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这首耳熟能详的童谣改成“摇啊摇，摇到姥姥桥”， 你愿意吗？近日，有人发现沪教版一篇小学课文《打碗碗花》里的“外婆”，全被改成了“姥姥”，而原因是：“外婆”是方言。
　　网友纷纷表示不解：有人替作者鸣不平，岂可任意修改原作；有人搬出了《尔雅》《史记》，论证“外婆”才是雅言正音；有人则编起了段子，《狼外婆》变成《狼姥姥》。
　　事后，上海市教委已责成相关部门及时整改、向社会致歉。但“外婆还是姥姥”带来的讨论，已停不下来。看来这个问题，跟汤圆还是元宵、甜粽子还是咸粽子一样，成为又一个有关中国地域文化的有趣问题。
　　在一篇相关微信文章的留言中，网友纷纷写下在家乡怎么称呼“妈妈的妈妈”：新疆阿勒泰叫“阿帕”，湖北宜昌叫“家家”，甘肃平凉叫“外奶”，江苏东海叫“舅奶”……五花八门，远超出了“姥姥”和“外婆”。中国如此大，“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多样的山水养育了多样的风情，绝不止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南昆北弋东柳西梆那么粗线条。
　　其实，那篇课文里，最动人的不是“外婆”等口语表达，而是那朵碗碗花。碗碗花，有的地方叫小旋花，有的则称狗儿蔓；即便同称“碗碗花”，也有“摘碗碗花打破碗”和花朵贪图礼物而被玉帝打翻花瓣等不同传说。我们不必考证哪种更合理，毕竟，它们早已形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
　　文学， 恰恰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一直以来，就有“方言写作”一说，为了还原多样的文化与生活。金宇澄的《繁花》用上海话写弄堂故事；鲁迅《阿Q正传》中，绍兴话“肚里一轮”，写出了赵太爷心中盘算利弊的精明狡猾；陈忠实的《白鹿原》如一曲秦腔，“毛不顺尥蹶子好犟个牲口”骂出了脆爽憨实的精气神……只一两个生动的俚语，就写活了整篇文字。方言记录下红土地的热情奔放，黄土地的苍茫质朴，描摹了田园牧歌的边城风貌、磨砖对缝的古都气质。有多少种方言，就有多少样生活。方言文学的可贵，并不在于记录生活发明的生僻言语，而是留下言语塑造的生活。
　　但方言之于文学，并非越土越值钱。有人说：方言是味精，搁一點点，味就提起来了，搁多了就苦了。哥伦比亚作家里维拉的小说《旋涡》充斥着各种方言，不查字典难以卒读；国内也有人热衷于音译难以书写的俚语，让读者摸不着头脑。这何尝不是“以文害辞”？孙悟空喜欢自称“外公”而非“姥爷”，大概和作者的家乡有关，但《西游记》成为经典，反而要归功于使用通用书面语写作。同样，当下备受欢迎的地域文学，方言也只是“开胃小菜”，脱离了普通话创作这盘“主菜”，就只是自娱自乐。
　　保护方言也一样，脱离了推广普通话这一前提，就易自说自话。“我四渣渣辉”（我是张家辉）等粤语普通话，让网友乐开了花。但若不是推广普通话，难以想象港台明星和东北演员搭戏，徽州商人和云贵老板谈生意……只不过，语言是不断新陈代谢的开放系统，敲竹杠、忽悠等方言因为文学、影视的传播而成为通用汉语。这么看，把“外婆”当作方言早已不合时宜。
　　一次争议，却让我们反思，无论是为了营造开放环境，而对方言如临大敌，还是为了保护地域文化，而盲目要求方言写作，都不可取。只要适合表达生活的真善美，方言与普通话，绝不是单选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