自己。
　　她这话让我警醒。
　　我在北京见过一个女人，锦州人，退休后来到北京，租了一间小房子，学画画，参加各种文艺活动，很精神，很有斗志的样子。我觉得她为我指了一条路：等我老了，没准也会选择做个老北漂，那时我就不想买房子了吧，那时坐地铁该有人给我让座了吧，趁着胳膊腿还能动，我在北京城里东溜西逛……想想这样的夕阳红，觉得人生还有点奔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