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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的1918年9月，胡适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一次演讲中，说出了他主张的“超于良妻贤母”的妇女观：“依我所观察，美国的妇女，无论在何等境遇，无论做何等事业，无论已嫁未嫁，大概都存一个‘自立’的心……‘自立’的意义，只是要发展个人的才性，可以不倚赖别人，自己能独立生活，自己能替社会做事。”胡适举了一位女性的例子，说她超越世俗、不事修饰嫁人，一反传统角色，过着发展自己才性的自立生活。胡适说的就是韦莲司。
胡适1917年回国后，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在妇女问题上多有论述。有关妇女贞操、被强暴、妇女财产权、妇女婚姻、妇女职业等问题，他都慷慨直言。他的观点超前而大胆，能真正站在女性的立场上说话。胡适能有这种妇女观，韦莲司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高洁几近狂狷”
胡适在1915年10月30日的日记中写到：“吾自识吾友韦女士以来，生平对于女子之见解为之大变，对于男女交际之关系亦为之大变。女子教育，吾向所深信者也。惟昔所注意，乃在为国人造良妻贤母以为家庭教育之预备，今始知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在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胡适的妇女观由训造“良妻贤母”，到造就独立女子，在这则日记中明确记述了变化。胡适回国后，将新的妇女观通过写作、辩论、演讲诸形式到处传播，影响了当时以及后来的不知多少女子，胡适对中国妇女解放的一部分功劳应记在韦莲司名下。对胡适产生了如此巨大影响，并与胡适保持了50年深情的韦莲司，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女子？
韦莲司1885年4月17日生于纽约州绮色佳市，父亲是耶鲁大学博士，耶鲁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教授。她的母亲是一位家庭妇女，但读书颇多，好客善交际，对社交有相当天赋。韦莲司所受正规教育并不多，曾在私立学校和艺术学校求学，她称自己最有价值的心智上的训练得自父亲，受其影响而读了大量的书，并形成了思考的习惯。她曾在1965年1月27日写给江冬秀的信中说：“我这一辈子，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对思想敏锐的兴趣。任何对艺术、科学、国际事务所做诚实的观察和清晰的思考，我都致以仰慕和钦佩……我的一生是个不断的冒险。”
她与胡适相识于1913到1914年之间，那时胡适23岁，是康奈尔大学的学生。其时，胡适非常活跃。韦莲司比他大5岁，是一位有自己人生梦想的美国女性，将要到纽约学习艺术。在胡适眼里，韦莲司是奇女子，他在《留学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和评价：“其人极能思想，读书甚多，高洁几近狂狷。”“其待人也，开诚相示，倾心相信，未尝疑人，人亦不敢疑也，未尝轻人，人亦不敢轻之……”胡适在写给母亲的家书中介绍：“儿在此邦所认识之女友以此君为相得最深。女士思想深沉，心地慈祥，见识高尚，儿得其教益不少。”在写给韦莲司的信中说：“你的谈话总是刺激我认真的思考。‘刺激’这个字不恰当，在此应该说‘启发’。我相信思想上的互相启发才是一种最有价值的友谊。”“长久以来，我一直需要一个能导我于正确航向的舵手。但到目前为止，除了你，没有第二人，能给我这种所急切需要（的劝告）……”不难想见，韦莲司是胡适知识上的伴侣，是他倾诉和分享的对象。
胡适与韦莲司的密切书信来往是在1914年底的几个月，两人在通信中分享各自生活的一切，在交往中互相变得恋恋不舍。1915年1月21日，胡适去纽约看望韦莲司，这次相会非常微妙，为他们之后的关系奠定了基调。当年的美国，女性处在新旧交替的时代。许多像韦莲司这样的她们，追求独立与自由，寻求自己的事业。韦莲司将长发剪短，并将过去女性化的漂亮衣服丢弃，专心于绘画工作。20世纪初，在体面的美国家庭中，不允许没有恋爱关系的青年男女独处。胡适到韦莲司的公寓去看望她时，担心因为单独相处而给对方带来影响，还试图约自己的朋友来一起喝茶。韦莲司是一个鄙视旧俗陈规的人，她希望两人的关系能更亲密，胡适却规限自己在朋友的界限内，因为他从未想过解除与江冬秀的婚约，所以表现得左右为难、谨小慎微。回到绮色佳后，他特地给韦莲司写了一封长达11页的信，说明了自己的复杂心境。
克制与隐忍
胡适于1917年6月离开美国，这次回国后，直到1927年的十年间，他们的通信并不频繁，平均一年一封信。这十年里，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中国文艺复兴次第展开，胡適的许多著作陆续完成。他也经历了结婚、丧母、生子，还有1923年与曹诚英的恋情。所有这些重大事情，他都向韦莲司通报。
韦莲司的生活也有许多变故。父亲与姐姐先后去世，只剩下母亲相依为命。为了维持生计，她谋得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在这个职位上一待就是22年，直到1946年退休。由于她过分自尊的品性，她就连至亲去世也没有向胡适倾诉。
但是，1927年胡适的美国之行，打破了韦莲司内心的平静。1927年初，当胡适即将要到美国时，韦莲司给胡适写信感叹自己芳华已逝，胡适在回信中说：“对我来说，你是永远不会老的。我总是把你想成一个永远激励启发她朋友思考的年轻的克利福德。我会永远这样想念你的。”这一年3月初，他们在绮色佳重聚，胡适离开时说：“整个（美洲）大陆也阻隔不了我对绮色佳的魂牵梦系。”他在4月3日的信中说：“在过去悠长的岁月里，我从未忘记过你……我们这样单纯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凋谢的。”4月6日，韦莲司在信中说：“让你走，是如此的艰难，老友——但是你留下来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生命充满了离合聚散……”两人的情感呼之欲出，但这次相聚还是发乎情止于礼。
六年岁月匆匆过去。1933年7月4日，当胡适告知又将访问绮色佳时，她表现出十足的期盼：“想着你来访时的欢愉——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值得企盼的！”她的信夹杂着念想：“我看起来并没有我的年纪那么老，但我的年纪却使我珍惜所有欢乐的时光，然而，我（对未来）一无期盼！……胡适，你的来访，对我而言，有如饥者之于食，而对你，则能留下一些宁静的回忆是值得来的。”
这次会面让他们的感情突破了友谊的界限，进入了情侣的角色。回想1927年见面时，韦莲司写道：“亲爱的适，让我们继续穿着这身正式的外衣吧，否则你所喜爱的这个幻象中的女子就会死去。”然而“现在（1933年9月）这件正式的外衣已经褪到地板上了——你已经全然地了解了我，胡适——你是不是更喜欢那个幻象中的女子呢？她也许很美妙，但她毕竟是我，那个胸部扁平而又不善于持家的我，那个头脑不清而又不得体的我，是这个我触摸了你的身体和眼睛。我简直不能相信，你竟然爱上了这么一个可怜的东西，然而，你的爱却裹住了我。”这个美国丽人的爱是急切而久盼的，也是自卑和迷茫的。她本是特立独行不流于俗的女子，在爱人面前却显得谦卑，但她的爱又强烈且充满幻想：“没想到，我会如此爱你……如我跟你所说的，一堵高不可测的石墙，只要我们无视于它的存在，它在一时之间就能解体消失。我无视横亘在我们之间的时空距离……” 然而韦莲司还是低估了时空的距离，也低估了胡适的理智。她投入的是全部，胡适则不同。重视事功与学问的胡适，给予她的情感和时间毕竟是有限的。她所无视的道德，正是他所敬畏的东西。虽然他的天性中有沉溺与奔放，但更多是谨慎和负责，结果是韦莲司的情感从克制变成了隐忍。
1936年10月，胡适去绮色佳看望韦莲司4天，在离开美国前的信中说：“我对你的思念一如既往。”韦莲司靠这些片言只语度过一年又一年。胡适相当重情谊，但他所给予的总是有限。1937年，一个名字缩写为R.S.的男人希望和她结婚。韦莲司犹豫了，她既想与这个诚心诚意、体贴周到的人做婚姻的试验，但又明明知道他并非情投意合的对象。她写信问胡适的意见，胡适“立即赞成这桩拟议中的婚事”。但到最后，韦莲司还是放弃了这最后和唯一的机会。这个决定固然与胡适不无关系，但更多还是由于她对爱情和婚姻理想的坚持。韦莲司比大多数人清醒和坚定，也比胡适勇敢和纯粹，即便为此付出了孤独终老的代价。
这场风波过后，他们有三年关系亲密的阶段。韦莲司于1939年送了一枚戒指给胡适，上面刻着胡适的名字和“14-39”，以纪念他们相识25年，可见一片深情。
半个世纪的情谊
胡适在1946年回国出任北大校长，1949年再度赴美，两年九个月的时间里，两人没有通信记录。当韦莲司得知胡适已经返美，在还不知道他的确切地址之前，她寄了一封信到中国大使馆。作为东道主，她探问有什么事自己可以帮忙，也希望他到绮色佳来。1950年胡适有祝贺生日的电报给韦莲司，1951年和1952年没有通信的记录。1953年，韦莲司专门写信给江冬秀，希望她能来胡适求学的地方看看。于是，胡适和江冬秀共同到绮色佳访问，还在韦莲司的寓所住了27天。自此，韦莲司写给胡适的信中多有对江冬秀的問候，常与江冬秀互赠礼物。将自己与胡适的友谊扩展到与胡适整个家庭的友谊，也是韦莲司的大度与胸怀。
1958年胡适被任命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于是准备结束9年的留美生活回到台湾。临行前的7月4日，韦莲司送给江冬秀一套刻有冬秀中英文名字的银餐具。胡适在7月11日的回信中说：“我非常欣赏你说的那句话‘两个人之间的友谊’。这份友谊长久以前开始，一直维持到今天，对我们的一生有多方面的影响，这个影响是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
韦莲司晚年仅靠微薄退休金与有限房租维持生活，为了减少生活费用的支出，她决定搬到美属巴贝多岛。但在74岁那年，她却捐出几千元用作胡适重要著作的英译与出版，这是她在1959年送给胡适的生日礼物。为了攒钱，她把房子都租出去，自己住在一个由车房改建的卧室里，改建车房的所有劳动都是这个七旬老人自己承担。她在写给胡适的儿媳妇的信中说：“实际的情形是我搞的很糟糕。我试着在同一时间又做清洁工，又做油漆匠，又做搬屋工人，又做园丁，又做推销员，又得兼做经销商。今年夏天，我在外面的工作之一是在一个小儿麻痹诊所帮忙……”韦莲司的一生没有妥协，虽然她的成就不如胡适高，“立德、立功、立言”固然不易，但“立情，立爱”同样值得人尊敬，甚至不分高下。
1960年，70岁的胡适因心脏病住院，75岁的韦莲司也病到不能行动。这年7月胡适最后一次访美，期间他亲自为韦莲司赴巴贝多岛送行，这是他们最后的诀别。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湾与世长辞。1964年，韦莲司应江冬秀的要求，将胡适写给她的约两百封信件整理编目，寄给江冬秀。1971年2月2日，韦莲司孤寂地死在巴贝多岛，享年86岁。
韦莲司与胡适的这份情谊，是靠对爱情的信仰与各自的教养成就的。计较、自私的关系不会如此长久，坚忍和承受的爱情才能超越时空。正如胡适所说：“我非常欣赏你说的那句话‘两个人之间的友谊’。”对韦莲司来说，不管是友谊或爱情，她都竭尽所能了。爱情中的友谊，友谊中的爱情，或许都是一场修行。
（作者系文史学者）
胡适1917年回国后，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在妇女问题上多有论述。有关妇女贞操、被强暴、妇女财产权、妇女婚姻、妇女职业等问题，他都慷慨直言。他的观点超前而大胆，能真正站在女性的立场上说话。胡适能有这种妇女观，韦莲司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高洁几近狂狷”
胡适在1915年10月30日的日记中写到：“吾自识吾友韦女士以来，生平对于女子之见解为之大变，对于男女交际之关系亦为之大变。女子教育，吾向所深信者也。惟昔所注意，乃在为国人造良妻贤母以为家庭教育之预备，今始知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在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胡适的妇女观由训造“良妻贤母”，到造就独立女子，在这则日记中明确记述了变化。胡适回国后，将新的妇女观通过写作、辩论、演讲诸形式到处传播，影响了当时以及后来的不知多少女子，胡适对中国妇女解放的一部分功劳应记在韦莲司名下。对胡适产生了如此巨大影响，并与胡适保持了50年深情的韦莲司，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女子？
韦莲司1885年4月17日生于纽约州绮色佳市，父亲是耶鲁大学博士，耶鲁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教授。她的母亲是一位家庭妇女，但读书颇多，好客善交际，对社交有相当天赋。韦莲司所受正规教育并不多，曾在私立学校和艺术学校求学，她称自己最有价值的心智上的训练得自父亲，受其影响而读了大量的书，并形成了思考的习惯。她曾在1965年1月27日写给江冬秀的信中说：“我这一辈子，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对思想敏锐的兴趣。任何对艺术、科学、国际事务所做诚实的观察和清晰的思考，我都致以仰慕和钦佩……我的一生是个不断的冒险。”
她与胡适相识于1913到1914年之间，那时胡适23岁，是康奈尔大学的学生。其时，胡适非常活跃。韦莲司比他大5岁，是一位有自己人生梦想的美国女性，将要到纽约学习艺术。在胡适眼里，韦莲司是奇女子，他在《留学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和评价：“其人极能思想，读书甚多，高洁几近狂狷。”“其待人也，开诚相示，倾心相信，未尝疑人，人亦不敢疑也，未尝轻人，人亦不敢轻之……”胡适在写给母亲的家书中介绍：“儿在此邦所认识之女友以此君为相得最深。女士思想深沉，心地慈祥，见识高尚，儿得其教益不少。”在写给韦莲司的信中说：“你的谈话总是刺激我认真的思考。‘刺激’这个字不恰当，在此应该说‘启发’。我相信思想上的互相启发才是一种最有价值的友谊。”“长久以来，我一直需要一个能导我于正确航向的舵手。但到目前为止，除了你，没有第二人，能给我这种所急切需要（的劝告）……”不难想见，韦莲司是胡适知识上的伴侣，是他倾诉和分享的对象。
胡适与韦莲司的密切书信来往是在1914年底的几个月，两人在通信中分享各自生活的一切，在交往中互相变得恋恋不舍。1915年1月21日，胡适去纽约看望韦莲司，这次相会非常微妙，为他们之后的关系奠定了基调。当年的美国，女性处在新旧交替的时代。许多像韦莲司这样的她们，追求独立与自由，寻求自己的事业。韦莲司将长发剪短，并将过去女性化的漂亮衣服丢弃，专心于绘画工作。20世纪初，在体面的美国家庭中，不允许没有恋爱关系的青年男女独处。胡适到韦莲司的公寓去看望她时，担心因为单独相处而给对方带来影响，还试图约自己的朋友来一起喝茶。韦莲司是一个鄙视旧俗陈规的人，她希望两人的关系能更亲密，胡适却规限自己在朋友的界限内，因为他从未想过解除与江冬秀的婚约，所以表现得左右为难、谨小慎微。回到绮色佳后，他特地给韦莲司写了一封长达11页的信，说明了自己的复杂心境。
克制与隐忍
胡适于1917年6月离开美国，这次回国后，直到1927年的十年间，他们的通信并不频繁，平均一年一封信。这十年里，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中国文艺复兴次第展开，胡適的许多著作陆续完成。他也经历了结婚、丧母、生子，还有1923年与曹诚英的恋情。所有这些重大事情，他都向韦莲司通报。
韦莲司的生活也有许多变故。父亲与姐姐先后去世，只剩下母亲相依为命。为了维持生计，她谋得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在这个职位上一待就是22年，直到1946年退休。由于她过分自尊的品性，她就连至亲去世也没有向胡适倾诉。
但是，1927年胡适的美国之行，打破了韦莲司内心的平静。1927年初，当胡适即将要到美国时，韦莲司给胡适写信感叹自己芳华已逝，胡适在回信中说：“对我来说，你是永远不会老的。我总是把你想成一个永远激励启发她朋友思考的年轻的克利福德。我会永远这样想念你的。”这一年3月初，他们在绮色佳重聚，胡适离开时说：“整个（美洲）大陆也阻隔不了我对绮色佳的魂牵梦系。”他在4月3日的信中说：“在过去悠长的岁月里，我从未忘记过你……我们这样单纯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凋谢的。”4月6日，韦莲司在信中说：“让你走，是如此的艰难，老友——但是你留下来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生命充满了离合聚散……”两人的情感呼之欲出，但这次相聚还是发乎情止于礼。
六年岁月匆匆过去。1933年7月4日，当胡适告知又将访问绮色佳时，她表现出十足的期盼：“想着你来访时的欢愉——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值得企盼的！”她的信夹杂着念想：“我看起来并没有我的年纪那么老，但我的年纪却使我珍惜所有欢乐的时光，然而，我（对未来）一无期盼！……胡适，你的来访，对我而言，有如饥者之于食，而对你，则能留下一些宁静的回忆是值得来的。”
这次会面让他们的感情突破了友谊的界限，进入了情侣的角色。回想1927年见面时，韦莲司写道：“亲爱的适，让我们继续穿着这身正式的外衣吧，否则你所喜爱的这个幻象中的女子就会死去。”然而“现在（1933年9月）这件正式的外衣已经褪到地板上了——你已经全然地了解了我，胡适——你是不是更喜欢那个幻象中的女子呢？她也许很美妙，但她毕竟是我，那个胸部扁平而又不善于持家的我，那个头脑不清而又不得体的我，是这个我触摸了你的身体和眼睛。我简直不能相信，你竟然爱上了这么一个可怜的东西，然而，你的爱却裹住了我。”这个美国丽人的爱是急切而久盼的，也是自卑和迷茫的。她本是特立独行不流于俗的女子，在爱人面前却显得谦卑，但她的爱又强烈且充满幻想：“没想到，我会如此爱你……如我跟你所说的，一堵高不可测的石墙，只要我们无视于它的存在，它在一时之间就能解体消失。我无视横亘在我们之间的时空距离……” 然而韦莲司还是低估了时空的距离，也低估了胡适的理智。她投入的是全部，胡适则不同。重视事功与学问的胡适，给予她的情感和时间毕竟是有限的。她所无视的道德，正是他所敬畏的东西。虽然他的天性中有沉溺与奔放，但更多是谨慎和负责，结果是韦莲司的情感从克制变成了隐忍。
1936年10月，胡适去绮色佳看望韦莲司4天，在离开美国前的信中说：“我对你的思念一如既往。”韦莲司靠这些片言只语度过一年又一年。胡适相当重情谊，但他所给予的总是有限。1937年，一个名字缩写为R.S.的男人希望和她结婚。韦莲司犹豫了，她既想与这个诚心诚意、体贴周到的人做婚姻的试验，但又明明知道他并非情投意合的对象。她写信问胡适的意见，胡适“立即赞成这桩拟议中的婚事”。但到最后，韦莲司还是放弃了这最后和唯一的机会。这个决定固然与胡适不无关系，但更多还是由于她对爱情和婚姻理想的坚持。韦莲司比大多数人清醒和坚定，也比胡适勇敢和纯粹，即便为此付出了孤独终老的代价。
这场风波过后，他们有三年关系亲密的阶段。韦莲司于1939年送了一枚戒指给胡适，上面刻着胡适的名字和“14-39”，以纪念他们相识25年，可见一片深情。
半个世纪的情谊
胡适在1946年回国出任北大校长，1949年再度赴美，两年九个月的时间里，两人没有通信记录。当韦莲司得知胡适已经返美，在还不知道他的确切地址之前，她寄了一封信到中国大使馆。作为东道主，她探问有什么事自己可以帮忙，也希望他到绮色佳来。1950年胡适有祝贺生日的电报给韦莲司，1951年和1952年没有通信的记录。1953年，韦莲司专门写信给江冬秀，希望她能来胡适求学的地方看看。于是，胡适和江冬秀共同到绮色佳访问，还在韦莲司的寓所住了27天。自此，韦莲司写给胡适的信中多有对江冬秀的問候，常与江冬秀互赠礼物。将自己与胡适的友谊扩展到与胡适整个家庭的友谊，也是韦莲司的大度与胸怀。
1958年胡适被任命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于是准备结束9年的留美生活回到台湾。临行前的7月4日，韦莲司送给江冬秀一套刻有冬秀中英文名字的银餐具。胡适在7月11日的回信中说：“我非常欣赏你说的那句话‘两个人之间的友谊’。这份友谊长久以前开始，一直维持到今天，对我们的一生有多方面的影响，这个影响是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
韦莲司晚年仅靠微薄退休金与有限房租维持生活，为了减少生活费用的支出，她决定搬到美属巴贝多岛。但在74岁那年，她却捐出几千元用作胡适重要著作的英译与出版，这是她在1959年送给胡适的生日礼物。为了攒钱，她把房子都租出去，自己住在一个由车房改建的卧室里，改建车房的所有劳动都是这个七旬老人自己承担。她在写给胡适的儿媳妇的信中说：“实际的情形是我搞的很糟糕。我试着在同一时间又做清洁工，又做油漆匠，又做搬屋工人，又做园丁，又做推销员，又得兼做经销商。今年夏天，我在外面的工作之一是在一个小儿麻痹诊所帮忙……”韦莲司的一生没有妥协，虽然她的成就不如胡适高，“立德、立功、立言”固然不易，但“立情，立爱”同样值得人尊敬，甚至不分高下。
1960年，70岁的胡适因心脏病住院，75岁的韦莲司也病到不能行动。这年7月胡适最后一次访美，期间他亲自为韦莲司赴巴贝多岛送行，这是他们最后的诀别。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湾与世长辞。1964年，韦莲司应江冬秀的要求，将胡适写给她的约两百封信件整理编目，寄给江冬秀。1971年2月2日，韦莲司孤寂地死在巴贝多岛，享年86岁。
韦莲司与胡适的这份情谊，是靠对爱情的信仰与各自的教养成就的。计较、自私的关系不会如此长久，坚忍和承受的爱情才能超越时空。正如胡适所说：“我非常欣赏你说的那句话‘两个人之间的友谊’。”对韦莲司来说，不管是友谊或爱情，她都竭尽所能了。爱情中的友谊，友谊中的爱情，或许都是一场修行。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