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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盐世家传奇
曾经有一句话十分流行:四川人是天下的盐。
提起四川盐,不能不说自流井。自流井是四川自贡市的一个区,盛产井盐。明、清以后,自流井已成为井盐生产中心,是中国最大的井盐产地。
自流井有四大家族——王、李、胡、颜,江湖称号分别是王三畏堂,李四友堂,胡慎怡堂,颜桂馨堂。这四大家族中,王三畏堂为首富,其掌门人王朗云,当年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的起落,直接关系到王三畏堂的兴衰。
王三畏堂的堂名“三畏”来源于孔子:“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王家将其中的“畏大人”改作“畏朝廷”,从中看出,他们已经把官府看得和天一样大了。这一改之下,能看出王家先祖的良苦用心。追溯王三畏堂的发家史,常能发现与官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王三畏堂在王朗云这一辈发迹后,整个家族如日中天,事业蒸蒸日上。据《王三畏堂家族史》记载:当其极盛时期,王朗云在自贡盐场拥有盐井40余眼,火圈(天然气井锅口)700余口。开设盐号远及重庆、宜昌、沙市、洋溪、汉口等地。田土乡庄遍于富顺、威远、荣县、宜宾数县,年收租谷一万七千余石。因而王三畏堂有富甲全川之称。王三畏堂的鼎盛时期,每天的收入是一挑银子,重达80公斤。按照家族史的记载计算,王三畏堂每年的收入有白银90余万两。道光年间,清廷的财政年收入只有4000万两左右。王三畏堂每年的年收入,相當于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1/50。这真是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数字。
咸丰年间的太平天国运动,对于四川盐业来说,既是危机,又是机遇。从清代开始实行的引岸制度,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区域,每一区域只准若干世袭盐商专卖,不准跨区域自由买卖,否则以私盐治罪。长期以来,湖北、湖南所需的盐,都被淮商所把持,川盐所占市场份额非常小。太平天国占据南京之后,长江上的运输路线被阻塞,淮盐不能上运湘鄂。清廷发布公告,允许川盐销往湖北、湖南,这是近代盐业史上有名的“川盐济楚”。
在川盐济楚的那些日子里,本来胆子就特别大的王朗云,押送一船船盐,顺江而下,运往湖北宜昌、沙市。此刻湖北食盐极度紧张,王朗云运来的川盐,犹如“鹅毛大雪送白炭”,市场行情相当抢手,船只刚刚靠近码头,早已经被闻风而动的当地商人们抢了个精光。
出产的盐销路好,王家的家运自然就好。王朗云乘势而上,开设了广生同盐号作为运盐总机构,各地设分支机构,专运由王三畏堂自家生产的川盐。
依傍官府好经商
在王三畏堂发迹的整个过程中,王家与官府的首次合作是修筑大安寨。
大安寨是千年盐都的一颗明珠,它集军备民居于一体,成为盐场最具代表性的一座寨堡。在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地面上,聚集了上万人丁,房舍府第、茶楼酒肆、楼台亭阁、粮仓银库、祠堂庙宇达千余间。官场大佬、商界大亨、士绅名流、社会贤达等,均以出入大安寨为荣。
王朗云为什么修建大安寨?他从中得到了什么好处?要回答这些疑问,说来话长。
话说咸丰九年(1859),云南昭通农民李永和、蓝朝鼎响应太平天国起义,在家乡牛皮寨聚众扯旗造反。短短一两个月时间内,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数千人。李、蓝起义军入川后,很快攻占了川南数县。
此时的王朗云,和自流井的那些盐商们一道,选择了逃跑避难,躲避在三多寨。逃难到三多寨的难民人群中,还有个特殊人物——富顺知县胡汝开。
目睹了战乱的场面,胡汝开对三多寨的好山好水赞不绝口。一次邀约自流井盐商王朗云、陈献彰、黄怀献等人游览了几处风景后,胡汝开提出了想法:如今战乱频仍,想请几个盐商合计合计,再修筑一座寨子,安顿逃难的灾民。
在胡汝开的提议下,由王朗云牵头,联合自流井盐商陈献彰、黄怀献等修筑大安寨。大安寨建成后不久,李永和、蓝朝鼎率军来攻。王朗云一面派人将粮食、财物、金银等迅速转移到寨中,一面准备武器弹药,召募兵丁万余人,坚守龙头上的这座城垣。起义军围攻了一个多月,没能攻下,撤退而去。
王朗云修筑三多寨、率众防守有功,被清廷赏顶戴花翎,王朗云将它悬挂在王家宅府最醒目的地方。做生意需要有后台,而官府就是生意人最大的后台。对于立志做大生意的王朗云来说,顶戴花翎是他的护身符。有了这个护身符,将会更加飞黄腾达,青云直上。
在与官府的合作中,王朗云初尝甜头,有点忘乎所以了。
有一次,新任富顺知县陆玑,审核一桩陈年案子,卷宗牵涉到王朗云。陆玑吩咐手下,将嫌疑人王朗云传唤到堂。不料王朗云压根没把陆知县放在眼里,态度十分傲慢,甚至公然咆哮公堂。陆玑盛怒之下,令差役将王朗云捆绑起来,收入牢狱暂作关押。
恰逢这一年,全国发生了大灾荒,顺天、直隶、山西、河南、安徽、湖北、陕西及四川等省灾情严重,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又遇蝗虫祸害,一时间哀鸿遍野,饿殍塞途。每遇大灾情,朝廷银库紧张,财政收入告急,官府多半要施行捐纳:允许富人拿银两买官。王朗云在牢狱中听到捐纳赈灾的消息,异常兴奋。王三畏堂不缺钱,缺的是权势,钱通神灵,缺权势可以用银子去买。《王三畏堂家族史》云:“王朗云倾资助赈费七万两白银,奏闻清廷加按察使衔,赏二品顶戴及三代一品封典。”七万两白银价值多少?有人曾粗略估算过,晚清时的一两银子,价值如今的150~220元左右。如果按一两银子值200元计算,七万两白银相当于今天的1400万元。万历皇帝结婚,一场婚礼办下来也就七万两银子。
王朗云搏命式的赌注再次成功了,买来了官帽就买来了权势。朝旨既下,富顺知县陆玑也不得不服。二品顶戴的乌纱帽,比陆玑七品县官的乌纱帽不知道高出了多少级。王朗云出狱那天,知县陆玑违心地送上笑脸,亲自迎送。
织出一张官系网
在商场和官场中磨砺久了,王朗云也练就了一身圆通的本领。他深知“朝中有人好办事”的道理,以银子开道,到县府、州府、省府及至京城大拉关系,广交朋友,织成了一张官系网。
自流井附近有个葫芦堡,葫芦堡有个姓朱的大户人家,朱家有个姓韩的媳妇,曾进清宫为咸丰皇帝奕詝当过奶娘,人称“长奶夫人”。这个长奶夫人特别有心计,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极力为朱家经营关系。不久,她的丈夫朱握由长沙知府升为刑部御史,长子朱琥被推荐进了翰林院,当上了奕詝太子的启蒙老师。朱家也从此青云直上,成了富顺一带显赫的名门望族。
王朗云于是去巴结朱家,自流井王家与葫芦堡朱家的关系进入了蜜月期,其乐融融。通过长奶夫人穿针引线,王朗云与京城的若干文武官员搭上了关系。王朗云还不惜花费重金,在京城太和门外开了家人参汤圆铺,店铺招牌上“人参汤圆铺”几个字,便是朱九大人的亲笔手书。题款贯以“昆仲”字样,透露出王四大人和朱九大人是一对结义兄弟。
通过长奶夫人与京城里的官员们搭上关系后,王朗云更加踌躇满志。富贵逼人,权势冲天,方圆数百里抖尽了威风,出够了风头。王朗云一时得意之下,竟然自我标榜是“人王”。殊不知,王朗云后来倒大霉,人生几乎走上了绝路,是与他此刻太过于洋洋得意分不开的。
两败俱伤的一场官司
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覆灭,两江总督曾国藩奏请皇上,恢复淮盐销往湘、楚,抑制川盐。这样一来,淮盐重新进入湖北、湖南市场,川盐济楚之势逐渐萎顿,自流井盐业大受冲击。
四川盐商们大为不满,指天骂娘。对清廷这一政策不满的还有四川总督丁宝桢。淮盐恢复销往湘、楚后,川盐在湖北、湖南的地位迅速下降,四川财政收入也随之大幅下滑。这让丁宝桢很伤脑筋,这个办事干练、为政刚毅的大臣,为了革除食盐运销体制中的弊端,增加川省财政收入,决定在四川推行由官府控制的盐业运输和批发业务。此一招叫做“官运官销”,指定盐业由官府垄断专营,任何私人如果想要合法贩盐,必须先向官府申请取得“盐引”。
丁宝桢施行的盐业“官运官销”制度,使得四川盐商不能再妄为控制和随意操纵市场盐价。尤其是在淮盐重新进入湖北、湖南,川盐销售日渐萧条的背景下,川督丁宝桢的这一举措对于四川盐商来说,无异于是雪上加霜。
顯然,以王三畏堂为首的自流井四大家族,他们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了。但是王朗云没有看到这一点,或者说他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更加糟糕的是,此时王朗云走了一着臭棋。他准备了一纸状子,状告四川总督丁宝桢与民争利。他将状子带到了京城,每天出入于各个王府官邸,疏通关系,打开门路。经过一些时日,王朗云自认为对这桩民告官的官司有了七八成胜算,于是击鼓鸣钟,来到衙门中大喊冤屈。
王朗云敢于同丁宝桢掰手腕,要打这场民告官的官司,并不完全是胡来。在递状子之前,他对事情的两方面都有过考量。最要紧的有这么几条:一是相信钱能通神,以前打水厘局,骆秉章也拿他没办法,这丁宝桢比起骆秉章来,论资格、勋业、权势都远远不及,再加上钱的作用,这事应该有七八分胜算;二是这些年来,王朗云在京城里结交了一批官宦权贵,培植了一股政治势力,织就了一张庞大的官网,他们在关键时候能帮忙说得上话;三是丁宝桢虽然位高权重,但是他平时说话直言不逊,得罪了不少人,政坛上树敌太多。尤其是诛杀安德海,使得慈禧太后对他隐含不满,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中抗疏直言,使得与该案有牵连的诸多官员受到惩处,得罪了不少朝官和疆吏。分析来分析去,王朗云还是决定倾注资产,拼力一搏。
光绪五年(1879),清廷以每日行程四百里的谕令,将一封快件传递到了四川总督府。谕令中云:“承恩等奏,川省官运局经灶民呈控多款,请饬妥为区划,或由官运,或改官督商销……据实具奏,不准稍涉回护。”丁宝桢接过谕令看了一遍,心中已然明白:朝廷已经准了王朗云的状子。
这时候的王朗云,正在京城中紧锣密鼓地进行下一步的行动。经过他的周密策划,两个由他资助的都察院御史向朝廷上奏折,指责丁宝桢办川盐官运,病国殃民,祸害川人。接下来一些被钱买通了的朝中大佬、宗室亲贵放冷风,施暗箭,有的甚至直接到慈禧太后跟前进言,弄得沸沸扬扬,山雨欲来。成都街头巷尾也出现了一些竹枝词:“岂唯殃民还误国,不独凌寡还欺孤。”前一句诋毁丁宝桢办理盐业官运不当,后一句指责丁宝桢欺负孤儿寡母(光绪和慈禧)。
此时朝野上下的舆论几乎一边倒,对丁宝桢十分不利。清廷迫于各方面压力,也认为丁宝桢川盐官运的举措不当,操之过急,恐怕会因此引起事端。为了平息朝廷官员和四川盐商们的情绪,对丁宝桢提出了口头警告。并严旨诘责,让他妥善处理,不然后果严重,将会遭到更为严厉的革职处分。
民与官争斗的第一个回合,王朗云取得了胜利。
丁宝桢虽然受到了口头警告,但是他仍然在代理四川总督的位置上,照常视事办公。他静下来仔细琢磨上谕,皇帝的诏令中有“或由官运,或改官督商运”一语,游移其词,并未完全否定川盐官运。这是官场上的老规矩,或者说是潜规则:一方面平息舆情,一方面又为处置具体事务的官员留下回旋余地。老于宦途的丁宝桢,心里自然明白这一点。
他梳理思路,捋清头绪,重新给朝廷上了一道奏折。这道奏折中,丁宝桢陈述了四川盐务改官运之前的种种积弊,阐明了川盐必须实行官运的理由,又总结了川盐改官运后取得的大小成绩,增加盐税,已经能初步解除财政短绌的忧患。这是看得见的实效,清廷高层统治者当然愿意见到,乐享其成。丁宝桢的这道奏折,条分缕析,丝丝入扣,切中川盐营销中的要害,扣准了清廷高层的脉络。最能够打动清廷的,是川盐办理官运后增加财政收入的数字。奏折中云:“自上年开办官运,带销积引一万余张(一引为一张,配运花盐11000斤),所收税羡截厘杂款至一百余万两,商民皆便。”
清廷收到丁宝桢的奏折后,让户部对川盐官运调查摸底,讨论研究,是否行之有效?是否继续执行?户部的调查结果很快出来了:丁宝桢改革四川盐务,对官府增加税收大有补益,盈余除四川本省开支外,尚能抵销拨款25万两银子。
如此评语,无异于是一个嘉奖。清廷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不久,朝廷发下谕旨:四川盐务官运事宜,仍令丁宝桢悉心办理。
至此,王朗云苦心策划的反对川盐官运、控告丁宝桢的官司,实际上已经宣告失败了。王朗云还不太明白,在国家财政的这盘大棋上,他有再多的钱也只能是颗小棋子,随时可以被人支配和使用,也随时可以被人抛弃和废掉。
丁宝桢扳回一局后,乘胜追击,他决定秋后算账,将先前王朗云组织人马打官府水厘局的陈案重新审理一遍,一定要重重惩处王朗云,好好出一出胸中的恶气。在给朝廷的奏折中,丁宝桢写道:王朗云“私通六部,富甲全川。似以此恃势横行,亟应从严惩办”。据说,慈禧看过丁宝桢的奏折,摇头笑道:富甲全川算他有钱,可是六部是我们的耳目,岂能私通?
王朗云得知后大惊,仓皇出逃。先是到威远乡间的一个亲戚家暂住,后又取道宜宾,渡过金沙江,辗转进入云南绥江。他躲藏在西南边陲的崇山峻岭之中,艰难度日,这一逃亡就是四年。
在王朗云逃亡的第二年,丁宝桢的儿子升官了,奉朝旨为乡试副主考官。然而在赴某省主持考棚事宜之时,忽然暴病身亡。白发人送黑发人,丁宝桢遭遇大悲,剧痛袭来,差点倒地昏厥。成都街头巷尾却兴起了流言蜚语,世人认为是报应,总督食言,灾在眼前。王家人得知这个消息后,认为营救王朗云的机会到了。他们备好重金,贿赂了丁宝桢的三个宠姬。丁宝桢受宠姬金氏说服,遂不再去管那个案子。至此,一场大公案才算了却。光绪七年(1881),逃亡四年之久的王朗云总算回到了自流井。
回到自流井后,王朗云察觉家乡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前那些腰缠万贯的大盐商,全都变得衣着简朴,一个个身穿蓝布长衫,脚上套双白袜子和圆口布鞋,头上也没有了先前的大礼帽,要么光着头,要么戴顶便帽。王朗云一问才明白,丁宝桢倡导节俭,极端痛恨盐商的奢侈浪费之风。为投其所好,官府里的官员们也都变得“节俭”了许多。风气影响了盐商们,也全部都穿起了廉价的蓝布长衫。看来,新一代盐商从王朗云的故事中总结了教训,不再浮华张扬,开始崇尚低调处事。
自从王朗云逃亡云南之后,王三畏堂的事业一蹶不振,迅速垮了下来。三年后,王朗云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
(作者系文史学者)