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学体"问题是北宋文学史研究中久讼未决的疑案。迄今为止,最具权威的看法是:"太学体"是从庆历四年创建太学后,到嘉祜二年欧阳修知贡举时的十四五年间流行于太学的一种内容迂阔矫激、文辞僻涩怪诞的古文。它的产生既是石介、孙复、胡瑗等人在太学期间"复古"过当的必然结果,更与范仲淹的复古思想及"庆历新政"本身的局限密切相关。本文则认为:"太学体"并非"古文",而是一种流行于学校与科场之间的应试文风,其文体范围包括"赋"、"策"和"论"。从景祜"变体"到庆历"太学新体",再到嘉祐"太学体",名称的变化正昭示着该文风由孕育成熟到蔓延成风的内在轨迹。"太学体"文风的诸多弊端虽然体现在科场答卷之中,但其根源实在国子监及太学诸讲官偏离常轨的教学内容及训育方式。与此同时,国子监生员在科举考试中能够享受到的诸多特权,也对"太学体"文风的持久蔓延产生了影响。"太学体"文章的艺术表征,乃是"庆历之学"的学风特点在文章写作中的必然反映;石介以"庆历新政"为背景创作的《庆历圣德颂》,集中体现了议论怪诞、语言僻涩的文风特点,是一篇"太学体"的范文。作为科场文风,"太学体"根本无法与尹洙、欧阳修、苏舜钦等主导的"古文"创作以及被后世称为"西良余绪"的骈体文相提并论,更不可能成为欧阳修诗文革新的主要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