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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石河子监狱的1号综合楼里，牛玉强以“窝囊”而闻名。一个年轻的囚犯指着牛玉强的鼻子骂道:“就你这样的，都给咱罪犯丢人！”不懂人情世故、不知申诉冤情、只知埋头苦干的牛玉强，唯一信念就是——早日回家。
2010年9月的一天，朱宝霞接到了一名陌生男子的电话，捎来了远在新疆监狱丈夫的口信。这名男子叫田跃进，日前刚刑满释放，回到了北京。早在1984年，牛玉强刚进监狱时就与他认识了。2004年，当牛玉强再次回到监狱时，他俩又分在了同一监区。
12月9日，记者拨通了田跃进的电话。这名也曾因“流氓罪”获刑的狱友向《新民周刊》谈起了牛玉强的监狱生活。
“窝囊”的流氓
“他实在太老实了！”回首一起服刑的日子，田跃进对牛玉强蹦出的第一句评价便是“一脚踢不出个屁来”。而在新疆石河子监狱的1号综合楼里，牛玉强更是以“窝囊”而闻名。
“你是顶罪进来的吧？”在走廊上或炊场里，不止一次有陌生的狱友这样问他。甚至有一次，一个年轻的囚犯指着牛玉强的鼻子骂道:“就你这样的，都给咱罪犯丢人！”
根据田跃进的说法，牛玉强不懂人情世故。例如，他爱抽烟，却从不给管教“上供”；在大伙陪狱警“唠嗑儿”的时候，他却只会闷着头发呆。“别说是监狱，就算在社会上，他也定是一受欺负的主儿。”
作为老乡，田跃进曾试图“提点”牛玉强，但结果跟“对牛弹琴”没两样。这样的性格也造成了“好事儿准没他，苦活累活一准儿找他”的局面。
于是，打饭的时候，大师傅给别人盛两勺菜，只给牛玉强盛一勺；睡觉的时候，他被安排在30米长大通铺的最尽头，离他半米远处，是两个大桶，一屋子囚犯的拉撒，都要在桶里解决；每个月能够打“亲情电话”的100多个名额，更是与他“绝缘”，要打只能等到春节不说，还只有少得可怜的3分钟。
“他的确是太内向了。在监狱的这段时间，要说知心朋友，他一个都没有。即使和我们这些算是熟悉的狱友说话，他也习惯性地埋着头，声音细小而缓慢。”田跃进回忆，每每狱友们侃大山时，他就一个人坐在床边，翻出儿子的照片，一遍又一遍地看。
但在狱中的这些年，牛玉强从不申诉，也不抱怨。他似乎只有一个念想，就是:争取更多次的劳积(劳动积极分子)，然后减刑，就能早日和家人团聚。
2008年之前，劳改的工作是修水库、挖水渠，要运沙土上山。别人拉五六百斤的沙土，牛玉强却要拉七八百斤。他的个子太小，拉车时稍一低头，就只能看见车在走。而2008年之后，劳改的工作是在车间里生产，虽然工作环境要比沙漠里好得多，但牛玉强却被安排在了工作强度最高的包装组。别的组每天的工作时长在8小时左右，为了赶任务，包装组平均工作时长在14至16个小时一天。因此，牛玉强经常要加班做工，回来时，狱友们大多已睡了一觉。
“早上8点进车间，晚上十一二点才下班。有时候任务紧，还得通宵连轴转。一年里只有春节的时候，才能休息四五天。”田跃进说，没有人比牛玉强更听话，“他把自己当牛做马地干。因为如今想要减刑不再像以前那样简单，要积满10次劳积才能减刑。而且干的工种难或累，得劳积的几率才高。”
但牛玉强的表现没能换来狱警的赞扬和同情。反而，同样的工作，别人出了差错没事；若是他犯错，不但要挨骂，还得扣分、扣劳积。
大约是2008年底2009年初的时候，在监狱的例行张榜告示上，已经被扣了两个劳积的牛玉强又被告知要扣一个劳积。牛玉强这才着急了，因为再被扣一个劳积当年就不能减刑了。他少有地主动去找了负责的队长，对方告诉他:“已经上报，没办法了。”接着他又去找了监区管教，管教表示:“不归我管，不知道。”之后在其他的管教那儿，牛玉强同样碰了壁。几次来回无果之下，牛玉强选择了沉默，又埋头于工作。
最后，还是田跃进看不过去，将这件事告诉了与他关系不错的监区纪检主任，这才将牛玉强被扣的劳积补了回去。“这孩子是老实，但也不能这样欺负他啊！”
为减刑不住院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和牛玉强同期突然被抓回去的“在逃犯”，共有27人。而这27人被缉拿时，几乎都已成家。田跃进也是其中之一。1992年4月，田跃进因功能障碍，保外就医回了北京。2003年9月19日，他突然被新疆来的狱警重新带回石河子监狱。田跃进清楚地记得那一天，他是直接被带进面包车的，之前刚给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洗完澡。
“保外就医只算了我一年，其他10年顺延刑期。这样情况的有20多人，都在申诉。”田跃进表示，和牛玉强一样，自己保外就医期间，也是呆在居住地，定期向派出所报告，“我从来没接到过监狱的消息，突然就被上网追逃。我们这些老实呆在家的被带了回来，那些真正逃了的，他们倒是难抓着。”
2004年，再次在监狱见到牛玉强的田跃进在聊天中得知，牛玉强的情况和自己差不多。看着他那“只要将剩下的刑期服完就能回家”坚定而充满希望的表情，田跃进没忍心告诉他实情。牛玉强是后来才被告知，保外就医的十几年被监狱认定为“在逃未归”，将不算入刑期，他的刑期被顺延到2020年2月21日。
“牛玉强太可怜了。保外就医期间没有正式身份，不能找工作挣钱，只能靠家里。现在又被通知顺延刑期，他更是觉得对不住家里。”田跃进告诉记者，2002年之前监狱曾经带回过一大批人，都是保外就医逾期未归的，但他们未归的这段时间都被计算在刑期之内。
“同样的情况，为什么他们算，我们就不算？”田跃进语气中略带不满，当时他们这批人的心理压力特别大，有的人甚至一夜之间愁白了头发。而回到监狱的牛玉强比以前更沉默，白天更卖力地干活；每天快熄灯时，他就捧着儿子的照片看，看着看着不是以泪洗面，就是狠揪自己的头发。“才刚四十，头顶的头发都快被他揪没了。要不是担心家里，我看他早就撑不下去了。”
虽然保外就医的这几年，牛玉强的身体明显有所好转。但重新回到监狱，由于长期生活在条件艰苦的戈壁地区，加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牛玉强不能再和以前比，他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2008年前后，田跃进发现牛玉强老是头晕，半夜里还会喘不上气。牛玉强告诉他，自己是哮喘，吃点媳妇寄来的药就没事了。但得过高血压的田跃进知道夜里憋醒喘不上气是什么感觉，坚持让牛玉强去检查。在他的再三劝说之下，牛玉强答应去医生那测一下血压。“果然，高压190，低压120！医生当时就让他住院，他不，说先吃药看看吧。后来一直吃药，也没低过170！医生劝过几次，他都不肯住院。”田跃进说，后来牛玉强的心脏也不太好，但他知道住院就很难减刑了，为了不减工分，他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住院。
这边没日没夜地干活，那头监狱的伙食又特别差。“除了白饭，就是青菜里面撒点盐，简直难以下咽。”田跃进叹了口气接着说，“我们还有家里人支援，寄点钱让我们在监狱超市买点方便面、火腿肠什么的。但牛玉强家里经济基础不好，他又不愿连累家里人，一年到头光吃馒头。”
事实上，在知晓刑期顺延的消息时，牛玉强家里才刚申请了“低保”，这还是牛玉强临走前给居委会做义工，铲电线杆上的小广告才争取来的。
看着身体越来越弱的牛玉强，有好多次，田跃进都劝他别那么拼命，“就他那身体，我都怀疑他能不能撑完剩下的时间。我跟他说，你这么拼不就是为了早点回家孝顺父母、照顾妻儿嘛，那也得活着出去。要是哪天，血管崩了……”
2010年9月，田跃进即将刑满释放。他和其他七八个北京狱友向管教商量，帮忙给牛玉强换了个轻松点的活儿——晚上在走廊当夜哨，白天可以睡觉。这活儿只有犯人中的骨干才有资格干。“谁是骨干，管教说了算。牛玉强都不怎么和管教打交道，从来没当过骨干再正常不过了。”田跃进说。
如今的石河子监狱里，和牛玉强一起去服刑的千余人，大都或者出狱，或者死去，剩下的七八个都是同样被定为保外就医逾期未归而顺延刑期的。算上牛玉强在内，当年因为流氓罪而服刑的囚犯只剩下3个，而按照刑期，牛玉强将是全中国最后一个走出监狱大门的“流氓”。
田跃进临走前，牛玉强托他给北京家中的妻子带个口信:“现在减刑幅度小了，让她不要着急。知道她日子难熬，但也要照顾好自己，还有母亲和儿子。”
2010年9月的一天，朱宝霞接到了一名陌生男子的电话，捎来了远在新疆监狱丈夫的口信。这名男子叫田跃进，日前刚刑满释放，回到了北京。早在1984年，牛玉强刚进监狱时就与他认识了。2004年，当牛玉强再次回到监狱时，他俩又分在了同一监区。
12月9日，记者拨通了田跃进的电话。这名也曾因“流氓罪”获刑的狱友向《新民周刊》谈起了牛玉强的监狱生活。
“窝囊”的流氓
“他实在太老实了！”回首一起服刑的日子，田跃进对牛玉强蹦出的第一句评价便是“一脚踢不出个屁来”。而在新疆石河子监狱的1号综合楼里，牛玉强更是以“窝囊”而闻名。
“你是顶罪进来的吧？”在走廊上或炊场里，不止一次有陌生的狱友这样问他。甚至有一次，一个年轻的囚犯指着牛玉强的鼻子骂道:“就你这样的，都给咱罪犯丢人！”
根据田跃进的说法，牛玉强不懂人情世故。例如，他爱抽烟，却从不给管教“上供”；在大伙陪狱警“唠嗑儿”的时候，他却只会闷着头发呆。“别说是监狱，就算在社会上，他也定是一受欺负的主儿。”
作为老乡，田跃进曾试图“提点”牛玉强，但结果跟“对牛弹琴”没两样。这样的性格也造成了“好事儿准没他，苦活累活一准儿找他”的局面。
于是，打饭的时候，大师傅给别人盛两勺菜，只给牛玉强盛一勺；睡觉的时候，他被安排在30米长大通铺的最尽头，离他半米远处，是两个大桶，一屋子囚犯的拉撒，都要在桶里解决；每个月能够打“亲情电话”的100多个名额，更是与他“绝缘”，要打只能等到春节不说，还只有少得可怜的3分钟。
“他的确是太内向了。在监狱的这段时间，要说知心朋友，他一个都没有。即使和我们这些算是熟悉的狱友说话，他也习惯性地埋着头，声音细小而缓慢。”田跃进回忆，每每狱友们侃大山时，他就一个人坐在床边，翻出儿子的照片，一遍又一遍地看。
但在狱中的这些年，牛玉强从不申诉，也不抱怨。他似乎只有一个念想，就是:争取更多次的劳积(劳动积极分子)，然后减刑，就能早日和家人团聚。
2008年之前，劳改的工作是修水库、挖水渠，要运沙土上山。别人拉五六百斤的沙土，牛玉强却要拉七八百斤。他的个子太小，拉车时稍一低头，就只能看见车在走。而2008年之后，劳改的工作是在车间里生产，虽然工作环境要比沙漠里好得多，但牛玉强却被安排在了工作强度最高的包装组。别的组每天的工作时长在8小时左右，为了赶任务，包装组平均工作时长在14至16个小时一天。因此，牛玉强经常要加班做工，回来时，狱友们大多已睡了一觉。
“早上8点进车间，晚上十一二点才下班。有时候任务紧，还得通宵连轴转。一年里只有春节的时候，才能休息四五天。”田跃进说，没有人比牛玉强更听话，“他把自己当牛做马地干。因为如今想要减刑不再像以前那样简单，要积满10次劳积才能减刑。而且干的工种难或累，得劳积的几率才高。”
但牛玉强的表现没能换来狱警的赞扬和同情。反而，同样的工作，别人出了差错没事；若是他犯错，不但要挨骂，还得扣分、扣劳积。
大约是2008年底2009年初的时候，在监狱的例行张榜告示上，已经被扣了两个劳积的牛玉强又被告知要扣一个劳积。牛玉强这才着急了，因为再被扣一个劳积当年就不能减刑了。他少有地主动去找了负责的队长，对方告诉他:“已经上报，没办法了。”接着他又去找了监区管教，管教表示:“不归我管，不知道。”之后在其他的管教那儿，牛玉强同样碰了壁。几次来回无果之下，牛玉强选择了沉默，又埋头于工作。
最后，还是田跃进看不过去，将这件事告诉了与他关系不错的监区纪检主任，这才将牛玉强被扣的劳积补了回去。“这孩子是老实，但也不能这样欺负他啊！”
为减刑不住院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和牛玉强同期突然被抓回去的“在逃犯”，共有27人。而这27人被缉拿时，几乎都已成家。田跃进也是其中之一。1992年4月，田跃进因功能障碍，保外就医回了北京。2003年9月19日，他突然被新疆来的狱警重新带回石河子监狱。田跃进清楚地记得那一天，他是直接被带进面包车的，之前刚给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洗完澡。
“保外就医只算了我一年，其他10年顺延刑期。这样情况的有20多人，都在申诉。”田跃进表示，和牛玉强一样，自己保外就医期间，也是呆在居住地，定期向派出所报告，“我从来没接到过监狱的消息，突然就被上网追逃。我们这些老实呆在家的被带了回来，那些真正逃了的，他们倒是难抓着。”
2004年，再次在监狱见到牛玉强的田跃进在聊天中得知，牛玉强的情况和自己差不多。看着他那“只要将剩下的刑期服完就能回家”坚定而充满希望的表情，田跃进没忍心告诉他实情。牛玉强是后来才被告知，保外就医的十几年被监狱认定为“在逃未归”，将不算入刑期，他的刑期被顺延到2020年2月21日。
“牛玉强太可怜了。保外就医期间没有正式身份，不能找工作挣钱，只能靠家里。现在又被通知顺延刑期，他更是觉得对不住家里。”田跃进告诉记者，2002年之前监狱曾经带回过一大批人，都是保外就医逾期未归的，但他们未归的这段时间都被计算在刑期之内。
“同样的情况，为什么他们算，我们就不算？”田跃进语气中略带不满，当时他们这批人的心理压力特别大，有的人甚至一夜之间愁白了头发。而回到监狱的牛玉强比以前更沉默，白天更卖力地干活；每天快熄灯时，他就捧着儿子的照片看，看着看着不是以泪洗面，就是狠揪自己的头发。“才刚四十，头顶的头发都快被他揪没了。要不是担心家里，我看他早就撑不下去了。”
虽然保外就医的这几年，牛玉强的身体明显有所好转。但重新回到监狱，由于长期生活在条件艰苦的戈壁地区，加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牛玉强不能再和以前比，他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2008年前后，田跃进发现牛玉强老是头晕，半夜里还会喘不上气。牛玉强告诉他，自己是哮喘，吃点媳妇寄来的药就没事了。但得过高血压的田跃进知道夜里憋醒喘不上气是什么感觉，坚持让牛玉强去检查。在他的再三劝说之下，牛玉强答应去医生那测一下血压。“果然，高压190，低压120！医生当时就让他住院，他不，说先吃药看看吧。后来一直吃药，也没低过170！医生劝过几次，他都不肯住院。”田跃进说，后来牛玉强的心脏也不太好，但他知道住院就很难减刑了，为了不减工分，他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住院。
这边没日没夜地干活，那头监狱的伙食又特别差。“除了白饭，就是青菜里面撒点盐，简直难以下咽。”田跃进叹了口气接着说，“我们还有家里人支援，寄点钱让我们在监狱超市买点方便面、火腿肠什么的。但牛玉强家里经济基础不好，他又不愿连累家里人，一年到头光吃馒头。”
事实上，在知晓刑期顺延的消息时，牛玉强家里才刚申请了“低保”，这还是牛玉强临走前给居委会做义工，铲电线杆上的小广告才争取来的。
看着身体越来越弱的牛玉强，有好多次，田跃进都劝他别那么拼命，“就他那身体，我都怀疑他能不能撑完剩下的时间。我跟他说，你这么拼不就是为了早点回家孝顺父母、照顾妻儿嘛，那也得活着出去。要是哪天，血管崩了……”
2010年9月，田跃进即将刑满释放。他和其他七八个北京狱友向管教商量，帮忙给牛玉强换了个轻松点的活儿——晚上在走廊当夜哨，白天可以睡觉。这活儿只有犯人中的骨干才有资格干。“谁是骨干，管教说了算。牛玉强都不怎么和管教打交道，从来没当过骨干再正常不过了。”田跃进说。
如今的石河子监狱里，和牛玉强一起去服刑的千余人，大都或者出狱，或者死去，剩下的七八个都是同样被定为保外就医逾期未归而顺延刑期的。算上牛玉强在内，当年因为流氓罪而服刑的囚犯只剩下3个，而按照刑期，牛玉强将是全中国最后一个走出监狱大门的“流氓”。
田跃进临走前，牛玉强托他给北京家中的妻子带个口信:“现在减刑幅度小了，让她不要着急。知道她日子难熬，但也要照顾好自己，还有母亲和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